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978年到1984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984年到1988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大致从1989年到1992年，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分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个阶段，改革的最初思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间大致从1978年到1984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国，国内外的专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奇迹。当然，也有的专家把中国奇迹和东欧一些国家发展存在的状况进行了对比，说是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有国外专家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轻松，好象是一场愉快的郊游。而东欧国家摆脱那样一种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场艰苦的长征。这句话说得有些片面。正确的是，东欧国家摆脱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经历了一场艰苦的长征，但是中国走出“文革”，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并非是一场郊游。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客观的来说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这种体制也有它的弊端。第一个弊端是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就是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制的纯度越高越好。当年的老百姓多养几只鸡或者几只鸭都不行，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第二个弊端就是经济决策权集中于政府，企业没有自主权。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出，我国一些企业的经理、企业的领导人，买一台打字机或者修个厕所都需要层层上报，超过几百块钱就没有决策权，大部分决策权集中在行政机关手里。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也需要有行政部门来决定。第三个弊端就是资源配置无视市场的作用，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当年，在沈阳，一条马路隔着两个工厂，一个是沈阳电缆厂，一个是沈阳冶炼厂。电缆厂需要的铜不能从冶炼厂直接买，而必须到南方去拉铜，每年光成本就多出几百万。这样做是因为电缆厂归机械部管，冶炼厂管冶金部门管，两个部门隶属的企业之间没有经济交往，所以这种计划经济带来的问题比较严重。对这种弊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所察觉，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消灭了资本主义，可以搞点资本主义，还说过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已经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在中共八大上，陈云同志也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要的意思是说，不要搞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给市场、给个人一点自由度。但是这些思想随着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这种弊端的治理或者规避没有进行下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有的人工资十几年没有变化，形成了一种短缺经济。很多人都知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大家手里都有一种票，干什么事都需要有票子，这种票子不是人民币，是各种布票、油票、棉票等等，出门办事都需要用票，简称“票证年代”。光有人民币还不行，必须有票才可以。去饭馆吃饭，光拿人民币买不行，还需要有粮票。所以在那种状态下，人们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还有2亿多人吃不饱饭。所以，在“文革”结束之后，大家对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7月到9月，国家召开了一个国务院务虚会，在务虚会上，大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了批评。孙冶方，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呼吁要重视市场的作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之后，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两个规律，一个是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划，一个是价值规律。这篇文章发表20天之后，孙冶方同志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说把价值规律放在第二条不合适，第一条是价值规律。这是理论界的争论。中央领导当时的观点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当中，谈经济方面问题时说到，要靠供求法则来解决问题，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显然他已认识到市场的作用；陈云同志在1979年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在这个提纲当中就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种是计划经济部分，一种是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计划部分是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必须的，也就是市场调节部分是必须的。李先念同志对陈云同志的观点也表示认可和支持。

大家都对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究竟如何改革经济体制呢？1980年初，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体改办在1980年9月形成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改的意见，题目叫《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在这个《初步意见》里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提商品经济的比较活跃。当然，在1980年年底1981年初的时候，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出了一些问题，物价比较高，这也是在“文革”结束后，我们搞“洋跃进”带来的后果之一。但是，大家对这种问题的看法不太一致，有的矛头就指向了商品经济，这时候有四个青年向中央上书，提出要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稳定，就是说要把发展的速度慢下来，要求稳定，缓改革、重调整，改革可以慢一些，重在调整。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陈云同志在1982年1月25日召集了部分领导人谈话，说，一年四季在于春，今天要讲的就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如果说工业要以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也要实行计划经济为主。陈云同志的谈话，第二天被《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济学家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学习陈云同志的讲话。在座谈会上，有的学者就提出，陈云同志的观点非常正确。对于一些提倡商品经济的人提出了一些批评。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时候也，指出改革刚开始，还要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全国一盘棋。在这种状况之下，坚持商品经济的薛暮桥等人压力比较大，在相关报纸或者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自己搞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有一些问题没有弄很清楚。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没搞清楚。而这个时候批评商品经济的观点也很多，比如在《光明日报》上，1982年6月26日有一篇文章就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给抽象了。如果这样就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这一下子就把对商品经济的批判上升到了姓“社”姓“资”的问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坚持商品经济观点的一些人，压力特别的大。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十二大也没有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依然坚持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这么一种观点。

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很难说能取得重大突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1982年、1983年还受到批评，1984年就进入了中央文件。

