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tension）是指在社会中存在了许多不满，但这些不满并未表现为公开的冲突。在中国农村中，紧张是普遍存在的。尽管紧张尚未表现为直接的社会冲突，但是对农村的社会稳定构成很大的侵蚀作用。中国农村的紧张是一种结构性矛盾的体现，与一般的农村发展逻辑不同，在市场化和国家进入的同时，中国的农村没有被完全开放，甚至通过国家的作用，村庄具有了更加封闭的特征。由此引起了村庄成员对村庄提供庇护要求，而在外界社会开放的环境下，村庄无法提供有效的村内庇护，这种庇护要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农村社会的普遍紧张。由于没有认识到这种结构性的紧张，所以许多试图解决农村问题的政策不能发挥到有效的作用。

在中国农村中，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其中一些表现为直接的冲突，如上访，告状，诉讼，甚至更为极端的行为；但更多地表现为普遍的紧张，在行为上不是表现为直接的对抗，而是表现为不合作，社会成员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不满①。尽管紧张不直接表现为社会冲突，但是对农村的社会稳定构成很大的侵蚀作用。

导致中国农村社会冲突和紧张的原因无疑是多样的②，本文试图分析普遍的社会紧张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些经验材料主要来自与作者在中国南北两个村庄的调查，这两个村庄相对来说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

紧张的表达

x和y村在近年来的经济发展都比较快，y村所在的镇是当年温州十大小商品市场之一，随着城市化的发展，y村已经成为城镇的一部分，经济迅速发展。这里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庄，农业用地所剩无几，村民几乎全部从事非农业，甚至他们居住也不再集中了，村庄的居民与近年迁来镇上的人口混合住在一起。y村在发展个体私人企业的同时，村庄集体经济也发展较快，这在温州地区是比较少的，y村是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先进典型之一。而x村是当地有名的老板村，许多村民从事建筑业，企业中的重体力劳动多由外来人员担任。在这个村庄中，别墅式的民居已经开始取代传统的民居，私家拥有的轿车也有数十辆之多。x村的企业几乎全部是私人企业，原有的集体企业已经破产了。但是，村庄内的紧张并不因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而不存在，在这两个村庄内，不满和抱怨仍然很多，紧张普遍存在，概括地说，紧张的表达形式主要是：

1．公开宣泄：村庄的部分农民借许多机会，在公开场合宣泄他们的不满，如x村为了限制机动车在村内的行使速度，按照镇政府的计划在村内的道路上修建了一些水泥路障，这对于村庄内部的安全，特别是儿童的安全是有意义的，尽管可能为村内拥有机动车的农户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不方便。但是，在修建水泥路障过程中，有部分农民借机会表达对村干部的不满，如在经过路障的时候说村干部“净干不该干的事情”。这些公开发牢骚，甚至谩骂的农民，有许多并没有机动车。

2．背后的牢骚：比较公开的宣泄，背后的议论更持久，也更普遍。尽管农民往往不希望村庄干部知道自己对村庄事务或干部的不满，但事实上，村庄的干部很清楚村庄内的关系紧张。我们在y村进入农户调查访问之前，村干部就提醒我们，村民可能会有各种说法。在我们的农户调查中，村民也反映了对村干部的许多意见，发了许多牢骚。这种牢骚所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从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到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事情。农民通过背后的牢骚表达他们的意见，反映他们的看法，尽管在农民的背后议论中有许多内容与事实有出入，甚至包括了一些农民的猜测和想象的成分。

3．行动中的不合作：在很多时候，农民对村庄的事情采取冷漠的不合作态度，他们不是积极地参与村庄的事务，而是远离村庄事务。我们上面讲的关于水泥路障是一个例子，农民不参与这件涉及全村的事情。在农村选举中更可以看出许多农民的不合作。这两个村庄的选举中，到选举现场投票的村民都不足50%，许多村民没有参加正式的村民选举，较高的投票率是靠流动票箱实现的。流动票箱很难保证投票反映村民本身的意愿，因为这种方式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许多农民往往不积极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

