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颇能引人自省的史家随笔集。
一般而言，史家的随笔多在平实的叙述中，借史事抒发现实感触，启人心智，但真能激发思维、引人激动与感动的，为数似乎还比较有限。近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先生的新著《记问沉浮：近代史的求真之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却颇令人心潮起伏，是著的斐然文采固然在史家中并不多见，更打动笔者的，是作者在“求真”追求中的真知、真胆、真情与真诚，是作者在求真道路上的提问、思考与行动，这与当今知识界、教育界一样盛行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时代风气，似乎格格不入。正因如此，阅读此书，也就成为一种难得的思维与心灵的体验，感叹、振奋之余，更引人深省与反思。
全书分“河洛捞真”、“近史追真”、“沧浪沥真”、“振铎留真”、“来去是真”五个主题，内容涉及作者对史学理论、近代史事、大学教育的问题与理念、大学生的应然追求、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阅历的审视等诸多方面，简略的归纳，主要体现在作者作为史家的史学领域与作为教授的高教领域，两领域内容看似不相关，但显而易见，五主题均融贯于一“真”字，即各部分的内涵精神殊途同归——“求真”。
先说史学。研治中国近代史者大概对作者的名字并不陌生，这是一位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崛起的史学名家。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人物评价原则、政治家的近代史观等重大问题上，当时颇为年轻的作者勇于质疑既有通行观点，挑战相关权威，以清晰的理论思辨与扎实的史料相结合，提出了诸多合理新说，令人侧目。随后，又系统研究了晚清的政治革命，既细致解开了辛亥革命中革命派中的诸多谜团，深刻揭示了晚清革命与立宪的复杂纠缠关系，更从社会发展历程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清末新政的方方面面，指出新政时期的预备立宪亦为一场意义深远的也具有政治革命的意义，而辛亥革命的爆发亦为新政内在危机下的历史必然。该成果一经面世，好评如潮。在笔者看来，于不疑处有疑，深入的理论思考与严谨的史料梳理相结合，兼以灵动畅达的表述方式，是其论文引人注目的明显特征，而之所以能如此，《记问沉浮》反复告诉读者的是，史学研究的关键就在要在“求真”，“求真乃治史者之天职所在”（第8页）。
“求真”二字，似易实难。就史学而言，求真至少包括追求真史实与真见识，求得在史实的多方还原中洞悉历史演变中的复杂过程与机制，个中艰难与辛苦，绝非时下学术“超男”、“超女”们摆开一部“正史”，添加些许“稗史”，即可口若悬河，似乎亦非自恃事实俱在真理在握在手者，所能体会与想象。在作者看来，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探索的勇气，“除了认真收集史料，以坚实的微观研究作为宏观理论的研究基础外，还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和理论水平。”“更需要坐冷板凳的刻苦钻研精神。”（第74页），针对当前学界学术大跃进、低水平重复的浮躁学风，作者以近代史研究为例，呼吁应加强专业资料的挖掘、学术规范的改进与史识的加强。其中作者对“史识”更是在书中再三致意，强调“史识就是史学的灵魂”（第59页），而史识或史品的高低，端赖治史者在探索勇气、史料收集、理论素养、冷板凳精神上的基础上，思考、感悟的程度而定。本书作为一部学术随笔，自然不能展示作者在相关研究领域上多方挖掘史料、梳理史料上的艰苦努力，但在理论方面，却随处可见作者对马列经典及韦伯、黑格尔等思想大家的旁征博引，灵活分析，在浓烈的思辨色彩中，不难感觉作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深厚修养，这与时下不少治史者趋西追新，动辄引用哈贝马斯、福柯、布迪厄，先声夺人，“以论带史”，实不可同日而语。作者提出，方法不论新旧，关键“看各自解读史料、阐释问题的成效如何”。与其弄一些读者看不懂的新方法、新名词，还不如用旧理论、旧方法、旧话语叙述更便捷，因为关键在“方法是别人的，问题却还是自己的”。（第94~95页））就作者的具体研究来说，本书收录的数篇有关近代史事、人物的思考，即可从侧面领略作者史识的风采。