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如果没有一系列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导致苏联解体的条件，叶利钦和苏联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战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及庞大的苏联党政军特系统，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的。值得深思的是，在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因素当中应当获得什么启示，这种结局为什么是历史之必然，它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 谁是罪魁祸首？
苏联正式的政治演变起自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而是国内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则指经济改革。
中国党内的保守派指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
而中国的改革派当中，则有不少人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只要象中国那样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这两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许多西方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多次反思，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十分了解苏联体制的根本弱点，但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曾料到，一个昔日集权、强大的超级大国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彻底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没有要垮台的任何征兆。
只有一个人，即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二十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二十世纪，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九十年代，而不是更早或下一世纪。
令许多苏联问题专家感到惭愧的是，他们过去几十年悉心研究苏联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理论，都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维持不下去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开放”和“改革”的主导者。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迫使戈尔巴乔夫推动“开放”和“改革”的呢？七年过去了，现在西方关于当年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仍然莫衷一是。政治、历史、经济学、社会各个领域的学者，各有各的观察角度，自然他们的解释也各有千秋。
◆ 结束冷战却导致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军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军方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军方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终于抗衡不过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苏联是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的。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面对东欧国家一九八九年的变革浪潮，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于是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就撑不下去了，最后被迫相继下台。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硬塞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零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这座唯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因为有国际社会对北京的“六四”事件强烈反对的前车之鉴。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 高福利拖垮了社会主义
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缺员严重。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该戈尔巴乔夫化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成堆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家”。
◆ “花钱买稳定”的下一步：吃糠咽菜
在八十年代，经济危机隐然露头之后，苏联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其实，推行经济改革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带来“苦头”。
社会主义国家或迟或早都得搞经济改革，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经济更有魅力，人们可以在两个制度里任意挑一个更喜欢的，或者可以象点菜那样，从两种经济制度里选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东西。其实，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改革是迫不得已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旧制度总会有维持不下去的一天，不改革就可能垮台。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一个市场经济可以选择，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能够代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只有市场经济，走市场经济的路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而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再充分照顾人们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改造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的过程，并不是甜蜜的，而是痛苦的，会被迫放弃很多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得到保护的既得利益，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很多人原来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保不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生活水平不会上升反而可能下降。