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黎澍是在1953—1954年间。那时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我在中央编译局，一次开会姜椿芳局长介绍说，50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的《为纯洁祖国的语言而斗争》社论，是黎澍起稿，经毛主席修改过的。这篇社论我仔细读过，印象很深。所以这次认识黎澍，感到格外高兴。1955年他调中央政治研究室，我在研究工作中遇到问题有时向他请教，求得帮助，我们写的东西，也送给他看，他也要我们做些事。

在那年月，政治运动不断，谁也难于逃脱。1957年反右派，黎澍为别人讲了些公道话，受到批判。1959年反右倾，我受到批斗，下放安徽农村劳动一年。回来后姜椿芳告诉我，编译局不再研究中国问题，研究室的人已多到中央党校。还说黎澍已到近代史所任副所长兼《历史研究》主编，希望我去他那里。当我去看黎澍时，他说已同范文澜、刘大年谈过，都同意我调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1961年春节后，我正式到近代史所工作，开始编马列论历史科学，也看些稿件。《历史研究》搬到近代史所，便负责编辑部工作，因只有四个人，组稿审稿编稿校问什么事都做。黎澍还领导一个思想史组，后改为文化研究室，也由我管，直到“文革”。1975年下半年，我又随黎澍去《历史研究》两年多。1977年底开始，我虽不再在黎澍直接领导下工作，但仍然常去看他，谈谈学术研究、学术界动态等，直到他1988年去世前一个月还一起参加理论现代化学术讨论会。

在我与黎澍相识的这三十多年中，受到很多教益。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但决不教条。他研讨马列，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不畏权势、敢于仗义执言，执著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我总是难于忘怀的。在本世纪初，严复曾说过，学术研究“就是平实的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我觉得黎澍就是努力这样做的。

发表《反对放空炮》，险些酿成大祸

我到《历史研究》后，同黎澍的接触自然多起来。在组稿审槁方面，他都提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他认为要办好刊物，主要是组织和发表些好的文章。要提倡唯物史观指导，但不能当作套语和标签。要注意稿件确实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物，论之成理，不要发表或尽量少发大而空的文章。

也谈到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建国后提出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对的，也有成绩。但也存在着教条化、公式化的倾向，如空洞议论多，扎实研究分析少，只讲阶级观点，否定历史主义，只强调党性革命性，不重视科学性，还有将古代农民战争现代化等，都是不利于历史科学发展的。应该坚持辩证唯物观点，从事实出发，全面看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坚持科学态度。

他还谈过“双百”方针。认为在反右派时把“百家争鸣”的口号当作“引蛇出洞”的策略去用，那是非常错误的、有害的。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允许人们在理论、学术等方面自由探讨问题，发表意见。我们办刊物要重视“双百”方针，就一些重要的具有思想理论意义的问题开展讨论，对提高认识、推动研究和活跃学术气氛，都是有益的。

黎澍接任编辑《历史研究》之初，为使刊物有个新的起色，曾与邓拓商量，请他写篇毛泽东思想与历史研究的文章。这固然有打旗号的意思，但主要是想请他讲讲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针对当时史学界和社会上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甚至破坏实事求是原则而发的。邓拓文章发表在1961年第1期，着重阐述了毛泽东的历史观点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强调无论任何工作，包括历史研究，都必须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坚持科学态度。

1961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了范文澜的《反对放空炮》一文。这原是范老在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文中批评了当时历史研究中放空炮说空话，写批判文章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戴帽子打棍子等倾向。范老虽然未点谁的名，但实际是有所指的。如上年《历史研究》发表的《高举马列主义旗帜，保卫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为保卫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而斗争》等文章，戴的帽子很大，火药味十足。原来1958年曾发动一场所谓“史学革命”，提出“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认为应以农民战争为主体改写中国历史。近代史所了名桶等写了《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某些人便指责说这是以帝国主义为主体，应改为写“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史”。又是批判又是纠正，结果把写侵华史的这个组搞垮了。1960年，翦伯赞、吴晗等对“史学革命”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认为研究历史既需要阶级观点，也需要历史主义，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要重视近现代史研究，古代史也必须研究；帝王将相是历史的存在，只能研究分析，是不能也无法打倒的等。于是就出现了所谓“为保卫党性原则而斗争”的颇带火药味的“豪言壮语”。

黎澍对这种情况颇为不满。他说，这真是荒唐，难道讲点历史主义，强调实事求是，就是反对党性原则？那不过是用空话吓人，大帽子压人，使人们不敢用科学态度研究历史而已。实际上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历史观点从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并特别强调科学性。他的这些意见曾同范文澜谈过，并请范老专门讲讲反对放空炮说空话等不良倾向，提倡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风。

