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先生：
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根本上解决，那就这块共和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约述尊著大意，恕不列举原文）。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这一层，近二十年来很有人觉悟，所以创造新字，用罗马字拼音等等主张，层出不穷。甚至于那很顽固的劳玉初，也主张别造“简”字，以图减省识字之困难。除了那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要利用此等文字，显其能做“骈文”“古文”之大本领者，殆无不感现行汉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便用：这是对于汉字的形体上施攻击的。
又有人说：固有的汉字，固有的名词，实在不足以发挥新时代之学理事物。于是有造新字者，有造新名词者；有直用西文原字之音而以汉字表之者——，如“萨威棱帖”、“迪克推多”、“暴哀考脱”、“札斯惕斯”之类——有简直取西文原字写入汉文之中者。种种办法，虽至不同，而其对于固有的汉字和名词认为不敷用之见解则一：这是对于汉字的应用上谋补救的。
以上两种见解，固然都有理由，然玄同今日主张废灭汉文之理由，尚不止此。
玄同之意，以为汉字虽发生于黄帝之世，然春秋战国以前，本无所谓学问，文字之用甚少。自诸子之学兴，而后汉字始为发挥学术之用。但儒家以外之学，自汉即被罢黜。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沦，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帐簿，——如所谓“平定什么方略”之类；——“子”“集”的书，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还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
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土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唯一之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
但是有人说：中国旧书虽不可看；然汉文亦不必废灭，仍用旧文字来说明新学问可矣。此说似是而实非。既不废汉文，则旧学问虽不讲，而旧文章则不能不读。旧文章的内容，就是上文所说的“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其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其中毒之程度，亦未能减于渎《四书五经》及《参同契》《黄庭经》诸书。况且近来之贱丈夫，动辄以新名词附会野蛮之古义，——如译Republic为“共和”，于是附会于“周召共和”矣；译Ethics。为“伦理学”，于是附会于“五伦”矣。——所以即使造新名词，如其仍用野蛮之旧字，必不能得正确之知识。其故有二：（1）因国人的脑筋异常昏乱，最喜瞎七搭八、穿凿附会一阵子，以显其学贯中西。（2）中国文字，字义极为含混，文法极不精密，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决不能代表Lamark、Darwin以来之新世界文明。
至于有人主张改汉字之形式，——即所谓用简字、罗马字之类，——而不废汉语：以为形式既改，则旧日积污，不难洗涤。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复纷歧多端，二也。制造国语以统一言文，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吾侪固积极主张；然以我个人之悬揣，其至良之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彼此音读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欧洲言文、音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即如日本之言文一致，字音画一，亦未能遽期。因欧洲文字，本是拼音，日本虽借用汉字，然尚有行了一千年的“五十假名”。中国文字，既非拼音，又从无适当之标音符号。三十六字母，二百○六韵，闹得头昏脑胀，充其极量，不过能考证古今文字之变迁而已，于统一音读之事，全不相干。今欲以吾侪三数人在十年八年之内，告成字音统一之伟业，恐为不可能之事。又中国文言既多死语，且失之浮泛，而白话用字过少，文法亦极不完备。欲兼采言文，造成一种国语，亦大非易事。于此可见整理言文及音读两事，已甚困难。言文、音读不统一，即断难改用拼音。况汉文根本上尚有一无法救疗之痼疾，则单音是也。单音文字，同音者极多，改用拼音，如何分别？——此单音之痼疾，传染到日本，日本亦大受其累：请看日本四十年来提议改良文字之人极多，而尤以用罗马字拼音之说为最有力。然至今尚不能实行者无他，即“音读”之汉字不能祛除净尽，则罗马字必难完全实行也。——吾以为改用拼音，至为困难者，此也。
