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关于“三家村”的研究，大致说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主要是辩冤，从事实真相和道理是非说明“三家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而是当时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现代文字狱。此案于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接着，开始了三个人个案研究的阶段，分别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个人经历、学术成果进行收集、整理和评价，出版了《邓拓文集》、《吴晗文集》、《廖沫沙文集》和他们的传记。如《邓拓传》、《吴晗传》、《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以及美国历史学家马紫梅女士的《时代之子——吴晗》等等。在这基础上，开始进入了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即“三家村现象”的研究，把他们三人作为那个时代的整体历史现象，探讨“三家村”怎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三家村”出现的历史背景、时代作用以及“三家村”本身的文化历史价值。花城出版社和人民大学出版社关于《三家村文库》（即《邓拓全集》、《廖沫沙全集》和《吴晗全集》）的出版就是一个力的说明，为了促进“三家村现象”研究的深入，我作为当事人之一——“三家村札记”的责任编辑，愿意做提供资料的工作，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三家村”前前后后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提供出来，以供党史研究者参考。
《前线》创刊的前前后后
提起“三家村”，不能不提到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前线》。这是因为：第一，《三家村札记》是《前线》杂志上开设的一个杂文专栏；第二，“三家村”的“村长”邓拓是《前线》的主编，廖沫沙是常务编委，吴晗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第三，特别是由彭真撰写的《前线》发刊词，与“三家村”有着直接的思想联系。因此，有必要把《前线》杂志的成立和办刊经过作一比较详细的介绍。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加强理论队伍建设，倡导创办理论刊物。通知下发后，中央创办了《红旗》杂志，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创办起一批理论刊物。
根据中央的指示，1958年5月2日，彭真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建立理论工作队伍的决定（草案）》。在这次会上，彭真首次透露了他要办一个理论刊物的计划。彭真说：“北京做了许多工作，有许多典型的经验，没有总结，没有提高到理论上来，北京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不够有力量”，因此要好好办一个理论刊物，否则没法“指导实际工作”。彭真亲自指定市委常委张文松和市委宣传部暂时负责刊物的筹备。
要办刊，首先要解决的是刊名、主编及编委人选、刊物的指导思想。在这些问题上，北京市委给予了高度重视，期望和要求也很高。
7月14日，彭真专门召集市委常委会听取市委宣传部《关于创办市委理论刊物的意见》。当时市委宣传部提出了二三十个刊名，如跃进、公社等，彭真都不满意，要求宣传部再提几个。在主编人选问题上，彭真考虑到邓拓。他说：“邓拓来了就好办了。”
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的邓拓，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因不能充分“理解”“引蛇出洞”的“阳谋”，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和报社内积极组织大鸣大放，遭到了毛泽东的“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严厉批评，受到冷落的邓拓不得不离开《人民日报》。
邓拓被罢官后，彭真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化教育工作。
邓拓到任后，彭真在10月初召开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以邓拓为首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的成员是：邓拓（市委书记处文教书记）、陈克寒（市委书记处书记）、蒋南翔（市委常委、高教党委第一书记、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高教部部长）、杨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教党委第二书记，后调科学院）、范瑾（市委常委、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程宏毅（市委党委、副市长）、廖沫沙（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赵凡（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张文松（市委常委、教育部部长）、张大中（市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陆禹（市委委员、工交部副部长）、李晨（市委委员、教育局局长）、王汉斌（市委候补委员、办公厅副主任）等13人，其中常务编委8人。
接着，邓拓抽调人马，着手组建《前线》编辑部，并确定编辑人员的分工：萧远烈，协助邓拓、张文松负责总的日常编辑工作，后任命为编辑部主任；许文，负责工业交通，后任命为工业组组长；吴瑞章，负责农业，后任命为农业组组长；李光远，负责思想理论，后任命为理论组组长；李筠，负责文化教育，后任命为文教组负责人；韩佳晨，负责评论。以后苏星曾担任过短期的编辑部副主任。《前线》从创刊到结束，除韩佳晨调走外，其余5人都坚持了下来。
