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除非极少数胸怀远大理想，打算混水摸鱼建立不世伟业的英雄或奸雄，就一般人而言，大概很少有谁愿意生活在乱世。
“宁作太平犬，不作乱离人”，这句古老的俗话就说出了大众的心声。但是，生逢乱世或是身处承平，这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上帝的骰子一掷，凡人的命运就已经不可更改。投生在太平时代的，只能感谢上帝的仁慈，堕落到乱世苦海的，也只能怨自己时运不济。
我感兴趣的不只是乱世，更包括乱世中文人的命运――一个生在乱世的文人，他到底可以有哪些不同选择？在他的面前，究竟是乱世比承平多了些机遇，还是承平比乱世添了份安稳？他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又是什么样的东西支撑着他们顽强地活下去？
中国历史上治世不多，乱世却不在其少。每逢鼎新革故，短则三二十年，长则百余年乃至数百年，都可以归入乱世的范畴。一个人要是从孔子的春秋时代活到晚清，我猜仅仅兴亡之叹就会让他老人家一口气上不来的。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不论是生在乱世还是盛世，或者是不乱不盛的平淡之世，作为只能拥有一次生命的个人来讲，其第一要义无疑就是在不妨碍他人及社会、并尽可能惠及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让自己活得更幸福更精彩。须知，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主耶稣以外，并没有第二个人生下来就是为了经受苦难的。
假设我们承认这个标准成立的话，我们也就为古人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乱世生存法则。在此，我们不妨举几个典型的古人为例子，看看在乱世里，一个文人的自由度有多大，他能在多大的范围内作一次选择，并看看这些选择能够给他本人和与他同代的人民带来多大的幸福。
B、
中国文人历来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这话虽然有些高蹈，也还是不泛可操作性的。
既然是乱世，那么一个文人在修身齐家之后，就会不幸地发现余下来要干的两件事――治国、平天下，已经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这时候，如果他们认定乱世的政府没有可供合作的价值，再比如他们已经对世道人心感到了悲哀和厌弃，剩下可走的路就是隐逸。诸葛亮的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也。
陶渊明在这方面似乎是一个为后人高山仰止的典范。公元405年秋天，41岁的陶渊明又一次挂印而去，这时距他出任彭泽令还不到三个月。此后，陶渊明隐居于故乡柴桑，过着吟风弄月的诗酒生活。
陶渊明的选择被后来的中国文人看作是一种豁达和英明之举，生逢乱世，还有什么比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与大自然的快乐更幸福的呢？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从陶渊明留下的众多诗篇中，我们确乎看到了一个出世者那快乐忘形的背影。
但是，疑点并不是一点也没有。陶渊明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必然应该有着他的经济基础，才可能面对“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惨状不但无动于衷，反而津津乐道――换了今天的农民，只能用欲哭无泪来形容了。其次，陶渊明对自然山水的过度热爱和热衷，让人对这种过犹不及的举动有些腹诽。这一腹诽后来苏东坡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但苏东坡是用赞赏的口吻说起陶渊明的――毕竟，古人老是怀念更古的人，这是人间的法则，没法。苏东坡认为，古人之所以可贵，贵在他们的真实。陶渊明耻于为五斗米折腰，因而辞官，这是率性而为。在乡下住久了，他偶然进城的时候，又对官员们的盛大排场有点眼红。这也是率性之举。
苏东坡的话可以作凭证的话，那么陶渊明身为乱世文人的选择，岂非完全出于不得已的下策吗？难道他在采菊东篱、遥望南山的时候，还在遥想着人间的荣华富贵吗？