如作者质疑毛泽东作为政治家论述近代史的学术性，认为不能将革命领袖从政治需要出发的论述视为“求真”的学术定论，更不能以革命的胜利反证毛的近代史论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绝对科学性，否则“将不适当地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最终偏离马克思主义。”（第11页）又如，作者对法学界以“预备立宪”为起点，纷纷以“百年宪政”、“宪政百年”、“反思清末宪政改革”为名开展纪念活动，不以为然，指出，以史实与学理而论，上述提法均不确切，顶多只能称“宪政思想百年”、“宪政思潮百年”、“宪政规划百年”，“宪政改革”，还不如叫“专制改革”更为准确，进而提出，就思潮的源头而言，以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名文《立宪法议》为标志倒未尝不可。（第102页）。对国人耳熟能详的辛亥推翻满清专制统治说、袁世凯复辟帝制说，作者也睿智地提出了质疑，指出，辛亥革命推翻的非专制之治，乃“预备立宪之治”，袁世凯亦非以往君主专制的复辟，“而是对清朝预备立宪的‘复辟’”（第106页）。凡此“求真”的思想火花，书中所在多有，既令人耳目一新，更引人进一步思考。
作者还进一步提示，“求真”不但是治史的基本要求，更关系到治史者与史学本身的尊严，这就将问题严肃地提升到学术研究的本体论层面上来了。治史本需要“贵族化”的心态与摆脱外界干扰的独立精神，所以作者对当今史学先受政治干扰，后更受市场冲击的现状深感忧虑，指出当今的各种名目的“工程”与数字化运行机制对人文学科生存空间的干扰与侵犯，“其危害实不亚于奴化人文学科的政治运动猖獗之时”。（第95页）尽管作者对此也颇感无奈，但作者深信，史学最终只为真实而存在，因为“在人格的追去中，求真的品性却是构建人格魅力的第一要塞”。（第51页）“唯有以求真为职志的治史者方可确证史学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连同史学与自身的尊严。”（第95页）“唯有才、学、识、德四项皆强的史学队伍方可进出自如，既能拿出更多的学术精品，……又能以雅俗共赏的普及性精品服务于社会，……用劳动与智慧之手，迅速托起中国史学的尊严与辉煌。”（第46页）欲成就中国史学的尊严与辉煌，作者强调，就治史者的心态而言，应该“求实求真，贵在当真”（第88页）。
从具体内容看，本书史学部分的随笔，主要是以中国近代史为中心，但作者“求真”的治史理念，对治史者“才、学、识、德”素质的期盼，涉及的实为整个史学界的核心问题，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亦不无有益乃至深刻的启示。而书中字里行间凸显的理论修养、思辨色彩、史论结合下的史识境界，给予读者的，也不仅仅限于“思维的乐趣”，可能更在于引人掩卷驻足的反躬自省。所以，虽然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学术随笔，意味却早已在近代史之外了。
史学“求真”追求，凸显的不但是作者的睿智史识，更是一位史家的严肃立场与学术发展的忧患意识。与此相比，作者在高教领域中的“求真”、作者对于当今大学教育的思考与行动，可能更具冲击力与感染力，因为在这里，在作者强调真知之中，还融贯了作者的真心、真诚与真行。
大学本为培养健全人格、创新知识、服务全社会的独特场域，用作者的话来说，“大学是求真的职业练场”（第144页），而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愈演愈烈市场化、行政化、功利化倾向，几将高等教育应有的神圣与庄严（或者说“求真”旨趣）丧失殆尽。个中原因，自然涉及经济环境、体制、教师、学生等多方面。与知识界热衷于从理论上抽象批判环境与体制的思路不同，本书作者则从自己数十年振铎生涯的具体实践中，以无谓的勇气与难得的真情，或批判或建设性地提示着高等教育发展的健康方向，读来令人感触尤深。