关于刊物的名称，彭真亲自审查，对宣传部提供的名单仍觉得不满意，他曾提议刊物取名为《战线》。经过多次讨论，反复斟酌，直到11月4日，彭真才最后将刊物定名为《前线》。为此，他给邓拓写了封信：“邓拓同志：请你最后再和书记处同志们一商，刊物的名字是否即定为前线。”后来，彭真解释说：“前线”两个字有战斗性。“我想了很久，提出了这个名字，意思是北京什么工作都应当站在最前线”。于是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便有了个能体现北京市指导思想的响亮名字。彭真还亲自为《前线》题写了刊名。
那么，《前线》总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前线》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前线》是北京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它将用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指导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北京市党的组织及时地反映现实，指导实践，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
这个发刊词的构想体现了彭真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索与认识。1958年10月底，彭真在北京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发刊词要“同过去的文章不同，这次的锋芒要对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不良倾向，不是针对资产阶级”。“这个发刊词主要解决的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批判主观主义，即批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会后不久，彭真将张文松、项子明、项淳一、王汉斌、张彭5人召到自己家里，详细口授了发刊词的内容。事后，依记录整理出了发刊词第一稿。彭真亲自动手改写，经过几次反复修改，终于写成《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
稿子写成后，彭真将其印发给蒋南翔、胡绳过目，以征求大家的意见。11月8日，彭真专门召集市委常委讨论发刊词。会上有人提出，发刊词中“他们太喜爱舞台上员外老爷的四方步了”这句话太尖锐了，最好改得缓和些。彭真说：“我就是要写的尖锐些，文章糊里糊涂没有棱角，我最讨厌了。我写这些东西，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我脑子里都有模特儿。”在讨论中，彭真还特意就他提出的“按客观可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这一口号，征求大家的意见，李琪认为这个口号“（主客观）两方面都讲到了，可以。”
1958年11月25日，《前线》创刊号与广大读者见面。而时隔几十年后再回头细读这篇发刊词，益发觉得它的分量。
发刊词的第一个主题，是强调要正确认识主客观的关系问题。即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发挥主观的能动性，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这就要求人们在改造现实的实践中，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客观规律办事。
在1958年那个时代，提出这样鲜明的观点，确实不简单。发刊词锋芒直指与客观规律相悖的各种社会现实，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反映了彭真的胆识。“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做得对或者不对，必须采取马列主义的老实态度，都当作客观事物对待，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多就多、少就少，该怎样就怎样，严肃谨慎地对待。”这些彭真式的口气和用词，对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这篇发刊词的出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正确思想与“左”倾思潮的抗争。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发刊词便成了“彭真独立王国的反党纲领”。
发刊词的另一个主题，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反对中庸主义、中游主义和对群众运动的吹毛求疵派。彭真在论及这些问题时，用词是非常尖锐的。例如他在谈到反中庸主义时，就正面指出：我们极少数同志也传染上马列主义的市侩、“乡原”作风。
创刊号发出后，有些读者来信请求解释“乡原”。邓拓于是让我写了一篇小文章，解释它的出处及含义，最好与发刊词联系写。“乡原”一词最早出自孔子之口，孟子又做了一番解释。用现在的话来说，“乡原”就是贼光油滑、八面玲珑的市侩，是中庸主义者的别名。文章写出后，邓拓将原题《释乡原》改为《要识破“乡原”的真面目》，发表在1958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
对于这篇发刊词，邓拓是非常重视的。他一再地强调，发刊词是《前线》整个刊物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编辑部工作的准则。任何工作都必须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而实际上，发刊词也成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市委比较大的工作会议上，发刊词曾多次被印发学习，作为检查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个标准。
《前线》创刊号出来后，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安排创刊号的具体内容时，邓拓要求市委书记们每人写一篇，“这样创刊号才有分量，才能打响第一炮，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重视。没有这样重头文章是不行的。”《前线》第1期发行量达到18万份，以后基本维持在3至5万份左右。
