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的艾滋孤儿———13岁的高丽娅和12岁的弟弟高亚洲几经悲喜。去年底，他们被重庆一商人接去一起生活，并打算在那里上学。但仅过40天，他们就黯然回乡。回来后，他们傻眼了：乡民政所取消了原来一直有的资助，该商人寄了几个月的生活费后也杳无音信。他们陷入了困境。7月19日，记者从上蔡县邵店乡阳光家园（以下简称邵店乡阳光家）负责人任清华处得知，当地政府已经开始资助姐弟俩，每人每月160元。根据记者在河南多日调查，丽娅姐弟俩的悲喜转换背后，隐藏和凸显的各种观念纷争与利益纠结，构成了艾滋孤儿安置中复杂而真实的多层面。
艾滋孤儿面临危机
一名艾滋孤儿打工屡次被拒，为了生存他绑架他人被判刑。高耀洁称艾滋孤儿面临生存教育和心理三大危机。
在邵店乡和上蔡县，像高家姐弟这样的艾滋孤儿分别有200多名和700多名，整个河南省艾滋孤儿的官方数字是2026人，但不少人士认为，真实数字远不止于此。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大约有4万至5万名艾滋孤儿，预计到2010年，将增加为15万人，若艾滋病蔓延未获有效控制，该数字则会升高至25万人。
一直以来，最让“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这位老人揪心的是艾滋孤儿的生存、教育和心理“三大危机”。记者前不久在河南省38个艾滋病高发村之一———上蔡县文楼村，听说村里一个大男孩因绑架被判刑。原来他几次外出打工，招工方听说是文楼来的，坚决不要他。为了生存，他和几个伙伴最后不惜以身试法。这些孩子都是艾滋孤儿。
高耀洁主张对艾滋孤儿分散抚养，其中包括领养和助养两种。“孤儿有了父母，有人疼爱，生活有着落，教育有保障，也免受社会歧视，和正常儿童在一起，能慢慢消除他们的心理阴影，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今年4月30日，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帮扶办、省妇联、省民政厅联合下文，制定艾滋孤儿收养、寄养工作新机制，并对收养过程中妇联和民政两部门的职责作了明细分工。
对此，有舆论认为是高耀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决策。但高耀洁本人不敢太乐观，长期深入艾滋病患者家庭，她深知艾滋孤儿抚养安置的复杂。
艾滋孤儿难出河南
被外省家庭收养的河南艾滋孤儿目前还寥寥无几。
高耀洁认为主要原因是，“当地怕孩子们出去‘乱说’。”
“让孩子们走出河南。”
———打前年起，高耀洁极力推荐艾滋孤儿分散抚养的方法，她称之为“解救”。
这项主张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长期研究福利制度和慈善事业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团曾在央视演播室里说过，河南的艾滋孤儿走出河南，走进河南以外的正常家庭，实际是远离艾滋病人群，这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但被外省家庭收养的河南艾滋孤儿，目前还寥寥无几。高耀洁估计，不超过10个。
高耀洁认为主要原因是，“当地不让出，怕孩子们出去‘乱说’，丢政府的脸。”她说，在河南一些地方，一些有意将孩子送往外省收养的家庭，会被告知孩子到外省后将可能很受罪，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向上汇报时，往往也会夸大孩子出省的难度，会说送重庆重庆不要，送山东但个个没学上。
任清华否定“当地政府不让孩子出”的观点，而认为是民间的观念使然。他称，在绝大多数寄养家庭，虽然寄养条件和环境不理想，但亲戚们往往会坚持自己把孩子拉扯大，如果把孩子送给人家收养，极可能遭受邻里唾骂，怕被指称虐待孩子。
一方面事实反映艾滋孤儿难以送出去，但另一方面事实是，往邵店乡阳光家园、上蔡县民政局和高耀洁家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打听收养艾滋孤儿事宜的人很多。
收养被利益异化
帮助安置艾滋孤儿的王锁德说，收养被搞得乌烟瘴气，他也被村民们议论，“不愿再管这事了。” 高耀洁先后“解救”了6名河南艾滋孤儿到自己的老家———山东省菏泽市曹县苏集镇高新庄。2002年5月，新蔡县古吕镇的高闯被高托人带到了山东，他的姐姐高丽也很快在邻庄找到新家。
在高丽的新爸爸王锁德的帮助下，周边4个村庄的4户人家也收养了古吕镇的4个艾滋孤儿。
近两年过去，高丽姐弟的忧郁逐渐远去，完全融入了新的家庭和新的玩伴圈里。可是，两人的关系并不好，虽只隔2公里，姐弟俩却从不来往，高耀洁来看望他们，两人碰上也不说话。
原来，高丽来到曹县时，身上带有外界捐助的几千块钱，高闯的新舅舅提出“分一半”给高闯的新家，但高丽把钱全交给自己的新家。双方大人弄得都不愉快，而姐弟俩为此也心存芥蒂。
高新庄6户山东农民收养河南艾滋孤儿的事情，是媒体持续关注的热点，社会爱心人士也经常光顾这里，除了香港一家基金会为6个孩子支付学费，不少人也给孩子们寄去钱物。
王锁德一直是外界和高新庄之间的热心联络人，但他表示已“心灰意冷”、“不愿再管这事”了。他对记者说，一些人居心不良，搞得“乌烟瘴气”。他把矛头直指村领导，本来收养艾滋孤儿的手续和办理落户是免费的，但村领导向每个孩子收取300元钱，派出所一半，自己留一半，后来有记者质问，就把钱退回来，户口也不办了。“
6个孩子来山东近两年，户口还在河南，和新家的收养关系也没有建立。“本来我可以‘解救’更多的孩子，但现实让我很失望。”王锁德说。与此同时，村里也有人如此议论王锁德，说他们夫妇热心介绍村民收养河南孤儿也是冲着钱去。王感叹，“人言可畏啊，我帮别人跑车，一个月能有2000来块钱，犯得着这样委屈自己吗？”
孤岛式家园受质疑
在柘城县阳光家园，孩子们除了上学、洗澡外不得走出大门。有民间防艾人士称，这样让小孩失去自由和快乐。
