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说到哲学的时候，特别是在老一代人的头脑中，通常就会出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反映了哲学知识的极其重要的特点，但并不是全部。从整体上说，这只是一个相对正确的定义，因为很难把诸如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萨特等等思想家的哲学以及许多研究哲学的神学体系归入这一定义。
黑格尔有时在描述哲学知识的本质时写道：哲学乃是铭刻在思维中的文化、时代的精髓。为了进一步弄清哲学的对象，必须确定哲学与文化相互间的关系，并揭示哲学思维在文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近10年来，在哲学和文化学中，根据作用和符号学的观点，曾对文化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它被看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超生物学的纲领的复杂的体系，提出了行动和行为的样式，知识，规章，信念，理想，规范，世界观定向等等。它们构成了称之为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经验的东西，人在掌握之后便实观了社会化，形成了个性。这种经验以各种社会代码记录下来。获得符号意义的人的行为和行动、人的周围环境的种种现象、自然的语言，以及各种人为的语言，将译成代码体系。译成代码的方法、维系行为和活动的纲领的代码的体系，随着新的社会历史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发展。
所有这些文化现象，都是作为完整的发展着的体系发挥作用的。构成把各种文化创造的现象和领域结合起来的系统的因素，是文化的多样性。后者是前者的基础。
生活经验通过文化的多样性获得评价和筛选，并进入文化传播流。
可以对反映人与其周围作为活动客体的现象世界的范畴进行区分。这就是“自然”、“空间”、“时间”、“物质”、“属性”、“关系”、“因果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等等。然而，其他描述人与作为活动和联系主体的人的关系的范畴构成，也很重要。它把人参与社会联系的经验、他们与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关系积聚起来。这就是“自由”、“命运”、“我”、“他人”、“人”、“风险”、“良心”、“义务”、“荣誉”、“劳动”和“公平”等等。
在文化中，两个范畴构成形成一定的整体，例如善与恶、因果关系、空间与时间等等。文化多样性的内聚力和相互联系，造就了现实世界的总的面貌，确定了最普遍的有关自然、社会和意识的观念体系。这种面貌称之为相应的历史时代的世界观。它是社会生活独特的基因及其基础的文化——遗传代码。有鉴于此，人不仅认识和了解世界；他评价它的事件，并接受它们相应的在文化的多样性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体系。价值观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的差别。
从根本上说，为了在某种文化中生存下去，为了掌握它固有的现实的意义，非必要研究哲学。文明和文化存在着，但它们在数世纪甚至数千年（如古埃及）期间，没有产生任何发达形式的哲学知识。如果社会生活基本上是不变的，而是在某种世界观的基础上不断简单地再现，那么，哲学是根本不需要的。然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的状况的产生，传统的现实的意义就不能回答新的历史召唤；对新的文明发展道路的探索，需要重新审视从前的价值观体系。
在某个教派分裂和剧变的时代，传统不再决定人的富有活力的目的和组织社会生活，确保社会经验的选择和传播的世界观体系被破坏，从历代的经验中要保存什么和挑选什么也就不很明显。这样，就产生了人们试图回答的一些简单的问题，以便认识自己和世界：良心究竟是什么？公正究竟是什么？人的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合乎道德或不合乎道德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哲学就源于对这些问题的探索。
为了获得认识意义的答案，应该对文化的多样性持特殊的立场，使它们成为研究的对象，以及思维旨在研究的独特的客体。由于意义在任何时代都是按照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意义不断发展的，因此这就意味着，它要分析和评价自己本身的根据。
从根本上说，认识自身的能力，是人的思维主要特点之一。它可以归入他所产生的作为特殊对象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并对它们作出分析和评价。这种关系称之为内省。但是，这种内省可能深度不同。日常意识通常不能对自己深刻的根据作出反省。人在日常生活中认识了这样的空间、时间、善、恶和公正等等，并根据这种认识来评价其他人的具体存在、行为和行动。但他通常并不思考这些范畴的意义。如果说到它们的定义、揭示它们的联系和关系，那么日常思维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哲学能解决这些问题。哲学对多样性的文化进行反思，从理性判断的角度对它们作深思熟虑，变为特殊的观念客体。尔后哲学家运用这些思想观念以及数学家的数和几何图形，并研究它们的属性和关系。
多样性的文化，在变化成哲学论述的客体以后，改铸成哲学范畴。其中强调概念——思维的方面，以及与世界的感情体验有关的方面。因而哲学范畴就作为文化范畴的公式和简化的形式出现。然而，正是依靠这种简化的形式，为运用具有特殊本质的范畴提供了可能性，提出理论问题，并拟定新的范畴定义。而这些定义将超越在这个时代的文化的多样性中反映出的那些对世界认识的界限。
哲学并不限于植根在文化中的世界观定向的思考和合理化，而是要完成对世界新的认识，预见未来，向人类提出他的生命活动的各种各样的世界的模式。同时，哲学从事的这项工作，不仅是在世界观危机的时代，而且是在不断系统地综合运动范围内的新思想和新观念。