比如在高校的行政化方面，作者通过观察在新生开学典礼中主席台上按行政资格排序就座的常规，严肃地提问“大学是什么”？作者认为，在人文与学术的殿堂，给高校新生的第一课竟是无形中宣示官本位的家底、灌输官本位的观念，则“教授、学府与学术的尊严何在？”（第149页）针对学界纷纷指出的高校衙门化的现象，作者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在我们国家，大学校园与其说是衙门，还不说就是衙门，是一个需要改造的衙门。”（第151页）针对研究生培养质量滑坡的现象，身为博导的作者在关注教授的职业道德的同时，亦从体制的角度提出“导师的权利”的严肃话题。在消极权利方面，作者指出导师有权拒绝诸多来自管理部门对学术独立、健康发展的无谓干扰，如导师有权拒招官员为徒、有权把行政官员加盟于导师群体限制在最低程度、有权拒填哪些漫天飞舞颇有难度的各种验收与评比性量化表格、有权拒填自撰诸如“学术地位”、“社会影响”之类的自损尊严的表格、有权抵制研究生毕业前必须发表两篇论文实则干扰学生专心准备论文的土规定；在积极权利方面，导师有权享受学术休假制度，有权要求管理部门公开研究生培养经费的全部去向，要求为学生收集资料提供基本的经费保障等（第143~146页）。作者之所以以不乏愤怒的口气提出导师的种种权利，正是基于作者对高校教师队伍现状的深深忧虑，他指出：“只要我们稍微正视我国高校教师队伍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就不难发现，任何分散其学术精力的举措都无异于雪上加霜。”（第144页）针对高等教育如此行政化与市场化的现象，作者痛惜地指出目下“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种种呼声，简直“匪夷所思”。
若以师、生为对象来审视当今的高等教育，显而易见，这两个群体的市场化与极端功利主义化的倾向也较为明显，从这一角度而言，人类学家阎云翔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中存在“无公德的个人”倾向亦适用于高校，笔者忝为高校教师十数年，从某种意义上深觉目下高校的师生关系可谓“师”非“师”，“生”非“生”，不少热衷于经济效益的教师或无暇或无能“授业”、“解惑”，遑论“传道”。？如此教师，师道荡然，自令学生视同路人乃至私底肆意嘲讽。学生呢？市场经济的影响、独生子女的特征、就业压力的催逼，诸多学生更有短平快的功利主义倾向，很难静心向学，旷课、舞弊固为常事，通过各种物质、非物质性途径要分、求分更恬不为耻，远离求学本分。面对此情此景，本书作者秉承立身传道的教育传统，以身作则，期望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均应具备应有尊严与底气，共同营造高校的神圣与温情。
《欲为师，永为生》是作者在法大一次新教师的岗位培训上的演讲，也是一篇颇有影响的论师道之文。作者结合自己从教近20余年的体会与经验娓娓道来，建议教师准备好讲课与研究的两项基本功、爱护学生与保持做学生心态两个心理素质，抓住责任、做人等某些原则。最后作者希望新教师：“教出一点底气，教出一点品位，教出一点属于你的价值与尊严。”（第183页）短短数语，如大海潮音，震撼人心，胜过千言万语的高头讲章。作者作为学术名家，不乏种种体制内的光环与荣誉，但作者以自己的经历多次强调，作为教师，“最能打动自身心灵的名誉”，“真正的荣誉”，“是来自学生的内心世界”，“来自学生发自内心的认定，来自货真价实的课堂”（第225页、第199页）。因为这正是教师的“底气”、“品味”开出的绚丽之花，是教师价值与尊严的最高体现。而作者本人正因以自己的学识与求真旨趣，教出了底气与品位，成为学生心中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
对学生，作者既倾注真挚的关爱与对求知的严格要求，更蕴含着对学子学识与人格健全的殷殷期望。如在2009年法大研究生毕业典礼的致辞上，作者首先想到的是对学生在简陋条件下求学不易的真挚敬意，面对台上就座的校领导，作者公然建议校长亲身体验学生恶劣的生活环境，并声称，倘若自己负责接待前一年温总理的考察，一定请总理与学生同浴，直接感受学生生活不便的程度。（第204页）谁都清楚，这也无异当场给校领导难堪，稍为圆通一点的教师决不会如此不合时宜，显然，正是出于对学生的诚挚关爱才使作者一吐为快。而这种关爱更寄寓着作者对莘莘学子——这一未来社会的主导群体、精英群体成就为“受人尊敬的人”的“真诚期待”：他希望学子们要有爱心、仁心，要学会尊敬别人，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有些真本事。（第208页。）希望博士后入站人员“把博士后的‘后’变成‘厚度’的厚”（第189页）。在2007年在法大“自强之星”的颁奖仪式致辞中，作者一方面殷殷勉励家境贫寒的同学尽快克服自卑的心理，变贫穷为终身受用的财富，从逆境中奋起，另一方面则对条件好的同学提出建议，希望他们“留意一下周围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给他们一声关问，一点援助”。即使不愿援手相助，也不要嘲笑那些贫寒子弟（第191页）。在这里，作者要表达的也正是成就校园所有学生健全人格的真诚愿望。在作者面对学生的多种场合的讲演中，作者反复灌输的正是大学教育应然追求的“博雅教育”理念：大学生除了专业知识外，更要具有仁心、爱心与责任心等人文精神。