后来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转型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一代人为了经济改革而付出沉重代价的过程，可以说是“父债子还”。换言之，第一代人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并没有尝到社会主义高福利的“甜头”；第二或第三代人虽然没有政治自由，但是却享受了社会主义高福利，无论比上一代还是下一代都过得轻松舒适，但把子孙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吃”光“用”尽了；第三或第四代人就不可能象他们的父辈那样幸运了，他们面临着不得不摆脱社会主义的艰巨使命，不但再尝不到多少高福利的“甜头”，相反，还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转型中得到的多半是“苦头”，自然，付代价的这代人总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一般来说，苏联东欧国家的老百姓对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市场经济，往往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社会主义制度当做“破衣烂履”，坦然弃之而后快；另一种是对市场化改革半心半意，对旧制度恋恋不舍，欲拒还迎。在东欧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用刺刀输入的，所以持前一种态度的人比较多。在苏联，则多数人持后一种态度，因为，亲身经历经济转型时代的人，多半属于第二到第四代，他们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有深刻的记忆和相当程度的怀念，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也不愿为了经济改革的成功而指责父辈，这就决定了他们那种对市场化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
许多俄国和西方的专家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半心半意，因此苏联的经济始终不见起色。其实，就算他对经济改革是全心全意的，苏联多年的高福利已经耗尽了资源，没有条件实行给“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只能进行有“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这样的“苦”政策只有斯大林、毛泽东才办得到，他们既拥有老百姓的崇拜，又挥动着专政的铁拳，提出什么政策，老百姓都只能认了。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个第四、第五代领导人，他的前好几任领导人早就已经没法用共产主义理想骗老百姓，而改靠“花钱买稳定”了，这是所有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维持统治的最后一招，只要用上一个时期，就休想再号召老百姓为了党和国家“吃糠咽菜、受苦受累”了。
不管戈尔巴乔夫对经济改革是半心半意、还是全心全意，他面对经济困境，都只能“拧紧螺丝”，即强化劳动纪律、提高工作定额、开源节流。换句话讲，就是推行一种给“苦头”、没“甜头”的改革。谁来支持这样的经济改革呢？其实，戈尔巴乔夫的前任安德罗波夫就试图“拧紧螺丝”，各单位的负责人管不住自己的职工，政府就派克格勃在大街上拦截行人、检查身份，看是谁在工作时间跑去逛商店、买东西了，然后通知单位把人领回去，加强教育，其效果自然不佳。戈尔巴乔夫也试过“拧紧螺丝”，发动“禁酒运动”，想减少酗酒现象、提高劳动效率，同样也失败了。
由此可见，就算戈尔巴乔夫再坚决一些，“拧紧螺丝”式的经济改革也还是“曲高和寡”，不可能象有“甜头”、没“苦头”的经济改革那样受欢迎。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九八八年戈尔巴乔夫决定推迟价格改革，改而加快政治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改革意味着消费品价格会大幅度上涨，戈尔巴乔夫手中没有资源，无法在价格改革时给老百姓大量涨工资，也无法给企业大量财政补贴以平抑物价，因此，这样的价格改革就只能是让老百姓“受苦”，必然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弹。
同样是物价改革，中国政府一面在涨价时，拿出大笔钱来涨工资，保证老百姓的购买力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生活水平还能继续提高，另一方面又投入大笔财政补贴，让国营商店高价进货、低价卖货，亏损由政府包揽。苏联人看到了中国经验，觉得既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涨工资、商品丰富、过好日子，怎么苏联就办不到呢？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难处，好象他这个莫斯科大学的尖子毕业生还不如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邓小平聪明。一直到今天，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多数苏联人好象也未明白，所谓的中国经验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中国和苏联有三大区别。其一是，中国老百姓在改革前一直过的是苦日子，政府手中“攒”着不少资源，可以在改革时期“撒银子”、给“甜头”。老邓正是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对城镇居民实行高福利政策，所以中国的改革才似乎是只“甜”不“苦”，才换来了一片叫好声。其二是，中国是个穷社会主义，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占人口六分之五的农民都没尝过社会主义高福利的滋味，只有城镇居民才有这个特权。这样，对中国的农民来说，改革就象“共产党宣言”说的那样，让他们“失去的只是枷锁，而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自然他们对改革不会半心半意，而农民在改革中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又创造出更多的资源，使政府可以在城里继续“撒银子”。其三，中国还有香港台湾和海外华商，送来了大笔“银子”──投资。
但是，中国和苏联有一个最大、也是最关键的相同之处，就是共产党虽然管着庞大的国家，却无力改善经济效益。所以，除非它象毛泽东、斯大林那样，勒紧老百姓的裤腰带，只让老百姓过苦日子，只要它开始通过提高福利来收买人心，这种福利水平就“水涨船高”，上得去下不来了。哪一年福利水平不提高，哪一年老百姓的不满就明显上升，政府就不得不再涨福利。如此下去，“坐吃山空”，用不了一、二十年，必然会出现“银子”““撒”光的那一天。
老邓虽然发动了经济改革，但在城市里他的主要政策还是“花钱买稳定”，实际上是部分仿效勃列日涅夫的“角色”，这个给“甜头”不给“苦头”的“角色”当然容易“演”了。可是，等轮到江泽民、朱容基时，他们仍然逃脱不了与戈尔巴乔夫类似的资源枯竭的困境，现在，江、朱已经开始被迫唱“无米之炊”这出“戏”了。不过，也难怪苏联人不懂这一点，就连中国人当中，又有多少人能在五年前就看出，老邓“花钱买稳定”会给后任留下多大的麻烦，会料到今天的中国有“下岗”、“分流”、“破产”、“保八”这样的艰难局面呢?
