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舆的叹息

　　

11月15日深夜，我坐上火车从北京赶往河南驻马店。不过驻马店并不是此行的目的地，离它50公里远的平舆才是。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正和一位远道来访的朋友惬意地享受周末，忽然接到郑直的电话。这时候来电话，多半要出差。果然，电话里郑直告诉我，河南有一个地方这两年连续失踪了20多个孩子，一直没音信，成了当地的悬案；最近悬案破了，失踪的人都被一个人杀害后埋在院子里，而破案的线索却是其中一位失踪者最后逃了出来。通报消息的是一位读者，他哥哥的孩子也被害了。

　　

不寒而栗。这只有在电视或者小说里才能见到的情节，忽然由这个冬天的晚上变成了我耳朵边的现实。去，这种事当然要去。朋友说你别一个人去，这样的事情太危险。我说案子都破了，又能怎么样，不过我还是听了她的，没把这次出差告诉家里人。

16日早上7点，火车停在驻马店。在车站旁边随便找了个小旅店，扔下东西接着去坐去平舆的汽车。通报消息的读者告诉我，最好不要住在平舆，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命令那里的旅店一律不能接待外地记者。

　　

23具尸体，18个中学生。坐在颠簸的汽车上，我脑子里不时闪出这两个数字。当记者这几年，也算见识了不少事情，这么冰冷血腥的还是第一次。因为被害的都是男生，凶手的心理状态是否正常自然值得怀疑。不过没等怀疑凶手，另外一个意外又出现了，在车上跟一个孩子家长联系，接电话的是他爱人，说孩子父亲已经被控制起来了；没听说还要控制被害者家属的，那边说是乡里的干部把人带走的。

　　

到了平舆，在县医院门口见到了七八位孩子父母，丈夫被带走的那个家长也在，一脸憔悴，她的儿子红雷18岁，高二；孩子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名字都很响亮，昆仑、鹏超、政威……问家长们为什么守在县医院门口，他们说因为想找到那个最后逃出来报案的孩子张雷。我说他在这里住院么？家长说不知道，哪儿都找不到他，案子一破就找不到他了，想去医院查查病例，雾里寻人。

　　

这时三个人出现在我面前，其中一个大冬天的戴着墨镜，姿态倨傲；另外一个个子很高，还有一个小胖子，是摄影记者。问我是哪儿的，我说北青。又问他们，原来是武汉一家媒体。还没来得及寒暄，他就说独家已经被他们抢了，今天发了一个版，我哦了一声，\"王海\"又说你慢聊，他们有事情先走了。我就又去跟家长说话。家长们仍在商量哪儿能找到张雷，我说如果找不到孩子，只有找他的亲属。这时红雷的母亲指着那正在离去的三个人说，他们就是去找孩子家属的，还有一个孩子父亲带路。

　　

原来这就是他们要忙的事情。我一听就跟了过去，到跟前才注意到他们都上了一辆富康车，上面有这家媒体的名字。里面的人大概没什么准备，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也没想到，迟疑了一下后问，不好意思还能坐下么。那边也迟疑了一下，还是让我上去了。

　　

坐上车后，就听\"王海\"兴致勃勃说我们这稿子全国独家，能得中国新闻奖，又讲起昨天他们智斗警察的事情，讲得旁边高个子都说你别吹了，受不了。我低头扫了一下\"王海\"的名片，是个主笔。我继续装聋作哑。

　　

到了地方，又费了一番周折，只找到张雷的三爷。老人很梗直，张雷别的亲戚都躲着记者，他没有躲，却认认真真地验看了我们的记者证；他女儿怕他日后惹麻烦，不准他接受采访，结果被老人骂了出去，骂的都是河南话，就抓住一句：如果是你儿子出了事……

　　

正采着，忽然有人拍我肩膀。一看，是\"王海\"和小胖子，示意我出去。我以为有什么事情，跟了出去。哪知\"王海\"和小胖子跟我说，让他（高个子）一个人在里面采，完了后会把采到的再告诉我--真不愧是九头鸟，净弄些别人看得出来的小把戏--我转身进了屋子，继续采访。后来小胖子两次来拉我的衣服，想让我出去，还说一定会肯定会告诉你的。我一不是雏，二脸皮不薄，所以没动。

　　

后来高个子采完了，我跟他说，你们要急就先走吧，刚刚搭了你们的车，真是麻烦了。他笑笑，走了。

　　

又回到县医院门口时，已经快11点了，那些孩子的父母还等在那里，说怕我找不到他们。当地农村结婚比较早，这些家长应该都是三十七八岁，但面相上已是四旬开外，尤其是几位独生子的家长，不知道这样的惨事对人心是多大的摧毁。

　　

中午跟家长们在一个饭馆吃饭，席上气氛沉闷。母亲们都贴身带着孩子的照片，拿过来一看，都是眉清目秀、将要成人的翩翩少年；将这些孩子的脸摆在一起，翻拍了一张，后来发在11月17日的报纸上；而这一字排开的照片，突然间变得让人看不下去。

　　

既然找不到逃出来的那个孩子，下一步就是去现场。在场的十多位家长中只有两位得知消息后去过，但也被拦在凶宅外，没让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望。而且当地对此事也在尽力封锁，前一天新华社记者想去拍照片，结果差点就起了冲突。

　　

