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在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中，成员国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都是自然和正常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些分歧和矛盾。从“上海五国”到上合组织的成立，再到这十年以来的发展，较好的诠释了“竞争与合作”。

上合组织近年来变化的一个事实是，各国已经向中国靠拢，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具有中、俄两个大国，虽有利益诉求的差异，虽有价值观的差异，虽也偶有“拌嘴”，但在诸多国际事务上，却表现出“越走越近”，这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担忧。特别在今年4月，上合组织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聚首上海，突然间又注入了更多军事、政治因素，这让该机构立刻被扣上了“东方北约”的帽子。

不是“东方的北约”

上合组织运作已十年，但是一些西方媒体仍对该组织的定位和功能等基础性问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甚至有意对上海合作组织做出错误的解读。甚至有媒体将上合组织称为“东方的北约”，甚至“新世纪的华约”。

对此，一位15年前曾为上合组织的筹建谏言谏侧的专家向多维新闻表示，上合组织的前身是1996年建立的”上海五国”机制，该机制的任务是解决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之间边界和军事领域信任的问题。1998年“上海五国”机制开始转向地区安全合作问题。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时，吸收乌兹别克斯坦为创始成员国，合作范围也扩大到政治、经贸、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可以说，上海合作组织是基于成员国的内在需求，是为了解决成员国内部以及成员国之间的问题而建立的。

尽管上海合作组织起步于传统安全合作，但自成立以来安全合作的重点始终是打击“三股势力”、毒品走私、跨国犯罪、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以及恐怖主义。上合组织历年来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主要以反恐为目的，针对的是上述安全威胁，而非某个国家或国际组织，这在《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也有所规定。而且上合组织所通过的法律文件从未规定，成员国要承担相互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或者在成员国领土完整遭到威胁时可以经元首理事会通过决议向该成员国派遣维和部队。组织也不干预成员国的对外政策，包括成员国与美国及北约的关系。所以，上海合作组织既不是军事同盟，更不是什么“东方的北约”。

近来，也有媒体认为，上合作组织将成为一个比G20作用大得多的平台。对此，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并不完全这样认为。他表示，虽然上海合作组织的规模和影响力正在扩大，但本质上它还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机制，而不是联盟。直到今天，上合组织的宗旨还是打击影响各国和地区稳定的恐怖主义、分裂注意和极端主义。经济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仍主要是以双边贸易为基础的。从整体上来说，地区性的合作机制仍然缺乏。中亚各国的联系并不紧密，不同于东亚地区，中亚的社会和经济融合远远落后与安全合作，因此上合组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上合组织内部各国还有着不同的诉求和期望。

军事合作初露锋芒

虽然上合组织不是一个军事联盟，也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但北京观察人士指出，从客观上看，的确是美国曾经的霸权成就了上合组织。北约东扩到俄罗斯家门口，太平洋链条欲锁中国，迫使中国和俄罗斯这个历史上敌对多于友好的邻居走到了一起，也是美国今天的“疲弱”给了上合组织吸收新鲜血液、进一步壮大自己的胆量。

正因为美国的存在，使得上合组织内部的矛盾得以内部消化，而未造成公开分裂。迫于北约的咄咄逼人，俄罗斯早就想把上合组织提升为军事组织，但遭到中国的坚决阻扰。很简单的道理，中国只想借用上合组织去和美国讨价还价，并非要硬碰硬，当面对抗。

还在今年4月的时候，上合组织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聚首上海，这是自从上合组织建立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对上合组织军事合作的一次全新的定位和审视。而且作为这次军事合作会议的主要参与者，中国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初露锋芒，不但将上合组织的军事协作提到到了更高的层次，而且也取得了上合组织质的突破。从而奠定了上合组织，从过去的以经济为主，开始向地区军事准同盟组织转变。而这种转变，到底预示了什么？

上述观察人士指出，上合组织从建立之初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十年来，中国在面对美国威胁和北约东扩的问题上，一直都采取低调合作的态度。而且言语之间，也是相当的圆滑。即便举行军事演习也会表示“不针对第三方”，以图通过这种低调的温和的话语来抵消掉西方对中国的军事威胁的担心和可能造成的外交纠纷。

但是，在上合组织十周年之际的这次上合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峰会，中方过去的官话和套话已经被明确的语言改变了。此间，习近平指出，“上合军事组织要面对的是三股势力和增强新威胁和新挑战的能力”。而这一表述与此前中国在上合组织内的不针对第三方，不结盟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在此后的相关发言人之中对这一点，做了修正和刻意的隐去，但还是不难看到，一个全新的军事构想已经开始付诸实施。