到发表范老这篇文章时，黎澍又煞费苦心，仔细推敲，反复修改，将具体有所指的话都删去，只是批评一种现象或倾向。我也看过两稿，记得还曾向黎澍谈起，范老反对放空炮，我很赞成，不过他的文章似乎也是放空炮，未有实例。他说，现在只能这样，如果放实炮那不打着人吗？现在放空炮说空话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限于史学界。这篇讲话发表后，果然遭到某些人的攻击责难，认为反对放空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引起一场风波，甚至被告到中央。好在范老德高望重，尚未酿成大事，但一直到“文革”还是一桩公案。

强调坚持科学性，被诬为反对革命性

有关历史研究中的偏向，黎澍曾向当时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谈过。周扬当时还兼管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的工作。他要黎澍编一本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的书，以便让大家多了解些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编辑要求和编辑体例是黎澍的意见，具体工作是我和几位同事做的。当时还看到同样题材的两个样本，那是以阶级观点为核心编辑的，我们则力求全面些、客观些、科学些。我阅读了许多原著和抄写的资料，进行分类和章节安排，分为历史和历史科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研究历史的方法共四章。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两章用力最多。如研究方法就有从事实出发、阶级分析方法、用历史观点考察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特列上坚持科学性。黎澍看后作了修改调整，加上“反对教条主义”、“理论是研究工作的指南，不是套语和标签”、“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义愤不能推进科学，客观主义要迷失方向”、“蔑视辩证法不能不受到惩罚，玩弄辩证法必然导向诡辩主义”等。他在征求意见的“样本”上还附录有黑格尔的两句话，意思是“不能用现代人的思想改铸古人”，“不要把现代人的观点加到古人身上”。文科教材办公室的田珏来谈，说周扬着过样本，认为编得不错，还可以再增加些材料。还说周扬对附录中黑格尔的两句话很感兴趣，说我们也有这种现象，应该注意。但黎澍考虑再三，正式出版时还是把黑格尔的话删去了。

应该说，我们编这本书是用了不少精力和心思的，特别是黎澍，他的基本意思是希望大家多读些马列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和研究方法有个基本了解。他在“编辑说明”中强调，读者应该“注意作者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为着什么事而讲这些话的，正确地加以理解”，还提出“最好能查对原文，细译原意，使自己的理解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面”。黎澍还同我谈起，马克思主义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是科学，无所畏惧。马克思始终关注实际，研究实际情况，坚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但坚持科学又谈何容易，如哥白尼、伽利略都受到教会的严厉惩罚。所以坚持科学性，就应该像马克思所说的，要有敢于“下地狱”的勇气。他还说，彭德怀有什么罪？他不过是了解些实情，替人民讲了些真话，结果被打入地狱。我们编这本书，列上坚持科学性，选入马克思的那些不要怕进地狱的话是必要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却又被某些人多方挑剔，在当时特别是“文革”中被横加指责。罪名之一是，坚持科学性，而不强调“革命性”，就是“反对革命性，反对党性原则”。罪名之二是，目录上只列阶级分析方法，没有强调阶级斗争观点，是把“观点”贬低为“方法”，是别有用心的等。这些罪名是够可怕的，但是是不能安在我们头上的。这些我都向黎澍谈过，议论过。我们当时的意见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革命性是与科学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性是基础，是第一性的，没有科学性就不可能有革命性。他还说，在世界历史上，不少科学家、思想家勇于追求科学知识，探索科学真理，敢于冲决宗教神权和中世纪权威，无所畏惧。恩格斯说过：“科学愈是表现得勇敢和坚决，就愈加符合工人们的利益和向往。”

至于说不讲阶级观点，那并不是事实，在唯物主义历史观部分，就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节。即使说方法，那也是不错的。恩格斯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教条，而主要是为人们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方法。列宁也说，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是着重指出“说明问题的方法”。难道这也是贬低阶级观点，是否定党性革命性？黎澍说在战争年代强调阶级斗争是可以理解的，在建设年代仍然强调阶级斗争，还要天天讲，月月讲，实际上是用政治帽子压人，不容许有不同意见，无论什么都是一致一律，几亿人只能围绕着一个人的脑袋转，怎么能不失误呢？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谈，不好谈，但历史的辩证法终究会证明这是错的。

支持翦伯赞，反对否定历史主义

60年代初，翦伯赞发表的关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多篇论文，揭示出1958年以来“史学革命”的不良后果，诸如否定封建社会历史、否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将古代农民战争现代化等，批评脱离或否定历史主义、片面强调阶级观点的倾向，提出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必须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按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历史，写作史书。翦伯赞为此受到某些论者的激烈反对。黎澍很重视这些问题。他认为，解放后我们往往是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很不好。如《武训传》、《红楼梦》讨论，领导人干预，引起大批判，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以为只有通过学术讨论，才能澄清问题，提高认识，推动学术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亲自组织了几篇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一时引起轰动。