下面就是第二个阶段，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阶段大致是从1984年到1988年。1984年10月2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在这个全会上通过了一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这个文件里对于经济体制下一步如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思想观点，其中有两个受批评的观点进入了文件。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计划。还有一个观点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这些观点在80年代初期还受到批评，但是在到了1984年的时候能够进入中央文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改革实践的呼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农村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这个制度后，农民的生活大大改善，富裕起来的农民就想搞点别的经营，比如广东有养鱼的，养的鱼多了，一个家庭或者几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就需要雇工，雇上十几个人。还有安徽芜湖炒瓜子的年广久，瓜子炒好了，需求特别多，需要多雇人。上世纪80年代初，雇工的现象多了，有的人认为雇工就是剥削，雇的人多了就是资本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市场需求带来的。有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的相关著作里面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论据，说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超过8个人就出问题了。马克思也没有原话这样说，只是大致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当时就有“七上八下”的说法。雇七个人可以，但雇八个人就不行。对这个问题怎样来处理，怎样来对待，都需要在理论上给予解释。

另外，改革的实践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全国有1700多万知青要回到城市来就业，加上新生的几百万劳动力，当时我国就业形势也非常严峻。这些人不可能都由政府统一安排。所以国家就采取了广开门路、自谋职业的办法。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的前门，大街边上，有些人召集几个知青卖起了大碗茶，当时很便宜，2分钱一碗，收入还不错，这几个知青干得特别好。现在大碗茶公司还存在，在前门大街上。就在这种情况下，自谋职业、自谋生路，多种经营就开始出现了，个体户就开始出现了。对于这些在市场的大潮中产生出来新兴的现象的解释，也需要中央政府给予回答，这是一个改革实践的呼唤。

此时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我国1980年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实行的和内地的一些城市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经济特区是实行完全的市场体制。这些特区经过几年的发展，非常的好，确实起到了窗口示范的作用。在经济特区那种体制下，经济活力相对而言比内地的城市要高。所以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吁在理论上应该有所突破。

第二是理论界的推动。理论界的很多人在呼吁要搞商品经济，要扩大市场，要正确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时候中国社科院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若干思考》，把商品经济的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这篇大文章交到一些老同志的手里，这些老同志返回的意见都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关于商品经济这篇文章写得好。因此，理论界在推动中央往前走一步的决策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三是中央的有力支持。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央对商品经济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中央非常重视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比较有市场。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希望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往前走一步，适应市场的需要，适应改革实践的需要，也顺应理论界的呼声。后来调整了起草班子。在报告初稿写完以后，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征求各界意见。为了慎重起见，还问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理论上能不能立得住，和宪法有没有冲突，与会的学者和理论界的专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给其他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讲了三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在当前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方针应该是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第三个意思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给概括得非常突出，这封信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的认可。在这一系列的改革实践的呼唤、理论界的推动，中央的决策支持下，所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的重要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就开了短短的一天，但这一天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所以在第二天举行的中顾委的会议上，邓小品同志就讲，这个文件他没有写一个字，但是写得特别好。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一些新话，是一本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他对这个文件的评价非常高。陈云同志也表示，这个文件非常的重要，是一个好的文件。大家对这个文件评价都很高。但是，又出现了一些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提出来了，但究竟商品经济和有计划如何结合，以前没有做过，没有经验。这时候就想到，看一些国外的知名专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国外搞商品经济或者搞市场经济，搞了很多年了，他们有经验。在1985年9月，我国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国邀请了一些国际上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匈牙利的经济学教授科尔奈，包括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詹姆斯?托宾，还有好几个比较知名的国际学者。与此同时，在这个会上，国内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者，薛暮桥、刘国光，包括高尚全、马洪，吴敬琏这些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上有很多的观点发生了碰撞，其中科尔奈的观点受到了大家的重视，科尔奈说，纵观整个世界，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大致有两种，然后他在两种的基础上分了四类，一种是计划经济里面的两类，其一是直接的行政协调，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其二是间接的行政协调，就是比较宽松的一种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这块，世界模式上也有两种，一个是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也就是说完全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非常小。然后还有一种市场经济就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他建议中国实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调节。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当时我国经济学界围绕商品经济，有很多的观点，包括板块论、渗透论、层次论、时空论等等、。针对这些论断，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同志谈了一次话，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以前是学苏联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后不要再讲这个了。综合实践发展和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党的十三大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上又迈出了一步。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很显然就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放到一个全国的范围之内，不再是主、辅了，也不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是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正当按照十三大的思路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要分析的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大致的时间界限是从1989年到1992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启动了价格改革，当然价格闯关没有成功，国内物价高涨，人心不稳，引发了一系列抢购风潮，当时有的人说，三条腿的冰箱、不摇头的风扇都买到家里了，有些人家里现在的毛毯还有的是那个时候买的。当时社会上一些现象，私倒、官倒的现象，腐败的现象，引发了群众的不满，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国际上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风声鹤唳，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的时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的政权瓦解了。苏联也在90年代初期发生了剧变，叫苏联解体。针对这些国际国内的乱局，国内当时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有的人就说，这些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国内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改革没有彻底引起的，解决这些国内的经济问题还需要靠深化改革；而有的人认为，国内的经济混乱，国际上的这些混乱，都是市场经济给带来的，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1990年9月，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一个经济形势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就截然对立，有的就提出继续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的就认为要回到计划经济上来，以稳定为主。80多岁的薛暮桥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由于心情比较激动，有些话没有讲出来。回去之后，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领导同志，信的意思是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于没有深化改革引起的。老百姓呼吁改革的时候，没有进行改革，东欧的变化就是因为没有顺应老百姓呼唤改革的需要。当时国内的思想交锋还是非常激烈，有人还坚持对市场要问一问，到底是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国内左倾的思想愈演愈烈的状况之下，很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当时都现了下滑的现象。经济滑坡，那几年非常的严重。198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5.2%，到了1988年还是11.3%，1989年就突然降到4.1%，1990年降得更低，是3.8%。国内的这种争论，包括对局势的判断，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对这些现象，中央领导人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时候邓小平同志在关键时刻连续讲话，扭转了这个局势。在1989年5月份的时候，他在和其他领导人谈话的时候就说，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要动。表明了自己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到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又同江泽民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谈话，提出来不搞市场经济，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那是自甘落后，也提出来要继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迈开步伐。1991年小平同志又到上海过春节。在春节期间，他和一些上海方面的领导人谈话，说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当时这种话是在小范围内谈，没有扩散出去。上海有关方面的领导，把这个意思透露给了上海的《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社就用四篇文章把小平同志的这种讲话的意思透露了出去，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了，这四篇文章发表后，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大报大刊对这个观点不认可，提出严厉批评，有些部门的人还跑到上海要查一查这些文章背后的根子在哪里。即使了解到一些相关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这是当时国内的思想交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怎么向前走一步的时候，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能不能往前走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争论。