比陶渊明隐逸得更成功的是画家王冕。在小学的课本上，我们就曾学过王冕如何在放牛时学习画荷花并成为大画家的故事。那时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刚刚在诸多农民起义将领中崭露头角的朱元璋也曾就军国大事问计于他。等到几年后，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朱明王朝，想到了王冕这位隐逸林泉的高士，打算委他以重任。王冕及时地得知了这一消息，并在特使到达他的草庐之前的那一个晚上，趁着月色，王冕带着老母和几卷诗书踅进了江湖的风烟之中，从此不知所终。
比起陶渊明和王冕的选择要等而下之的是蔡邕，也就是东汉美女蔡文姬的老爹。蔡邕是东汉末年的大文人，早年做过几任小官。后来见董卓专权，遂隐居不出。董卓这样的军阀加大老粗也明白一个政府需要有几个文人来帮衬的道理，于是三番五次地要蔡邕出来做官。蔡邕先是婉拒，后来董卓愤怒地表示，敬酒不吃就等着吃罚酒吧，你有几颗脑袋呢？蔡老先生只有一颗脑袋，而且还要留着做学问，于是只得出来做官。
董卓为了表示对文人的优礼有加，三天之内将蔡邕连升数级，做到了部长的级别。不久，董卓败亡，按理，蔡邕应该为摆脱了威胁而高兴才对。不想，他大概是脑子里进了水，居然在文武百官弹冠相庆时大哭不止。为此，新兴的权贵王允理所当然地要了他那颗董卓没拿走的脑袋。
蔡邕老先生的悲剧可以理解为乱世文人在选择时的犹豫，正是这种不彻底与藕断丝连要了他的命。
C、
其实，我们在这里不论是叙述陶渊明的饮酒采花还是王冕的月夜私奔，抑或蔡老先生的惊天一哭，这三位乱世文人的命运及选择，都不过是为了作一个铺陈。我的目的是要引出本文真正的主人公――与前三位文人一样，也生在乱世，并且是更乱的乱世，用钱穆的话来说，乃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时代”――的另一位文人，他居然有着迥异于此前乃至于此后若干乱世文人的另一种选择。
此人就是我将其定位为公务员的冯道先生。
让我先对冯道来一个大体的勾勒，以便让读者老爷们能更顺利更轻松地进入他的故事。
冯道（公元882――954），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县东北）人。唐朝末年曾投奔军阀刘守业任参军，刘败后投奔河东监军张承业，张承业将他推荐与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升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和出帝时亦均任宰相。契丹灭晋后，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仍任太师。也就是说，冯道因接连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契丹五个朝代及十个皇帝――唐庄宗、唐明宗、唐闵帝、唐末帝、晋高祖、晋出帝、汉高祖、汉隐帝、周太祖、周世宗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政府中出任首相级别的要职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异类。
冯道让后人诟病不已的是他的政治气节。在儒家们看来，一个有操守的文人，是否能够在如此走马灯般转换的不同朝廷里任职，并且还出任得如鱼得水，乐不可支呢？答案当然是否。于是乎，欧阳修在修《新五代史》时以少见的严厉说：“其可谓无廉耻者矣”。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虽然也承认冯道待人接物有古人之风，大臣之体，却依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D、
冯道的政治气节到底该如何保守，才不致于如同薛居正所说的那样一女事了二夫，我们暂且搁下不表，倒是不妨先看看冯道在五朝十帝的政府里身居要职时，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不论是欧阳修还是薛居正，都在他们为冯道所撰写的传记里承认，冯道“少纯厚，好学能文”，“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
冯道早年在李克用军中任掌书记，也算是高级军官了，可他却居住在十分简陋的茅草屋里，连席子也没有，晚上就和衣睡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稻草上。吃的食物也与士兵们完全没有两样，从来没有要求开过小灶。领到了工资，他就将这些钱拿来和手下的士兵以及仆人一起改善生活。那年月，打了胜仗的军队抢几个民女做做露水夫妻，原本是司空惯的事情。冯道手下的士兵敬重他，怕他寂寞，偶尔送几个女人给他，冯道实在推脱不过，就像柳下惠似的将女人弄到别处安置起来，等到寻访到了她的家人再将她送回去――露水夫妻没做成，反倒倒贴进去不少银两。
在唐庄宗手下任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加民政部长时，冯道的父亲去世了，他回家乡奔丧，竟然是徒步而行。当地的地方官听说中央首长回到了老家，纷纷备了礼品来看他，可无一例外地被冯道客客气气地婉言谢绝了。