4．严重的不信任：不信任既是引起紧张的原因，也是一种表达方式。许多农民对村干部怀有严重的不信任。农民一方面希望有个好的干部出现，但同时又相信，所有作干部的人都有个人的目的，都在以权谋私。他们远离决策过程，对决策过程充满了怀疑。如现在对村级的财务制度都要求公开，两个村庄也都公开了其财务情况，但这种公开并没有使村民信服，村民并不相信公开的内容。再比如，y村的一些村办企业在招工中，有明确的制度，但村民并不很相信，家中有待业青年的家庭认为在招工中，村里的干部作了手脚，尽管他们也不是很清楚真实的情况如何。在x村，村民对耕地的承包也很有意见，特别是村庄的部分耕地承包给了外村人。村庄的许多决策，特别是村庄的资源与外村人结合的时候，如x村企业与外村人的合股，都会引起村民的猜疑。村民对村庄的许多公共事务抱有很深的怀疑。

在这两个村庄中所存在的紧张在许多村庄中都普遍存在，在农民的表达中，有一些是真实发生的情况，也有一些仅仅是表达了农民的情绪，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农民反映的许多问题仅仅是道听途说而不给予应有的重视，因为有许多时候，尽管事实并不一定很准确，但所反映的情绪确是很准确的。

紧张的特点

现在中国农村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紧张是普遍存在的。现阶段中国农村的社会紧张表现出如下的几个特点：

第一、多数不满集中在村庄内部事务，特别是对村庄干部不满。如果说在现实社会中，农村干部具有多重身份，那么农民对干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作为社区领袖的村干部的行为中。这种紧张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许多农民认为村庄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够快，村民没有从村庄经济发展中得到利益。在y村，许多农民反映，尽管这个村庄在社会中很有名，但村民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利益。村庄的集体企业与农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村庄既不能给村民解决就业问题，也不能给村民带来实际的好处。也有一些村民反映，因为干部的决策失误，现在村庄的集体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农民的这种观念与现在媒体所反映的声音是一致的，许多媒体强调农村的发展与否主要在于有没有好的领头人，那么，当农民对村庄的经济发展不满时，不满也就自然集中于村干部。另外的一方面是对干部个体行为的怀疑和不满，普遍怀疑干部以权谋私，村庄内部不公平。y村一位私营企业老板的父亲明确地道出了这种不满：“我的儿子也有钱，但那是从外面挣来的，没有占村里的便宜。可他们（指村干部）总占本村老百姓的。他为什么包那么多地，占了那么大一片树林子？那是村里的。”在y村，村民怀疑村庄主要干部牺牲村庄的利益，以换取自己在私营企业中的股份。

事实上，现在农民的生活与国家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农民的生活受到国家和市场很大影响，但是农民对外界抱怨的比较少，尽管这两个村庄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已经很多。如在x村，一些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方式不满意，但是规模经营是来自上级政府的决策，而不是村庄自己的政策，但农民对土地承包的意见仍然集中在村干部身上。

第二，表达与实际的不一致，也就是说，村民在反映他们的意见的时候，它们所反映的不满并不一定是他们真正的意见所在。不满是存在的，但远比表达出来的意见更复杂，也更模糊。如在两个村庄中，都有村民反映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好处，但他们并没有实在的事实来加以说明。再比如，两个村庄都有村民对村庄的耕地转为非农用地意见很大，认为这将危及子孙的生存。但是，在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过程中，这两个村庄的村民都得到了实惠，而且农业在这两个村庄村民的生活中已经很不重要。如果说反映这种意见的是老年人，还可以被认为是对土地的执著，但从没有种过地，而且也不想种地的年轻人来反映这种意见，其实质是表达一种不满的情绪，这个意见本身已经不重要了。

导致表达与实际的不一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村庄中普遍存在的紧张，村民的不满有很多，其中有一些并没有明确的指向，很难清楚明确地表达出来，如在y村，许多农民觉得村庄的的名声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有很大的距离，尽管村庄有很好的大楼，一些村民也比较富裕，但多数村民还是依靠家庭手工业维持在当地并不很富裕的生活，这引起了村民的不满，但在强调个人能力的温州，他们又很难将这种不满完全表达出来，于是就借助于其它的事情来表达不满。在x村，农民对修筑水泥路障所表达出来的不满，也不是仅仅是对这件事情本身的不满，而是借机在宣泄一种长期的不满情绪。