一是农民战争史研究问题。黎澍同蔡美彪商量，请他写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从正面阐述了古代农民的经济地位、生活状况和特点，农民战争的起因、要求、口号、作用、意义及其前途等问题，着重讨论了农民战争研究中的现代化倾向，并作了具体分析和批评。文章在《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发表，《人民日报》摘要报道，引起很大争论，反对者赞成者皆有之。我从中选了几篇不同意见的，经黎澍同意，在《历史研究》发表开展讨论。

有一件事使我难于忘怀。刘桂五出差南京回来同我谈，那里军区某领导看了蔡文很生气，说我们就是靠农民战争胜利的，我们对农民很有感情，谁否定农民和农民战争就是“反革命”。我当即作了说明，对农民有感情是一回事，研究农民战争史又是一回事。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如果将古代农民战争史说得与我们的农民战争差不多，那么古代农民战争是没有前途的，或被镇压，或受招安，或转化为封建王朝，我们是这样吗？那样的说法不符合唯物史观。我也曾将此事告诉黎澍，他同意我的回答。并说，毛泽东也说过，古代农民战争往往不自觉地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也正说明那时的农民战争没有出路。

二是历史主义问题。从1960年起，有些学者就“史学革命”中只讲阶级观点、否定历史主义的倾向，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该用“两只眼睛看历史”，既要有阶级观点，也要有历史主义。1963年《新建设》杂志发表长文，全面批判了历史主义原则及其表现，否定历史主义独立存在的价值，强调只能以阶级观点为指导。针对这种批评，黎澍请宁可写了《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发表，着重阐明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提出使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结合，不能用阶级观点包括或代替历史主义。文中说阶级观点是唯物论、历史主义是辩证法，是黎澍的意见。是否有当，自可讨论，但强调研究问题包括研究历史，要有辩证观点和方法，历史主义有独立存在价值，无疑是对的。宁文尽管还是强调了阶级观点，也承认了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但在那个年代，提出历史主义就是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很大冲击，自然被视为大逆不道。

在收到关锋、林聿时的批判文章并予发表以后，我同黎澍商量，可请宁可再写一篇。他很同意，说可以在辩证法方面再展开些，针对关锋文章，多讲些马克思的历史观点。记得还同宁可、胡绳武等谈论过一次。宁可又写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进一步阐明历史主义原则及其运用的意义，同时也强调了阶级观点。在看校样时，我总觉得讲“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过多，而且实在说，我认为阶级观点只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原理，将其说成核心，显然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解或曲解。如果不纠正这个看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很难坚持的。于是我便将一处改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当然是个原则性改动，但我也忘记告诉黎澍和宁可。待到“文革”时，宁可便为此倒了霉：“你又说是‘核心’，又说是‘之一’，搞的什么鬼？”宁可想不起写过这样的话，只得请质问者到《历史研究》来找我。我虽有印象但也说不具体了。翻阅原稿和校样，果然在二校样上找到我改的字迹，才由我写了证明材料，承担了责任。

“文革”后，我同黎澍谈起此事，他说这样改当然是对的，但只改一处确实造成矛盾，“之一”与“核心”有原则区别。我说在看校样时总觉得这个“核心”不顺，马恩列都没有讲过。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是唯物史观的立足点，而社会存在则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等。不知何时出现阶级观点是“核心”的说法？他说，这可能是我们的“创造”，建国前夕评美国的白皮书时就很强调阶级斗争，认为用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本来唯物史观具有丰富的内容，却搞得这样简单化、片面性了。

著文《让青春放出光辉》，提携青年不遗余力

“文革”前，黎澍发表的《让青春放出光辉》的著名论文，影响很大。实际上他在工作中就是努力这样做的。他经常关心青年，帮助青年，鼓励青年认真读书，刻苦钻研，成才成器。同时他又严格要求青年，指出青年的不足，促其进步。

我认识黎澍时也不到三十岁。向他请教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代史，并就十月革命影响、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等问题交换意见，得到他很多帮助。他要我负责编《李大钊选集》、《五四运动文选》，既有原则要求，又对编选、题解、注释等提出具体意见。如文选的题解在介绍蔡元培时，原谓民主主义教育家等。他同我谈，蔡任北大校长，主张教育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并且在实践中坚持施行，聘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教授，开我国大学之新风，影响深远，宜改为自由主义教育家。这对我很有启发。

政研室历史组也多是青年，有几位我也较熟。听他们谈起黎澍关心青年成长的事，特别是他为别人仗义执言的事，令人感动。如反右派时，大家去北大看大字报，徐宗勉看后有些想法，在党支部谈心会上说了出来，结果说徐站在右派立场上为右派辩护，也是右派。黎澍不同意这样处理。他公开提出：“徐宗勉是在党的谈心会上讲的，即使有不妥也只能是批评帮助，不应定为右派，如果这样，谁还敢讲真话！”