即使上列诸困难悉数解决，汉字竟能完全改用拼音；然要请问：新理、新事、新物，皆非吾族所固有，还是自造新名词呢？还是老老实实写西文原字呢？由前之说，既改拼音，则字中不复含有古义，新名词如何造法？难道竟译Republic为Kung-huo，译Ethics为Lun-li-hsüh吗？自然没有这个道理。由后之说，既采西文原字，则科学、哲学上之专门名词，自不待言。即寻常物品，如match，lamp，ink，pen之类，自亦宜用原文，不当复云Yang-huo，Yang-teng，yang-meh-shue，yang-pih-teu；而dictator、boycott之类应写原文，亦无疑义。如此，则一文之中，用西字者必居十之七八。而“拼音之汉字”不过几个介、连、助、叹之词，及极普通之名、代、动、静、状之词而已。费了许多气力，造成一种“拼音之汉字”，而其效用，不过如此，似乎有些不值得罢！盖汉字改用拼音，不过形式上之变迁，而实质上则与“固有之旧汉文”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
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至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
惟Esperanto现在尚在提倡之时，汉语一时亦未能遽尔消灭。此过渡之短时期中，窃谓有一办法：则用某一种外国文字为国文之补助，——此外国文字，当用何种，我毫无成见。照现在中国学校情形而论，似乎英文已成习惯，则用英文可也。或谓法兰西为世界文明之先导，当用法文，我想这自然更好。——而国文则限制字数，多则三千，少则二千（前于三卷四号中致先生一书，云“以五千字为度”，今思未免太多），以白话为主，而“多多夹入稍稍通行的文雅字眼”（此是先生答玄同之语，见三卷六号）。期以三五年之工夫，专读新编的“白话国文教科书”，而国文可以通顺。凡讲述寻常之事物，则用此新体国文；若言及较深之新理，则全用外国文字教授。从中学起，除“国文”及“本国史地”外，其余科目，悉读西文原书。如此，则旧文字之势力，既用种种方法力求减杀，而其毒焰或可大减。——即废文言而用白话，则在普通教育范围之内，断不必读什么“古文”发昏做梦的话，或可不至输入于青年之脑中。——新学问之输入，又因直用西文原书之故，而其观念当可正确矣。
以上为玄同个人主张废灭汉文之意见，及过渡时代暂行之办法。
此外尚有一法，则友人周君所言者：即一切新学问，亦用此“新体国文”达之；而学术上之专名，及没有确当译语，或容易误会的，都用esperanto嵌入。这个意思：一层可以使中国人与esperanto日渐接近；二层则看用“新体国文”编的科学书，究竟比看英、法原文的容易些。我想此法亦好。——此法吴稚晖先生从前也主张过的，其言曰：
“中国文字，迟早必废。欲为暂时之改良，莫若限制字数：凡较僻之字，皆弃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汉文。此法行，则凡中国极野蛮时代之名物，及不适当之动作词等，皆可屏诸古物陈列院，以备异日作“世界进化史”者为材料之猎取。所有限制以内之字，则供暂时内地中小学校及普通商业上之应用。其余发挥较深之学理，及繁赜之事物，本为近世界之新学理、新事物。若为限制行用之字所发挥不足者，即可搀入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以便渐搀渐多，将汉文渐废，即为异日经用万国新语之张本（《新世纪》第四十号）。”
这个废灭汉文的问题，未知高明以为何如？愿赐教言，以匡不逮。如以为然，尤愿共同鼓吹，以期此事之实行。本社同人，及海内志士，关于此问题，如有高见，不论赞成与反对，尤所欢迎。
钱玄同 14，Marto，1918.
吴先生“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各地反对废国文者，皆以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康有为渭：美国共和之盛，而与中国七相反，无能取法。其一即云：“必烧中国数千之历史书传，俾五四千年之风俗，以为阻碍。”在康氏乃做作比语，以难国人；在吾辈则以为烧之何妨？）至于废国语之说，则益为众人所疑矣。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名悉用原语，无取义译；静、状、介、连、助、叹及普通名、代诸词，限以今语；如此行之，虽稍费气力，而于便用进化，视固有之汉文，不可同日而语。先生谓为“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恐未必然也。至于用西文原书教授科学，本属至顺；盖学术为人类之公有物，既无国界之可言，焉有独立之必要？先生及读者诸君以为如何？谨复。
独秀
（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