另外，也是原因于村民的普遍怀疑，村民对村干部的不满形成了村民对村干部的不信任，在这两个村庄中，都有农民指责村干部以权谋私，甚至损公肥私，但是他们很少有可靠的关于事实的陈述。许多村民也不相信自己有可能掌握可靠的事实。因为他们远离村庄的决策过程，也因为他们对村庄的公开化过程也抱有强烈的怀疑。在两个村庄中都有很明确的村庄财务公开制度，对于村庄集体的收入和支出都有详细的公布，在x村还有固定的村民议事制度，但是这并没有减少村民对村干部的不信任。

第三、与村民的表达与实际不一致相关联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村民表达意见时候，向外部寻找合法性。农民在很多时候对于村庄内外的事务是采取双重标准的，如在x村，当外来的包工头带着外来打工者的工资跑了以后，村民对外来打工者也很同情，但并没有人帮助打工者解决问题，尽管包工头也是本村人雇来的。他们也承认，如果这些没有拿到工资的打工者是本村人，他们不会允许出现这种事情。尽管村民在村庄内外的事情上往往采取双重标准，但在涉及对村庄事务不满的表达时，他们却向外部寻找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往往是各级政府的政策、媒体的舆论，当农民对村庄的不满与这种外部的合法性不一致的时候，他们会给出一个合法的表达，这也造成了表达与实际的不一致。因此，尽管两个村庄有很大的区别，但村民所表达的意见却很相似，如土地的问题，污染问题，干部不公的问题，等等，这些与我们近年来外部社会的主导意见是一致的。

在农村普遍存在的紧张不仅仅是干部行为问题，尽管我们不否认干部的作风是引起村庄内部紧张的一个原因，但是这种紧张不仅仅是干群矛盾，如果仅是干群矛盾，那么通过干部的更换可以解决问题，然而在这两个村庄中，更换干部并不能解决村庄中存在的社会紧张。事实上，对村干部的意见往往只是对村庄事务意见的一种折射，因为现有的农村社会结构中，村干部是主要的权利拥有者，在很多的时候，村干部与村庄已经很难区别，村庄的公共事务绝大部分是由村干部决定的，村干部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已经一体化了。所以，村民对村庄的不满就自然表现为对村干部的不满意。

尽管农民的不满有很多种具体的表达，但实际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村庄利益，也就是作为一个村民，村庄为村民带来了那些福利。抱怨村庄在经济发展中没有或很少给农民带来福利，这种抱怨在许多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都存在。其次是村庄内部的公平问题，抱怨一些村干部自己，或者亲属，甚至外村的人通过关系，多占了村庄内部的资源。

村庄结构

农民与村庄的紧张关系往往和农民与村庄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相关的。在这两个村庄中，随着经济发展，许多村民已经与外界有了越来越多的联系，他们主要依靠外界的资源。尽管这其中有一些人可能还生活在村庄内，但他们对村庄资源的依赖程度已经很低，对村庄的不满也就相对降低；反之，一些依赖村庄资源较多的村民，对村庄的不满就比较多，与村庄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因此，村庄内部的紧张是村庄开放程度的一个反映。

在关于第三世界农民社会的研究中，村落社会的封闭与开放一直是讨论的中心。在农民的研究者的看来，原有的农民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产品的市场化水平提高；国家在农村的进入；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农民社会，这种封闭的村庄被打开，从而进入一个开放的村庄。农民学的两个主要流派，即道义经济论和理性农民论，尽管对农民社会的解释不同，但都承认这个过程。

波普金将第一种村庄称之为“团体村庄（corporate village）”，而将后者称为“开放的村庄（open village）”，米格代尔则区别为内向型社区和外向型社区。波普金用4个指标来区别村庄的开放与否，即税赋的征收，村庄的边界，土地的所有权和村民的身份认同（concept of village citizenship）(Popkin,1979,2)。米格代尔用3个指标来区别村庄的开放程度，即现金的使用、市场状况和劳动力流动（米格代尔，1996）。