沈元原是北大学生，因曾议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农村改造三年，摘帽子后在街道办事处帮助工作。1962年初，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把他推荐给黎澍，说这个人不错，有点才华，并拿来他写的《“急就篇”研究》。黎澍珍惜人才，便同刘大年商量后，把沈元调来近代史所。沈元以后这几年除帮助《历史研究》做些校对等事情外，主要是从事研究工作或写东西。《历史研究》连续发表了他几篇有影响的文章。

正是沈元的几篇文章造成很大风波。1962年发表他的《“急就篇”研究》后，就有人写信反对，说不该发“右派”文章。1963年发表他的长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人民日报》压缩成《论洪秀全》整版发表，引起更大责难，说吹捧“右派”。不久他看到刘节《怎样研究才能为政治服务》一文后，又写了《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对这样一篇以正面论述为主、思路清楚、评论适当的文章，反复讨论多次，拖了半年多，才确定用“张玉楼”这一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反映相当好。然而，某些人很快知道张玉楼即沈元，便这里反映那里告状，中宣部派人来调查，田家英也给黎澍来电话，说有人联名告到毛主席那里。一时沸沸扬扬，沈元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黎澍受到很大的压力。1964年初，中宣部发出有关通知，沈元有关历史主义的文章就再未能发表。

后来，黎澍多次与我谈起沈元问题的教训。他说，我们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决不能埋没人才。但有些人不看文章本身，算作者的历史账，在“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上费心思，做文章，这样的逻辑与心态，真是可怕可悲可叹！

黎澍写《让青春放出光辉》，酝酿较久。听他说，主要是看到我们国家经济技术落后，知识分子又少，我们不是在发展经济科技文化上下功夫，而是在政治斗争、群众运动上作文章。对知识分子总是不信任。好像有知识的人天生是与资产阶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只能对其改造，再改造。知识者下农村，也不是传播新知识，而是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要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培养新生力量，这是社会发展进步所要求的。他考虑这些问题，但又无法直写，便决定该文主要是作正面论述，告诉人们中外历史上的许多科学发明、艺术创作和社会变革等，都是年轻的人们奋发努力放出的火花，做出的成绩，对历史进步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他列举一系列著名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在青年时代不畏艰险、勇于探索所作的贡献，指出青年是一切时代最生动的力量。我们时代的成年人特别有责任保护这个力量的生动性，要允许并鼓励他们自由探索和讨论。青年不应该等待，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意气风发，努力向上，让青春放出光辉。这是黎澍对我国青年的满怀热情的期盼。

黎澍这篇文章在1964年3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后，得到相当广泛的好评。但在那“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年月，总有那么些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尽管文中明确提出重要的问题在于有远大志向和正确世界观，却硬说它宣扬成名成家、“白专道路”，反对政治挂帅等。后又联系到所谓沈元问题，学部和中宣部批评了黎澍，给他很大精神折磨。《让青春放出光辉》作为“毒草”被批判，黎澍这一片对青年充满热情、鼓励和希望的赤诚之心，被诬蔑，被践踏，被摧残。

“文革”在劫难逃，“紧跟”得咎“真包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翦伯赞，说他提出历史主义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历史研究为革命服务，是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尹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研究》和黎澍。戚本禹曾将此文校样送黎澍一份，还说有意见可告诉他，态度傲慢。

戚本禹原是中央办公厅一般工作人员，我们都不认识。1963年元旦前后，他给《历史研究》寄来《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提出“自述”是李的变节投降书的观点，与罗尔纲等商榷。我看后认为文字清楚，讲了些道理，可以发表展开讨论。黎澍同意并要求打印几份送罗尔纲及有关人，也送田家英征求意见。后我曾电话问回家英，他说这个问题可以探讨，开展讨论总是有益的。但说戚这个人不是好东西，文章压一段时间再发。故拖到第4期。文章发后反映不一，有所争论。但是，戚本禹却由于发表这篇文章而走了红运，被陈伯达看中调到《红旗》。

黎澍看了这篇《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心情激愤、沉重，打电话要我去谈一谈。我看后说这完全是针对《历史研究》和你的，评述农民战争史研究是错误的，讲历史主义是错误的，反对放空炮更是错误的，根本不讲道理，完全是大批判，不让讨论了。黎澍说，连续发这几篇文章，看来在酝酿一场大斗争。《武训传》引起大批判，《红楼梦》研究引起大批判，这次《海瑞罢官》可能要搞一场大斗争，很难说要出什么事。戚本禹的文章，既无学术性，更无理论可言，只是戴帽子，打棍子，蛮不讲理。他拿来好像是征求意见，实际是警告人。这个人确实不是好东西，他们搞在一起了，我不能理他。