吃饭时还在的几个孩子父亲，出门后却都没了人影。一回头，发现餐馆门口停着一辆车，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正让孩子父亲上车。我顿时明白过来：红雷父亲大概就是这么被带走的。便问：没问题吧？一位母亲说，都是乡上的干部，其实也很同情我们，但是上面有规定，不带走不成，可也不会难为他--当地干部眼里，剩下的这一群孩子妈，大概也没什么用处。

　　

下午1点半，6位孩子的母亲带着我前往现场。我们包了一辆车，司机本来要价颇高，但一听是这事，来回50公里的路，只要了40块钱。

　　

走了不过10公里，迎面开来一辆车，上面正是武汉那家媒体的三位记者。他们中午就去了现场，不过在村口就被拦住了，根本进不去。\"王海\"顶着墨镜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反正也进不去，可能还要被打。我听了，问那几位当母亲的，你们还去么？红雷母亲说，孩子死在那个地方，我们怎么安心，怎么都要把他们喊回来吧。

　　

\"王海\"还在劝我们回头，说村口都不让进，去了也没用。红雷母亲说，我们都是当妈的，去看看孩子他们总不能不让我们进吧。\"王海\"嘿了一声，说那你们就去试试吧，然后跟我说，你们去了也就是白搭。

　　

他们往县城方向去了，我们继续前进。那年轻的司机原来话这么多，刚刚见了几个外地人，似乎让他很新奇，现在又边开车边跟后面的孩子妈说话，问了很多问题，孩子多大了怎么死的见没见到凶手……乡下人老实，居然一句句回答，让我对那司机很反感，最后忍无可忍丢出来一句：好好开你的车！那边看了我一眼，不说话了。

　　

开到近村处，走不了了，全是烂得陷车轮的小道，只有步行。一行人，连同司机，开始靠近那个叫玉皇庙乡大黄庄的村子。昆仑的母亲下了车就紧紧挽着我的手：\"一下有人问你别说话，我就说你是我大儿子，来看弟弟的。\"我点点头，她又说，真的，刚刚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说，你的眼睛和鼻子长的跟我家昆仑一模一样。我一愣，眼见她又拿出个塑料袋，把我那显眼的黑色皮包装好，让另外一人拎着，外面看还以为是一袋杂物。

　　

果然，还没进村口就有10多个人挡住了去路。别人都是当地人，我的样子自然最格格不入。昆仑妈对挡我的人说，这是我的大儿子……话还没说完就成了哭腔，泪水也滚了下来。别的母亲也哭了，哀求说，就让我们喊喊魂吧，孩子死得这么惨，不喊回去我们当妈的怎么安心。拦路的人一下犹豫了，放过了其他人，惟独拦着我。这时我耳边全是昆仑妈那一声声哭诉--昆仑啊妈来看你了--要是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母亲怎么熬得过去？这么一想，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这下没人再拦着我了，我搀着昆仑妈进了村子。母亲们仍在哭泣着喊自己孩子：红雷，抓住妈的衣服吧……政威，你爸老了好多啊……这一路，走得人真是哀伤。

　　

守在第二道关口的人，也怀疑我是记者，但是见到我脸上的眼泪，都没再上来拦--在他们眼里，记者大概只会愤慨，是不会流泪的。

　　

终于到了凶手的小院前，母亲们再也抑制不住扑在门上号啕大哭。守在这里的是几个干部，只让昆仑妈过去，问我是不是记者。这时我的眼泪已经被冬天的风冻没了，只有不说话，很镇静地看着他。6位母亲拍着小院的门，周围的村民越来越多，几位妇女已经在偷偷擦泪。村干部的脸上，再次显出了那种犹豫，然后跟我说，十分钟，就让你看十分钟。

　　

就在这十分钟里，我围着凶手小院走了一圈，仔细看清楚了里面的具体位置，看见了院子里那三堆浮土，看见一把带着黑红痕迹的铁锹，和散落在屋子里的孩子衣服。

　　

回到门口，孩子母亲们还想进院子，被村里人拦住：再冲，我们就难做了。母亲们抽噎着停住，又哀哀地哭了一阵，每人拿了门口的一些土，慢慢地转身。

　　

回来的路上，都不说话。我的包仍被一位母亲抱着，里面的证件、相机、录音笔都完好无缺。反光镜中看见后面跟上来一辆面包，司机说是当地乡政府的，我们快它也快，我们慢它也慢，甩不掉，也懒得再甩，用反光镜蔑视它。当天我还要赶回驻马店发稿，到了平舆县城，见我上了去市里的车，面包才离开。

　　

那天下午5点半才到驻马店，天已经黑下来，这才发现那个小旅店根本没有暖气，空调也是摆设，3200字的稿子写到9点，人已经快冻僵了。写完后去冲热水澡，水龙头下冲了足足30分钟，外面已渐渐有了暖意，里面却还有点冷。

　　

第二天收拾好东西，直奔平舆。管它怎么使绊，总是采访中不可少的一环。后来见到广州日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他们在当地住得并不好，宾馆把长途掐了，全县的拨号都用不了，出事后网吧都关了，发稿都成了问题。还好我是无线上网，他们拿我没办法，赶时尚在紧要关头还是很管用的。

　　

这一天我找了县政府、公安局、邢警队、县一高、县二高……七八个单位，没一家让我进门。不是不让我进门，而是不让所有记者进门，那些家属守在门口也没用，哭得再惨也没用。那天昆仑妈她们又将南方周末的记者带进了现场，村里干部说，你怎么又来了，他也是你的儿子？她看出了对方的恻隐之新，说不，这是孩子的叔叔。对方真的没有阻拦。

　　

