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说今不如昔犯忌，业务挂帅尤不可取，然而在我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的这三十几年中间，却时常感到像早年的一些本国学问底子厚，文笔好，而对所译作品又理解得那么透彻的“大师级”老译者，今天可真难觅到！怀着这种遗憾，我写过周作人，现在再谈另一位大翻译家：钱稻孙。在日本文学翻译的成就方面，这两位是不相上下的。他们的学问都非常渊博。钱稻孙懂得音乐、戏剧、美术、医学，还精通日、意、德、法文。早在30 年代，他就用离骚体从意大利文译过但丁的《神曲》，并编过一部日本语法讲义。
我之所以在写过周作人之后，又来写钱稻孙，首先是由于我同这两位老前辈在编辑业务上都打过七年交道，而同钱稻孙，还有过一段难忘的师生之谊。考虑到他们两位在政治上均失过足，我迟迟未敢动笔。但是，我又一直觉得，不应因此而完全抹杀他们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
1950年夏天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当一名校对。次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我被调去做编辑工作。自1958年11月起，就从生了重病的老编审张梦麟手中接过日本文学这一摊。当时的情况是：日文译者虽然很多，但是能胜任古典文学名著的译者，却是凤毛麟角。例如江户时代杰出的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瑠璃（一种说唱曲艺）就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译者。起先约人试译了一下，并请张梦麟先生（他病愈后，改任顾问，不再编稿了）鉴定，他连连摇头。我就改请钱稻孙先生译了一段送给他过目，这回张先生读后说：“看来是非钱先生莫属了。”于是只好请钱先生先放下已翻译了五卷的《源氏物语》，改译近松的作品和江户时代著名小说家井原西鹤的选集。同时，钱先生还在补译《万叶集选》，出版社并且希望他能将旧译《伊势物语》和《日本谣曲选》也整理出来。
1962年的一天，我听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在隔壁的办公室对总编室主任郑效洵说：“派文洁若去把钱稻孙那套本事学过来吧。”接着，楼社长就向司机班要了一辆车，陪我到西四受壁胡同的钱家去。
一进门，楼社长就说：“钱先生，我给你带来了个女弟子。”
出版社自1958年起，每月原预付给钱稻孙100元生活费。交稿后，由稿费中扣除。那天商定，由于我去学习，占了他的时间，自即月起，调整为每月150 元。从此，我每周上午去他家三次。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生有过不少位老师，然而没有一位可以称得起恩师的——就是除了一般课程外，还给过我特殊指导的。现在回顾起来，钱稻孙先生确实是我在日文及日本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位引路人。
钱稻孙的毕生志愿是完成《源氏物语》的翻译。那时，这部日本平安时代的名著已改约丰子恺先生翻译了。于是，楼社长带我去他家那次，他就不无遗憾地提出这个问题。楼社长回答说：“像这样一部名著，完全可以有几种译本。将来您还是可以重新翻译嘛。”
今天回想起来，当初请钱稻孙放下《源氏物语》，改译近松门左卫门和井原西鹤的作品，还是做对了。像和时间赛跑似的，丰子恺于“文化大革命”前夕总算把91万字的《源氏物语》译完，该书已于80 年代初分三卷出齐。
倘若仍滞留在钱稻孙手里，以他的速度，至多能译出全书的一半。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丛书》30 卷中，总算有了钱稻孙的一卷完整的译文：《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而且这两部作品难度之大，绝不亚于《源氏物语》。钱稻孙的译文填补了我国对江户时代文学翻译介绍的空白，而且这是无人所能代替的。
