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写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下简称《导论》），正直抗日战争的流离动乱之时。彼时家离国破，河山沦丧。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亡国灭种的危险。他希望通过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来振奋民族精神，唤醒国人爱国热忱。所以《导论》不仅在字里行间透露着钱穆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感情，而且也蕴含着深切的现实关怀。此书是钱穆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纲领性和奠基性的著作，他在序中称：“迄今四十六年来，余对中国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i]可见此书在钱穆整个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书中所论，所涉甚广，主要包括：中国文化之地理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独特的中国文化性格、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程、古代中国的国家民族宗教等观念、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等等重大问题。在论述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钱穆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对中西文化予以了系统的比较，在对比中捕捉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并主张偏重于人文科学的中国文化应该积极向偏重于自然科学的西方文化学习，以应对在西方文化浪潮冲击下日益严重的文化危机。以上是对《导论》的简要评说，本文限于篇幅，不拟对书中所涉问题做全面分析，而只对钱穆所论“家族观念”做一番分析和思考。
一、作为中国文化精神核心的家族观念
在钱穆看来，人类文化精神的差异根本上是由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引起的，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而又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精神。遵循这一理路，钱穆在《导论·弁言》中把人类文化划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三种类型。这三种文化就其生活方式的不同而言，实际上又可并归为农耕文化和游牧商业文化两大类型，中国文化在文化类型上属于典型的大陆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最大差异表现在，“商业文化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为流动的，进取的”，而农耕文化可以自给自足，无需向外寻求，因此是静定的，保守的。所以中国文化精神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安分守己的趋向于和平的文化，此种文化有着自身独特的演进逻辑，与西方文化并无高下之分。在农耕文化以及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类型的培育下，古代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观念、宗教观念以及国家观念。但是在钱穆看来，古代中国人所持有的不重民族界限的民族观、天人合一的宗教观以及超乎国家观念之上的天下观念，都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三者之间相互关联，融汇成一个整体的意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源泉。
但是，钱穆认为构成中国文化的因素有内外两层，上文所提的民族观念、宗教观念以及国家观念属于外层的消极的方面，而内在主动而积极地方面是中国人的“人道观念”。“此所谓人道观念，并不指消极性的怜悯与饶恕，乃指其积极方面的像孔子所说的‘忠恕’，与孟子所说的‘爱敬’”。[ii]此人道观念由何处来呢？钱穆论述道“中国人的人道观念，却另有其根本，便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1]
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乃是在长期的农耕劳作安土重迁中形成的，是中国农耕文化的直接产物。古代中国，一个家族即一个劳作单位一个小型社会，也是社会统治的基本单位，个人只有依附于家族才能获得认同与尊严。家族中又涉及到夫妻、父子、兄弟等各种关系，为了维护一个家族的完整与正常运转，则必须一套价值规则来规范家庭成员之行为，这套价值即孝悌之道，要求亲人之间要忠恕相待，爱敬相与。在钱穆看来，“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2]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核心乃是家族观念。钱穆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他从以下数方面来进行了论证。第一，人道观念的核心——孝悌忠恕爱敬——无一不是来自于家族观念。父子兄弟夫妻之间要孝悌爱敬，推而广之，对家族以外的疏远之人也需以这种同理心相待，家族观念向外扩充即形成社会伦理。中国人从不相信一个连自己亲人都不爱的人会对一个陌生人充满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家族观念立于社会各种观念的核心位置，中国文化天然的以家族观念为依托和基础。第二，家族观念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父子关系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夫妻关系。父子相延，以致无穷，这种自然生命的延续可以让家族命运永续不绝，对祖先的崇拜甚至成为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之一部。由家族繁衍而产生的历史联系，钱穆称之为“人道之直通”，它构成中国文化时间上的延续性。同时在父子关系之外，次重要的关系乃兄弟关系，钱穆称之为“人道之横通”，它构成中国文化空间上的联系。一孝一悌则可直通百世，横通万物，因此中国人很容易由家族观而过渡到世界观。钱穆由此认为，家族观念并不是把中国人的心胸狭隘了、闭塞了，而是把中国人的心胸开放了。古代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宗教观念以及国家观念正是在家族观念的影响下，变得超脱解放了。第三，钱穆还有一个重要的论点，他认为家族观念并不是由封建制度产生的，而是由其内在的“家庭道德”和“家族情感”产生的。在考察了《诗经》和《左传》之后，钱穆认为古代家族情感与道德莫不“忠诚恻怛，温柔敦厚”。此乃中国和平文化之本源。
二、家族观念与儒家之“仁”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宗教政治化”与“政治伦理化”。“宗教政治化”可简单概括为“神权屈服于王权”，即宗教为政治服务。在钱穆看来中国宗教并不为一姓一族所独有，而是以大众的意志为意志，以大众的态度为态度，中国的上帝与人类全体是合一的。所以中国的宗教总是着眼于现实之事物，不讲求所谓出世与入世之别。中国人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就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钱穆称之为“混全的大宗教”。宗教在产生之日起，就已经着眼于世俗之物，其为政治所用则是一种必然趋势了。这一特点也奠定了中国学术的积极入世的基调。