1966年春节及3、5月间，我看过黎澍几次。他心情沉重，思虑颇多。他已看出来头不对，料定后果不堪设想。然而面对汹涌的浪潮，他既不能公开抵制而使《历史研究》夭折，更不愿趋炎附势，深深陷于难解的矛盾之中。在一次长谈中，他既有激愤，又有叹息。他说，社会冲突是人们的各种意向和各种事物相互交错碰撞的结果，这样的冲突还可以分析，如果是人为发动制造的冲突，那就很难预料了。过去还有子陵滩让人们躲避，现在没有任何避风港了。怎么办？不跟不行，跟也难行，为了保存刊物，只有跟着看吧，这也是现实使之然。

黎澍尽管对形势不理解，有看法，有怀疑，但他还是要编辑部组织批判吴晗的稿件，他自己也邀请人写文章，记得有署名伍任年的文章，发在1966年第2期。

近代史所图书馆存有一批胡适、吴晗通信，黎澍得知，便从所里找几个人写评注，在《历史研究》发表。本来以为找了颗炮弹，得以表示一下旗帜鲜明，谁知后来却落了个“假批判，真包庇”的罪名，成为黎澍的一大罪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3日配合社论《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发表，在二版刊载批判胡、吴通信评注的《假批判，真包庇》长文，标题下加接语说：《历史研究》从1961年来了个新主编，发表一系列大毒草，把这个刊物变成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云云。这是指黎澍无疑。在社论中指责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像奸商一样垄断资料等等，那也是指黎澍、刘大年。原来那篇文章的炮制者曾派人到近代史所借阅胡适、吴晗通信资料，图书馆人员说按规定只能在这里看，不能借走。此事刘、黎根本不知道，却被戴上了“霸”与“奸”的罪名。

本来6月3日上午《历史研究》邀些人谈组稿问题，可是清晨听了《人民日报》社论的广播，到的只有几个人，谁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黎澍还呆在那里不动，我说我们也走吧，他不吱声，我又坐下来。他说他实在不应该当这个主编。《历史研究》创刊后发了些好文章，讨论些问题，这是好的。但大批判多，也影响了史学的发展，尤其是搞“史学革命”，使刊物很难办下去。主编尹达、副主编刘大年向中宣部推荐他任主编，周扬同他谈，征求意见，他认为办刊物无非是选些好文章，就答应了。哪里想到事情这样复杂，有的人根本不讲道理，霸道得很。今天的社论和那篇批判文章，有什么道理？看来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我说可能这次运动有更大的斗争，我们发的那几篇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什么“二月提纲”、“阎王殿”，都比我们严重得多。希望他一定要冷静，就是批斗时也要咬着牙听，少说话，更不要发火。他说，他就是爱辩驳，现在当然不行，只有冷静忍耐。他情绪略为平静后，我送他到门口，又说了几句一定要注意身体，吃好睡好的话。我骑自行车回家，心情很沉重。

从6月5日开始即不断批斗黎澍，对那几年的《历史研究》进行彻底清算，实际上谁也没有仔细看，不过是跟着当时发表的那几篇文章和社论的调子批斗而已。我因是《历史研究》的“总管”，自然要陪斗，也曾戴高帽子、挂黑帮牌子跟在刘、黎后面示众。

深沉思考，尖锐提出反封建主义问题

大概是1973年，毛泽东说现在没有一种学术刊物，这不好，应该恢复几种。时任国务院科教组长的迟群，不知在哪位“高明”的提示下，捷足先登从高校调来一些历史系教师。于1974年恢复《历史研究》。但为表示与过去划清界限，另请人题写了刊名。1975年恢复教育部，周荣鑫任部长，他知此事后，又将《历史研究》转归学部（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黎澍仍为主编，他又把我要去。

《历史研究》复刊时，还在“文革”之中，刊物实在难办。谈不上学术，也难说是研究。什么批儒评法、反孔斗争、法家路线，什么评《水浒》反对投降派、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什么“继续革命”、“全面专政”、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五花八门。《历史研究》也转载或发表这方面的文章。黎澍本来讨厌这些东西，但他也没有办法，只有跟着“两报一刊”的指挥棒转。