自1962 年至1965 年，我在钱稻孙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了四年日本古典文学。他生活清苦，保姆动辄就辞工。比他大4岁的老伴儿，又患了肠癌，经常还得由他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学者去服侍。为了不给他增添负担，我便决定把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他译什么，我学什么。这样，实际上也就是起了帮他整理稿件的作用。近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鸳鸯殉情》、《情死天网岛》、《景清》、《俊宽》这四出戏的译文，就是这样由我帮助整理出来的。
1962年秋，我请他和他的老伴儿到我家来吃过一次火锅。那天，他送了我一套在日本上演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所灌制的唱片。来回都是我护送的。不久之后，他突然到出版社来找我。说他好不容易买到一只山鸡，非要请我和萧乾次日中午去吃饭不可。（那时刚闹完三年“自然”灾害，市场上副食品还很短缺。）那天他穿着陈旧的大衣，是自己乘无轨电车来的。我猛地联想到，我请他译的那篇《木偶净瑠璃》（有吉佐和子著）中的老艺人卯三郎差点儿被汽车撞倒的故事。我反复劝他，千万不要再轻易独自跑这么远，并送他穿过马路，扶他上了电车。
第二天我们准时赴约，萧乾还特意给他带去一瓶名酒。我知道钱先生的酒瘾、烟瘾都很大，他曾诙谐地对我说：“我无恶不做。”（“恶”指的是对烟、酒、茶的嗜好。）萧乾早年读过钱先生从意大利文翻译的《神曲》，对那“离骚”体的译文，甚为钦佩，两次晤面，二人都谈得很投机。除了薄薄的一盘山鸡肉，饭桌上只有钱先生最爱吃的清蒸白菜芯和两样小菜。量虽小却十分精致可口。那天我们两个人都没好意思吃饱，走出胡同口，又进了西四小吃店，每人各要了一碗煮红小豆。这家店铺还是钱先生介绍给我的。那年头大家肚子里都缺油水。钱先生说，红小豆格外滋补，他吃得出里面放的是真正的白糖，不是糖精，而且才两毛钱一碗，一两粮票，很实惠。他常常走到胡同口外去吃上一碗，作为早点。
萧乾曾感慨地对我说：“你要是能多抽出一些时间，帮助他尽量抢救出一些译稿，该有多好！像他这样精通日、意、法、德各种文字，并且除了中国古典文学，还懂得美术、音乐和医学的大学者，今后上哪儿找去啊！”
尽管钱先生有十个儿女，他们大都分散在全国各地，留在北京的两个，工资也低得帮不上父母的忙。倒是远在台北的五女儿偶尔辗转汇些钱来。至今我还记得每次钱先生在收据上颤颤巍巍地盖章的神态情景。
有一次，我向母亲要了十个自家养的鸡下的蛋，装在一只饭盒里，送给钱先生。他很感谢，却又在饭盒里装了几个月饼来还礼。那阵子，买月饼是要用点心票的，所以我坚决不肯收。于是，钱先生只好把月饼又放回点心匣，顺手还将巴在饭盒底儿上的月饼渣子也一点点捏起来吃了。此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并使我联想起一个落魄的旗人捡芝麻吃的故事。
我发现钱先生深为柴米油盐所苦，便试着向他建议说：“您学问这样好，至今没出过像样的书，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其实，您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出版社预付的稿酬，未尝不是好事，这样就促使您非动笔下去不可。只要交了稿，我就一定让它尽早出版，成为传世之作。”
然而那些年，出版社对一个年轻编辑的要求十分严格。除了学习及业务，每年还必须参加一两个月的体力劳动，此外，又有各种季节性劳动（如到郊区抢收麦子等），尽管楼社长说过：“到钱先生那里去学习，也是工作。”可我还是不得不加班加点来补上每周三个上午离开岗位所耽搁的编辑业务。1963年，我约钱稻孙译了一篇有吉佐和子的《木偶净瑠璃》，当时他正在翻译净瑠璃，而日本这位女作家的这个中篇，是以当代木偶净瑠璃艺人生活为题材的，除了钱稻孙，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译者。钱稻孙只花了两个月就把全文译出来了。我因为12月份又要去劳动，用铅笔在原稿上做了些改动，送到他家，并说过了年再去取。月底劳动结束后，我到办公室去了一趟，发现钱先生已把译稿连同我借给他的两本杂志一道送回来了，还留了一封信，信中说：