第二天稿子一发出来，网上就看见了。同事说，比第一篇好多了。我听着，高兴不起来，呆在屋子里犹豫出还是不出去。因为一出去别人就知道你是记者，就有好多老百姓围上来，诉说他们的委屈，和种种靠他们的力量无法解决的难题。跟表姐她们在一起时我嚣张聒噪，面对这些满是皱纹和黢黑的脸，就觉得难受。

　　

有一家三口，一对年迈的夫妇带着他们被警察打瞎了眼睛却没人过问的儿子，问了半天才找到我住的地方，又在门外站了半天都不敢进来，要不是我出去扔东西，都不知道他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那对夫妇都已经快60了吧，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很本分老实的人。老父亲跟我说了情况，还没等我说话，又补了一句：我知道你这次来是为了那些孩子，所以也不敢麻烦你别的，只求你看看这份材料。然后就不说话了。

　　

我说，您怎么不敲门，这么冷的天在外面站了这么久。那瘦弱的老母亲拉着儿子的手，忽然就跪下了--真的，满头白发的老人就这么给我这个后生跪下了，可是我承受不起啊，天下又有谁能承受得起这哀伤的一跪？！--我连忙去扶，居然扶不动，却听她低低地说，县政府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只有找你，求你一定看看我们的材料。又是一个求字，重若千钧。

　　

我拼命把母子俩扶起来，我一定看，一定尽力帮您转到有关部门。一家三口看着我，尤其是那老母亲的眼神，唉……除了那一跪，这一家人似乎一直很平静，而我的眼泪在他们走后终于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这是我短短一年的深度报道记者生涯中，第二次面对这样的场景。上一次是4月份，辽宁海城，几百名学生家长面对永远官腔的干部们怒不可遏，面对记者时却都跪了下去--当时3000多个孩子中毒，一个孩子死亡，政府瞒报，家长将记者当成了救星。

　　

终于到了返回北京的日子，又请那些母亲吃饭。昆仑妈拼命给我夹菜，我要推辞她就说，就这是给我大孩子夹的；又给南方周末小戴夹菜，说这是给昆仑叔叔夹的。还努力地笑出来，说都已经好久没笑过了。然后一路颠簸地回来。火车上计划的第三篇报道被终止了，后来知道了凶手杀人的原因，一个让人惋惜让人恐惧的事实。

事情还没完，昆仑妈半夜给我电话，当地要半强行地将孩子尸体火化，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这不过是我笔下新闻的一件，却留下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句话：当一个好记者需要一种情怀。当时没想透，现在还在想。

　　

（二）平舆杀人案判后之惑

　　

2003年12月9日，平舆杀人案开庭半天后便当庭宣判，被告被判死刑。一个月前我去了平舆采访，发表在报纸上（11月17日、18日）的那9000多字只能说些可以放在桌面上的问题，有的东西无法拿到亮处说，带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特色，颇有些龌龊的意味；当时我跟郑直说要写篇手记，之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大半也是在等着看一下这个结果。其实对这个结果我并不意外，这里要说的是便是结果之外的一些事情。

一、黄勇究竟杀了23人还是17人？

　　

几乎每次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时，死亡数字都是最让人关注的东西，有时候它也成了衡量事件性质恶劣与否的重要度量，比如煤矿领域就有\"3人以上属于重大事故\"的规定，记者和编辑在从每天全国发生的无数起事故中挑选可以见报的题目时，也会下意识地先从死亡数字去做判断--\"死了几个？\"\"俩。\"\"算了，太小，甭登了。\"这样的对话相信每个编辑部都能听到。

　　

这些数字原来我还是比较相信的，等到当了记者，尤其是经常接触时政后，我已经越来越把它当成了一块海绵，就算你有火眼金睛，也看不出它里面蕴涵着多少真实的内容。平舆杀人案就是最新的一块海绵。

　　

关于这个案子，我们的消息来源是一位受害学生的亲属，当时数字非常确切，23人，其中18个学生。我曾问过那个家属，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他的回答是凶手被抓后，失踪学生的家属们赶到公安局，警方告诉他们的；几天后我到了平舆，又见到几位家长，他们口中的死亡数字同样出自当地警方。我一直想跟县公安局核实这个数字，但那几天平舆各单位防记者跟防贼一样，大门不让进，电话打了没人接，最后见报的还是23人（新京报登的是20多人，武汉晨报登的是25人，出路大致相同）。

　　

11月17日，第一篇报道发出来后，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新华社的通稿，第一次以官方来源披露死亡人数是17人，伤一人（即最后逃出来的小张）。找出先前家长提供给我的孩子失踪名单，上面先有13人，采访中又陆续增加了5个，这些都是学生，我还知道两个不是学生的失踪者，也是20岁上下，最后出现的地点也都在网吧，我见过这20位被害青少年的家长--至少从我的采访看，有18个失踪学生是确凿无疑的。

　　

在关于此案的报道上，河南当地几家很有影响的报纸都被命令封嘴，只能登新华社的这篇消息，结果令家长们非常愤怒。他们问我：\"为什么是17个孩子？我们当中有谁的孩子没死？\"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但是当天另外一件事情让我确定了这是一个\"海绵数字\"。我16日曾在受害学生家长的帮助下进到凶手居住的小院做了一番简单的探察，17日，广州的两名同行走得比我更远，他们和受害学生家长居然冲进了凶手的房间，也是就杀人的第一现场，看到了包括杀人凶器\"神奇木马\"在内的许多物证，其中有许多照片，都是被害孩子的，全都被剪掉了脑袋，还有凶手用电脑做的一张自己的照片，第二天也只有北青和广州两张报纸发了凶手的照片。