对于农民社会来说，从封闭村庄向开放村庄的过渡是很重要的转变，这标志着村庄社会结构的转变。在封闭的村庄中，农民和资源所有者，主要是地主之间有着一种强烈的庇护与依附的关系。形成这种庇护与依附关系的原因，按照斯科特的思想，是因为农民社会中的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小农对各种风险几乎没有抵抗能力，因而在村庄中发展出一种生存伦理，这种伦理要求资源的所有者为其追随者提供庇护，以保持其生存（Scott,1977）。在道义经济理论这看来，这种庇护关系是一种父爱式的关系（Popkin, 1979, 13）。在他们看来，村庄本身就是为了保障村民生存的一种制度（Scott, 1976，40）。波普金尽管不同意存在父爱式的保护与依附，他认为这只是资源的所有者在保护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利益，但他也同意依附与庇护关系的存在。

斯科特认为：“如果对最低生活保障的需求是农民生活中强有力的动机，就可以预期在农民社区中会发现一种制度性模式以提供这种需求。事实上，在村庄中，在构造日常行为的社会控制和互惠（reciprocity）模式中，生存伦理得到了体现。”（Scott，1976，40）在他们的研究中，村庄是对村庄居民提供保护的社会制度，之所以提供这种保护制度，首先的原因是村庄具有公共资源，斯科特特别强调如欧洲农村的公共土地。 第二是社会压力的存在，特别是村里的各种流言蜚语，对富人形成一种压力。第三是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如村庄中普遍存在的互惠制度。

村庄的封闭性是村庄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伴随着外界力量的进入，如殖民化、商品化和强大的国家进入，村庄的封闭被打破，首先，一些有能力的农民（包括地主）开始进入市场，过去这些人受到村庄内部的压力，渴望摆脱对村民的庇护责任但无法实现，现在他们受到外界力量的鼓励，不再对村民提供庇护责任（米格代尔，1996）。其次，农民对庇护者的多重关系也被单一的关系所取代，过去农民的土地要向地主租种，需要钱的时候也要向地主去借，农民与地主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现在他们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他们可能去向不同的人租种土地或借钱，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是单一的。这样也就打破了庇护关系。（Popkin, 1979），在两种理论中，尽管对村庄的开放表示了不同的价值态度，但都承认这样一个转变过程的存在，农民与地主的多重关系和庇护是与村庄的封闭相伴随的。

在米格代尔的研究中，中国村庄的外向型得分还是很高的。在他的得分表中，9分是完全的外向型农村，3分是内向型农村。在他的研究中所选择的中国7个村庄，平均得分是7.43分，大大高于其它几个地区，如东南亚，甚至拉美（米格代尔，1996）。这些村庄主要是中国革命以前的村庄。米格代尔的分析是基于一些人类学家的调查而形成的，这些村庄的选择不足以代表革命前中国农村的情况，但从一个方面说明革命前的中国农村有许多已经是开放程度较高的村庄。但是，随着革命以后的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制度建立，村庄进入了更加封闭的状态。

与一般的发展过程不同，在中国的国家进入农村的过程中，尽管在经济上扩大了村庄的开放，但在政治社会上，加剧了村庄的封闭。首先在土地制度上，土地改革取消了外村人的土地所有权，人民公社时期更将村内土地完全收归村庄集体所有，现在，村庄仍然是土地的主要调控者。在x村实行了土地规模经营，全村按照人均0.5亩的指标平均分配耕地，其余的耕地由村庄集体统一发包。在y村，由于迅速的城镇化，村庄所有的耕地已经不多了，但是在大量土地转入非农用地以后，土地的收入主要由村庄集体掌握，卖地款的2/3由村庄集体所有，只有1/3交土地的承包农户。由于y村已经是镇上的一个村庄，所以村落规划主要是由镇政府完成的，但即使如此，村民盖房的地基也主要是由村庄统一分配的。村庄是土地的所有者，通过对土地的控制权获得村庄的集体收益，并对农民的日常生活形成影响。

