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自由流动日益活跃，一般来说，人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一流动的正面意义，包括权利的渐次落实、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等等，但是，被人忽视的是，这一自由流动背后的驱动机制所可能蕴藏的负面意义，以及其对中国未来的深刻影响。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展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背后，乃是两个基本的动力引擎的驱动：第一个引擎来自地方分权：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 经济发展为主要政绩的升迁考核标准，使得地区间的竞争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而其表现则是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以及各级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渐次接受和支持。第二个引擎来自对外开放，曾经一度被看成负担的大量人口，加上相对普及的中小学教育，使得简单劳动力成为了中国在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最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出口业的兴起，都建立在这一资源优势之上，并成为了改革的最大驱动力之一。

但是，上述双引擎驱动机制，固然在很长时间之内共同促进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造成了相当的困惑，因为两者所遵循的原则毕竟不一样，地方政府再怎么追求经济业绩，其所遵循的也并非完全的市场逻辑。在中国现行的投融资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无一例外地指向了资本密集的产业，尽管在其本地最有优势的资源是劳动力，这种政府投资热情与最具优势资源背离的现象，依靠外资和外贸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但也造成了这样的情况：由于当前政府投资的特定行为方向，在整个中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但绝非轻微的就业困难，而与此同时，由于活跃的外向经济的吸引，劳动力也日趋向少数地区聚集。在这种经济发展的逻辑支配下，出现了在地就业紧张和人口外流的长期并存，而笔者以为，由于上述两个因素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将使得问题不止局限于经济层面，而势必蔓延至社会和政治层面。

首先，就业困难的推力和外向经济的活跃所带来的吸引力将长期存在，在此情况下，相当多的外来劳动者——如果不是说绝大部分的化——将选择在异地长期就业，而不可避免的，就是其生活内容——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也将在异地完成。其次，人口向少数地区的聚集，其规模的扩大，使得异地就业者可以在就业地将原居住地的社会关系加以复制，近年来所披露的事实表明，无论是最早的北京浙江村，还是广东的虎门小金堂，甚至是北京朝阳区一带的外来菜农，都有这种将原居住地的社会关系——亲戚、邻里、乡党——在新的就业地重建的现象。最后，异地就业的长期化和人口聚集的规模化的共同作用，将使得就业地成为其新的家园，而对于那些干脆就在父母的就业地出生或者至少成长的新生代来说，父母的就业地干脆就是其新的故乡，而在以后代的发展为重的中国社会，儿女的新故乡，也势必驱使父母将新家园视作自己的新故乡。

于是，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继续看到，以就业地为新家园和新故乡的人群的日渐扩大，但是，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能适应这一新的现象吗？如果不能，其后果又将是怎样的？很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似乎确实没有做好准备。

长期以来，人们对双引擎机制下的人口流动的长期化和固定化的认识并非充分自觉。在改革之初，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方案寄托在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之上，但是，乡镇企业因为其布局分散而违背了资金、技术、劳动力集约经营的现代企业要求，而注定会走向衰落，随着改革在90年代的推进，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服务业的兴起，可以作为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近年来的事实也表明，城市化以及其带来的人口聚集，确实是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以城市化为目标的人口聚集，将不仅仅是劳动力本身的流动，也是劳动者的身份、生活和世界观的转移。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将面临这一半与那一半的对立：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统一的本地人，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分裂的移民第二代，他们同在一个地方，却拥有不一样的身份认同、不一样的权利和不一样的利益保障。而如果有那么一天，移民第二代不仅意识到了这种不平等，而且试图改变这种不平等，并且能够用改变的企图来加以动员和组织，形成一个相对团结、诉求明确的团体，那么，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冲突。

当然，笔者并不希望这一景象成为现实，可是，要避免这一前景，逻辑上只有两个出路，要么就是让人口流动和异地就业居住不再进展下去，可这种张维迎式的思路，不仅违背了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是不可行的，更违背了公民权利的要求而是不可取的；剩下的，就只能在消除不平等上做文章了，只有在社会政治权利和各项利益上尽可能满足移居者的要求，消除横亘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才可能避免一半人对另一半人的冲突这样可怕的前景(如果考虑到外来移居者的生育率远远超过本地城市居民，这一设想并非夸张)，才可能让未来的社会在和谐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