　　

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屋里看到了很多孩子的遗骨，很多，掩埋在浮土堆里，用脚一拨就能看见。因为情绪激动，一位孩子家长还将几块遗骨带了出来。我知道后吃了一惊：\"如果是这样，证明现场并没有完全清理完毕，怎么死亡人数就已经确定了？\"连忙找警方挖尸体时在旁围观的村民，他们说那天越挖发现尸体越多，挖得连警察都有些心惊肉跳，后来就把现场掩埋了。

　　

又想，难道警察只带走了挖出的头骨，靠头骨的个数来判断死了多少人的？咨询了公安大学的朋友，他说不可能，没有这样收集证据的！如果真是这样，\"17\"这个死亡数字就分外可疑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留了带出来的遗骨照片，在18日见报那篇稿子中坚持用了原来的数字，编辑也没拘于新华社那篇稿子，大题做的是《18名男生失踪为何两年不断》。

　　

本来我想在第三篇追踪报道中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是人还在河南，报道已经被禁掉，无奈。之后所有报道都只用了17这个数字，读者似乎也见怪不怪一样地接受了--但我不接受，于是想等到审判时，看黄勇自己是怎么说的。可惜到了12月，我因为做\"艾滋孤儿\"的选题，没法再继续跟下这个案子，小三去了平舆。这次河南的各家报纸纷纷拿出几个版来做，彰显警方的\"破案有方\"--放屁，有方怎么会在破案后10天就将县公安局长给撤了--这些报道中，黄勇一直没有主动说他究竟杀了多少人，我仍然无法对17和23这两个数字进行更深辨析，当然无论是哪个，对那些受害家庭来说都是痛彻心扉的打击。

　　

二、黄勇究竟为什么杀人

　　

在官方通稿中，黄勇作案的由来大致如此：喜欢看暴力片、有幻想杀人欲，这种理由非常不令人信服，每个人潜意识里都有犯罪的冲动，岂不是可以此解释天下所有的犯罪由头？后来消息多了，什么10岁黄勇就开始幻想杀人，在17年后开始\"莫名其妙\"地不找媳妇、不找工作专门实现他10岁时候的梦想--我看后真的非常佩服那些先拿这些理由说服了自己的人。

　　

不可理解的是官方通稿中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黄勇的身份。通稿中说29岁的他\"一直务农\"，可是他明明当过3年兵，是一位复员军人，复员后才在家里务农，这件事情他所在的村子都知道，我还见过他穿军装时的证件，上面的日期是1996年，但是在通稿中这重要的细节被抹去了，难道为了不给军人抹黑？--这……是不是有点幼稚，谁也不会因美国黑人犯罪率高而认为安南不是位绅士啊。

　　

我曾猜测，是不是黄勇复员后政策落实得不好，造成他心里产生抵触情绪。后来采访中发现他父母在当地做生意，家境并不困难，这大概也是他为什么几年不工作、不种地一样有钱上网生活的原因。

　　

在当地流传的黄勇做案原因中，流传得比较多的还有黄勇是因为找对象屡屡受挫才开始杀人的，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受害者都是20岁以下、长得眉清目秀的男孩子这一重要问题。

　　

在采访最后逃出来的那个学生小张时，孩子亲属说孩子回家时，短裤上全是血污。我心里咯噔一下，心里想：不会吧。孩子逃出来时从他身上的累累伤痕便知道受了不小折磨，但是当时并没有听他提到性侵害的事，而以中国人的惯有思维看，也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当天晚上我在写稿子的时候，忽然接到当地一位同行的短信，只有短短10个字，看了后却让我惊出一身冷汗：\"你知道黄勇是艾滋病吗？\"连忙再回复他，却再也没了回音。后来辗转知道，这位同行早几天就知道了这样的信息，也因此报道被彻底摁死。

　　

我本来想通过一些途径对这条消息进行核实，但是还没来得及做便遭遇到当地同行一样的命运。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倒觉得上面的这个决定有道理，毕竟今年有关艾滋病人群的负面新闻实在太多，并不利于防治艾滋病和消除社会对这一人群固有的歧视。

　　

在有关12月9日庭审的报道中，我看到了黄勇关于杀人原因的自述，与\"10岁就想杀人\"的说法如出一辙，对于为什么只杀男生，他说\"杀女生体现不出英雄气概，杀成人又难以完全控制对方\"--回答得很轻松，逻辑上也天衣无缝，但是我的后背却仍觉得暗暗发凉，因为庭审当天小张的证词并没有全部宣读，我看到时很多重点都被用省略号代替了。别人都说小张逃得出来是\"大难不死\"，但是仅从我看见的这份证词中，那条短信上的内容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小张还只是个16岁的孩子，希望他以后也能平安无事。

　　

三、平舆惨案报道中究竟有没有媒体腐败

　　

我去平舆采访当天就听说了这么一件事，今年9月，当地连续失踪孩子的案子一直没破，警察跟家长说孩子肯定是出去打工了，家长不相信这种说法，在去北京上访后，第一次想到了向媒体求助。9月4日左右三位记者扛着摄象机就来了，采访了家长，也采访了县里，后来却没有了消息，当地人都在说\"县里花了30万把记者买通了\"。

　　