◆ “弃船现象”：苏共党政精英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虽不成功，但是他却成功地推动了政治“开放”，促进了新闻自由，基本上结束了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迫，允许组织各种政治团体，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选举。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但也可以想象得到，这场改革一定会遭到党内官僚体系的反对。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讲过，“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对我而且恨我”。他以苏共总书记的身份发动政治改革，似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举动，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声援，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势力在支持戈尔巴乔夫呢？西方学者最近几年的研究发现，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时，并没有与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建立同盟关系，换句话讲，看上去，戈尔巴乔夫似乎是个勇往直前的“孤家寡人”，没有什么强大而有组织的团体当他的后盾。
面对这样一个“孤家寡人”，为什么组织完善、运转良好、掌控一切的苏联党政官僚机器，未能成功地阻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呢？苏联的各级官员在戈尔巴乔夫发动政治改革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呢？一些俄国和西方学者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政治演变并不完全是一场以戈尔巴乔夫为一方、以反改革的庞大官僚队伍为另一方的漫长的“拔河”，虽然在官僚机器内并没有多少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但却有不少暗中准备拥抱市场民主制度的党内“叛逆者”。
通过研究大量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献，学者们发现，在苏联出现政治经济演变的时候，许多苏联的党政精英意识到，既然改革的大势已成，恐怕就到了放弃共产党制度这条“沉船”、坐上“救生艇”、及时转移到市场民主制度这条“船”上去的时候了，这样，他们可能不仅保得住地位，甚至可能过得更好。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不愿意站出来顽强地捍卫苏联的集权专制制度直到最后一刻，相反，有些人却摇身一变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员，有些人则与民主派暗通勾曲，更多的人则是明哲保身、静观待变。
这些苏联官僚们观察风向、作出“换船”决定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苏联民主派日趋活跃的阶段，官僚们的“骑墙”心态显然是有利于民主派的发展的。到了一九九零至一九九一年，俄罗斯各地的党政精英就进一步纷纷背离戈尔巴乔夫，而向叶利钦输诚，同时，大型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也拒绝向苏联的中央政府纳税，而主动将税收缴给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苏联官僚们叛离苏联、倒向俄罗斯共和国的举动，也是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官僚们的做法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而是他们各人自发的选择。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弃船现象”。
电影“泰坦尼克”号描写了沉船之前人性的种种善良与丑恶，无论是选择坦然赴死、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还是为了一线生机不择手段，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为挽救沉船奋斗到底的。如果一艘大船突然遇到船难时，乘客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盼望避免沉没，寄希望于船员们；但是，如果船员们从船难的一开始就明白，沉船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放弃了救船行动，那么乘客们也只能弃船而去、或者随船赴难。
苏联也是“一艘庞大的船”，各级官僚就是它的“船员”。他们与“泰坦尼克”号船员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最了解“船况”，知道遇险的“船”还有没有存活的希望；而苏联党政官僚与“泰坦尼克”号船员们最大的区别在于“职业伦理”不同。通常，船员、民航机乘务员都受过严格的职业伦理训练，要求他们在机、船遇险时，让乘客们先走，自己必须留到最后。而执政的共产党官僚的“职业伦理”却是，不投机就爬不上去，几乎可以说，他们的个人政治生涯就是政治投机的过程，充满了观察政治风向、说空话假话、编造政绩、逢迎上级、吹牛拍马、打击同志、压制异己等等。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多少信仰，唯一关心的是个人的权势和地位，或许有时还会想到，要顺便为老百姓办一点事，以安慰良心。
尽管这些精英会天天唱“形势大好”的高调，但他们并不是傻瓜，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共产党“这条大船”的状况。一旦发现“这条大船”“病入膏肓”、政权体系的稳定性值得怀疑后，他们政治投机的本性会引导他们立刻准备后路。共产党政权要指望这样一批精英，在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捍卫党的利益而牺牲，无疑是缘木求鱼。
在苏联民主化演进的过程中，苏联的许多党政官僚最关心的，不是如何与民主派作殊死斗争，而是如何抓住“弃船”的良机、如何找到“救生艇”、怎样在“新船”上把握机会恢复昔日之权势。他们比“旧船”上的“乘客”先上“救生艇”，还“顺手牵羊”，拿走“乘客”的部分财产，作为在“新船”上“发家的本钱”。
从民主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共产党官僚的“骑墙”态度和“换船”举动当然是个有利因素，否则民主化可能中途夭折，民主派成员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共产党官僚的“换船”举动，却注定了会使转型后的新制度带上旧官僚的深深痕迹，人们最后会无可奈何地发现，新制度下的“新”精英中的大多数，还是那些旧精英、熟面孔。而这些旧精英“转型”成为新精英的过程，恰恰就是腐败的温床。
◆ 从“厨房政治文化”到说真话
苏联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是暴力革命，但是，苏共政权的瓦解却不是因为别人用同样的暴力手段推翻了它，而是因为它被自己的精英和老百姓抛弃了。但是，苏联的政治气候发展到让苏共党内精英都“动摇、叛变”，却主要是民主派施加压力的结果。而在苏联那样集权专制的体制内民主派又是如何生长起来的呢？这始终是人们很想了解的。苏联民主派的生长确实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但这并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源的。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斯大林式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的残暴恐怖统治就渐渐削弱、最后消失了，共产党在经济上实行了收买人心的手段，在政治上则采取怀柔政策。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和老百姓互相装假的局面，就是老百姓不再相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了，但在表面上仍然装作信从的样子，而共产党政权明知老百姓是在装假，但却以老百姓的这种假装的信从为满足，双方谁也不去戳穿这层“窗户纸”。