从那起，中国意图非常明显，在为今后的军事行动定调。结合2010年全年来看，黄海、南海、东海冲突不断，中国面临的领土和主权争议已经触及了最低的底线。所以在新问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找到上合组织的有力着力点，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再看上合组织的这次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的峰会，既是十年来的第一次，更是注入新内容的第一次，所以从多个第一次可以看到，中国其实是在为今后可能的军事行动定调。即：上合组织成员国，一方面可以支持中国的军事行动，也可以不支持中国的军事行动，但是绝对不能因为不支持而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高层也已经认识到，不论是东海，还是南海，还是藏南，甚至是朝鲜半岛，都将出现新一轮的军事对抗。所以这一表态，也充分的证明中国已经对可能爆发的战争有了一定的准备。

经营还需战略思路

纵容，上合组织平稳的发展了十年，但毫无疑问，现在上合组织内部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矛盾，外部还存在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渗透、瓦解的冲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俞新天向多维新闻表示，针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特点，中国在这些国家开展公共外交应遵循三大战略思路：通过民意的支持增强互信，是战略基础；针对成员国尊重知识和文化的特点，开展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公共外交活动，是战略内容；公共外交活动过程中，成员国的共享价值观、跨界民族和宗教三大敏感问题的处理，是战略成败的关键因素。

特别需要注意，上合组织是“双头鹰”形态，还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形态，会造成中、俄之间的力量博弈问题，这点需谨慎。冷战结束后，中、俄以及中亚国家不仅圆满地解决了边界划定问题，而且建立了全面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以上合组织的建立来巩固多边合作。

近年来中俄关系的发展良好，然而俄知识界和媒体的不同声音仍然突出。俄精英的忧虑在于，担心俄成为中国的能源附庸国、中国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俄远东地区以及中国在迅速崛起和强大之后会索要俄远东领土。

相当一部分俄精英强调，俄属于欧洲基督教文明，接受西方文化价值观，与中国可以有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利益合作，但没有价值观认同的根本保证。这些现象表明，中俄目前着力寻求经济合作，以便达到互利双赢，是完全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两国目前互信仍较脆弱，民意的支持还不够坚强有力。特别是中国实力上升迅速，俄却从超级大国跌落，心理失落不言而喻，加上西方势力的拉拢和挑拨，俄国内舆论容易发生波动。

另外，中亚国家一方面渴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搭乘中国经济快车，另一方面也对迅速崛起的强大邻居有些担忧。中亚国家内部的思想变化极其激烈，既有原来的苏联化与俄罗斯化的影响，又出现了强烈的本土化、民族化和伊斯兰化的倾向，还有青年精英受到西方教育后的西方化趋势。中亚各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是经济上升、廉价中国商品等，对中国社会不太了解，对中国文化缺乏亲近感。他们担心经济上成为附庸和政治上受到控制，因此希望把各大国引入地区，让各大国竞争，他们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总体来说就是，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不够、理解缺乏、互相之间的猜疑戒心仍存，极需培养和巩固民意基础，使各国民众能热情支持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基于此，上述专家建议，针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地区的特点开展公共外交。根据俄与中亚重视文化的特点，中国应当更多地与各国知识界、文化界的精英进行交流，通过他们去影响普通民众。扩大和丰富中国和上合组织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项目和人员培训项目，运用一切方式，培养知华新一代。此外，建立基金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手段，基金会可以由政府出资，也可以由民间捐资，但是一定要运用国际上先进的管理方法，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互相学习和促进合作，而不是掩饰事实、涂脂抹粉，更不是强加于人。更多地展示中华文化的现代活力，展示互相学习文化的谦虚精神，强调负责任大国的世界贡献。

三类敏感问题需小心

此外，需要注意三类敏感问题的处理。首先，上合组织的任何决议都必须协商达成共识，因此必须注意维护组织的思想文化基础。目前有的人说上合组织各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各不相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比如说，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共享上海精神，这就是相同的价值观；再如，俄与中亚国家也处于西方某些势力的恶意批评下，赞成各国实现价值观的途径不同，不能强加于人，这也是同中国一直的价值观。所以，观察人士认为，西方总是强调各国价值观的差异，这是意在突出西方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基于此，中方更需要要继续强调各种文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其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对于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是有共识的，但在定义这三个主义上仍有分歧。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应当关注民族问题特别是跨界民族问题。跨界民族构筑了文化理解的桥梁，但也容易受到境外波动的影响。中国周边绝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的波动仍然不断，中国也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阶段，内外振动甚至可能出现共振，必须引起警惕。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需要与时俱进地改善民族政策，形成对内对外更有前瞻性的思路和措施，应当以新的理论和思想来认识民族问题。

最后，宗教问题极其重要。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当充分应用宗教能够稳定社会、巩固统治、教化人民、影响人心的作用，同时反对邪教的破坏性作用，防止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颠覆。中国共产党主张无神论，但是中国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主张宗教自由、世俗社会、政教分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宗教的态度必须区分。如果中国的宗教政策只是“防堵”，而不是疏导，就会影响与上合成员国的合作。中国应当把宗教作为广义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使它成为中国外交的积极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