我问一位家长这记者是哪儿的，他回忆了半天也想不起来，还是另外一位家长有心，保留了一张当时这位记者去采访时的名片。拿来一看，\"新华社河南分社音像编辑中心\"。\"他回去后就再没跟你们联系过？\"我问家长。家长们说记者采访完他们后，就被县里接走了，几天后家长们不放心，电话过去问见报没有，对方回答是\"见了，不过那只有局级领导干部才能看到，你们看不到\"。家长们将信将疑，但也没再纠缠，后来当地就传出了\"30万买通记者\"的消息；到了11月案子破了，别的媒体都在往河南赶，这\"新华社记者\"倒又找上门来，再次要求采访，结果被家长们断然拒绝，回答是\"我们不相信你们，你们上次骗人！\"

　　

我觉得事情有点奇怪。按照那位记者的回答，他回去应该发的是内参，这虽然是看不到的，但是却未必不能查到。如果没发，那多半有问题，而且9月后到破案前的两个月，当地又有孩子失踪被害，从这个角度说，如果真的收了钱没有发稿子，那责任可就大了；如果发了，也许就是人们多虑。要在平常也就罢了，但是当时新华社等十多名记者被繁峙矿难老板行贿一事刚爆出没多久，这件事情便显得不那么寻常。

　　

我一直想找线索调查一下这件事情，甚至把它和\"死亡人数\"都列为我第三、第四篇追踪报道计划。后来北京各报的报道被停，陕西的华商报却披露出表面上看来更确切的说法，\"县上几个部门凑份子，花了30万把带子买了去\"，当然没有提到新华社的名字，只是说\"一重量级媒体\"。虽然发出来了，但仍只是传闻的报纸版，我依然想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有没有什么关窍。

　　

试了种种途径都颇有难度后，我干脆直接跟新华社总部联系，时间大概是11月20日左右。前段时间繁峙矿难受贿案出来后，新华社就成立了专门的\"护牌\"部门，还公布了举报电话。别人查虽然有难度，新华社自己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照举报电话打过去，对方是位非常和蔼的女同志。我把事情大概说了一遍，把那位记者名片上的电话地址姓名都留了一片，一是核实此人身份，二是查一下当地记者有没有发关于平舆案件的内参。对方说，这个不困难，会在第一时间去查，同时告诉我，留不留姓名都取决于我。我说我这不是举报电话，因为我没有证据，只是想问个清楚，不过这事也没有什么需要藏着掖着的，于是留下了我的姓名电话。

　　

第二天一早，手机就响了，是新华社河南分社张社长打来的。他跟我说了三件事：1）那张名片上的人并不是新华社记者，但在新华社河南分社下属的音像部门工作；按张社长的说法，\"这个人去平舆只是做些辅助性的工作\"，而河南分社记者一共只有三位。2）有关此事，河南分社的确向有关部门发了内参，并得到批示。3）经查，没有30万这件事。

　　

那天张社长在电话中说得比较急，可能跟总社一接到我的电话就要求分社调查此事有关，所以我并没有机会提出一些疑问，比如说文字记者发内参和摄像记者发内参的形式应该是不一样的，虽然内参发了，但发的究竟是文字的还是图象的？如果只是文字的，那么扛摄象机的三个人去平舆干什么？他们是不是一起去的？没有30万的事是怎么查的，只是问了当事人么？……等等问题，都没来得及问。

　　

又过了两天，新华社总社给我回了一个电话。还是上次那位声音和蔼的女同志，她说河南分社已经以书面形式汇报了此事，具体内容比上次张社长跟我说的还详细：1）名片上这人根本不是新华社分社正式记者，虽然工作跟分社有关，但他的正式身份是河南电视台某栏目工作人员；2）这个栏目是分社和电视台合作搞的，跟青少年有关，所以9月的时候知道孩子失踪的事才会去平舆；3）有关此事，新华社分社的确是发了内参的。

　　

我说既然是这样，这个不相干的人用新华社名片就不合适了，一是分社应该不会不知道，但还同意用？二是片子一发出去就代表\"新华社\"这金字招牌，要真跟新华社没关系，就直当骗子了，可是又带这么点关系，要是真的有什么问题，丢的可不是河南电视台的人。那女同志说这的确是个问题，需要以后格外注意，外面的人用新华社的名字无非就是因为这招牌响，要不总社也就不搞什么\"护牌\"行动了。

　　

到了这份上，我那些问题也就没再往下问。从心里讲，我不愿新华社再出繁峙那样的事情，一是因为记者整个队伍都无光，二是我当年毕业的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就是新华社的学校，我的很多老师都是新华社副社长或分社社长，我的同学也有20多个去了新华社，不管它的体制怎么样，稿子板不板，在我心里新华社这三个字还是很让人觉得温馨的。

　　

到现在，这件事虽然也不算完全清楚，但也就算过去了。到了12月9号，发现案子的审判之干净利落与破案的拖泥带水形成鲜明的对比，想想还是把这三件没怎么想明白的事情写下来吧，一是不能忘记，二是因为昨天晚上接到当初给我们提供新闻来源的那位孩子家长电话，他说喝了很多酒，觉得想不通，到现在孩子死还跟一出戏一样，没有人解释得清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我觉得活着真是没什么意思了。\"12月寒冬的夜里，他在电话那头哀哀地说。我只有劝他，我怕半年多前那一幕重新上演--4月我去海城采访\"学生豆奶中毒事件\"，见到了惟一死亡的女生李洋的母亲，当时她也是这种哀哀的口气。77天后，她自杀身亡。

　　

（三）真相永远在那之外

　　

