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9日，《南方周末》发表报道和评论，介绍“长江《读书》”评奖和获奖情况，记者在报道中说：“这次奖项，引发微词的是费孝通的《费孝通文集》，汪晖的《汪晖自选集》和钱理群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因为费孝通是特邀名誉主席，汪晖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钱理群是评审委员会成员。”评论中说：“有关的非议之一，是关于汪晖及其《自选集》应否得奖。汪晖先生的学术成就可以暂放一边，汪晖先生的身份（《读书》主编）就使他的获奖令人存疑。”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由此在学术界文化界热烈展开。
“长江《读书》奖”由北京三联书店《读书》杂志与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举办，设3个著作奖，每部30万元人民币，3个文章奖，每篇3万元人民币，奖金总计为99万人民币。首届特邀名誉主席为费孝通，负责评选的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为《读书》执行主编汪晖、黄平以及学者汪丁丁，还有常设执行机构工作室，由《读书》杂志和港方基金会选派人员组成。评奖工作早在1999年10月启动。
被批评方面迅速做出强烈反应。汪晖于6月22日让最早关注这场争论的旌旗网站发表他的旧作：“‘死火’重温——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很多人不解其意，有人作了如下解读[如元卯：“汪晖的态度”，（载《阅读导刊》2000年8月8日）]：汪晖自比为鲁迅，认为情况如同当年鲁迅受小人攻击，被黑暗势力包围。
三联书店负责人董秀玉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这段时间以来，无论报纸还是网上，针对《读书》以及‘长江读书奖’的各种言论来势凶猛。只可惜，我至今没看到一篇学术讨论范畴的文章。这所有对《读书》的围剿，到底为的是什么？！”还说汪晖“平白无故地遭到了百般的诬陷和指责，成为某些人攻击和企图扼杀《读书》的标靶，这实在是太过卑劣的手法。”对于“《读书》执行主编该不该参加评奖”的问题，她说：“我认为应该。他们是学者，作为《读书》主编参与此项活动，没什么不妥。”
《读书》的老作者参加了批评。葛剑雄在“我的遗憾我的希望”中说：“我最大的遗憾，是这次评奖违背了一条基本规则——主办者不得包括在评选范围之内。”他认为，《读书》解释说汪晖评奖时不在国内因此不存在违规，这是站不住脚的。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在国内，他始终是《读书》的主编，而且是评奖的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葛剑雄建议汪晖放弃获奖，认为这是解决问题并对自己、对《读书》最好的办法。雷颐在“爱护‘民间’”中认为：“评审委员会明显缺乏广泛性……15名评委中，与汪晖先生同一学术流派、观点的就有好几位，而且，其中有两位都来自汪晖先生的工作单位。”他还说，正因为“长江《读书》奖”是一项民间活动，我们就应当缜密周全、严格要求，以表达爱护民间的立场。
网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即时性、大容量、提供讨论平台等特点使人们积极参与公共文化事务有了可能。在旌旗网站之后，思想的境界、中华读书网、世纪中国等网站成了及时、热烈的讨论园地。诸多平面媒体也在《南方周末》之后关注、报导、评论这次争论，其中有《文汇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文汇读书周报》，乃至远在中国最南端的《海南日报》。后来，像《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界》等学术刊物也陆续发表相关文章。
《北京晚报》6月29日发表评介文章时使用了通栏大标题：“这样的学术评奖还不是丑闻？”以及副标题：“指导委员会特邀名誉主席费孝通获特别荣誉奖应该不应该，《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汪晖获专著奖应该不应该，评委钱理群获文章奖应该不应该？”这引起了北京地区众多读者的关注，也引起《读书》方面的愤怒抗议。
