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整理二十多年的新闻采访资料。其中，1991年在夏公（原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府上听他谈向江泽民总书记直谏的笔记，今天读来仍让人深有感触。有些记忆是不该尘封的。

1989年后，文艺界陷入几近鸦雀无声的状态，夏衍对此深感痛心。夏公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筹建左翼作家联盟，曾写下《狂流》、《上海屋檐下》和《包身工》等大量作品，在建国之初的1954年就任文化部副部长，始终关注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1991年初春，江总书记召开了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会上，91岁的夏公向江总书记坦言：“过去，周总理经常接触文艺界人士，每年总要和大家见见面，交换意见，当知心朋友。希望党的领导同志，学习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多与大家沟通，继承好的传统。”

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源远流长，自古以来都是忧国忧民，讲求‘文以载道’的。中国的作家是很好的作家。他们的绝大部分是爱国的、进步的，为发展人民文学事业而努力工作。‘左联’以来，进步作家为革命文学发展做了许多事情。‘左联五烈士’就是杰出的表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艺界成立了‘抗敌文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上海、重庆等地的同志，在国统区坚持斗争，写了很多好作品，演了很多好戏。那时候，白色恐怖很厉害，国民党特务盯得很紧，但他们照演、照写，很了不起。当时，蒋介石很生气，指责专管宣传的头目说：‘为什么共产党能把文艺界那么多人拉过去，你们一个也拉不过来！’解放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

“解放初期，远居美国的曹禺、老舍和在日本的冰心等，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马上想办法回来。他们不在乎放弃在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像吴祖光、钟敬文他们从香港回来的，就多得很了！这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大量作家跑到外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当时，爱伦堡、阿·托尔斯泰都走了，高尔基也到国外住了好些年才回到苏联的。”

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残了左腿，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有着切肤之痛。当年，老舍先生在美国已创作出《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等作品。1949年他应周总理邀请回国，满怀热忱地创作出《龙须沟》、《茶馆》等，尽心尽力地繁荣新中国文艺事业。即使如此，在“文革”中仍受到残酷折磨，他的笔已无所适从，不堪屈辱的老舍被逼得投太平湖!而书香一脉、奉行“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的吴祖光，年轻时不仅创作出《风雪夜归人》、《正气歌》等声震剧坛的作品，重庆谈判时还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一时全国几百家媒体竞相转载，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与文化形象。新中国成立后，他与父亲吴灜一起把家藏的241件文物（其中大部分为国家一级文物）统统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然而，后来竟为了几句针砭时弊的话，被发配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多年，“文革”中又被大摧残，令人欲哭无泪，扼腕长叹。

夏公说：“历次极左运动整知识分子，文艺界受到很大的伤害。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文艺界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拥护改革开放，创作了许多新题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的人动辄把自己看不惯的作品，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其他什么帽子，作家的创作生命受到损害，这对繁荣文艺事业十分有害。至于有个别人跑到外国只是个别人的事，自有他的原因，不能代表整个文艺界。很多人没有走，他们起码是爱国的。出去的也应弄清情况，万勿一棍子打死。说文艺界是‘自由化的重灾区’，我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个极严肃的政治概念，不能想扣帽子就乱扣！执政党要珍惜作家的创作生命。”

坦荡夏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在党的总书记面前仗义执言，挺身肩负起保护文化人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