采访\"平舆杀人案\"后，我曾写过两篇手记，《平舆的叹息》记录了采访时的一些感受，《\"平舆杀人案\"判后之惑》则是我眼中这件案子的疑点。直觉一直告诉我，肯定还会有第三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一定会有。

　　

等待的时间并没有太长，就在案子报道出来5个月、凶手黄勇被枪决4个月之后的2004年4月。

　　

一

　　

先是2004年3月26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周末，忽然接到平舆遇害学生王亮家长王留超的电话。他也是去年11月最早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的人。他在电话里说：\"要到清明了，我们今天想去祭奠一下孩子，结果在黄勇家又挖出很多骨头，还发现了两把菜刀，上面还有血迹和毛发。\"

　　

我呆了一下，有点难以置信：\"挖出了骨头？\"那边说是。我问留了照片没有，他说我们专门跑到旁边的市场去，买了相机和胶卷，照片马上就能冲出来。我又问你们报案了没有。他说没有，\"我们不相信当地的警察，你们能不能来报道这事？\"

　　

\"你们不报案不成，这事情那么大，必须报案。\"我跟家长说完，又把电话打给部门负责人杨，告诉她家长们的发现。她吃了一惊：\"天啊，如果是真的，事情就大了！\"我说这些家长是不会骗我的，我相信他们。杨说事情太重，能不能报得让大脑袋来决定。

　　

第二天家长又电话过来，说已经去报案了，找的是县分管副书记。那书记听了也很惊讶，答应让警方派人再去现场勘查，说再去的时候叫家长一起去。

　　

杨找了大脑袋，他在惊讶之余，自然考虑到了做这篇报道的风险，毕竟这是去年公安部督办的十大案件之一，影响那么大，如果事情是真的，有关部门在诚信及办事能力上的问题就会暴露无疑。考虑了两天，无果。

　　

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又接到家长一个电话，说当地警察一直没来找他们，也没去现场。他们没办法，只能把26号挖到的尸骨和菜刀自己收了起来。仍是那一句：\"你们能不能来？\"

　　

这时大脑袋出差了，我们又去找二脑袋商量。二脑袋说这题单独做风险太大，建议说能不能找中央级媒体合作。这倒也是个办法，但是新华社我是绝对不会找的（上次我反映他们有记者涉嫌采访此案时受贿的事情，后来还发生了令人意外的后续，下文再叙），有可能合作的只有央视和中国青年报。

　　

3月29日，我先和焦点访谈栏目一位主编取得联系。把事情说了，她倒吸了一口冷气：\"不会吧，这案子影响这么大，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说家长那边还有现场照片，而且这个案子当初疑点本来就多。主编说这事情太重，我马上请示领导。随即我又跟中国青年报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他们表示对案子很感兴趣，会派记者跟我联系。

　　

接下来的3月31日到4月3日，我去重庆采访\"寻找艾滋卖淫女\"事件。其间又接到家长电话，说他们又去找县警方询问勘查现场的事情，但是对方没有回应，家长们都是农民，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只能一再给我打电话，我则一直在等焦点访谈和中青最后的答复。

　　

4月8日，焦点访谈记者阿魏、中国青年报记者阿刘都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们约定次日见面商量合作的具体细节。4月9日，央视、中青、北青三家见了面，此时距离家长第一次挖出尸骨已经是整整两个星期了。商量出一堆采访中需要注意的东西，比如如何确定尸骨是或不是孩子的，比如了解警方的破案过程等等，甚至还商量4月13号晚上一起出发、同时发稿等。

　　

没想到到了晚上，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央视那边领导觉得这事情还是太重，\"播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改变了主意。这样就只有中青那边了，阿刘一直说没问题，13号晚上一定能出发。

　　

因为家长手中骸骨需要做鉴定，想委托给一家独立的鉴定机构。我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之所以找它，是因为这个中心是为数不多的独立于公检法系统之外、并取得了司法部鉴定资格的社会鉴定机构。在跟司法部核实过它的资质后，我跟这个中心的主任邓亚军博士联系上。她提出跟我们一起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那些骨头是在现场找到的。我请示了二脑袋和杨，他们说行。事实证明，以前在西安公安局做过多年法医的邓博士经验丰富，认真干练，在后来的采访调查中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采访成功之于她，功不可没。

　　

4月12日，我准备买去河南的车票时，阿刘却又告诉我，他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多半不能在13号出发，让我们先去，他14号一定赶到--从3月26日家长通知我我又通知其他同行算起，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时间过去了，大半都是花在等待上。家长在等，我也在等；家长很无奈，我也很无奈；家长无奈于自身力气的渺小，我则无奈于自身力气的有限。接到阿刘的这个电话后我已经不想再等了，请示了杨后决定13日晚上照常出发。

二

　　

13日晚我跟邓博士上了南下的列车，14日早上7点到达驻马店，9点40左右到达平舆。家长们都已等在那里。有的家长已经见了很多次，这次一见，40岁的人就已经白发苍苍。

　　

当天上午我们就坐车前往黄勇的家里。那30公里的土路极其颠簸，一起一落中家长告诉我，这两个多星期来，当地警方对他们的报案仍未采取任何措施。由于3月26日的发现使家长对案件的死亡数字产生怀疑，他们又自发地把有关部门公布的17人死亡名单的家属都找齐了，又找到2位不在死亡名单上的失踪学生家长。多次申诉，多次无果。

　　