在波普金的分析中，村庄的负担是一个重要指标，在封闭的村庄中，村庄对外界统一承担负担，并在村庄中重新分配这些负担。尽管现在有许多税收是针对直接的经营者，但涉及到农民在税收之外的负担，往往是以村庄为单位征收的，村庄得到统一的任务，再在农户中进行分解。在涉及农民负担的时候，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村庄首先会通过村庄集体经济为村民提供部分补贴，如在y村，许多负担由村庄集体统一支付了，如1998年征收水利设施费，村民个人并没有缴纳，而是由村庄支付的，村庄的一些村民说y村好，因为村庄代村民交纳了许多费用，尽管这些负担是按照个人来征收的。此外，村庄有时也负责负担再分配，如y村的财产保险，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下达了保险任务，村庄将这些保险任务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农户。从负担的角度看，村庄在很多时候还是作为一个统一的负担承载体，对外部社会提供负担。

第三，农民还保有很强的村民身份。折晓叶指出“村籍”问题的存在（折晓叶，1998，304），实际上，村庄掌握了许多资源，因此，村民的身份是获得村庄资源的必要条件。在y村，村民的身份主要体现在村庄特权和福利。在y村庄有一些垄断性行业，一般是需要资金不多，收入比较好的工作，如停车场中的搬运工。搬运基本上被本村人垄断，现在甚至一些货运场的搬运工已经不再劳动，而是雇用外地人，本村的搬运工只是从外地人的搬运收入中提成。村籍与户口并不等同，如一些婚后的妇女并未迁出户口，但也不能再享受村庄的福利。在x村庄，外来人口，尽管可能已经交纳了费用，取得了本村的户口，但与原有的村民仍然不同，如不能参与土地的分配。

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村庄的边界开始有了一些模糊或者说是多元化（折晓叶，1996），但是这是与建国以来，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相比较。在许多地方，作为集政治、经济职能于一体的村庄，现在依然保持了清晰的边界。村庄的边界体现在土地的村庄所有、村庄成员的户籍制度、以及村庄的行政管辖范围，在这个封闭的圈子中，最主要的特征是村庄对资源的垄断（王晓毅，1999）。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尽管在近年来，村庄的成员流动开始大量增加、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提高、国家越来越直接地管理村庄，但是村庄本身仍然具有很大的封闭性。

现在中国村庄的封闭性与经典作家所描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社会的封闭性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首先，这种封闭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构造的结果，国家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地方行政制度，构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村庄；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村是在缺少与外界联系的情况下形成的自然封闭。随着国家的向基层的深入，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村被迫不断开放，但在中国，随着近代国家向基层的深入，村庄在行政和经济上的封闭性在增强。此外，它们所面对的外部社会也大不相同了，现在村庄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开放的市场环境。国家直接作用于基层农村，农村同市场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村庄内部的封闭结构与外部社会靠开放并存，这是村庄目前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

保护的需求与供给

村庄的封闭性带来村民对村庄资源的关注以及对村庄保护的要求。但是，在开放的环境下，村庄越来越不能提供保护，因此出现了村民对村庄的普遍不满。

村庄对资源的垄断导致了村民对村庄共同体的认同。村民认为他们对村庄的资源具有所有权，村庄应保护他们的利益。

村民首先关注的是他们的资源不要被外来人员分割，保持他们对村庄资源独享的地位。如x村的经济已经与外部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x村的主要产业是活动板房，绝大部分的工人都是外来人口，有数百人。村民都认识到外来人口对村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与村民讨论外村人是否可以成为本村的正式村民的时候，许多村民不希望外来人口进入本村，因为他们担心村庄的耕地、房基地等被外来人口分割。在y村，现在已经有一些迁进城镇的人口落户本村，许多村民对此很有意见，认为这些新村民将会瓜分他们原有的利益。

村民还希望通过村庄对村民提供保护，减少外人员的竞争。y村已经是城镇的一部分，一些外来企业希望能够搬迁到这个村庄来，其中一家企业的进入申请经过多次“村两委”（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讨论，都没有被通过，因为他们认为，申请迁入的企业与本村所办的企业是生产同类产品的，而这些产品的市场都是本地市场，这家外来企业进入以后，必然会影响到本村的企业发展。在市场竞争中，村民希望村庄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保护，使他们避免激烈的竞争。在村民的经营活动中，限制外来人员的进入是普遍存在的，这里既包括制度性的因素，也包括一些非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如在村庄中的商店是一个比较容易进入的行业，但这些行业往往是由本村人经营的。在这里起作用的主要是一些非制度的因素，如民间的信任，以及本村居民对一些中心地段房屋的控制。