原捷克剧作家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所有苏联东欧国家的人都觉得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六十年代捷克的一个杂货店里，挂着一幅政治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店员挂这幅标语，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工人们团结起来对他的生意有帮助，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人们表明他的态度──他愿意服从共产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共产党国家的老百姓在极权体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须习惯于在公开场合讲政治方面的假话，假装拥护党和政府。也正是这样的每日每时可以观察得到的行动，“巩固”着共产党的政权。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会出现对共产党的挑战，最初的这类挑战不是突然爆发的有组织的反对党示威，而是源自人们内心的讲真话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可是在共产党体制里，人们却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同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方面要求他们维持诚实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得教会他们必须在政治问题上善于说假话、应付当局，但又不能对当局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这实在是令家长们十分头痛的家庭教育。
苏联的专制体制导致了“厨房政治文化”的出现，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但要小心不让孩子参加。许多异议人士就是这样形成共识的，而许多青少年也因为偷听厨房里父辈们的政治议论，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
这种“在公开场合活在谎言中、而私下场合才回归真正的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最令知识分子反感。所以，那些最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必然想要寻找到一种方式，把他们私下场合讨论的事实转变为公开场合的诚实表达。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是作家、诗人、记者，他们不见得是有政治目的的活动家，只是想要让社会不至于被假话淹没，让深受人们欢迎的对真实现象的描述重见光明。
这样的知识分子往往利用官方控制的非政治宣传杂志，来发表一些描绘社会真相的作品，最早的此类作品讲的都是关于斯大林时代的种种黑暗现象，而最敢于发表此类作品的是文学杂志“新世界”。从六十年代开始，半地下的手抄出版物也陆续问世，在知识分子和部分民众中广为流传，其内容也更大胆。从法律上讲，这些活动都是苏联的宪法和法律允许的，但事实上苏联当局还设有许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秘密管制规定，这些作品和出版物就通过挑战这些规定，而呼吁当局回归自己颁布的宪法和法律。
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主要出现在大、中型城市，它虽然只能在一小部分民众中传播，却赢得了读者的高度尊重和支持，而这种支持又鼓励了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出更多的独立声音。当然，这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声音并没有直接转变成对老百姓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然而，其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因为，被共产党政权封锁、掩盖的许多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共产党的宣传从怀疑变成根本不再相信。而知识分子讲的真话越多，敢讲真话的人也就越多，真话就逐渐代替假话，讲真话的人也越来越赢得社会的敬重，以至于连一些共产党官僚也不得不迎合社会潮流，讲上几句真话，想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被它自己的谎言假话和知识分子的真话动摇了的，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
与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从六十、七十年代开始在青年人中出现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包括流行音乐爱好者聚会、自发组织的体育俱乐部以及文学团体等等。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是，青年人不愿意重复官方宣传的价值观，也不想充当共青团的附庸，而要寻求自己的独立存在，表现自己的独立的社会价值。在这样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中熏陶、成长的青年一代，成了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开放政策的整整一、两代社会基础。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一步开放新闻自由，报刊杂志陆续转向比较客观公正的报道，媒体上刊登出越来越多的、过去几十年来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无从得知的真相。这就大大刺激了报刊的发行量，使得那些敢于脱掉令人憎恶的官方宣传外衣的报刊销路大增，而报刊之间争夺读者的竞争又进一步促进了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出现后，苏联民众不但读到了许多人所共知、但官方以前一直严禁报道的史实，如苏联如何通过政治集中营关押、残酷迫害上千万政治犯，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如何遭到农民的反抗、最后数百万农民被夺走粮食而死于饥荒等。而且，不少在苏联民间从爷爷辈就悄悄地代代相传的政治密闻都公开了。例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从德国领取津贴、从事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列宁如何镇压了参加十月革命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数千水兵，列宁本人早年是如何嫖妓而染上梅毒、最后死于晚期梅毒下的痴呆症，二战期间苏联怎样谋杀了数千投奔苏联的波兰政府军军官（即苏联政府一向不肯承认的“卡廷森林案件”）等等。
苏联共产党只能靠隐瞒真相来维持一时的社会服从，一旦历史被还原成真实后，老百姓怀着强烈的、被欺骗了数代的愤慨，自然会转向支持、同情新诞生的民主派。