打倒“四人帮”后，《历史研究》在黎澍领导下，率先在学术界拨乱反正，清算“四人帮”在“文革”中的种种罪行和谬论，批判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及梁效、罗思鼎等对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歪曲，呼吁为在“文革’冲被迫害致死的吴晗、翦伯赞、邓拓等平反，为历史研究的开拓前进而努力。记得在发表一篇要求为吴晗平反的文章时，黎澍曾与我谈起，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听到毛泽东说我们也需要像海瑞那样敢言的人而写的。像他这样算是“紧跟”的人，也没能被容忍，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悲剧。接着，黎赵发表《一个围歼知识分子的大阴谋——评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深入揭露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等诬陷吴晗的卑鄙伎俩，尖锐地指出“四人帮”企图建立他们的封建法西斯统治，而用尽了各种最恶毒的诡计，迫使所有被认为不听驱使的知识分子落入他们布下的网罗，制造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字狱。吴晗的悲剧就是许多冤狱的序幕。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面破坏，是我党历史上的耻辱。

1977年底，我因老伴去世要求回近代史所，黎澍同意。当时我们住得很近，我仍然常去看他。他总是那么忙，既要办好刊物，又要写文章，还要参加一些会议。

黎澍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学者，肯于独立思考。他多次谈过，十年灾难使我们真像是从一场非常难熬的恶梦中醒来，不能不考虑些问题。他写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等文，就是他深入思考的重要认识。记得他当时谈过，中国封建社会很长，小生产基础牢固，那一套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的思想道德影响深远。近代以来虽然也引入制械练兵之术、民主自由思想，进行过变法、革命，但封建专制思想很少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进行冲击，有力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追求真知，但因当时局势，很快转入政治斗争。毛泽东曾热情赞扬这个运动，同时指出，那时还只是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摆脱老八股老教条主义统治，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黎澍认为，这个“大工程”可以说一直没有完成。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反封建斗争，而在思想上却未能进行有力的清算或清理。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自主、自由平等思想本来很少，而我们却也来个“兴无灭资”，实则保留了封建的东西。我说是否可以说是用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来了个否定之否定？他说是这样，个人迷信、个人专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甚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封建思想在新形式下的发展。“四人帮”搞的更是封建法西斯专制。中国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这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严重障碍。黎澍率先提出反对封建主义问题，并作了充分的论证，曾发生了广泛影响。

虽“离职”心不歇，在多种领域探索不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思想解放，精神焕发，批判“两个凡是”，清算极左思潮，从多方面探讨改革和发展经济的道路。学术界也相当活跃，对许多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和探讨。黎澍当时精神很好，事情很多，还经常考虑和研究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虽然有时受到非议，但他并不为其所动。

1979年大概是黎澍最忙的一年。从年初开始，他就参加理论务虚会议，参加史学规划会议，又与社科院科研局长温济泽一起筹备五四运动60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他自己写文章，还帮助周扬组织撰写《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他要我写《陈独秀和〈新青年〉》，着重讲讲民主和科学精神，还要我参加部分审稿工作会后选编讨论会文集。可能也在这时，院部决定创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由黎澍负责，这是令人高兴的。

也是在这时，近代史所决定创办《近代史研究》，由我和钱宏任主编。我曾专门找黎澍讲我们的一些设想，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要办好刊物就需要学术水平高，又要关心现实。一定要坚持“双百”方针，提倡深入研究问题，自由讨论问题，选文章要注意确有研究心得、有新意，不要只是炒冷饭。近代史问题很多，有些问题需要重新探讨，过去只是讲反帝反封建，对现代化问题注意不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我还谈到当时写的《实事求是和历史科学》，批判“四人帮”的歪曲。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具有更广的意义，应该从多方面考察。坚持实事求是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任何工作都必须实事求是。然而实事求是又确实很难坚持。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有科学态度科学精神，而坚持科学态度又须有广泛民主和言论自由，否则只能照章办事。

当年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院部委托温济泽和黎澍组织一个学术讨论会。黎澍经过仔细考虑，写成《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的主题报告。他首先回顾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科学的空前发展和重大成就，同时也指出教条主义、个人迷信，尤其是“四人帮”造成的大破坏，着重总结了这个大破坏的教训。