爱之深，则责之也切。面对2007级多达200~300人就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华文明通论》成绩的要分举动，作为课程组负责人的作者，并没有采取目下高校的惯常做法：息事宁人，酌情通融。而是拍案而起，凛然相对，不顾可能招致校园网络更严厉的群体性谩骂与攻击，在教师节这一教师专享的休闲节日里，作者花整整一天的时间作万余言的网上公开信，详述试题难易的合理性，评分的公正性，课程改进的可能途径，但对要分者寸步不让，且义正辞严地质问“当代大学生的是非观念”何在？针对法学学生的特点，作者还特别从权利的角度写道：“你们有权要求师长把课教得好一点或更好一点，却没有权利为了个人的目的强行索要考分，更没有权利使法大成为我国要分规模最大的高校，否则，你们入学时所宣誓和背诵的‘程序公正，实质正义’之类法人法语岂不成了最具讽刺意义的骗人把戏？‘厚德、明法’等校训将何以堪？未来法律人的职业伦理何在？”理直气壮，掷地有声，其所苦心守护的并不仅仅是程序公正，实在是校园应有的庄严精神与学子应有的健全人格。顺便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国内高校出于各种目的、用各种方式私下要分现象（公共课似更明显）已成典型中国特色，教师习以为常，多酌情变通；学生则恬不为羞，几踊跃向前，就此而言，神圣校园已堕为庸俗市场。而这一严重玷污高校神圣与庄严的恶劣风气，似乎很少有教师公然出面批评与抵制，似乎也从无一法学教授出面指斥这一摧毁法学根基的集体性行为，而作者不厌其烦、据理申斥的行动无异浊潮中注入的清泉，提醒方向，令人振奋。法学家失语，史学家挺身，自然不在法学家不清楚学生行为的失当，而在史学家可能从历史的长河中，更清晰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后果。所以，作者公开坚定抵制学生集体要分的努力，不但展示了史学教授的史识底色，更体现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忧患意识。
爱与严似二实一，体现的是作者对教育、对学生的真情与真诚，体现的是作者浓浓的人文情怀。法国修女以马内利曾就生命的意义说过一段意蕴深远的话：“物质的消费无法解除生命的焦虑，精神的思维也无法克服存在的孤寂，终极的答案不在科学的进展与理性之中，唯有爱的行动，在关切、付出和分享当中，生命才得以完整，人类灵性的光芒才得以绽放。”这段对“爱”的精要阐释显然深契作者之心，是作者多年的从教理念，所以作者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引用这段话与学生共勉。听其言，观其行，从作者多次对学生关怀自己的日常生活、外出行程、感激自己的教育影响、声援自己的正义举动等林林总总的深情感谢中，呈现的正是作者自己多年来对学生倾注的一腔热心、关心与爱心。这种真诚与真情的爱心，来自家庭双亲的熏陶，来自对先贤嘉言懿行的认同与追慕，来自恩师谆谆提携的感悟，早已内化为作者本然的生活态度，阅读作者对梁启超为人之道的仰叹，对恩师林增平先生、李时岳先生的深情回忆、对震灾遇难师生的深情祭奠，不难与作者一道感受到人间浓浓的温情。
在这个日趋庸俗化的消费主义时代，展示真知、袒露真情与真诚有时也是很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因为说真话正是庸俗的天敌。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指出：“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培养一种不敢说真话的习惯。”而在市场转型时期，更多出于种种个人利益的考虑，所谓的知识分子越来越缺少说真话的担当精神，以致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常常是私下探讨社会问题时义愤填膺、满腹牢骚，一到公开场合则大玩太极，八面玲珑，呈现为群体性的双面人。本书作者呈现给读者的，却是难得的胆识与勇气，无论是史学方面诸多开拓性的史学新观点的提出，还是社会现象中对有关方面规避纪念文革与反右运动的质问、对绍兴官方对日本友人自费纪念秋瑾之举反应淡漠的质疑，以及在教育方面批判高校衙门化、呼吁导师权利、奋起抵制群体性学生要分行动，均需要难得的胆识与勇气，人们常说“无知者无畏”，从作者的这部书中，我们感受到的应该是“真情者无畏”。而真情者何以能无畏？是因为真情者关注的是真理、是人性之善，是超越物质的情感本原，而不是个人名利得失，所谓“无欲则刚”，正此之谓也。