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国家经济工作遭受了建国以来一次最大的挫折。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1961年起．党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这实际上是对极“左”错误的一次有力的拨乱反正。而“三家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则是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解决面临的严重困难，北京市委的态度是认真的积极的。除了认真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解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实际困难外，在思想文化战线，也作了不懈的努力，对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反右倾扩大化的错案，坚决迅速地予以甄别纠正。邓拓是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在20世纪30年代曾写过《中国救荒史》。他对现实的认识更为清楚。1961年6月三联书店重印此书时。邓拓在“绪言”中很尖锐地指出。“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在市委常委讨论如何克服困难时，邓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要有思想工作相配合，明确地提出了提倡读书的口号。1961年1月11日，北京日报社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讲话，有一段是这样讲的：要改变那种一下班就看不下去书的状况。报纸要提倡读书，方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开阔眼界。就不会斤斤计算。乔木同志让《人民日报》多搞一些世界风光，境界高一些，不要计算天天吃几两。现在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话说得很对，在困难时期，确实需要多读书，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克服物质的匮乏。
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的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最初是写《诗画配》。尔后在《五色土》副刊上开了《燕山夜话》的栏目。时间是1961年3月19日，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生命的三分之一》，大力提倡读书。
《燕山夜话》出刊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前线》编辑部的同志也都觉得文章写得好，并认为邓拓既然是《前线》的主编，应给《前线》写文章，于是直截了当地向邓拓提出，让他在《前线》上开个专栏。邓拓开始没答应，后来我们一再磨他，邓拓说：同时开两个专栏，恐怕有困难。这样吧，我找些人一块写，行不行？于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就被《前线》编辑部的同志拉上马了。
记得是在1961年9月20日左右，《前线》编辑部约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写稿，在四川饭店吃了一顿饭。当时边吃边谈，定下来四件事：一是专栏的名称。邓拓说，咱们三个人合开一个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吧。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的名字。邓拓还提到过，“札”字最好用老写的“?”。二是署名的问题。邓拓提出就效仿马铁丁等合作的办法每人取一个字如何。吴晗取吴字，邓拓的笔名为马南?，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于是叫吴南沙。后廖提出用他的笔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为吴南星。三是文章的写法。文章不要太长，以《前线》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己选择，按各自的专长随便写。每期上一篇，轮流撰稿。另外，指定我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
到1962年9月或是10月的时候，“三家村”又第二次在四川饭店碰头，请吃饭的目的主要是催要稿件。编辑部主任萧远烈简要说了读者对专栏的反映，希望三位抓紧按时供稿。然而这次会面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稿子照样难催。缺稿的时候，只好将《前线》现有的稿子补上。因此，《三家村札记》198篇文章中，有5篇不是邓、吴、廖写的。其中李光远写了《从善如登》，李文写了《关心业余创作》，张世绩写了《禁于未发》。有两篇是我写的：《不平等的平等》、《谈海派》。这两篇后来被姚文元的批判文章作为黑话摘引上了。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出刊到1964年停刊，共坚持了3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杂文专栏难以持续下去。吴晗给邓拓写了封信，说题目难找，工作也忙，建议不写了。邓拓、廖沫沙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
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家村”，就应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它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但是八大的思想没有能够贯彻下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思潮进一步泛滥。从1958年底至1959年7月，中央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来纠正经济建设方面“左”的错误，文化领域也对“左”的偏向提出批评。但是几次纠偏，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庐山会议后“左”倾错误又重新泛滥，国民经济出现了3年严重的困难。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也使文化科学界广大知识分子思想压抑，心情不舒畅。为此，中央在1961年实行八字方针。1962年，“七千人大会”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作了一次比较集中的清理。在调整经济、文化政策期间，许多带有法规性质的条例相继出台，诸如《农业60条》、《人口及粮食问题9条》、《手工业35条》、《商业40条》、《科研14条》、《高教60条》、《工业70条》和《文艺8条》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就是这调整时期的产物，它是思想文化回归到正确路线上的一种表现，和《前线》发刊词一脉相承。