7月5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长江读书奖’工作室郑重声明”和汪晖的“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汪晖说，他在“长江读书奖”公布并发生争论后，曾经3次致函评审委员会表示辞谢。他还说：“在这次有关评奖的议论中，有些人利用知识界的思想分歧，混淆视听，攻击异己，用心之深，让人震撼。有些网站和个别报纸成为谣言的渊薮……有些人以获奖为由对我个人进行诬陷和毁谤，严重损害了个人的名誉，我将予以追究。”
黄平说，本次奖虽是以“长江读书”的名义，但与《读书》杂志的关系不是外边有人想象的那样是合二而一的，具体的工作由独立的工作室做，《读书》不参与具体的评奖。他还说，他参加工作是因为评奖是非政府的，这个奖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吸引了他，而与《读书》主编的身份无关。
7月7日《中国青年报》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长江读书奖”工作室人员舒伟说：“李嘉诚基金会方面对各种谣言感到气愤，并考虑对谣言制造者或媒体追究法律责任。”评委万俊人说：“中国某些文人德行太差，不就15万元吗！”“汪晖一篇文章在美国获奖奖金就是1万美元，他根本就不在乎这点儿奖金。”作家余华也发表了类似看法，他在网上说，国外的大学排着队请汪晖去做访问学者，不是巨款还请不动。
《读书》的负责人、工作室在发言和声明中把“长江《读书》奖”改成了“长江读书奖”，这一点立即被很多人觉察到了。他们指出，这是为了抹掉《读书》和评奖活动的关系，从而表明《读书》主编获奖没有违规，但这样一来就有违评奖宗旨，因为这是创作奖，而不是读书奖，是奖励作者而非读者。
葛剑雄对工作室的郑重声明中的关键点提出质疑。声明说：“著作奖和文章奖的评审是由两个学术委员会分别独立进行的。根据章程，凡有作品入围者，均未担任相应奖项的学术委员。”事实上，章程的规定是：“凡参评作品的作者，当年不得担任学术委员。”加上“相应奖项”四字，是实质性改动，原规定使得凡是作品入围就不得当评委，而按现解释则可以当评委，只是不参加同一系列的评审。这几个关键的字是谁加上去的，谁有资格做这样的变动。
郑重声明说：“本届评审的召集工作由黄平和汪丁丁担任……汪晖不是本届评奖工作的召集人。”若干推荐委员提出问题说，当初发给我们的通知载明汪晖是召集人，从来没有更改通知，他什么时候起不是召集人的？声明似乎间接地做出了说明，作为声明内容一部分的“工作日志”第5项说：“‘长江读书奖’章程全文发表于《读书》2000年第1期。”确实，在这里，和当初的通知不同，找不到汪晖是召集人的字样，但问题是，这个文本只是省去了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这一项的全部内容。如果可以据此说汪晖已经不是召集人，那么反过来就有另一个困难，为什么黄平和汪丁丁还是召集人？
朱学勤在“程序公正和实质正义”（载《南方周末》2000年7月14日）一文中仔细分析了著作奖和文章奖两个评委会的人员组成和开会时间，证明名义上的两个学术委员会人员完全重合，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不可能如工作室声明所说“评审是两个学术委员会分别独立工作”。
万俊人在《中国青年报》上说：“没有一个人去评论获奖作品的水平。你可以指出哪本书或文章的水平不行，还有没有比这更好的。”王晓明在《文汇报》上说，汪晖的著作是获奖作品中唯一的一本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学做出深入分析的著作，体现了国内目前同类研究的最高水平。旷新年在网上说：“对这次‘长江读书奖’的抨击，很少看到有人关心获奖的书的内容、质量，没有看到有人理性地来讨论哪一本书不该获奖。”
贺卫方在“从程序的角度看‘长江读书奖’”中认为，上述看法大可商榷，因为对学术作品的评价是见仁见智，要有一致意见实在太难，而“程序问题本身并非与实体结果不相关联；只有公正的程序才能产生公正的结果”。他还引证一位美国著名法官的话说：“自由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程序法的发展史。”
徐友渔在“‘长江《读书》奖’争论的意义”中说，“问题就出在程序公正上，批评的焦点始终在这里，学者们暂时放下手中的研究，所议论和力争的也是这一点。”“争论过程表明，程序公正概念不但对中国读书界陌生，甚至知名学者对此也意识隔膜……他们对于针对程序问题提出的批评毫无感觉。看来，中国知识界非补上程序公正这一课不可。”“我认为，对质疑“长江《读书》奖”的程序问题不理解、不赞成的人越多，这些人的学术职位越高，与评奖活动关系越密切，就说明把这件事的道理说清楚的必要性越大。”
秦晖在“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中提出，讨论中不少人说某人人品、学问好，某著作水平如何高，因此应该得奖；还攻击批评者动机不纯，有“酸葡萄心理”，这些论述方式都是不把程序正义当回事。他认为维护程序正义是一种底线伦理原则，而“长江《读书》奖”在程序上违反规则是太明显的硬伤。