记得他在写作时曾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可是我们在不少方面恰恰是违反其基本原理的。如哲学只能讲矛盾斗争，不能讲矛盾的统一；只能讲一分为二，不能讲台二为一；只能强调意识对存在的能动作用，不能强调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为“斗争哲学”，把主观能动性发展成唯意志论。政治经济学只能讲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不能讲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只能讲缩小和消灭差别，不能讲承认差别的存在；只能讲政治挂帅，不能讲经济规律，甚至要取消经济规律。历史学只能讲阶级斗争，不能讲阶级社会是不同阶级的对立统一；只能讲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能讲统治阶级的调节政策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甚至认为只有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文艺批评只能强调作品的政治性，不能强调作品的艺术性；只能讲典型的阶级性，不能讲典型的个性；只能强调作家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不能讲作家创作方法的重要意义；只许写理性，不许写真实。他说，所有这类公式，不但否定了对立阶级之间、矛盾双方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否定了历史的基本联系，否定了经济规律、艺术规律和一切社会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这种形而上学的公式，显然只能歪曲而决不能反映客观世界的真面目，只能取消科学研究。所以，要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摆脱一切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彻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黎澍还谈到“双百”方针问题。他指出，这个方针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事实上很难说曾被正确贯彻执行过。提出不久就被当作“钓鱼”政策；“四人帮”横行时则干脆被“全面专政”来代替。多年来，我们一直以为这是因为没有分清或者故意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不同性质。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事实证明，如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健全，人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保障。“文革”中的所谓“全面专政”把讨论学术问题的自由全部剥夺干净，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所以，我们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努力进行民主法治建设，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力和言论自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健全，对科学和文化同对整个国家的进步一样，是十分重要的。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分组讨论时，大家都赞同黎澍的意见，认为他总结的三个教训很好，并希望进一步研究讨论，以推动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可是就是这样一篇受到学术界艺术界普遍重视的论文，却引起某些权威人物的反感，说是缺乏学术性。这倒从另一方面说明黎澍是位关怀现实的有思想性和战斗精神的学者。

黎澍还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提出自己的意见。例如，他不赞成过高评价农民战争，不同意把农民造反笼统称为革命。他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认为对这种萌芽不能估计过高，实际上中国近代工商业很少是由资本主义萌芽转化来的。他经常谈到，应该承认16—17世纪以来中国是落后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都落后了，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无论是学船炮工商、制械练兵，或变法维新民主共和，还有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进化论、唯物论等等，这些学习和引进都是进步的，有益于中国向现代化发展的。相反，以老大自居，拒绝向外国学习，那是愚蠢的，只能使自己落后。

那几年，黎澍确实在研究一些历史和理论问题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表现出他不盲从权威的独立思考精神，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好评，即使受到某些人的批评和指责，他都不以为然。当然在闲谈中他也曾几次流露一些不快或烦恼。在那几年，我曾几次向他建议，不再当什么总编辑，在有生之年专门搞些研究。他同意我的意见。可是还未等他提出，1982年就一纸通知让他离职了。他究竟是怎样离职的我不清楚，也可能是他年龄已到，但我知道有些比他年龄还大的仍然在职。联系他几次同我谈话时用了“勒令离职”的词，使我想到他一定有什么不快。然而他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学者，离休之后，他仍然在勤奋地思考问题，在科学研究中探索真理。

探求真理，不跟风、不怕压、不惧权威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行纪念报告会。黎澍和我都写了文章，参加会议。3月7日上午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周扬作《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报告，因他身体不好，只作了个开场白便由广播员代念讲稿。广播员念得抑扬顿挫，声调铿锵，全场鸦雀无声。报告结束时，全场响起长时间掌声，周扬站起致谢。下午分组讨论，大家都说周扬讲得很好，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很重要，也很有启发。但风云突变，大会宣布延长两天，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我虽参加了会议，但对这个变化的情况并不清楚，曾同黎澍谈过。他不无愤慨地说，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实在没有道理。我们违反人道主义的事太多了。如反右派反右倾运动，许多人只是因为讲了些真话，提了些意见，就遭到那样的打击和摧残，算什么？“大跃进”中死了多少人？特别是“文革’中随便打人抄家，侮辱人打死人，或逼人自杀等等。“文革”后出现一个人道主义思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确的。至于异化问题，那也是清楚的。如我们是人民共和国，却不是强调人民的民主，而是强调专政，乃至“全面专政”，是否异化？“文化大革命”是否异化？还有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家长制、贪污腐败等，实际上也是异化。他还谈到，周扬在“文革”前也比较“左”，整过许多人，但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确实在悔悟。他经过深刻的反思或思考，要从理论上讲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且与改革联系起来探讨，是很有意义的。紧接着批判人道主义，在理论界、学术界和艺术界来了个所谓“清污”即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参加中宣部召开的一个会议后，曾将一些情况同黎澍谈过，他说，何谓“精神污染”，如何界定，谁能说得清楚？用形象语言来判定政治问题，是否妥当？

黎澍仍未能躲过这一难。有一次我去看他，见他精神不好，面容憔悴。他说，前些天组织上要他出席座谈和讨论“清污”问题，谈着谈着冲他来了，他就狠狠地回击了他们一通。我问都是什么人，说什么问题？他愤愤地说，有疯子，有瞎子，有秃子，说他批封建主义、教条主义，主张独立思考、自由讨论问题等都不对，是“自由化”，是“精神污染”，还要他正确认识和对待等，谈过两次。他问那些人，批封建主义、反教条主义错在哪里，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也讲到这些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说？自由讨论是“双百”方针规定的，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谈这些有何错误，犯了何罪？我劝他冷静些，保重身体最要紧。但是说归说，过了些天，我再去看他时，他已经住院了。

