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看到不少写宋庆龄生平业绩的传记、年谱类著作，最想看到写她晚年工作、生活、思想、心理的实况，而不是空泛的说教、单纯的颂扬或僵硬的结论。遗憾的是，这一简单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日前，尚明轩送来他的新作《宋庆龄的后半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他主编的《宋庆龄年谱长编》(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两书对照，终于比较详细地看到，宋庆龄晚年遭际困惑无奈并勇于抗争的真实情景。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这是两本与俗文庸书迥异的好书。
晚年宋庆龄所面临的困境，似乎并不亚于1918年护法斗争失败后她与孙中山避居上海，1922年陈炯明部叛乱逃离观音山总统府，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7年蒋介石清党及反共等多次巨大灾祸发生时所处的严峻形势。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经历了1955年工商业改造，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1961年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反右倾所引发的大饥馑，1966-1976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二十多年间国家祸患相连，她自己也身心俱伤，备受磨难。
论者说她晚年“思维混乱”，我不这么看。晚年宋庆龄头脑清醒，思想沉稳。在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她蔑视邪恶，不畏权势，敢于进行理性抗争，达到了她完美人生中最值得人们倾慕和崇敬的人格魅力的高峰。
1953年，毛泽东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试图绕过中共早已决定实施的新民主主义，急剧转入社会主义，变人民民主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收回允许私人工商业有一个较大发展的承诺，通过公私合营变私有为准国有。这是建国之初开放气度的后退，把国富民强之策开始引向民贫国弱的穷社会主义斜路。宋庆龄写信给中共中央，直指决策的谬误：
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业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
毛泽东的批示是：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这里，不妨说一说在经济落后的中国，资本家究竟是好是坏，孰去孰存?事物皆有两面性，不可偏执一端。资本家是剥削者，又是管理者。工人重体力，有技能，资本家重脑力，有规划，两者对于推动生产发展缺一不可。只把资本家当作罪人，绝无道理。宋庆龄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存发展争一席之地，有什么错呢?在工商业程度低下的中国，充分利用仅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国家人民谋利益，有什么不对呢?说宋庆龄“要代表资本家讲话”，显然站不住脚。
按照阶级斗争的思维，反资必反智。旧中国培育的知识分子，一概被视为附在“皮”上的“毛”，应当剥皮拔毛一锅煮。私人工商业改造刚完成，就来解决“资产阶级右派”了。1957年，在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员，以求造成一个生动活泼、和谐团结的社会。毛泽东后来把这称之为“阳谋”。知识分子直率坦言，少数人则话里有刺，不大中听。个别人放言反对专断专制，要求扩大民主，被视为别有企图，推翻现政权。几个月后，毛泽东下令由整风转而反右，55万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天性是质疑的、批判的、重估一切价值的，他们反专断求民主，自在情理之中。权力迷恋者常怀失权失势的恐惧，动辄以恶意判定谏言者、异议者、批评者为反对派，甚至是颠覆者，予以严厉处理。
宋庆龄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她怎么看这场突然降临的有悖人心的反右风暴呢?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两个月后，她写信给中共中央：
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人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这一系列质疑，堂堂正正，无可辩驳。
宋庆龄是一位心地纯正、思想透明的人，有着美好的良知天性，而不被巧言令色所惑，或为暴烈野蛮所屈。她多么希望有一个有理可讲、有法可依、有言论自由的新中国，而不是那个不讲理、不依法、没有言论自由只有一党专政的旧中国。多么希望这是一个把文化当作财富，把文化人当作宝贝的文明国家，而不是仇智、仇学、仇人才的愚昧国度。她的善意批评和规劝，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反倒被记下一笔“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的黑帐。