在村庄范围内垄断就业机会是村民的普遍要求。在广东，随着外来企业的发展，就业市场开放，村庄仍然垄断了一些关键的位置，如外资企业的厂长、报关员（王晓毅等，1996），这种现象在许多村庄中都存在，如y村村民对搬运的垄断。一位外来的企业家在y村购买了一块土地建厂房，他从另外的一个乡购进了建房用的水泥预制板，并带来了外乡的搬运人员，但是y村的村民不同意外来人员搬运，提出外村的企业家购买了本村的土地，使他们失去了祖辈留下来的土地，今后没有工作了，因此水泥预制板的搬运必须由本村人来作，而且工资要高于外地人。与这件事情相同，当y村在邻近的村庄购买了一个市场以后，邻近的村民也提出市场的装卸工作必须有当地人来作，谈判的结果，市场外面的装卸工作由当地村庄的村民来作，而市场内部的装卸由y村的村民来作。在x村，许多工作机会已经对外开放，甚至在村委会也雇了几个外村的专业人员，如会计和电工，但是村民有意见，认为应首先雇用本村人。

由于村庄的封闭带来了农民对村庄利益的认同，在许多农民的心目中，村庄具有独立的利益，他们是这个村庄成员，因此应有权得到村庄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村庄的最直接代表是村干部，因此，农民对村干部的要求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是对村庄要求的一种折射。

农民的这种意识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很强调干部为村民谋福利。如我们倡导的干部要带领农民共同致富，认为村庄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宣传“给钱给物不如有个好支部”等等，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强化了农民寻求村庄保护和村庄福利的意识。正如本文前面所说的，农民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农村社会之外，农民在表达不满的时候也多以官方的意识形态为依据。

但是，尽管村庄给人们的印象还是封闭的，但已经不是真正封闭的村庄。

首先，村庄是国家建构的，村庄受到国家越来越多的影响。作为国家的代表，基层政府在村庄中有巨大的影响，村干部在很多时候充当了国家与农民的中介，要保证国家的政策和任务在村庄中能够完成；作为最基层的乡镇政府不仅通过村干部来贯彻政府的指令，在许多地方，如y村，乡镇政府还通过派驻包村干部的方式，直接解决村庄中的各种问题；在一些地方，乡镇政府直接控制了村庄的财政，在x村，村庄自有资金的支出是由镇政府的主管干部控制的。这些钱尽管属于村庄所有，但镇政府代为管理，支出要得到镇主管领导的同意，财务记账也要每月固定的时间到镇政府记账。

在现代社会中，农民的生活已经不可能远离国家，他们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民需要与基层政府的各个部门打各种交道，需要他们解决许多问题，完成各种任务，因为国家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不仅如此，各种国家的宏观政策对农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如国家的粮食政策，产业政策，对村庄内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y村的印染企业因为国家防治污染政策的出台，在镇政府运作下，与外村的同类企业进行了股份制的合并，因为防止污染的政策要求企业需要有一定的规模。

其次，现在的村庄社会已经是高度市场化的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非常密切。在x村，农民已经不可能自己种地了，因为农田的耕作和灌溉都需要现金，需要支付拖拉机和喷灌的费用，农业已经高度商业化了，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如化肥、种子都需要购买。其次，村庄中从事非农业的农村居民越来越多，在两个村庄中，几乎没有专门从事农业的农民了。在y村，村庄几乎已经没有土地了，村庄仅有的一点土地不过几十亩，也只是等待被征用。在x村，一般的农民也只是种植每人的半亩地。专业种田的反而是一个外来人，他承包了200亩土地，种植彩色玉米，都是销售到市场上。在这两个村庄中，农民已经高度市场化了。