汪晖本人、评奖工作室和许多反对批评者都说，因为评奖期间汪晖不在国内，没有参与评奖工作，所以在“当事人回避”这个原则方面没有问题。但很多批评者不这么看，一位署名“老三”的人在“不是该不该获奖的问题，而是该不该进入评奖的问题”一文中说：“如果汪晖的论文集可以进入评奖，那么人们就有权利，也有理由怀疑这次评奖在程序上是否公正。因为汪的身份以及他与此奖的关系使他处于与其他候选人不平等的地位……即使汪没有具体插手此次评奖的工作，他的身份以及他与《读书》的关系也可能影响评奖的结果，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程序上避免汪的作品（不只是汪的作品，而且是所有当事人的作品）进入评奖程序，这样才有基本的公正可言。所以，在这次争论中根本就没有必要讨论汪的论文集获奖是否当之无愧，因为如果程序公正的话，汪的论文集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评奖程序。”
争论不到两月，中华读书网就把该网站展开的“百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专题讨论文章汇集成册，以《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为书名出版。
一篇未及收入的文章说，有关“长江《读书》奖”的争论有多种意义和启示，其中之一是，首次如此明确而尖锐地对知识分子自身提出程序公正的问题，并把它与实质正义和动机善恶的问题区别了开来。这场争论提醒人们，不仅中国民众，就连中国知识分子自己欠缺的也并非宏论，而是常常被遗忘的常识及其实践。
原定“长江《读书》奖”每年评选一次，但在首次评奖引发争议之后，就再也没有举办过。
“长江《读书》奖”的争论只延续了两个来月，但它的余波则延续得很长。徐友渔在2002年1月出版的《不懈的精神追求》中说：
短短一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有关“长江《读书》奖”的争论对于维护学术评奖的公正性，对于反对学术界的不正之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举出两起引人关注的事件说明这场争论的必要性和它的深远的、正面的影响。
2000年度“十大科普好书”评选活动的成功，除了其他重要因素，舆论界和评委始终强调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和“长江《读书》奖”的前车之鉴作用。在“2000年度‘十大科普好书’诞生记”的长篇报道中有这样的话：“特别是于今年另一个民间图书奖——长江读书奖因公正问题引起轩然大波的‘覆辙’在前，大家对于这次评选的公正性、评委回避问题非常关注……为了保证评选的公正性，评委的选择遵循严格避嫌原则，凡有自己写作、主编、责编或自己所在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入选，一律不得成为评委。”（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12月13日）
2001年春季，武汉大学邓晓芒等三教授在“世纪中国”网和《博览群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评湖北省社科评奖中的学术腐败”，揭露湖北省哲学界某些人利用职权，在学术评奖活动中自己评自己的不轨行径。作者明确地将自己的批评和抗争视为继“长江《读书》奖”事件之后的另一起反对学术评奖活动中不公正现象的后续事件。他们的批评得到了全国广大学者的赞扬和声援。
这两大事件和一年来学术界对学术腐败现象的勇敢揭露和大力批评，证明了我们在“长江《读书》奖”事件中捍卫的原则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我们在争论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没有白费。当然，学术活动中各式各样的不公与丑恶现象屡禁不止、肆无忌惮地泛滥，说明要在学术界弘扬正气，任重而道远。
《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的编者前言说：“可以有把握地说，无论是参加者之多还是学术影响、社会反应之大，像‘长江《读书》奖’这样富有多重意义的学术讨论，实际上是可遇不可求的，至少是不多见的。说这将是当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何尝没有可能呢？”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