在这种情况之下，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到南方一些省份和地区考察过程中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中有针对性的谈了很多问题。包括要警惕“左”的思想。还有有谈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两者都是手段。这就是“两个不等于”。邓小平的这些观点，这些重要的讲话精神，被当时的人们给记录了下来。中央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视，1992年初的时候，小平同志刚讲完话，中央就下发了2号文件，2号文件主要精神就是小平同志的讲话要点，尤其党内的中高级干部要学习领会。中央在三四月份连续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上往前走一步，支持和拥护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到这一年4月份，江泽民同志还亲自致电国家体改委主任，布置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方案。陈锦华同志迅速组织了山东等地的一些省里的相关负责人座谈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怎么走，并且布置相关同志来研究世界上一些国家如何对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经过研讨认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最自由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在宏观调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锦华同志把这些材料送到中央有关领导手里。经过这一系列前期的准备工作，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6月9日来到中央党校，面对全国重要的领导干部发表讲话，他谈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现在社会上有三种观点，对于这些观点，还要继续研究，先不做定论。但是在召开中共十四大之前，总要有一个说法，他表示他个人倾向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他说这个说法和其他的领导同志已经商议过，他们都支持。在这次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就提出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同志讲完话之后，征求了邓小平同志等人的意见。邓小平同志表示认可，表示支持。他说，可以先发一个内部文件，如果反映好的话，十四大就有一个主题了。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在做政治报告时，明确的提出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讲了很多话，但是他没有明确提出来社会主义到底要搞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破题的或者表明的是在中共十四大。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大致经历了14年时间。1993年党中央又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绘就了一个蓝图，搭起一个框子，主要是谈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这个图纸和这个蓝图，干了十年，到2003年的时候，党中央又通过了一个文件《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的进程，大致经历了14年。

这样看，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的轻松，好象是一场愉快的郊游，显然不是，这中间也有争论，经历了14年的时间才确立下来。人们对这种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位教授对这段经历总结了一句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一个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经济或者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整个过程好比一条泥泞的道路，坑洼不平，甚至出现过后退，但每一次改革都能够得以继续。这句话就比较客观的描绘了党和国家从计划经济如何一步一步的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

这1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在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改革开放实践的呼声和需要，改革开放这种实践对于党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实践支持。除此之外，理论界，包括中央的相关部门，在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推动经济体制往前走的过程中，也贡献了相当多的智慧。当然，光有理论界的，光有有关部门的和实践的，还不行，还需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这种支持。这14年经济体制改革，有三种力量是互动的，并且互动得非常好，从实践的呼唤到理论界的推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才使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最终在1992年确定。从今天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和这一体制目标的确立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奇迹的出现，和市场经济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1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最终确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对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也能带来很多启发，有三点启示：一点启示是要尊重实践，实践出真知，经过实践检验的，实践呼唤需要的，才是一个国家长远所需要的。第二是要发挥相关智库的作用，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过程中，有很多单位包括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一些单位和一些理论家、学者，包括中央一些其他部门都起到很大作用，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过程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三，中央的决策要稳中求进，为什么经历14年的时间，就是决策的过程，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研究等等，需要有一个时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尤其是关系到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究竟怎么走的问题上，一定要稳中求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