◆ 从民间社团组织到组建民主派政党
随着民间独立声音的增强，苏联在国际压力下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气氛的宽松，有组织的异议人士活动也日益活跃，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前兆特征。一九八七年七月，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公开的人权运动团体。这一年的十二月，这个团体组织了苏联历史上的首次人权问题国际讨论会，当局未便阻止会议的举行，却设法阻挠国外和国内的与会者到会，也不让会议组织者使用任何会场，结果会议的组织者只好把会议分散成多个家庭聚会，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有四百位苏联公民和三十位外国与会者参加了讨论。
七十年代的独立青年文化运动也孕育出一系列志愿性民间社团，如环境保护团体，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还有“国际和平”组织，它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反冷战、呼吁世界和平的声音，经常与青年人的“国际和平”组织相互呼应。这些民间社团都逐渐建立起它们在全国的联系网。当民主化的议题浮现出来后，这些民间社团就成了民主化运动的有力支持者。
除了人权运动和青年运动外，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中间也出现了第三类民间社团。这些分散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最初是自发开始研究一系列课题，试图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俄国历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史实，恢复被官方长期扭曲的俄国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他们通过非正式的讨论、聚会进行交流。一九八七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到会的经济学家、新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等，自发地成立了一个“改革俱乐部”。它牵头组织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俱乐部的“交流和对话”，参与者有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历史—政治俱乐部”、全苏社会政治记者俱乐部等。这样的活动把具有不同背景、分布各地的团体和个人联系到一起，讨论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
从一九八七年秋季开始，“改革俱乐部”提出了一项被称为“纪念”的活动，在街上征集签名，要求政府彻底调查斯大林时代的非法镇压行径，并组织正式的死难者悼念活动。活动的组织者不顾官方的禁止，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在莫斯科的十月广场组织了一场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许多参加者被拘留，但很快又获释。活动组织者先后征集了三万个签名，到了一九八八年六月，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压力下，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采纳了“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建议。
由于这次活动遍及苏联各地，需要产生有众望的代表人物，于是在活动参加者中进行了选举，推选出一些大家一致公认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萨哈罗夫和索尔任尼琴。这次非正式的选举是苏联七十年历史当中首次未受官方操纵的选举，是一次真正的民意检验。通过这次签名征集活动，活动组织者开始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名称就叫作“纪念”。到了一九八九年一月，当他们召开成员代表大会时，它已经拥有一百八十个分部、大约两万名积极分子。
虽然“纪念”这个在活动中自然诞生的民间团体有着相当强大的影响力，在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官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推出了不少候选人，事实上扮演着政治团体的角色，但它从未宣布自己是个反对党。
而率先公开唱起反对党角色的是“民主联盟”。“民主联盟”一九八八年五月召开了成立大会，来自十四个城市的一百五十位代表出席了会议，警察扰乱了会议，破坏了与会者开会的乡间别墅。但与会者仍然宣布，“民主联盟”是个“反对苏联极权体制的政治反对党，目标是推动这一体制的非暴力转型，并在人性、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五个非正式团体聚会，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阵线”，主张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
这些民主派政党的出现，打破了共产党统治下不能动员民众、组织政党的神话，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垄断政治舞台的历史终结了，一个通向多元化、民主化的政治演变正式开始了。显然，这一局面的出现，是有其长期酝酿的社会基础和必要的政治松动气氛的。究竟哪个政党或团体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并不是个重要问题，因为局势在不断演变，各个团体内成员的看法和策略也在变化，民意更在变化，一切都是逐步发展中的。
过去十年俄国的政治史证明，并不存在一个始终正确、唯一正确的政党或领导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历经数代的集权专制之后，在政治上首先需要学习的，是理解政治多元化和民主政治，而不能把国家和社会的希望从共产党那里移过来、又简单地交给某个政党或领导人，指望新的执政者从此永远正确、保证自己一劳永逸地过上好日子。民主政治的特征就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执政者与选民之间的互动，来防止政策偏离民众的需求。
◆ 悬而未解的结论
描绘一幅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瓦解的完整图景，本不是这短短的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任务。笔者侧重介绍的，是一九九零年之前的一些历史背景，而一九九零年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各国媒体已有比较多的报道，就不在此赘述了。
写到这里，笔者还未直接回答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即“谁砸开了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的大门”？但是，本文的每一节其实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想在最后补充的只是，搞垮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的人，显然不是哪一个人。也许，还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解体、苏共崩溃之前的两代人中，不管是有意、无意、出于什么动机，谁没有挖过这个体制的墙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