快到中午时我们才赶到黄勇家。几个月以前我曾来过这里一次，当时被严格警戒的小院，如今已经无人居住，破败荒芜；院里十几棵白杨树，都先后被家长们剥了皮，又腰斩砍倒在地，以示仇恨。

　　

拍了几张照片后，家长们又开始在现场挖，开始什么都没找到，就改到一号尸坑处挖，结果刚挖了十多分钟，就不断发现骨头，多是脊椎骨。挖到一米处，铁锹下碰到异物。拨开浮土后，尸块显露出来--尽管有备而来，但是这个场景我还是没有想到的，这样就把以前的怀疑变成了现实；家长们也没想到会出现那种情况，有的当场就差点昏倒，还有的跑到一边呕吐。

　　

邓博士查看了一下后说：\"这是一具完整尸体，按照法定程序，我们得报案。\"家长们便开始给驻马店和平舆警方打电话。我给阿刘发短信：\"真的发现尸体了，你在哪儿，快到了吗？\"那边回复：\"在路上。\"又给阿魏发了条短信，他马上回：\"用录象机拍了影像资料没？\"--这一说提醒我了，马上用数码相机拍了三段总长5分钟左右的DV，虽然没有摄象机那么清晰，但是作为佐证足够用了。

　　

案子是下午1点48分左右报的，半个小时后当地警察先来了。他们觉得最奇怪、同时也问家长次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怎么想到要来挖的？你们为什么要来挖？案子不都结了么！\"为了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我跟邓博士在大批警察到来前，带着照片和DV返回了县城。

　　

到了晚上6点多，还不见阿刘到。给他电话，无人接听。我心想，不会是临时变卦了吧。出门前曾把这种忐忑跟一同事说，她说要是单纯做新闻呢，谁碰到这事情都会一追到底，这种事情不是经常能碰到的，对记者来说它是种诱惑。我拿诱惑说安慰自己，毕竟当初是因为有中央级媒体合作的理由才让领导放行的，万一……

　　

晚上7点，我跟邓博士出去吃饭。从早上7点到现在已经12个小时，却一点饿的感觉都没有。后来终于接到阿刘的短信：\"领导让我把手头两篇调查稿完成了才能走。\"这下更没有吃饭的胃口了。我问：\"那你是推迟来呢，还是不来了？\"发了两次，那边再无声息。

　　

我只得把新发现尸体和中青不来两件事情都告诉给杨，杨沉吟了一下说，当初觉得这稿子可能做不出来，是因为家长只是怀疑而没有确凿的证据，毕竟碎骨头有可能是去年清理现场时遗漏的，但是现在发现了尸体就不一样了，足以对那17个人的死亡数据提出质疑。她决定立即去找刚回来的大脑袋商量能不能发稿。

　　

等待的感觉很漫长。

　　

15日中午，再次找孩子家长。刚坐了十分钟，现场就打来电话说，又发现一具尸体，是在3月26日发现菜刀的3号尸坑--14号晚上，驻马店警方开来20多辆车，对现场进行勘查。期间家长问带队领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初确认17人死亡，还做了DNA检测，现在这里又会发现尸骨？在场领导答不出来，只说立即送公安部再做检查。

　　

15日再去现场，已是人山人海地把现场围住。第二具尸体有部分头颅，也是相当完整。邓博士说，从证据要求极其严密的法医角度来说，这两具尸体不可能是上次勘查后遗留下来的，遗留的只可能是碎骨头，而不可能是这么大的尸块，法医也不可能只凭找到一个头颅就确定杀了一个人结案的。

　　

回宾馆的路上，一个孩子家长突然从人群中把我们拦住，悄悄告诉我们，当天早上县里已经在各单位开会说来了两位记者，一律不得接受采访，她先生在县里任职，知道我们来了，专门让她出来找我们，提醒要小心，说完话后立即走了。

　　

我跟邓博士站在街上，互相看看--后来才知道，去年11月家长们曾找过武汉晨报同行，他们对此案进行报道的时间比北青报还早一天。这次得知又来了两位记者，县里以为又是武汉晨报的，因此一边通知各单位，一边让几个宾馆查武汉来的人--但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回宾馆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照片和DV全部发回北京；因为事情已经基本清楚，邓博士决定马上经郑州返回北京。

　　

邓博士走后，又有家长找到宾馆，让我住到他家去。我想这朗朗乾坤的，不怕。家长说县里到处在找武汉来的记者，我一听心里更塌实了。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现和等待后，终于在15日下午接到了杨的电话。她说尽管对我们单独调查这件事情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但是大脑袋考虑了半天，还是决定先发消息，\"试探一下\"。

　　

接完电话，兴奋的我又发了条短信给她：\"真是爱死你们了，你，大脑袋，都爱。\"她受不了，马上训斥我：\"别得意，还不定能发呢！\"我说：\"我不是得意，是自豪！看看焦点和中青吧，我真为北青自豪。\"--我没有任何贬损同行的意思，大家在不同的位置难度也不同，这一点非常理解，但是我的自豪也是真话，一点不假。

　　

立即写稿。1400字，算是消息中的胖子。这样就算后面的焦点发不了，事情也算被捅了出去。

　　

三

　　

4月16日早上，点开搜狐，稿子已经在上面了。新浪用的则是新闻晨报的稿子，很短的一条消，他们是从信息时报得到的线索后打过电话来采访的；而信息时报则是从母报广州日报得到的线索--家长们在3月26日第一次发现遗骨后，就给北青和广日两家媒体打了电话。这样也好，两家报纸同时报出来，事情就没那么容易被盖下去。