哲学在过去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已经演示了制定思想的能力，这些思想超越了在当时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的模式和原型。例如，古希腊哲学在争论局部和整体、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的同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切方案：世界分割为有一定界限的部分；世界可以无限地分割；最后，从健全的思维的观点看，完全不能解决——世界根本不能分割。
这种与众不同的思想的合乎逻辑的论据，揭示的不仅是局部和整体这一范畴、而且是与它们密切相关的诸如空间、时间和运动等范畴的新思维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诸多问题，随后的各个时代的科学思想又不止一次地重新回到这些问题。首先，这论及无限这一与众不同的说法。正如科学史家正确地指出的，这个问题经过几代人才成为数学中的基本问题之一。Г·坎托尔等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思考，在很大的程度上促使当代集论的研究。
哲学往往制定超越自己时代的新的范畴涵义，这可是预先为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掌握未来世界准备世界观的前提。哲学积极地参与人的世界观、构成某种文化基础的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然而，就此而言，这种参与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即哲学知识等同于文化的世界观原理，包括它们的内容。
哲学与植根于文化的一系列世界观方法不一致，而只是它们的理论核心。哲学中形成的新思想，将长久地在文化中传播，与过去形成的思想彼此相互影响，而且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能成为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文化传统的前提。然而，当这样的条件出现时，似乎抽象的哲学原理才开始具有现实意义。它们具体体现在政论作品、时评作品、审美观、文学和艺术评论、宗教观以及政论等等之中，并由此不断获得发展。哲学吸收了感情—评价的才能，变成处世态度、人感受世界的形式，并因此再改变文化的多样性，专心致志于它的根据。
当哲学发展世界观的思想时，它总是要运用价值体系，以确保一定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再现。它将论证这种生活方式，并证明其正确，这种职能还表现为意识形态。但是，哲学还有其他的职能。它能批判地对待任何世界观的思想（其中包括在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多样性的意义），并依靠理论的运动，形成可以实现的未来文化基础的理性的简图，而这意味着也是可以实现的未来人类生命活动的世界的简图。从这第二个职能说，它属于基本科学。众所周知，基本科学的理论概念为最新的技术—工艺成就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在哲学的理论体系中，也可能包含旨在调节人与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活中历史经验的关系的人的新的世界观定向。
同时，应当考虑哲学作理论探索的特点。它必须以不仅在历史发展概念（哲学范畴）的理论运动和哲学内部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而且必须以为了揭示在它们中形成的新的世界观方法和思想而不断研究文化的其他领域为前提。
存在着两种互相补充和互相联系的研究哲学的形式。第一种形式以揭示植根于文化中世界观意义为方向，即要广泛地运用不仅是思考世界、而且是反映它运用人的感情体验手段的类比和思想方法。第二种形式倾向于对哲学内部问题作严谨的概念分析，以及系统地研究范畴各种涵义之间的联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可能的世界”的范畴模式。在第一种情况之下，哲学包含许多近似于世界作艺术思考的成分；在第二种情况之下——哲学以它的理论掌握为方向。在这些方式中，无论哪种方式都不能消除、消灭哲学对世界认识的本质。通常，两种思维形式在哲学家的创造中都是相互影响的。但是，不知到底哪种形式占优势，而这要把哲学研究的艺术—综合的方法与科学分析的方法区别开来。
研究哲学的分析方法，在新欧洲的文化中，多半是以唯科学主义方向的形式实现的。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文化中，科学和科学的理性对思维（包括哲学思维）的一切形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毫不奇怪的是，哲学在这方面往往按照科学的方式和相似之处进行建设，并首先以科学的主要成就产生的那些世界观的后果为分析的方向。正是在这样的方向的轨道上，才得出以下认识：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最普遍规律的科学。
但是，在其他文化，例如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就没有这样的认识。在那里，哲学的发展，与其说是科学知识的积累，不如说是对日常语言、道德问题、艺术和宗教的思考。而在西方哲学中，特别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至少明显地表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在反映科学与其他文化领域的世界观分析的权利方面是均等的。同时，对科学的哲学分析，在这时形成了哲学知识的独特的、活跃发展的领域。
