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李斯破坏封建之际，吾国本有由宗法社会转成军国社会之机。顾至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

《钩命决》记孔氏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董仲舒云：“孔于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故曰：《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然孔子之修《春秋》，最为后世君主所利用者，不外诛乱臣贼子、黜诸侯、贬大夫、尊王攘夷诸大端而已。盖孔氏之志，诚如荀卿《儒效篇》所渭“大儒之用，无过天子三公”，宜其言如此。至其所作《孝经》，多君亲并重，尤为荀卿“三本”之说所从出。《开宗明义章》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唐玄宗注云：“言教从孝而生。”其教之最要者曰：“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玄宗注云：“忠孝道著，乃能扬名荣亲，故曰，终于立身。”《士章》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圣治章》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五刑章》曰：“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正义》云：“言人不忠于君，不法于圣，不爱于亲，皆为不孝，大乱之道也。”《广扬名章》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详考孔氏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为能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长，皆能忠顺，则既可扬名，又可保持禄位。居家能孝，则可由无禄位而为官。然孝敬忠顺之事，皆利于尊贵长上，而不利于卑贱，虽奖之以名誉，诱之以禄位，而对于尊贵长上，终不免有极不平等之感。故舜以孝致天下，获二女，而巢父、许由不屑为之；孔氏不废君臣之义，而荷蓧丈人则讥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视同游民。此又尊贵长上之所深忌畏恶，而专制之学说有时而穷。于是要君、非孝、非圣者，概目之为不孝，而严重其罪名，以压抑束缚之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自是以后，虽王陵、嵇绍之徒，且见褒于青史矣。“孝乎惟孝，是亦为政”，家与国无分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君与父无异也。推而广之，则如《大戴记》所言：“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盖孝子范围，禾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分析。而君主专制所以利用家族制度之故，则又以有子之言为最切实。有子曰：“孝弟也者，为人之本。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其于销弭犯上作乱之方法，惟恃孝弟以收其成功。而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贯澈始终而不可动摇。使宗法社会牵制军国社会，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

满清律例“十恶”之中，于“大不敬”之下，即列“不孝”，实儒教君父并尊之旨。顾其所列“父母在别籍异财”、“居父母丧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父母丧匿不举哀”诸条，新刑律皆一扫而空之。此则立宪国文明法律与专制国野蛮法律绝异之点，亦即军国社会与宗法社会绝异之点，而又国家伦理重于家族伦理之异点也。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顽固锢蔽之士大夫，虽欲守缺抱残，依据“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学理，尽其三年无改之孝，而终有所不能。何也：吾国领事裁判权所以不能收回，实由法律不良之故。法律之所以不良，实以偏重尊贵长上，压抑卑贱，责人以孝敬忠顺，而太不平等之故。今年九月，荷兰海牙和平会修改《万国法典》之期，驻荷公使魏宸组电请将民国已颁未颁之法律从速编订，提交该会，加人《万国法典》，以便收回领事裁判权。故使吾国法律不加改正，与立宪国共同之原则违反，则必不能加入；而丧权辱国，独立国所无之领事裁判权，永远不能收回。若欲实行加入，固非儒教之旧义、满清之律例所克奏效，断断然也。

孟德斯鸠曰：支那立法为政者之所图，有正鹄焉；求其四封宁谧，民物相安而已。然其术无他，必严等第，必设分位。故其教必辞于最早，而始于最近之家庭。是故支那孝之为义，不自事亲而止；盖资于事亲，而百行作始。彼惟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近于所生，如长年、主人、官长、君上者，将皆为孝敬之所存。自支那之礼孝言，其相资若甚重者，则莫如谓孝弟为不犯上作乱之本是已。盖其治天下也，所取法者，原无异于一家。向使取父母之权力势分而微之，抑取所以致敬尽孝之繁文而节之，则其因之起于庭闱者，其果将形于君上，盖君上固作民父母者电。”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

《庄子·盗跖》篇直斥孔丘为“鲁国之巧伪人”，谓其“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倖于封侯富贵。”大揭其藉孝弟以保持禄位之隐衷，于天下后世，真一针见血之言。故余谓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

《庄子·天运》篇谓“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盖已深悉儒家标举孝弟之真谛，故意极非之。至《商君书·去强》篇，直谓“国有礼乐孝弟，必削至亡”；《靳令》篇直以礼乐孝弟等于六虱；即宋儒谢上蔡，亦言“孝弟非仁”，合于庄子。此岂皆悉属颛蒙而毫无所见者哉？是故为共和之国民，而不学无术，不求知识于世界，而甘为孔氏奴隶之孝子顺孙；挟其游豮怒特蠢悍之气，不辨是非，囿于风俗习惯酿成之不良，奋螳臂以与世界共和国不可背畔之原则相抗拒，斯亦徒为蚍蜉蚁子之不自量而已矣！

明李卓吾曰“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而孟轲之辟杨、墨，亦曰：“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君无父，是禽兽也。”仍以君父并尊，为儒教立教之大本。夫为我何至于无君？兼爱何至于无父？此不合论理之言，学者早巳讥之。而今世民主之国，概属无君，岂皆如孟轲所诋为禽兽者乎？使孟轲生今日，当概禽兽之充塞于世界，抑将爽然自悔其言之无丝毫价值也？

或曰：子既不主张孔氏孝弟之义，当以何说代之？应之曰：老子有言，“六亲不和，有孝慈。”然则六亲苟和，孝慈无用，余将以“和”字代之，既无分别之见，尤合平等之规，虽蒙“离经叛道”之讥，所不恤矣！

一九一五年七月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