人形净瑠璃稿看过一遍，改得很好，稍微加了一点工。那译稿因为（1）期限恐怕过了，没有好好检点；（2）近来生活烦苦，精神疏忽。复看一遍，甚多自惭之处。加工也未满己意。铅笔改处，大抵都好，没多意见。净瑠璃四篇，总算完了。现在写着《前言》。至于注，相当繁琐，也尚须时日。其中曲调所关，参考无书为苦。打算天暖一点，去音乐研究所查阅《音乐大事典》。这一两年，总算学习了一番戏剧方面的古文和史事，其实还不够通的。
我于1965年11月到河南林县参加“四清”，直到1973年7月，才从干校返回办公室。其间，译者来信十之八九都已丢失了，惟独钱稻孙这封短信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这封信一方面反映了钱稻孙对待翻译工作的认真态度，同时也说明年近八旬的他，还得挤公共汽车去查阅资料，老伴儿又生着病，以至“生活烦苦，精神疏忽”。
钱稻孙曾告诉我，他当时所住的受壁胡同九号这座房子，是他的父亲购置的。他本人的工资除了养家糊口，全都用来买书了——绝大部分是日文书籍，堆满七大间屋子，早年他曾计划建立一座图书馆。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以汉奸罪关入监狱，书也全部被没收。后来因病保外就医。50年代，他多次到北京图书馆和王府大街的科学图书馆去查找这批书，始终也没有下落。他书架上的几十部工具书，都是1949年以后岩波书店陆陆续续送给他的，所以他才能够从事翻译工作。
1963年，我还把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第一卷整理了一遍。那时钱稻孙已患了白内障，看字吃力了。我便念一段《源氏物语》原著，再读丰子恺那段中译文。钱稻孙完全靠听觉来提出自己的看法。就这样，终于整理出几十条修改意见。我是复写的，一式二份。毕竟只是钱稻孙口述的，他并未过目，我怕没有把握，又送去请周作人做了鉴定。在周作人1964 年的日记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一月二十三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文洁若来访，请为鉴定《源氏物语》校记。辞未获免。
二月二十七日
开始阅《源氏物语》校记。
我估计周作人是看在老友钱稻孙的情面上才答应下来的。1959年我就碰过周的钉子。《石川啄木诗歌集》的选题原是他自己定的。后来我另外又选了几首请他补译，他当面未置可否，可当天下午就写信推辞了。
周作人既然接下这项任务，还是认认真真鉴定了一遍，并发现了我们漏掉的一些问题。可惜在“文革”期间，他原来的墨迹已全部丢失。幸而我已把修改意见全部誊清在复写的另一份校样上，所以80年代在发排阶段，还是用上了。两位老先生和我本人，总算没有徒劳。
我最后一次见到钱稻孙先生，是在1965年11月6日。我因为即将赴河南林县去参加“四清”工作，放了三天假，在家整理行装。一天，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突然来访，要我赶译一篇关于世阿弥的《花传书》的手稿。我对日本古典戏剧音乐一窍不通，只知道这是关于音乐的艺术论著，“花”是要求具有感动观众的最高水平的表演技巧。用了两天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将全文译出。但总觉得没有吃透原文的精神。第三天上午，我就跑到西城去向钱稻孙先生求救兵。
照例还是我把原文先念一遍，再念我的译文，并提出疑问。他要我从书架的第三层抽出一部戏剧辞典，翻开某一项，念给他听，然后发表他的修改意见。就这样，只花了两个小时，问题全迎刃而解了。我从他家赶到社会科学院去交了卷，还说明这是经过钱稻孙先生校订的，并要求从我的稿费中扣除一部分，付给他作为校订费。
次日，我就登上了开往河南林县的火车。我想起了钱先生告诉我的一段往事。他曾给一个日本医学代表团担任过口译。饭前，日本人一口气讲了两小时，钱做着笔记。饭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译了出来，也足足用了两小时。举座皆惊。我估计那是钱先生壮年时的事，而我去求教于他的那次，他已78岁了。据从中华书局调到文学出版社来的老编审张梦麟告诉我，他参加过一次欢迎日本代表团的座谈会，周、钱都在座。他认为钱稻孙的口语比周作人地道而纯熟。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周作人当然远比钱稻孙重要。单就翻译成就而言，我认为两人各有千秋。周作人译书，从来不打底稿，总是考虑成熟后，用毛笔一挥而就。钱稻孙则是用钢笔写蝇头小楷，一遍遍地修改。他的视力之所以衰弱得厉害，与此不无关系吧。钱先生为人亲切谦和，对于我这个比他整整小40岁的年轻编辑，始终完全平等相待。相比之下，周先生可没那么容易接近。他不苟言笑，总是抱着矜持的态度。他们两人的造诣及背景确实有些相似：都受过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精通以日语为首的数国外语，同是学者、教授、翻译家，在政治上又都失过足。然而钱稻孙的贡献主要在教学及翻译方面，而周作人首先是五四以来卓有影响的作家。
