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辉本嵚崎不宾之士，每引自由独立之说，借为射鬾辟邪，奈不能畅其言而展其蕴，乃匡鼎杜门，笔说寒柳堂诗，岂解颐已也，乃发皇义宁心曲，并自寄其幽忧之怀。

义宁之籍在江西，情结同光，骨肉出于散原，而其诗不入江西之社，不作同光之体，不染散原之风。何也？以其轻于法而独深于意也。故论结辞之古劲顿挫，原逊于钱萼孙；论构象之尖新独运，或不如钱默存；论骋才之回翔众体，亦难匹饶固庵。而义宁之压倒元白者，以其诗关乎天意，所寄宏深，伤国伤时，最堪论世。义宁常自比元祐党家之子，而胸罗中古兴亡之迹，撑持于天坼地解之际，独立于礼崩乐坏之时；责己以文化托命之大，讽世在士节出处之微。故其诗秉国身通一之义，造今古交融之境，望之气沈郁，扪之骨嶙峋，史识诗情，盘屈楮墨。每读之，未尝不掩卷低回，愀然而叹：此变风变雅之音也。是中华文化至于将穷或衰之际，乃假义宁声诗，以鸣其岳岳不就之志乎！

华夏百年，西风朔雨交凌，先由割地斩其元气，次则改服移其国步，更而国学式微，极于独尊西说，以俄为师，治民如兵，以教统政。凡此，于义宁诸作，莫不激而有音。早岁《闻日本并朝鲜》诗，如海藏楼之精悍英发，意气轩然；中年长调如《王观堂挽词》，具长庆体之流宕而沈挚过之；抗战前后之七律，多在玉溪冬郎之间；晚年过岭，失明膑足，感赋世事，其微意可比韩昌黎之辟佛，廋词则多于陶潜《述酒》，又如钱柳入清，摅怀婉曲。其诗岂余事哉，皆蒿目而忧世之患，不能已于言者，一生歌吟，可作当代史论观。于词章则周济所谓寄托，于书法则刘知几所谓用晦；往往取瑟而歌，事遐意迩，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是诗史也，亦心史也。

玉溪之诗，元遗山有 “恨无郑笺”之语。而义宁之诗，则索解尤艰。昔义宁尝借评庾赋以自悬鹄的：用古典以述今事。又谓：“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合异同，混合古今，则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是以解其诗者，苟不通今而识古，必堕目瞽。其中尤以释今典为注诗至难处。

自潜山余英时氏以义宁解钱柳之法，还治其诗，拈出今典，铁函乍发，石破天惊。余氏之胜，在内证法，善以义宁之书证义宁之诗，辨其寄托，启后来无尽门径。此后解人继起，聚讼纷纭，而文辉后出，加其邃密，得总其成。遍征当年载籍，补孤文单证之偏，纠穿穴悬揣之失，言必有征，证必多例，可谓以乾嘉之法诂今典。而更有进者，文辉于解诗之际，尤重“四慎”，以免诠释过度：诗人运典固贵乎今古合流之境，则尤慎古典与今典之同异，以免乎以古套今之弊；一生议论有常偶间出之别，则慎一贯之见与一时之兴之同异，以免乎以常灭偶之弊；选题咏物固以以小见大为能，则慎社会大势与个人殊遇之同异，以免乎以大蔽小、认家为国之弊；诂陈尤以诗史互证为要，则尤慎缘事而发之作与情辞相生之句之同异，以免乎以史灭诗、认文为质之弊。同异较量，内外互证，阐释循环，语境还原。考史注诗，当通会之际，乃臻尚友斯人之境界。义宁所谓：“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庶几近之矣！后来读者，手此一编，得望表知里，扩毛辨骨，口诵其词，心知其意，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世变曲折，人事进退，士心从违，亦于此见矣。义宁诗云：“后世相知有别传”,其在斯夫！

呜呼义宁，终生守独立自由之义，极权不足畏，大众不足从，史观不唯物，文化不唯新。孤特卓立，虽千万人吾往矣，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史寄离骚之志，以诗行春秋之法，曾何意为苏黄，以作承平文章伯哉！而文辉注陈，又岂止于赵次公、任渊之为坡谷功臣，当更近胡身之之注 《通鉴》，以寄其微旨与孤愤。噫！是胡氏家法，皆善疏旧籍以开生面，施丹黄以加斧钺乎！

题《陈寅恪诗笺释》

罗韬

寒柳诗篇有郑笺　百年风雨化丹铅

郁深句寓春秋义　兀傲骨撑崩解天

辟魅相承唯斧钺　传心世隔藉蹄筌

一编读罢今何夕　犹觉云浓境未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