令人概叹的是，追求、专注个人的名利得失正是当今知识分子的群体特色，不是知识精英引导社会民众，而是社会潮流裹挟知识精英，是知识精英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丧失独立人格，因种种名利依附于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走向民众的无公德的个人主义时代潮流，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真正大患。从这方面来看，高校教师作为培育未来社会精英的引路人，其“真情者无畏”的品质尤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
在犬儒主义、物质主义盛行的知识界、高等教育界，而本书呈现给读者的，可以说是坐而论道与立身行道的统一，是言教与身教的合一，是经师与人师的合一，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本书的独特魅力所在。也令人从悲观中看到希望，毋庸否认，目前国内高校还是有一批像本书作者这样将“遵德性”与“道问学”融合为一，守护学术殿堂的神圣与庄严、坚守社会的正义与良知的知识精英，还有大批追求健全人格的莘莘学子，这也是高校仅存的底气与尊严。因此，阅读本书给笔者的启示是：在体制不能进的无奈现实中，有良知、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举动不在愤世嫉俗，消极失望，而是像本书作者那样，以自己的学识与人格，感染学生，引领学生，自觉肩负“以已之所向，转移风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曾国藩语）的社会责任。庶几能切实推进中国高校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
在当今的物质主义、享乐文化的时代氛围中，“求真”显然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沉重话题。惟其不合庸俗时宜，其心路历程才格外值得关注与重视。尽管不是每一个读者都很赞同作者作者的观点读者也未必完全同意，但全书融贯着作者的“求真”追求与“求真”情怀与行动，真知睿见与真情勇气，在无处不假的当今社会，尤值读者细细品味，时时反省观照，其意义远在史学与高等教育之外。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话题虽然严肃乃至沉重，但因作者颇具文学素养，笔调优美，加之思维活跃，视野开阔，阅读本书也就成为一次次愉快的审美体验。内中的诸多篇章是作者的即兴演讲，多处可见作者临场应变的机敏，出人意料的观念，别具意趣。作者的专长虽在中国近代史，但作者的阅读面却十分广泛，在论史衡事中，从古典文学诗词到西方文艺哲学，从孔孟李杜到歌德卡夫卡，作者旁征博引，游刃有余，读之可得博闻之乐。正因作者的文学修养，在这里，不但可以领略作者活泼生动的新诗，亦可欣赏典雅工整的联语诗词，文章因不同主题或恣肆汪洋，或寓谐于庄，或极想象喻指之能事，而行文均留意词章之工，节奏之协，音韵之美，文史不分家，此书似可为一证。这在目下学科分工愈益细化、学术研究日趋工匠化的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与高等教育界并不多见，在郭世佑教授这一代从文革中长大的学人中尤其难找。作者在论及史学境界时言道：“史学的真实与广博，连同哲学的睿智与思辨，文学的灵气与秀美，都是某些高品味的学术前辈所一并追寻的境界。”（第46页）其实，应该说，本书作者仿佛近之又何尝不是是如此。在笔者看来，作者之所以深具“求真”的志趣与情怀，恐怕与其能深入欣赏、把握文学之美亦不无内在的互补关系。
刘知几在《史通》中以才、学、识作为衡量史学的三项标准，作者似乎鉴于目前学界种种腐败、剽窃、不重学术规范的种种不良现象，提出“才、学、识、德”四项皆强的史学队伍方能托起史学的尊严与辉煌。在笔者看来，本书所呈现出的浓厚的真情与真诚的人文情怀，正是所有知识群体更应重视的核心质素，唯有出现一批批才、学、识、德、情五者兼备的知识精英，薪火相传，方有可能切实提升高校的国际声望与学术地位，庶几切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作者刘集林，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原载《文景》（上海）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