当时，冯道的家乡正好闹饥荒，冯道就拿出所有的家产，代替失职的国家对饥民进行赈济。此后，在守孝期间，冯道一直住在一间破屋子里，亲自耕田砍柴，完完全全成了一个有文化的新农民。邻居有人因劳动力不济而使土地抛荒的，他就悄悄趁着夜色代为耕种，人家好不容易找上门来表示感谢，他又像个古代雷锋叔叔似的不以为然。
总之，从这些行为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冯道的人品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而且，作为一名高级官员，他其实也是称职的，甚至是优秀的。
还是在任李克用的掌书记时，李克用的晋军与梁军在黄河两岸对峙，晋军久攻不下，粮食消耗很快。一天，大将郭崇韬向李克用建议说：“臣以为将校太多，大多不过是些吃闲饭的，战时又起不了多少作用，不如罢免一些罢。”
李克用听了很生气，赌气说他不再任这支联军的最高首长了，要回老家太原去，并叫一旁的冯道立即起草辞呈。一时之间，气氛搞得十分紧张。
冯道只是答应着，却不肯动身。李克用一连催了几遍，冯道才徐徐说道：“我所掌的就是笔墨，大王您的命令，我哪敢不写？但是，现在大王您屡立大功，军中岂能缺得了您作主帅？郭将军所谏，也不算很不妥，您不同意的话拒绝就行了，何必大动肝火还要辞职呢？传出去，岂不搞得军中人心惶惶，要是敌人知道了，更会造谣生事的。”一席话，使李克用收回成命，转怒为喜，冯道的处变能力也可见一斑。
后唐明宗天成年间，中原一带连年丰收，国家无事。为此，唐明宗颇有些沾沾自喜，冯道却向兴奋中的明宗讲了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
冯道说：“早年我出使中山，要经过井陉天险，我怕马有个闪失，总是小心翼翼地抓住缰绳，但到了平地的时候就没什么顾虑了，认为不会再出事了，没想到却在平地上突然摔下来受了伤。在危险的地方，人总是由于格外谨慎而获得安全；但居于太平的环境，却往往因放松警惕而大祸临头。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一时的太平和丰收而得意。”
唐明宗又问他：“丰收之年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是就会改善呢？”
冯道回答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看来，三农问题在中国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了。
接着，冯道又给唐明宗念了唐代诗人聂夷中那首著名的《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但照逃亡屋。唐明宗听了，叹息了一回，让左右将这首诗抄下来当作座右铭，不时低头诵读一番。
唐明宗手下的一个将军，在临河县偶然获得一只玉杯，杯子上面刻划着“传国宝万岁杯”字样，将杯子进贡给了唐明宗。唐明宗非常喜爱，有一天就拿出来给冯道欣赏。
按常理度之，冯道大不了随喜一番说几句凑趣的话就是了，可他偏是这时也不忘对明宗敲警钟。他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物而已，而皇帝应该有的宝物却是无形的。”
明宗听不懂这种高深的话，冯道就给他解释仁义才是帝王之宝。明宗出身行伍，听得云里雾里。冯道走后，他又找左右近侍仔细询问，终于搞懂了冯道的意思，于是“嘉纳之”。
后唐亡后，冯道为后晋效劳。后晋是由历史上著名的儿皇帝石敬瑭所建。石本是一个势力并不大的军阀，为了获得强大的契丹的支持，不仅向契丹称臣，而且称儿皇帝。938年，后晋需要派一位官员出使契丹，这显然是一件烫手的事情，满朝文武全都顾左右而言他。末了，只有冯道徐徐说道：“此事只能由我去了。”
这件事情，后来大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对冯道批评说：“他（指晋高祖石敬瑭――引者注）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
范文澜的批评委实有点让人替冯道委屈，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划幽云十六州及称儿皇帝诸事早由石敬瑭拍板，冯道在这种重大问题上可以说是毫无决策权可言的，那么余下的就是如何恪尽职守，奉公行事了。
再说，一旦搞僵了与契丹的关系，契丹强而后晋弱，契丹铁骑随时可以南下牧马。弱国的外交比起强国来，要困难得多，冯道在出任特使的经历中，却表现得相当出色，并不压于当今一流的外交家。看来，大历史学家不懂人情世故，刻意于道德批判，也不稀奇。