今年2月省直干部进驻38个艾滋病高发村之后，在他们的督促下，由省财政拨款的20家阳光家园全新亮相。除了少许老人，阳光家园里住的几乎都是附近村庄的艾滋孤儿。据新华社今年6月22日报道，有251名艾滋孤儿住在这里。这种方式称为集中供养，它是除家庭寄养、收养以外，河南艾滋孤儿的另一种安置途径。
河南第一家阳光家园在商丘市柘城县郊，占地30亩，造价180万元，建成只用了18天，它快速建成后，即把8公里外双庙村民朱进中创办的“关爱之家”里的38名艾滋孤儿强行接来，并接收了中央电视台刚刚汇给“关爱之家”的百万元捐款，成2003年初舆论焦点。一种说法是，政府此举是为了争夺这笔巨额捐款，但县民政局官员予以否认，并举证说政府早有兴建阳光家园的计划。
柘城县阳光家园的孩子们反映那里的伙食极差，很少有肉吃，达不到每月150元的生活标准。空调每个房间都装了，但“为了省电”，只用了1个月不到，图书室、医疗室、娱乐室也只有在领导过来视察时才开放。严格的外出制度和探视制度也引起孩子们和他们亲属的不满。
孩子们除了上学、洗澡外不得走出大门。亲属探访只能3个月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半小时，且不能携带零食和零花钱，后来才放宽些。
民间防艾人士胡佳称“这种孤岛般的教育，让孩子们失去了生命中应有的自由和快乐。”实际上，外界对阳光家园这种集中供养方式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
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司副司长闫青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肯定阳光家园是政府负责任的一种姿态，但“从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并不是理想的养育方式”。闫青春认为，当地政府的这一做法还停留在传统思维中。
“过去，我们对孤残儿童的养育主要是由政府兴办儿童福利机构，但现在这种方式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弊端。”据悉，民政部曾就河南艾滋孤儿的养育问题多次与当地政府沟通，指出“要安全，要慎重”。
民间组织身陷困局
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或是政府不愿意合办，河南的民间艾滋孤儿救助组织从一开始就处于地下状态。
随着20家阳光家园的陆续建成使用，以及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推行，民间人士组建艾滋孤儿救助公益组织陷入困局。
东珍艾滋孤儿救助项目负责人李丹所办的东珍学校是其中之一。今年3月17日，东珍学校被商丘市梁园区教育局以“未有任何合法办学手续”勒令关闭，19个孩子被强行送往阳光家园，但其后，东珍学校的志愿者组织了一批艾滋孤儿前来学习；7月7日，商丘市东清真寺对租借在寺里的东珍学校停电停水，东珍暑假补习班不得不终止；7月9日晚上，商丘市和柘城县有关方面派遣多人来到东珍学校临时租住地，欲再次强行接走孩子，遭到志愿者和闻讯赶来的孩子亲属的对抗，最后，对方带走了学校的电脑和捐赠物资，说是“代为保管”。
按照我国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但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或是政府不愿意合办，河南的民间艾滋孤儿救助组织从一开始就处于地下状态。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关注中国NGO（非政府组织———编者注）的专家康晓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官办机构与社会机构共存，形成良性的竞争协作关系，是完善救助方式，提高救助效率的有效手段，如果某些地方政府在长期不作为的状况之下刻意造成民间机构的违法状态，则是典型的“权法合谋”，政府“要意识到这些民间机构都是协助政府工作的重要帮手，而不是相反。”
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则尖锐地指出，某些地方政府打压民间艾滋孤儿公益组织，表面看是一种落后的观念在作祟，实则是在维护传统的官场利益。“毕竟，大量艾滋孤儿在民间集中一起，一是暴露当地艾滋疫情，二是会让部分外人产生歧视、恐惧感觉，影响当地形象，三是容易让外界质疑政府的爱心和抚养能力，让地方官员感觉脸上无光。
“爱心”自律易生漏洞
NGO组织负责人被质疑为“出名、捞钱”，一名艾滋孤儿公益组织负责人直言，账目“漏洞还是很大”。
在政府从财力上加大孤儿救助力度的背景下，一些NGO组织在筹备复出的做法引起了争议。记者和一些政府官员接触，他们普遍认为NGO组织负责人“别有用心，就是为了出名、捞钱”。
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政府对某知名“爱心人士”的账目检查，发现“漏洞百出”。
对目前操作方式，李丹觉得“主要靠道德自律”，他承认，学校以后要走上正规，确实需要建立规范的约束机制。曾在东珍学校工作过的一名志愿者在网上提出，要建立完善的合理、合情、合法的捐助制度、财务制度、监管制度，才能取信于人。
记者咨询一名艾滋孤儿公益组织负责人，如何保障善款善用？他的回答也是“自律”。他直言，NGO组织都聘请了会计和出纳，捐助组织也会定期查账，但“漏洞还是很大”。
今年春节期间，一位与河南艾滋病NGO组织打过多次交道的北京志愿者和一名民间艾滋公益热心人士座谈时，看到这名热心人士两个小时内就接到5个表达捐助意愿的电话。有一次，有人当面捐赠几万元现金，热心人士只打了张收条。
来源: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