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我从香港搭飞机，去温哥华影展做“龙虎奖”的评委。已经十二年没有去这个城市了，偶尔看到有关温哥华的新闻，大多和赖昌星有关。有部电影叫《坏蛋睡得最香》，不知道赖先生在这座移民城市里偷生，睡眠是否和在厦门时候一样的好。温哥华成了中国亡命者的归宿，富人的桃花源，贪官谋划出走的远方。

飞机上看报纸，整版关于钓鱼岛的报道。中国开始用稀土反制日本，成都的年轻人开始上街游行。日本是中国人现代化路上遇到的虎狼，晚清以来国人屈辱的记忆每次都会在钓鱼岛问题上苏醒。有人在比较中美、中日的海军实力，同一张报纸上的两篇文章，一篇说解放军有能力一战，另一篇则说依目前实力还是韬光养晦为好。我看糊涂了，便糊里糊涂睡了过去。

飞机一落温哥华，到达大厅里便响起广东话广播。这让我感到亲切，香港之外好像世界各地的机场只有温哥华有这项服务。这里有很多香港移民，九七前尤甚，城里著名的中餐馆就叫“翠亨 ”。孙文先生四海为家，他老家的名字也便四海皆有了。看来冬奥会对温哥华还是有些影响的，多了些新建筑。倒是电影节接待客人的酒店没变化，一进屋门，连衣服也没脱便在床上睡着。

这夜，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五棵松体育馆，正在举行一场巨大的集会。北京有五棵松体育馆吗？我不知道，但梦中是这样的。很不幸，集会是由占领者日本人举行的。在梦中，北京又被日本军队占领了。一群时常在媒体上露脸的中国人，被集中在体育馆的入口处。队伍中没有人喧哗，也少了平常的意气风发。我从入口望进去，里面每一排都坐了几个拿着洋刀的日本军人，他们旁边的空座位上贴着名签，名签上有白岩松、水均益、也有梁文道、陈丹青、张艺谋、章子怡、郭德纲……我眼一黑，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整个会场到处是木刻的樱花和不熟悉的军乐旋律，我们这些被占领土地下的所谓文化人，惶恐地聚集在一起。这时候，有军人吹响哨子让我们入场。一群人站在门口痛苦之极，梦中的贾樟柯告诉贾樟柯：你如果往前走一步进去，就会成为周作人、就会成为胡兰成、就会成为像那些前辈一样的汉奸，你要往前走一步吗？在梦中我经历了此生最大的焦虑，我一下子醒来，发现自己泪流满面。

醒来后，知道是梦我还是好羞愧。这种强权下的选择是如此屈辱不堪，这是中国历史传承给我们的焦虑吗？

天一亮又是新的一天，电影节说有中国来宾要外出观光。我上了车，车里没一个我认识的人，他们是电影工作者吗？好像不是，原来这是国内旅行社和电影节合办的温哥华电影节考察团，车上坐满了“制片人”。大巴直接开到温西山上豪宅区，这些制片人立刻就变成了大陆看房代表团。他们仔细询问着价钱，法律手续，一点都不是起哄，真金真银的马上就要干上了。不知这是不是大国崛起的绝好例证？钱多了，好像可以买下一切。市场成了中国的唯一的砝码，中国人变成只有一个身份——买家。我们只是世界的客户，说明我们在文化上还远远不是主人。

晚上电影节放映《海上传奇》，开演前进来一位90多岁的上海老奶奶。听说她1949年离开上海后，再没回去过。放映结束的时候，看她的家人把她用轮椅推走。我不敢跟她交谈。对电影，对上海她怎样反应，我都无法承受。离开家60年，看到今天的上海，她会跟我说些什么呢？长久的分别，再次相遇的时候都会是一种尴尬。

有一位女生，20岁左右怯生生的样子，放映后她问：导演，我想问你一个会让你不愉快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给西方人看吗？我说：我在拍一个真实的上海，上海除了浦东、淮海路之外，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女生突然愤怒起来：那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我也愤怒起来：想那么多外国人干吗？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

短暂的沉默后，女生对我轻蔑地一笑，说道：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

我被她的话惊成了傻子，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那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就是今天不知怎么形成的畸形的“爱国主义”。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不尊重个体权利的“爱国主义”是专制的。这样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中国文化如果集体回避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呢？基于这样的“爱国主义”，我们被“爱国主义”奴役是非常可能的。

今天我们用电影描述我们的不堪，给社会一种改变的要求或许才是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