大概也是1983年，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1978—1982年）》时，曾同黎澍谈起学习中的一些心得和问题。记得有次谈到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即“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怎样理解？他问我怎么看，我说大概这些国家的制度能互相监督制约，特别是有对政府和领导人的监督制，民主法制比较健全，任何人都不能超于法律之上等。他说，我们过去都把这些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予以排斥，实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具有普遍意义，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要治理国家，就必须建立明确和严格的民主法治，人民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并有法律保障，任何领导都必须受人民的监督和法律制约。

他拿出《邓选》指着其中所说的“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他认为这话讲得很好，对我们的事业关系很大，希望能够认真切实地贯彻施行。

80年代以来，研究文化问题者日渐增多，乃至形成“文化热”，自然也有不同意见。我曾同黎澍谈过两个问题：一是有人认为“左”的思想是从五四时开始的，“文革”中的批孔与五四时“打倒孔家店”一脉相承。黎澍认为这是误解，是形式主义看问题。五四时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促进人们思想解放，追求真理。没有民主科学就不能进步，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左”的教条主义正是背离民主科学的结果，“文革”从头到尾，都是反民主反科学的。二是关于儒学“现代化”与儒学“化现代”的争论。黎澍认为，儒学当然有优秀的东西，但其核心是尊卑贵贱、常纲伦理，这只能分析批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不能也无法使其现代化的。所谓儒学现代化，只能是儒学化现代，即增加封建主义的影响，那是危险的。所以他总是认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黎澍晚年最引人注目的创作，是他写的一组关于历史创造者的论文。80年代初，他就考虑这个问题。曾听他说过，现在流行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科学。马恩都没有说过，他们只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是人人的历史”等，列宁也是这样说的。在《联共（布）党史》出版后，苏联出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之说，而“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则是我们的发挥。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1982年他写了《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依据马恩的基本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分析论述。因为问题很敏感，经过慎重考虑和修改，直到1984年11月才发表。结果引起很大争论，几个大报和多种刊物都发表文章讨论，赞成、反对、商榷者皆有，某些权威者尤为不快。他又写多篇文章，作进一步阐发，其基本结论是：一、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实际居于奴隶的地位，不是历史的主人；二、人民群众主要是历史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者，不是全部历史的创造者；三、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历史的创造。记得他用形象的比喻说过，物质基础好比戏台，没有戏台唱不了戏，在这戏台上人人都在唱戏。物质基础是劳动者创造的，而在一定物质条件下人们都在创造历史。他希望进一步展开讨论以求得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

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黎澍对此作过解释。他认为当二次世界大战进入胜利发展之际，提出这样鼓舞人民反法西斯斗志的口号是很有力量的，并谈到他当时就有这样的感受。但如何理解“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的创造者”，却要复杂得多。人民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作出重大贡献，而战场指挥者和国家领导人的筹划决策也有关键性作用，如二战中斯大林、毛泽东以至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的作用就相当突出或明显。毛泽东很强调农民战争的作用，认为只有这种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他也称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等，尽管他们也各有不足，但都是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历史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历史研究就是应该探索这历史的奥秘，以为鉴戒。

黎澍曾长期在白色恐怖下工作，经历了严酷的考验。革命胜利之后，他不改初衷，不考虑自己要在新政权中占一个什么位置，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听他说过，到北京后他到新华社工作，范长江同他谈，请他担任一个部门的主任，或是负责资料室工作。他考虑再三，认为到资料室可以多读些书，多看些报刊资料，多了解国内外情况，增长知识，理解历史发展，于是到了资料室。后调中宣部任新闻出版处处长，那时常到《人民日报》值夜班，与邓拓等审改稿件或写社论。又兼党史资料室工作，负责编《中共党史资料》。1955年调政研室，任历史组长，与几个青年搞研究。1961年到近代史所。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努力钻研，思考问题。他重视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尊严，在一些运动中虽多次受到冲击，但决不随波逐流，更不趋炎附势。他主编《历史研究》，敢于向“左”的思想挑战，发动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特别是“文革”后，他思想解放，独立思考，冲破教条主义束缚，不畏权势，在学术上开拓前进。作为一个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学者，黎澍用他严谨的治学实践，实现对真理执著追求。他并不讳言自己的不足。他曾说过，“文革”前他写的论文有些就是宣传性的。因此他将1985年出的文集题名为《再思集》。1988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要编辑出版一套著名专家学者的自选集丛书，要我推荐作者，我当即提到黎澍。但黎澍编自己的选集时，“文革”前的文章仅收了《让青春放出光辉》一篇。他的严肃的治学态度，敏锐的思考力，言之有物又朴实晓畅的文风，确实文如其人，使读者感到作者亲切和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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