反右派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最高决策者以为中国一跃可以超过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臆想通过大跃进、共产风进入共产主义。这种荒唐事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大跃进实际是大跃退。几千万中国人，在三年人为的大饥馑中变成饿殍;某些地方狗吃人，人吃狗，人相食。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不能轻易了结的，何况是在“人民共和国”。先有彭德怀庐山上书的逆耳忠言，再有七千党内各级精英的“出气”会(即七千人大会)，最后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直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锋直指最高决策者。彭、刘两公堪称为苍生请命的政治家，让人衷心景仰。他们被视为修正主义、走资派，必欲除之而后快。一场旨在清除异己、毁灭文化、窒息思维、摧折人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横扫华夏。刘、彭等首当其冲，沦为人人皆可谩骂、嘲弄、诅咒、作践的粪土不如的“罪人”。除开那些造反者，中国没有一块私人生活空间可以得到尊重和保护。在几人帮教唆下的造反者，可以随意踏进别人的私人生活空间，使别人的一切行为都处在他们的监视和威慑之下，活在他们敌意的目光之中。不少人在抄家、游斗的侮辱折磨中，死于非命。
“文革”的腥风血雨，让宋庆龄感到骇异震惊。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挚友金仲华和亲属被迫害致死;孙中山被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他的部属被诬为“封建余孽”，他在南京的铜像被移走并准备砸毁;外国朋友爱泼斯坦身陷囹圄;宋庆龄父母坟墓被挖掘夷平;造反者企图冲击宋庆龄寓所，服务人员有人造反，室内挂毛泽东语录和标语，撤出地毯，院内摘下“畅襟斋”等匾额，并扬言剪掉宋庆龄的发髻。
“文革”是造反者及其领袖的盛宴，而多数人闻到的是血腥，看到的是兽行。智者则深受心灵煎熬，忧伤、痛苦、厌恶、憎恨，终于奋起抗争。宋庆龄看清“文革”反人类、反人性的丑恶本质，从容应对，为防不测，她亲手焚烧大量资料和书信，转移她心爱的孙中山画像和艺术品，把她的爱鸽送人或准备杀掉。她对造反派断然表示：“我不要剪头发。”毛泽东派江青专程向她解释“文革”形势，她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该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她撰写长文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回击造反派的诬蔑。此后五年时间，她很少公开露面。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不愿意被人当作摆设”。对于来自阴暗角落对她与孙中山婚姻和私生活的中伤诽谤，她愤然反击，致函爱泼斯坦，引用拉丁谚语：“世间自有公正的头脑，所以让这些狗叫去吧!”
宋庆龄尽管身处逆境，却不顾安危，尽一切可能保护关心着同样身处逆境的人。金仲华、沈粹慎、叶公绰、倪吉贞、李云、马海德、路易·艾黎，还有刘少奇一家。她对老朋友说：“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她郑重地写信给中共中央，严正声明：
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于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最高的反应，依然如故。1955年认为宋庆龄是“要代表资本家说话”的毛泽东，1959年反对宋出任国家副主席，即认定宋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此时，他已经容不得宋庆龄;“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宋庆龄的答复是：“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我不想作政治上的点缀。”这个回答明确坚定，毫不含糊，使下逐客令者无可奈何。宋庆龄推掉要她出面当“点缀”的一些活动，却执意带病到八宝山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陈毅是中共高级领导人中敢于公开反对“文革”及其发动者的一位大勇者，宋庆龄说：“我深深地敬仰他，因为他是胆识过人，具有真诚性格的人。”周恩来在“文革”中遭受几人帮的残酷迫害，对宋庆龄等党外人士倍加关怀保护。周恩来逝世后，宋庆龄给予高度评价：“他将被历史学家公认为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国度里最具伟大人格魅力的人。”
试看当年域中，被“文革”淫威吓破胆、精神人格缺失的知识界，多少人脊骨软化，筋脉倒转，居然从挨批斗中尝到无穷乐趣，从下放劳动中悟到光明无限，从匮乏贫困中看到莺歌燕舞。。。。。。他们只会逢迎、依附、吹拍、热捧。这些与宋庆龄的高洁、坚毅、果敢、抗恶精神相比，何止霄壤之别。宋庆龄是巍然屹立、俯视千载的伟人，他们是匍匐在地，寸光皆无的孺夫，且遗传有继，俯拾即是。国家之大哀，民族的至痛，莫过于此。
宋庆龄以其人格、气质、精神的美丽折服所有人：朋友，敌人，乃至旁观者。二十世纪风风雨雨可能被人淡忘，但在往来穿梭的历史人物行列中，宋庆龄仍将赫然矗立。她的优雅、朴素、坚定、魅力，永远值得评悦和欣赏。与国人对宋庆龄评价追求一律的单色调不同，我更欣赏知她爱她尊她敬她的那些外国朋友充满色彩的话语。李辉在《历史的现场》一书中辑录的这些多彩文字，让我不可能再用其他文字替代。我尤其赞赏李辉依据这些文字提炼的一句话：
----在革命的年代，她实在是革命与美丽的化身。
我要补充的是：
---在革命后的年代，她是不屈、正义和真理的化身，永远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