村庄的开放也增加了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米格代尔曾指出，随着社会的开放，村庄中一些人率先突破了村庄的压力，他们与外部社会结成了密切的关系（米格代尔，1996，123）。一些农民在与外部社会的联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已经突破了村庄对他们的限制，尽管他们还与村庄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在x村，企业的老板们早已突破了村庄的限制，其中一些人的企业已经不在村庄中，一些村民已经在外面购买了住房，无疑，这部分村民是外向的村民。y村的农民与外界的联系开始的更早，早在70年代，村庄中就有一些特产户，他们的户口在村庄中，但不参加村庄的农业劳动，他们主要到外面从事非农业生产。如y村的欧某，几十年中从未作过农业，他原来在福建的一些县办企业中作师傅，后回到老家附近，70年代主要在周围的一些村办企业作师傅。现在他自己在一些企业中有股份。年轻一代似乎活动的范围更大，y村一位年轻人现在的活动主要在东北，因为东北的合作者可以为他搞到进口配额。

村庄的精英包括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往往是这些外向型的村民。他们与村庄的联系越来越不密切。人们可能寄希望于村庄的政治精英具有比较强的村庄倾向，但是村庄政治精英也逐渐地具有外向性。村干部作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媒介，在很多时候要保障贯彻国家政策和完成任务，这就需要村庄干部具有一定的外向性，比如y村的一位主要干部的普通话说得不好，人们认为他作村干部就会遇到许多不方便的地方，特别是与外界的交往中。其次，村庄干部往往是村庄经济的主要管理者，在管理村庄经济中，村庄干部与外向型的企业家一样，需要与外界建立关系。y村的党总支书记也需要自己出面去外面讨债。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村干部同时也是农民，他们不仅处理村庄的公共事务，也同时要考虑个人的利益。y村和x村的两位主要干部都曾承包了许多土地，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大面积的承包土地需要更深的进入市场。此外，他们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了村庄的非农业，如直接投资或参与股份。所以说，不论村干部作为村庄的政治精英或者追逐个人利益，都促成他们的开放。

村庄所面对的开放的环境和村庄内部的分化都降低了村庄的整体性，因此村庄为其成员所能提供的保护越来越低。

简短的结论

村民对村庄保护的希望与村庄所能提供的保护之间的差距是导致村庄紧张的主要原因。由于村庄垄断了村庄的资源，因此村庄内部成员希望能够在村庄的发展中得到利益，但是村庄已经处于开放的环境中，村庄成员只有在与外界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发展。所以，当y村的村民要求必须由本村村民来搬运水泥板时，村干部是站在外村人的立场上，阻止了村民的行动，因为这会影响到当地的投资环境。y村的村民尽管对土地的承包有意见，但在村庄中承包土地最多的仍然是一个外村人，因为外村人可以交更高的承包款。

在道义经济看来，国家和殖民主义的进入，以及市场化的发展，农民的安全、福利和生存都受到了损失，因而出现农民的抗议（Popkin, 1979, 5）。中国现在的情况显然与此不同，农村的社会紧张更多地表现为社区层的紧张，许多农民还将村庄保护的失去归因于村庄干部，但实际上这已经不仅仅是干部个体行为的问题，村庄紧张是村庄结构性矛盾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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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报告主要基于作者在浙江温州和河北省两个村庄的调查。这些调查得到了福特基金会和美中交流学会的资金支持。在调查中得到了两地许多组织和个人的支持，在此无法一一提及，仅在此表示感谢。

在本报告中，为了行文方便，我将在温州所调查的村庄称为y村，在河北所调查的村庄称为x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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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社会紧张，可参见陆学艺主编，苏国勋、李培林副主编：《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村的社会紧张来自于社会结构的矛盾，但中国农村的结构化过程与一般经典作家所描述的不尽相同。

② 参见赵树楷：“社区冲突和新型权力关系“，《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2期。

参考文献:

米格代尔，J., 1996，《农民、政治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

王晓毅，1999，“资源独享的村庄集体经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王晓毅、张军、姚梅，1996，《中国村庄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山西经济出版社。

折晓叶，1996，“村庄边界的多元化”，《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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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kin, Samuel L., 1979, The Rational Peasa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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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meer, Edurd B., Frank N. Pieke, and Woei Lien Chong, ed. 1998, Cooperative and Collective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M. E. Shar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