听说后晋派出的特使是首相冯道，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打算亲自到郊外迎接，大臣们劝阻说从来就没有天子迎接宰相的先例，耶律德光这才作罢。
纵观中国史，当南北朝鼎立之时，南方大凡多文采俊秀之辈，每自出使北国，往往被北国因爱其才而强留下来，并加以高位。比如诗人庾信在南朝的官并不大，但到了北朝，好像坐上了直升机，一直升到位极人臣的地步。
现在，冯道就面临着被耶律德光留下来的危险或者说是机会。耶律德光对他厚加赏赐，又直言要他留下作官。冯道不疾不徐地说：“南朝为子，北朝为父，我在两朝做臣子都没有什么区别。”既拒绝了耶律德光，又保全了他的面子，可谓有理有节。
冯道还把耶律德光赏赐的钱统统买成木炭，他对人说：“北方天气寒冷，我年纪大了怕冷，多准备点木炭好过冬。”好像要在契丹长住下去的样子。
耶律德光闻知，十分感动，就同意冯道回晋。冯道却出人意料地上了三次表，希望再留下来。这样拖延了一个多月，冯道才似乎很不情愿地离开了契丹。
一路上，冯道走走停停，一直走了两个月才走到晋国地盘。手下人很不解，问他：“凡是在北国得到生还的人，恨不得插上翅膀往南飞，而您却为什么偏走得这样慢呢？”
冯道说：“走得再快，契丹的快马也要不了多久就可以追上我们，倒不如走得慢一些，让他们搞不懂我的意图。”
几年后的946年，耶律德光进军中原，废掉了孙皇帝晋出帝。在后晋首都汴州，耶律德光想起了几年前出使契丹的冯道，令人将他从外地召回。
耶律德光戏问冯道：“你是个什么样的老家伙？”
冯道回答说：“我只是个无才无德又痴顽的老东西罢了。”
耶律德光又问：“天下苍生如何救得？”
冯道说：“现在哪怕是佛祖出世也救不得了，但惟有陛下您可以救得。”
这一回答看似在拍马屁，其实深含寓意――回顾历史，当我们发现每一次胡人入主中原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发动对汉人的灭绝性大屠杀时就会明白，冯道在以这种类似于丑角般的对话来尽力保全他的同胞。挑剔如欧阳修，也对此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犹可一提的是，契丹北撤时，冯道与后晋王族一起迁至常山，凡有被契丹士兵掠夺的中原女子，冯道大多出钱将她们买下来，寄养在附近的尼姑庵里，以便今后为她们找到家人后好送还回家。
在后汉任职期间，汉高祖刘知远任冯道为太师，也是首相级别的高级官员。刘知远在太原兴兵时，为了制迼兵甲，禁止民间买卖牛皮。等到称帝后，这一过时的禁牛皮法却还没有废除，搞得民间苦不堪言，只能冒着性命危险暗中交易，好比今天贩毒似的。
一次，上党地区有二十多人因犯牛皮法而被抓获，按律当处死。负责这一案件的官员张璨没有依法行事，而是就此事向刘知远上了一道奏章，提出牛皮法不合理，当废。刘知远是个狂燥症患者，认为一个小吏居然敢非议国家法律，分明就是对王权的不敬。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君王一旦被激怒将是可怕的事情。面对刘知远要将张璨和二十多个犯了牛皮法的小民一并处死的愤怒时，满朝文武寂然无声。只有冯道站出来说：“陛下以前在河东时，禁止民间买卖牛皮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但现在已经得了天下，牛皮没有必要再禁了。张璨的奏章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完全是为了国家着想，如果将他处死，天下人也会感到惋惜。我身为首相，没有及时早奏，我罪当诛。”一席话，不但救了张璨，也救了那二十多个差点身首异处的升斗小民。
冯道侍侯的最后一个主子是后周的周世宗。是时，周太祖刚去世，北汉主刘旻乘机入侵，周世宗决定御驾亲征。冯道认为此举过于轻率，持反对态度。
周世宗豪情万丈地说：“从前唐太宗创立基业时，都是亲征，难道我怕刘崇吗？”
冯道回答说：“陛下你恐怕不能和唐太宗相比吧。”
周世宗有些尴尬和恼怒，又说：“刘崇的军队不过乌合之众，如果遇上我的军队，就如同泰山压卵。”
冯道仍然不识时务地劝阻：“陛下你平心自问，你能像泰山一样安稳吗？”
周世宗终于大怒起来，拂席而去，令冯道留下为先帝修建陵墓，自已仍带着军队过御驾亲征的瘾去了。
是年，冯道已经七十三岁，这在一千多年前，已经是罕见的高寿了。等到周太祖的陵墓修好，冯道也就在病中悄然去世。周世宗闻讯，用三天不上朝的方式对这位几朝重臣表示了内心的尊敬。
E、
冯道曾写过一篇引起无数口舌的文章，相当于他的自传，叫作《长乐老叙》。在这篇文章里，冯道老老实实地记录了他历仕多朝多帝的经过，并自我总结说：“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同时，他也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那就是“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官历职，何以答乾坤之施。”公正地说，冯道的这个自我评价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冯道在他的时代也拥有良好的口碑。七十三岁是孔子的大限，冯道与圣人寿命相同，“道即卒，时人皆共称叹。”