钱稻孙尽管目力较差，身体却很硬朗，我原以为他能像萧伯纳那样工作到90多岁，然而中国的事态却注定他只能活到79岁。1966年的红八月中，他被红卫兵抄家，连床都抬走了。老人被殴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上呻吟，当他的二儿子端义闻讯跑去探望他时，他嗫嚅着说“什么都不需要”。事实上，他已咽不下东西，没多久就被迫害致死。
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比起周作人这样折腾到1967年5月才咽气，钱稻孙倒是死得更干脆，也应该说是幸运多了。
80年代初，钱稻孙的政治问题终于得到平反：日伪时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事，不作汉奸论，但那时他的十个子女，已有一半去世。五女儿亚满和二儿子端信在台北，三儿子端礼则去了日本。大陆上只剩下一儿一女。孙子辈还有不少。对于跟着爷爷背了多少年黑锅的他们来说，平反无疑是一大喜讯。
钱稻孙于1887年生在世代书香之家，祖籍浙江吴兴。祖父钱振伦曾注释过六朝诗人鲍照的诗和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骈文。父亲钱恂著有《史目表》等书，曾任清朝政府派到日本的留日学生监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是他的叔父。钱稻孙是长子，9岁时，随父赴日，毕业于成城学校、庆应义塾中学和高等师范。回国后不久，又随着担任公使的父亲到意大利和比利时。在此期间学了意大利文和法文，并自修美术。另外，还在大学里专攻医学，读德文。民国初年任教育部视学，同时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日籍教授做课堂翻译。日籍教授回国后，即在医学院教人体解剖学课。以后又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日文和日本史。后升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接着又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讲授东洋史，业余研究日本古典文学，着手翻译《万叶集》等日本古典作品。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各大学纷纷南迁。钱稻孙受清华大学委托，留京保管校产，未随校南下。北平沦陷后，汤尔和任伪北京大学校长时期，钱任秘书长。汤死后，钱接任北大校长兼文学院院长。政治上失了节，但总算保全了清华、燕京、北大三校的文物。
抗日战争前，钱稻孙原是位备受学术界尊重的名教授、学者、翻译家。50年代初期，他作为有历史包袱的留用人员先被分配到山东齐鲁大学去教医学。他感慨系之地对我说：“我是自己扛着铺盖只身去赴任的。但那总比坐牢强多了。”后来他被调回北京，在卫生部出版社当一名编辑。1956 年退休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译文》杂志（《世界文学》的前身）曾发表过他译的《万叶集》和《源氏物语》第一帖，并附有译者对这两部日本名著的介绍，颇受瞩目。他还译了木下顺二的戏剧《待月之夜》、山代巴的小说《板车之歌》（作家出版社）以及电影剧本《罗生门》（北京电影出版社）等。