在这一基调的基础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仁”的概念，构建了一套基于家庭伦理之上的理论。何谓“仁”，钱穆认为仁是一种人心的境界与功能，这种境界超出动物的求生存之心，同时也能超出个体自私之心，在更高更广泛的意义上上实现互通。要实现这种互通，必须要“有人类内心之自然要求做他的发动力”，[iii]儒家抓住这一根本点，将“仁”主要的表现限定为孝悌忠恕之心，此心之获得不求上帝不求君王，只诉求于家族日常生活中的伦理价值，这就与人之自然本性相符合，从而构成了一种互通感极强的人道观念，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家族的基本观念由此为儒家所内化，构成其核心部分，在构建社会政治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异常重大的作用，中国政治也呈现出明显的“政治人伦化”倾向。相比之下，墨家思想的根本缺陷是违反了人类内心的自然情感，“视人之父若其父”，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墨子所谓兼爱，并非平等，而是无条件的整齐划一。这种主张不符合家族观念熏陶下的人之本心，注定要败给遵循家族观念的儒家。
三、家族观念在儒家政治构建中的地位
家族观念在儒家的发挥下如何影响中国政治秩序构建与政治文化，钱穆对此没有作评论。笔者认为将家族观念内化的儒家，在构建其理想政治秩序时，一开始就将家、国、天下结合成统一的关系。易言之，儒家要构建的政治秩序是家国同构的伦理国家，这是钱穆所谓“政治伦理化”最主要的动力。以下结合之前的思考对儒家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观做简要分析。
家与国的一体性关系，儒家多有论述。大学里对这种关系描述的最为详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家是国的基础，而齐家和治国也是具有同构性的两件事物，儒家从来都是把天下、邦国和家庭看作一个统一体。孟子继承孔子这一理路，以人伦家庭关系来理解国家，“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把政治关系等同于伦理关系，所要建立的是家国同构的伦理国家。
笔者认为，所谓家国同构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家国在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家的扩展即是国，国的基础即是家，因此齐家跟治国就具有相通性，齐家就能治国。在家孝敬父母，尊重兄长；在国忠于君主，仁爱大众。孔子说君子应该“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子罕》）孟子借用诗经也说：“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二者都是强调由齐家扩展到治国。第二、家国具有相同的人伦规范性，在家重孝悌，在国重忠敬。父子之间与君臣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同质的关系。孔子一直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因为国是家的放大，在家亲其亲长其长，在国也同样应该如此。“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大学》）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章句上》）由孝悌而达忠敬，自家庭而至国家，这一过程是自然而然的。正是家国对人伦规范要求的一致性，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才成为可能，并且作为儒家基本传统之一，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观根本目的在于构建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这一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它为国家和政治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基础，孟子把政治关系等同于伦理关系，把政治目的等同于伦理目的。“君”“国”一体、“国”“家”不分，“国”是“家”的扩大，同家一样是一种伦理共同体，以伦理为维持手段并以伦理生活为目的，君与父同体，臣和子同体，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同构，忠君与孝父合而为一，政治生活也就是伦理生活。家国同构将君主等同于父亲的地位，由血缘基础上形成的家庭关系，落到了国家和君主手里，只要家庭存在，就能证明国家存在的绝对合理性。这样，君主和政治的合法性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家国同构将家庭伦常有机地导入了国家政治，对国家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具有鲜明的伦理性质。另一方面，这种家国同构的伦理国家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者由内而外的“绝对命令”，而忠孝节义等基本人伦规范的修炼则是他们跻身仕途的入场券。儒家选才首要的是看有没有德，其次是才是才能，而有没有德很大程度上是看他孝不孝。孝则忠，悌则敬，这些都是统治阶级最需要的品德。为了入仕，士大夫们也竭力修养学习这方面的道德，甚至在相当大程度上内化了这些道德，形成了一种宗教般的情感。成功入仕的士大夫毫无疑问构成了国家统治的栋梁，而入仕失败的士大夫虽然不能在官场上发挥作用，但内在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却促使他们积极入世，由于具有知识和人望，他们很容易在地方产生影响，即形成乡绅阶层，这也构成了国家基础统治的支柱。所以，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不仅塑造了国家政治层面的合法性，而且实实在在的提供了国家统治的阶级基础。所以说，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观对于政治秩序的构建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这种国家理论旨趣所在之处。
笔者认为，钱穆先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中西文化不同价值之认识，其实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他对古代中国人道观念与家族观念的分析确实抓住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
[1] 同上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1页。
--------------------------------------------------------------------------------
[i]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修订版序第1页。
[ii]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0页。
[iii]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2页。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
【2】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
【3】宋·朱熹：《四书集注章句》，岳麓书社出版，1985年。
【4】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
个人简介：现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理论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