按照我前面提出的“在不妨碍他人及社会，并尽可能惠及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让自己活得更幸福更精彩”的这一标准来衡量，冯道生逢乱世，不仅没有命若转篷，反而能够悠游其间，既有自身的幸福，也使他的同代人受惠，他的人生称得上是完美的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公务员，虽然政府首脑换了很多届，他仍然努力地恪尽职守。
但是，大约在北宋初年――离冯道死后也就半个世纪功夫，后人对他的评价却来了个大转弯。首先，薛居正在《五代史》中认为，虽然“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但是，“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所以饰终之典，不得谥为文贞、文忠者，盖谓此也。”
欧阳修在随后的《新五代史》里，言辞更加激烈：“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几百年后的王夫之更是以耸人听闻的口吻称：“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跖。”――冯道竟然比纣王和盗跖更为人所不齿。
显然，这些批评家们据以评判冯道一生功过是非的证据并不是冯道出任首相和其它职务期间的政绩，而是他不该事了二业乃至于十主。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是中国儒家的所谓正统纲常，只要违反了它，不论是励精图治也好，委曲求全也罢，统统也就自动失却了让后人用政绩来评判的资格，一律被道德这根标杆轻轻地挡在了门外。
对人物及事件的评判，不是依据客观事实和结果，而是简单又笼统地划入道德的范畴，这是中国人固有的陋习，在古代史家和道学家那里，这种陋习更加强烈。
在这样的话语系统里，祥林嫂一旦嫁了两个男人，那么不管她以前曾如何小心地伺侯过公婆，以后又如何含辛茹苦地哺养孩子，她都已失去了作为一个好女人的资格。不论如何努力，她的出路也只有捐门槛这一条。否则，她死后就会被锯子锯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而为臣子者与君主的关系也有如此：冯道既然没有在第一个主子灭亡时也跟着一块自杀，那么他也就注定了要在死后享受和祥林嫂相同的待遇――将这个糟老头儿锯成十份，想必每份也就只有一块青城山老腊肉一般大小了。
欧阳修的义愤似乎比其它几位史学家都更厉害，他在冯道的传记一开篇就来了一大段仁义礼智信之类的大道理，然后又讲了一个他自以为符合道德标准、应该让冯道及冯道们去学习的榜样，那是一个血淋淋的榜样。欧阳修写道：
“我曾经读过五代时的一篇小说，记载了王凝的老婆李氏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既然一个妇道人家也能做出这样节烈的事情，那么世上的其他人也是可以做到的。王凝的家在青州和齐州之间，当过虢州司户参军，在任上病逝。王凝家里很穷，一个儿子还小，李氏只得带着儿子和王凝的遗骸回老家。在经过开封时，打算到旅馆里去投宿。旅馆的主人见她一个妇人独自带了一个小孩子，对她很怀疑，不许她住店。李氏看看天色已晚，就不肯走出旅馆。旅馆主人于是牵着李氏的手把她拉出了大门。李氏仰天大哭道：‘我是一个妇人，却不能为丈夫守节，我的这只手被人家拉过了，我不能因为这只手而污及我的身体呀。’说着，就拿出斧头将那条被旅馆主人拉过的手臂砍了下来。”
这个毛骨耸然的故事明明是篇虚构的小说，可欧阳修却在引述之后说：“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意思是说，连李氏这样一个女人都能断臂明志，难道冯道就不能像人家李氏那样用自杀来摆脱事二主的耻辱吗？
F、
据说，周武王在消灭了商纣后，虽然世间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在吊民伐罪，完全是正义行动。但向来有忠义之誉的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齐和叔夷却很不高兴，他们耻食周粟，义不受辱，于是就跑到首阳山中采薇，以示忠臣不事二主。最后，两个家伙一块儿饿死在首阳山中。
这个充满了虚伪和虚拟的故事向来被历代中国人津津乐道，像口淫一样弄得儒者们兴味盎然。而伯齐和叔夷俨然也就成了最忠的忠臣的代表――哪怕是商纣那样的昏君，只要你曾经忠于过他，那就得为他效一辈子的忠，哪怕付出最宝贵的生命也是合情合理的。