不同于周作人的是，以上几家出版社和杂志社发表钱稻孙的译作时，从未要求他改用笔名。然而1962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明明是钱稻孙翻译的，书中却根本没署上译者的名字，仅由欧阳予倩在《叙言》中交代了一句：“我就请人代为翻译。”拿到赠书后，钱稻孙托我给楼适夷社长带去一本，他苦笑着对我说：“谁叫我犯有前科呢！”(《东亚乐器考》一书，已于 1996 年1 月重印，并在内封上署名“钱稻孙译”。人民音乐出版社在再版题记中说：“《东亚乐器考》的作者林谦三先生已于1976 年去世。此次重印，经日本明治大学教授近藤耕人联系，获得了林先生遗孀、著作权继承人长野佐登女士的书面同意，又得到译者钱稻孙之孙钱永宜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全书约36万字，是钱稻孙平生所译的最长的一部译作了。作者就东亚各国——主要是中国，以及日、印、朝、缅、柬等国的古乐器，作了41篇考据论文，还有四篇附论。文中论述了“体鸣乐器”、“皮乐器”、“弦乐器”、“气乐器”中各种乐器的起源、沿革、乐律以及乐器名称的语源等问题。对于研究东方各民族的音乐和东方文化史的人们来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除了钱稻孙，很难设想还有第二个人能把这么一部艰深的学术著作译得如此通俗易懂，而且文字优美。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跑了上百趟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有关参考书，真是做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
日本学术界对钱稻孙的译文特别敬重。1959年，他译的《万叶集选》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在东京出版。日本著名学者佐佐木信纲为此译本写了“汉译万叶集选缘起”，语言学家新村出撰写“后记”。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也在“跋”中称赞译者道：“（中国人）对日本文学真正的关心与尊敬，始于本世纪。本书译者钱稻孙先生与其僚友周作人先生开了先河。周先生的业绩以《狂言十番》的中译本为代表，钱先生的主要成就当推这部《万叶集》的中译本……（钱）先生兼备中国、日本和西洋三方面的教养。惟其出自先生之手，此译本即使作为中国的诗作来看，也是最美的。”
钱稻孙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损失惨重。打砸抢后，一辈子的手稿均已荡然无存。亏得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和万叶和歌这三部选集的译稿，由于已交给了出版社，得以幸免于难。他花三年时间呕心沥血译成的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和井原西鹤的小说，已于1987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日本文学丛书》的一卷出版了，并获得我国读书界的好评。
试看钱稻孙所译近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鸳鸯殉情》中的这段文字：
露华浓，夏虫清瘦；
情真处，配偶相求。
好不俊俏也风流！
粉蝶儿双飞双逗，
这搭那搭，旖旎温柔；
东风里，翩翩悠悠。
人家彩染的春衫袖，
却当作花枝招诱；
并起双翅，悄立上肩头，
恰好似，仙蝶家纹天生就。
译文韵字的安排，长短句形式的结构，以及化俗为雅、俗中有雅的风格，不禁令人联想到我国的元杂剧、明清传奇。
至于他译的井原西鹤作品，则具有明清小说风格。每段前的两个七字句，颇似我国章回小说的回目。像《日本致富宝鉴》中“水间寺放利生钱，江户城添暴发户”这样的回目，堪与《水浒传》相媲美。
老人去世已28年了。这期间我总算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出版后，获得各方面的好评，钱稻孙的名字又重新被人们记了起来。1992 年，他生前所译的《万叶集精选》（共690首）也作为《日本文学名著选译丛书》的一种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这也聊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这位卓绝的学者和翻译家吧。
1994 年1 月18 日
作者附记：本文系将《读书》（1991年1月号）上所载同名文章修改补充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