科学在历史上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把20世纪的自然科学与17～19世纪的自然科学进行比较，那么可以看到，变化的不仅是关于自然的观念体系，而且是科学认识方法论本身。古典时代的学者认为，理论阐述客观性的条件，乃是把任何援引认识的主体和观察的手段排除在外，因此不采用量子—相对论物理学中证实的思想和规范。在这门学科中，对观察手段的相对性原则，成了对现象作理论描述和阐述的根据。古典科学认为，自然对科学所提问题的回答，只有用自然本身的本质特点才是肯定的。在现代科学中，知识的客观性思想得到另外的解释。在提出现代物理学的方法论观点时，海津别尔（В. Гейзенберг）写道：自然对我们所提问题的回答，不仅取决于它的配置，而且取决于提出问题方式本身（即取决于作为宏观存在的观察者在自然中的地位，取决于认识在历史上发展的手段和方法，等等）。有鉴于此，情况就成了获得有关自然的客观知识的条件。
从事基本科学的科学研究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在其中获得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这里不仅说的是对某些计划及其拨款的社会支持，而且说的是对科学研究的有远见的决定。在某门基本科学发展的每个阶段，可能存在一些研究计划的竞争。它们的前途既决定于解决经验和理论问题的能力，也决定于使它们与现存的文化传统相一致的可能性。
这既与自然科学有关，也与社会——人文科学有关。在后者的情况之下，某些文化传统研究方面的淘汰是显而易见的。哲学在这方面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很少有区别。经常的情况是，为了维护超越传统范围的对世界全新的观点，它不得不使用各种巧妙的手段，并证明新的思想与传统的思想相一致。
基本科学不断综合有关世界的新观念，并认识往往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能成为群众实际掌握的客体和过程。我们世界情景的变化，势必产生有关这些客体的知识，并需要对植根于文化的世界观的定向作一定的修正。为了把这些知识包含在文化中，它们需要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传统紧密配合。由于对世界情景中所包含的新科学观念作哲学论证，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围绕达尔文的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和不稳定宇宙等等理论展开的哲学争论，乃是把科学思想包含在文化中这个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它的世界观的多样性的涵义变化的非常突出的例证。哲学知识不仅被用来论证已经获得的知识，而且直接参与科学地探索它的有针对性的创造性的思想和原理。
某门具体科学在解决它的问题过程中所运用的哲学思想和原理，构成了这门学科的哲学基础。它们并不等同于哲学创造的一切知识部分。
哲学在对文化的原理进行反省并对它的各个不同领域进行研究时，创造在科学探索的某些阶段上用得着的思想和原理。然而，它们从哲学中选择借用，并在解决科学问题时加以运用，需要特别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多半是在自己的创造中，把具体研究者和哲学—方法论专家的角色结合起来的伟大学者完成的。在科学史上，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名字：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波尔等。他们不仅在科学的发展上，而且在哲学的发展上，作出了贡献。
爱因斯坦指出，20世纪的物理学，证实了康德的理论—认识思想的正确性。爱因斯坦写道：理论可能源自经验，但不可能从经验资料中归纳出来。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人类社会历史的现阶段的特点是，由于当代文明的前途问题，文化又面临着历史的召唤。
考虑到可以把现代文明称之为技术文明，因此，导致社会革新迅猛发展的技术——工艺进步，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同的特殊的价值体系，是它的文化基础。在技术文化的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成分可以分为：把人理解成与自然对立的活动的生物；把活动理解成旨在对客体进行改造并使人服从于它们的威力的创造性过程；把自然理解成无机界，是改造活动的材料和资源的客体的合乎规律的、有序的领域；活跃的、独立自主的人的价值；创新和进步的价值；科学理性的价值。
这一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体系，是技术文明的特殊的染色体组；在它们的基础上，实现文明的进步。
在科学、技术、教育、保健、改善人的生活质量等等领域中，技术革命获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就。然而，它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人类自身面临着生存问题：它由于制造了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使永生的人类必死无疑，并导致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导致空前异化的规模，以及破坏人类生命活动生物遗传基础的现实可能性。看来，技术文明在实际上已结束，向某个另外的、新的文明发展形式的过渡已势不可挡。反之，许多破坏文明活动基础的方案，以及人类的灭亡将越来越成为现实的问题。
新的文明发展的形式，必须以从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的变化为前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某人能马上和突然设计出新的价值体系，并把它恩赐给人类。这些价值在当代文化内部成长起来。它们将形成于文化的各个领域，而哲学的任务是抓住新的趋势，并为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根据这一观点，重要的是要在当代文明进程的框架内确定新的世界观定向的独特的增长点。