假设这种混帐逻辑真的应该照本宣科不打折扣地执行，那么在冯道所处的五代，问题就大了。史家称“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天下的君主就换了八个姓氏――加上地方政权和民族政权，其实远不止这个数。如果冯道们都认真学习伯齐叔夷，像个忠臣那样体面地死去，他们到底需要有多少条性命才足够呢？生活在那半个世纪里的人――我主要指文人――难道其人生的惟一意义就在于隔上三五年就集体自杀一回，为那个昏聩或是残暴的昙花一献的鸟皇帝献身吗？
司马光到底是史学家，要比诗人欧阳修看得深远一些。他也在《资治通鉴》里引用了欧阳修看到过的那篇小说，以及欧阳修那一大段之乎者也，但他确乎也知道，要是真让冯道们像李氏那样自残以示忠贞，在五代十国那种修罗场般的乱世里是根本行不通的。
于是，司马光自作聪明地提出了另一个标准。
首先，司马光仍义正辞严地沿用了欧阳修式的道德评判，他说：“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
看来，从一而终仍是不可更改的时代主题。司马光进一步阐述认为，“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紝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忧，不足贵矣。”就是说，事了二夫的女人，尽管长得再漂亮，做活再能干，也称不上一个贤字；事了二主的臣子，既使再有才智，再有治行的能力，也不足道哉。
司马光给冯道们开出的乱世生存妙方是“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盛世就出来作官，乱世就隐居起来，要么远循于山林，要么就只当小干部，不要做大官。
灭迹山林，当然可以算作一种选择，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陶渊明和王冕们的办法。但是，所谓“优游下僚”就让人哭笑不得了：难道在贰主那里只当小职员不当大干部，就算是对前朝的尽忠了，就没有有亏气节了？下僚与大官的界线在哪里呢？当到了哪一级算是尽忠前朝，哪一级又算是大节不保呢？
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了给统治者们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让他们借鉴历史的经验，因此许多篇章后都有一大段“臣光曰”打头的议论，但要是我们真的按照他老人家支出的高招去行事，只怕历史会变弄得一塌糊涂。文人好大言，此可为一例也。
G、
在西方绝对很少出现过这种忠臣要不要事二主的争论，更不会因为一个官员曾经在几个主子手中任过要职而谤满天下。如果西人也用这种道德标准来评判官员，那岂不是前一任总统下台时，他的内阁成员全都得集体自杀才算是完人？
“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虽有忠智，将若之何！”身处五代十国这种可怕的乱世，个体生命远比一只纸质的杯子更加脆弱。冯道能够在其间生存，在自己获得幸福的同时也让同代人沾光，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创举。
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冯道一直是个称职的公务员，他不管政府姓刘姓周，姓石姓耶律，他只是忠心地恪尽自己的职责。他忠于的不是哪一个主子，而是他所在职位的义务。虽然朝代易覆，可能也会有五内如焚的时候，但是，当人生如同薤露一样短暂，我们又如何能够用大而不当的虚伪道德标准去要求一个活生生的渴望幸福与安宁的古人呢？
蜀中笑星李伯清常说一句话，叫作“要得公道，打个颠倒”，只有实行换位思考，我们才会免去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毛病。如果我们是冯道，我们会为一个并不优秀的主子去自杀吗？在自杀的忠臣和称职的公务员面前，我们的天平难道不是偏向后者吗？
所有持道德武器来批判人事的家伙最易犯的毛病就是用自己也办不到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文人而遭遇乱世，这已经是一种深沉的不幸，倘若后人再空谈道德，那不仅是对先人的不恭，也是昧着历史的良心在胡言乱语。
从蔡邕到陶渊明，从冯道到王冕，其间，我们会发现，冯道这个异端其实是最幸福的。至于身后的谤与誉，那是谁也无法阻止的，就如同千百年后，我们的子孙也会对我们指手划脚一样。
重要的是过程。或者说，幸福本身就是一种过程。公务员冯道一定在他的生命轨迹中感受到了其他乱世文人没有感受过的幸福――这本身也是一种幸福呀。
来源：湖南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