　　

文章发出去那天，接连接到多条短信，有的是同事，有的是朋友，告诉我要小心，调查完事情马上离开那个地方。网上的评论对河南和河南人的指责又多了起来。其实我觉得哪儿有那么玄，事情的风险在于稿子能不能突破脑子里的界限顺利见报，而不在于能不能在平舆安然行走。事情不过是发生在河南，它也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其他省份。

　　

写完那篇消息，我就在连夜赶\"试探\"之后的焦点稿子。16日早上7点多又接着写，一共写了4000多字，围绕的都是当初确定的死亡数字是否正确这一核心问题。

　　

这时候受害家属向警方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重新组成调查组对新发现尸体进行调查，二是重新对尸骨和家长DNA做检测--如果尸骨是17个孩子之中，那么当初家长们接受的尸骨和骨灰无法解释；如果尸骨不在死亡名单上，那么当初定的死亡数字同样无法解释。这是一个悖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悖论？答案当然隐藏在去年11月的结案过程中。究竟是结案太匆忙还是\"DNA出错\"？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肯定有一天它会暴露出来。

　　

稿子写完后，我离开平舆赶到郑州，第二天早上回到北京，看到那整版的《解读\"平舆杀人案\"死亡数字疑团》。棍表姐是那篇焦点的编辑，文章被她修改过后，文理清晰、逻辑严密，比原稿好。

　　

之前总担心文章不能见报，到4月17日总算放下心来。这一天是我的生日，这篇充满计划外的变化和变化中的刺激的稿子，算是这么多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阿魏看到了我们连续的报道，发了条短信：\"祝贺，惭愧。\"然后我又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一般说来DNA检测分为两种，一种只能排除不能确认，一种则既能排除也能确认；前者耗费时间短，后者时间长。河南有关部门去年案发时做的只是前者，所以才会出现现在的情况。\"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调查。\"

　　

正准备联系河南省公安厅，又得知一条新消息，两具尸体身份已经确定，都在17个孩子之列。但警方自圆其说地表示，这尸体都是上次勘查时的\"遗漏尸块\"。家长们自然不认可，这次他们的反应比上次敏锐得多：\"15发现第二具尸体，你们16号就说送公安部完成了鉴定，北京到驻马店火车最快8个小时，坐飞机还要绕道郑州，24小时就能把检验做出来？\"而警方只管说，不管答，家长的质疑依然没有答案。

　　

4月18号，部分家长到北京上访，第二天就被河南方面接了回去。此前他们因为对死亡数字的怀疑，四次上访四次被接回，现在发现问题了，满怀希望地第五次来，仍然失败。当地有关部门提出的解决问题之法，竟是让家长\"去起诉\"、\"去打官司\"。这些家长都是农民，为找孩子有的一贫如洗，哪儿有时间和金钱去打官司？他们要的，不过是事实和真相而已。

　　

回到单位，小三告诉我曾经有人为了这篇稿子找报社说情，被顶了回去。原来驻马店方面知道我在河南后，托另外一家中央媒体领导来说情，想\"无论怎样都成\"，但希望按住焦点稿子不发。说情的领导并不知道驻马店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只是一般的舆论监督稿，就打了电话。

　　

电话是助理脑袋接的，我出发前给他讲过事情的来龙去脉，他问那领导：\"您知道我们的记者去是为了什么事么？\"对方说不知道。助理脑袋就把事情是怎样怎样跟他说了，毕竟是做媒体的，对方一听就明白了：\"我马上告诉那边，这事情我帮不了。\"

　　

报社领导还是信任我的。就像上次我根据采访了解到的情况，给新华社总部打电话反映当地分社可能有人在采访此事情中受贿，当时分社负责人很快给我回了电话，说经调查情况不属实。详情上篇手记里写得很清楚，这里不再多说。后来《华商报》曝出这几位记者曾接受平舆有关部门30万元贿赂，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两周后这几位外聘记者居然给我们报社领导发了一封函，言下之意说我\"多管闲事\"，却又没敢以\"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名义正式发函。领导心知肚明，把事情告诉我了后一笑作罢。我曾经想再向新华社总社提出质问，后来想想，跟那种人打成一片，不值得。这事就跟一屁一样，放了。

　　

我用数码相机拍的那些DV，最终还是在央视播了出来，不过不是在《焦点访谈》，而是在《社会记录》栏目。虽然画面不是很清晰，还有点抖动，但却因为是那天在挖尸现场惟一的影象资料而显得非常珍贵。本来想自己留着，却因为当地警方某负责人一再对媒体说14号我们挖出的只是散碎的骨头，只是被\"误认为是尸体\"--他们大概没想到我们会有现场的影象资料，又没见我们报纸把现场挖尸照片登出来才会如此信口胡说。正好社会记录的记者来找我，就把DV给了他们，事实胜于雄辩。

　　

节目是在4月22、23日晚上分上下集播出的。然后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我妈嚷嚷你怎么会跑去挖尸体你不要命了啊你。这时我爸在那边冲我妈吼了一句什么，老太太的口气马上缓和了下来，关爱地问：\"生日吃的啥呀最近工作愉快吗出去打球了没有啊？\"

　　

早上又接到遇害孩子家长的电话。那孩子母亲看了节目后哭了一个晚上，然后告诉我：\"总算没有让孩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谢谢。\"

　　

其实现在还远没到水落石出的时候，就像美国电视连续剧《X档案》中片头那句话：\"The truth is always out of there。\"

　　

真相可能永远在那之外。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