首先，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始终是技术文明独特核心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当代科学和技术活动越来越与开发的特殊对象有关，这种对象在历史上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这些体系改变着我们有关周围世界的观念，并需要特殊的活动战略。
当代世界科学的情景，已与过去人周围的自然环境只是无机自然界的观念不一致。现已弄清楚，这个环境是全球性的生态系统——生物圈，是一个特殊的完整的有机体，要限制对自然的破坏性开发。
现已弄清楚，在历史上开发复杂的发展系统的过程中，工作的战略也不断改变。在对这样的系统采取行动的时候，积极的强制的改造世界的方针就不是有效的。它们是开放的系统，协同的特点是它们固有的。这些系统的发展表现为从一种自组织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自组织形式。发展着的系统周期性地通过两歧点，在每个这样的点上，具有几种可能发展的路线。不大的、往往是偶然的影响与协作的影响一起，将根本改变发展的方向，并使系统的组织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外部强制的影响增强的情况之下，系统可能对以下情况作出反应，即它简直将再现同一套结构。然而，往往不大的影响就能产生新的结构，并使系统更加复杂。
具有复杂的、在历史上发展着的客体的活动，揭示了道德命令、理性认识和有目的的行动的有机联系。这最明显地表现为发展着的客体在历史上变化的时候，作为组成部分的人包含在这一客体中。系统的这种形式的范例是生物圈、生物地理群落和社会客体。
在两歧点上准确地预测发展着的系统的未来轨道，是根本不可能的，每次都面临起作用的主体的选择问题。重要的是，对人来说，不要陷入灾难性的轨道，并避免不利于发展的方案。在这里，定向标不仅是有关可实现的方案的知识，而且是价值和道德观点。
从这一使真理和道德一体化的角度说，在复杂的、发展着的系统的开发过程中，也产生了与古代东方文化相似的东西。从这些文化中合理地理解世界，不能把真理与道德分开。一个象形文字和一个“道”概念，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同时指出了真理、道德和人的生命之路。
我并不想说，拯救人类在于恢复传统文化固有的世界观的思想。所要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传统文化固有的是，崇敬自然和把人溶解于自然中，个人和人的价值在这里是处于第二位的。在技术文化中，恰好相反：第一位的是人的价值、个性，而自然被理解成改造活动的材料。在这种文化中，人的生命力的向量旨在从外面改造客体。然而，它旨在从内部培养自我节制的人，甚至对有创造性和个人施加一定的压力。而这就意味着，不能简单地采用东方的思想，并把它与西方的思想结合起来。这里说的是把它们改铸成第三种东西，即确保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新战略，同时发展人的个性因素，人的开放性的扩大人的交际范围的能力。在当代技术文明的深处，在它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极限，形成了对自然、人及其活动的新认识，开辟了综合各种文化传统的途径，为新一圈的文明发展创造了前提。
如果说今天许多人说到和写到的后工业社会，应当找到摆脱全球性危机的出路，那么它并不是简单地延续技术文明，而是要加强新的发展形式的最初阶段。这种情况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探索当代俄罗斯改革的战略时，至今仍以简单地借用西方的经验为基础，并把它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上。西方本身也在变，重要的是要制定向俄罗斯后工业发展的战略，既要考虑进一步的目标（文明的前途），也要考虑到自身的文化传统，而不是简单地借用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及其在开始全球性的文明转变的条件之下的大众文化。
我想，整个世界哲学不是对当代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作好一切准备，而是必须探索新的世界观定向。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家就开始论述转变价值定向的必然性，并指出，摆脱全球性危机的出路，只有在确定文明发展的战略变化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我认为，这在今天是最迫切的课题。俄罗斯哲学家应当积极参与这一课题的研究。
在俄国的哲学中，既有悲剧，也有正剧。然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思想的低潮，也有思想的高潮。在评价俄国过去的事情时，往往采取极简单的转换：从前是从正的方面来评价规律，现在则从负的方面来评价规律。这样的评价——毕竟是意识形态化意识的表现，这种意识妨碍对历史情况进行客观的分析。当然，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妨碍了哲学思想的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并在苏联社会的条件之下履行着独特的国家宗教的角色。