当然。《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并非每篇文章锋芒都直指无知、不实事求是、轻视教育和文化传统的时弊，但总的倾向是可以肯定的。在实事求是精神的召唤下，“三家村”把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凝练成文字，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左”倾的错误，从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引起了交锋。
具体到文章中，有几件事值得记述。
《三家村札记》最初发表了吴晗的《古人的业余学习》和廖沫沙的《从走路和摔跤学起》，邓拓对我说：没有打响，言不及义。当时我很不理解，只觉得那两篇文章写得不错嘛。不久，邓拓写出了《伟大的空话》。对当时说大话、说假话、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思想作风给予了有力的抨击。
廖沫沙《怕鬼的“雅谑”》发表于赫鲁晓夫焚毁斯大林遗体后不久。写完这篇稿子后，廖沫沙打了电话让我去取。后来他告诉我，此文是从反修的角度入手的。廖沫沙还写过《向老虎求教》、《看看历史上的“蠢猪”》，但是当时有规定，反修的文章一律由中央报刊发表。从这个角度考虑，《三家村札记》没有采用。
1962年5月，吴晗在《前线》第10期上发表了《说道德》，认为对统治阶级的道德可以批判地继承。稿子送来后。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因为说道德，总不能割裂传统。但这篇文章在对马列词句的引用以及理论的阐述方面有不够周严的地方。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了一个名叫张文清的读者来信，他从学术角度，对吴晗的《说道德》提出不同意见。我把信送给邓拓，邓拓说给吴晗看一看。吴晗阅毕，又写了一篇《再说道德》。于是张文清再来信，与吴晗争鸣。后来，编辑部给张文清去信。声明他的稿件已给吴晗看过，并将稿子送给一位专门研究道德的同志，请他提出意见，《前线》不再刊登了。不久，《光明日报》发表了别人的文章，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看法，吴晗于是写了《三说道德》，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因发表了两说道德，在批“三家村”时，《前线》被严厉地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并扣上了“包庇吴晗压制革命群众言沦”的帽子。
邓拓的《专治健忘症》发表后，曾收到一个名叫戚益的来信，信中质询邓拓，健忘症到底指什么，是否有影射。我把戚益的信拿给邓拓，邓拓写了批语：“文章是就事论事。关于杂文的写法，确实是值得探讨的。许多读者也都提出过这类问题，本刊发表的杂文，比较强调正面谈问题，不太主张过于隐晦和影射的方法”。根据邓拓的批语，我加上其他读者的一些反映，给戚益回了信。这件事后来也成为《前线》压制批评、包庇“三家村”的黑材料。
批判初起
经过调整，到1962年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3年困难的紧张局面得以缓解。但是在贯彻调整方针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与“三面红旗”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角度，重提阶级斗争，并在抓阶级斗争的前提下，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左”倾思想重新抬头，并向正确思想进行反攻。文艺界也接受并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关于在文艺战线和社会科学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5月，江青在上海组织了围剿《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有害论》。结果，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有鬼无害论》遭到了批判。
《有鬼有害论》发表后，廖沫沙很被动。北京市委不能不管，于是在统战部组织了内部批判。会上廖沫沙作了检讨，说自己的文章有些文字用得不恰当，不应当宣传鬼等。在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廖沫沙又再次检查了错误。廖沫沙写书面检查的时候，找过我和《北京晚报》的同志，请我们帮他找些相关的材料。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查刊登在《北京晚报》上，编者按说他的检查是诚恳的。当时北京市委觉得用这个办法就可以把账还清了。彭真也说过：“廖沫沙关于《有鬼无害论》的检查做得不错。别人要再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廖沫沙在统战部实际上已靠边站，后来到了北京郊区搞“四清”去了。
然而中央上层对“三家村”的批判仅仅是开了个头。1964年8月，华北局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彭真、刘仁都前往参加。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从北戴河打来的长途电话，让我在两天内赶写一篇批判吴晗道德继承的文章，写完后送往北戴河。同时，刘仁、邓拓电召吴晗到北戴河写检查。