然而，决不能认为，除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其他任何哲学了，那是违反这一传统的。洛谢夫（А.Х.Лосев）和巴赫京（М.М.Бахтин）就在非常困难的社会条件之下，继承原来的俄罗斯哲学思维。在60年代，即赫鲁晓夫解冻的时代，出现了新的趋向：转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富有成效的发展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立（З·В·伊利延科夫学派）。在这一时期，开始恢复哲学家的专业著作。在70～80年代，在哲学史、逻辑、科学哲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形成了独创的学派，获得了扬名西方、获得国外的同行高度评价的成果。对活动理论及其在人文知识各个领域中运用的研究，也卓有成效（Г·П·谢德罗维茨基等）。对全球性问题的提出和哲学思考，包含着许多积极的东西。但最主要的是，在这个时期（70～80年代），我们形成了观点的多样性。他们的拥护者尽管仍然在马克思主义词汇的框架内，但在本质上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发展了源于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的思想。所有这些思想相互影响，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就形成了思想的多样化，从而为卓有成效地创造性工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应该记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流派之一，曾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在当代许多杰出的哲学家的著作中清楚地看到。她作为世界哲学中的一个流派，今天仍继续存在着。
然而，20世纪的哲学产生了许多思想。顺便说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吸收这些思想。譬如，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对人类生命活动的最重要方面、并确保社会经验的积累和传播的文化课题就研究得很少。社会生活的这个方面，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就作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很难理解文化符号学的思想，这种思想提出了价值观在社会生活的再现和变化中的作用，以及在传播社会经验等等中，社会和个人下意识的作用。在政治哲学中，吸收了非暴力思想、以文明市场的经济为研究定向的社会公正概念、以及一系列其他的重要思想，其中许多东西具有牢固的哲学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缺少一些价值哲学的内容。它存在于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中，以及马克思成熟的活动理论及其作为历史上不断发展的系统的客体研究的方法论，一系列涉及社会、人、社会本质、认识、科学和技术在当代文明发展中的作用等等思想。否定所有这些建设性的思想，是缺乏理智的。
不应把非常意识形态列入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它理解为特殊的理论，其中有积极的内容、局限性，也有需作批判分析的错误。概而言之，在当代，马克思哲学有权利作为哲学思想的一个流派存在，但不是作为凌驾于一切学说之上的学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消失，而且大概也不会复兴。
许多俄罗斯哲学家都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别尔佳耶夫（Н.А.Бердяев）、司徒卢威（П.Б.Струве）和布尔加科夫（С. Н.Булгаков）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而后来， 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公设，转向研究原本的哲学体系，并充分重视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在俄罗斯哲学中，曾经研究过的一系列全新的思想，目前已是越来越迫切了。它们对现阶段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将弄清引起当代技术文明危机状况的原因。其中包括，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宇宙学家激烈批评消费社会，以及简直预先警告有关可能发生的、当代文明引起的全球性生态灾难。应该记起，韦尔纳茨基（В.И.Вернадский）关于生物圈和智力圈的学说，也是在所谓俄罗斯宇宙论哲学中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哲学思想的轨道上发展的。这位著名的学者属于宇宙学家。
对俄罗斯哲学感兴趣并非偶然，这与瞬间的热情和企图为马克思主义寻找替代物无关。然而，对企图赋予俄罗斯哲学以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时代具有的某种新的意识形态地位，必须提出预先的警告。
当再回到有关文明发展战略变化的问题时，我想指出，近几年来，西方和俄罗斯哲学在这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譬如，发展了生物圈伦理学——在哲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接合部的一个新领域，提出了对待自然的道德问题。现在，有大量著作讨论当代文明的全球性危机引起的政治、法律和公正问题。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俄国，还是国外，都饶有兴味地研究涉及科学理性形式的变化，以及作为向新的文明发展的形式过渡的条件的科技进步方向的变化。【译 者】黄德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