我的文章写完后，送交北戴河由邓拓修改定稿。过几天，稿子返了回来。文章题为：《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就“道德继承论”与吴南星同志商榷》。署名是金世伟（北京市委的谐音），前面还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金世伟同志的这篇文章，针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了原则性的严肃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发表于本刊“三家村札记”栏内。“三家村札记”是杂文专栏，由几位作者轮流撰写，均署名吴南星。现在看来，我们当时采取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妥当，因为实际上文章既非集体创作，而作者意见又非完全一致。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是经过本刊编辑部看了的。我们当时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没有从“革命呢还是继承呢”这个根本问题上加以考虑，对于吴南星同志的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节的修改，就同意发表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做了无原则的迁就，也是错误的。……
金世伟的文章送回来后，我得到的指示是：“等那边的话再发”。直到1966年4月，北京市委在组织对邓拓的批判时，刘仁在发言中提及到金世伟这篇文章，并说了这句话：对吴晗，中央认为不公开批判。
现在看来，对吴晗的批判从1964年8月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最高领导人的授意。否则，北京市委不会采取如此阵势，以“金世伟”之名，加了编者按作自我批评和检查，北京市委当时顶着很大的压力。金世伟的文章被扣下不发，并不是北京市委的主张，而是中央考虑所做出的决定。究其因，也许是最高领导层觉得公开批判的时机未到，也许是中央内部的意见分歧。
1965年初，江青以搞戏剧改革为名，到北京进行调查研究。市委指定宣传部长李琪陪同。据李琪的夫人李莉回忆，江青很难侍候，很霸道，不讲道理。她以特殊的身份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企图砍杀北方昆剧院和地方剧种，不许老演员登台演出。当时北京市委觉得这样的安排不妥当，对江青进行了抵制。李琪对江青很有意见，给彭真写了封信。说江青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唯我独尊，简直比武则天还难侍候。后来，别人告诉李琪：江青来北京就是专门来摸北京市委这个“老虎屁股”的。不久，“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义”、“眼中无我”、“破坏戏剧革命”等大帽子纷纷而下，矛盾和斗争进一步激化。
江青北京之行的同时，她在上海方面则秘密开始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台，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最后的抗争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文汇报》如此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民主同盟的负责人和著名学者，确实非同寻常。
上海的做法，违反了1965年“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的规定。彭真指示《前线》、《北京日报》不要转载。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吴晗立即给市委送来了他1959年写的《论〈海瑞〉》的底稿，并附信说明他写关于海瑞的文章是胡乔木转达授意写的，并根据乔木的意见在《论海瑞》一文中增添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
11月13日，邓拓召集范瑾、李琪研究吴晗《海瑞罢官》的问题。让我也参加了。邓拓在会上说：“不知吴晗反应如何？”当即他给吴晗挂了电话：“你看了文章，怎么样？”吴晗说：要是学术问题，我可以跟他辩论；他扣政治帽子，这是陷害。我1959年写的文章，怎么知道1961年有单干风？邓拓也觉得吴晗讲的有道理。在这次会上，邓拓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听说《海瑞罢官》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不知是真是假，咱们也不摸底。
最后，会议决定《前线》和《北京日报》开展学术批判，给《北京日报》抽调一批人组成学术批判小组。《前线》分工主要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指定我为《前线》学术批判小组的负责人。
到了11月底，随着形势的发展，拒载姚文已不可能。11月28日，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周扬商讨北京各报刊转载姚文的问题，决定在11月29日见报；为避免震动太大，只《北京日报》一家转载；转载时，加了彭真审定的编者按语：“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就该展开讨论。”11月30日，《人民日报》也刊载姚文，根据周恩来、彭真的意见，加上了按语，希望通过辩论，能够进一步开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
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北京市委仍力图将气势汹汹的批判控制在学术范围之内，抵制江青、张春桥等人把批判向“左”的方向推进。
1965年12月2日，邓拓、范瑾召集《北京日报》、《前线》学术批判小组人员开会，传达北京市委的基本态度。邓拓说：对这次争论，要有个基本态度。接着他解释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3个按语的不同之处。邓拓说：《解放军报》按语鲜明，是因为军队内部不搞百家争鸣和学术讨论。但是现在吴晗的问题不是已有了结论，不是已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不是一批判《海瑞罢官》，吴晗也罢官。吴晗本来不是写戏的，别人请他写，但写着写着自己就陷进去了，就自比海瑞，就像郭老自比蔡文姬，孟超自比李慧娘一样。李慧娘确实是骂贾似道的。吴晗的问题看发展，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再说。
邓拓说，现在首先当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一个良好的风气，先当学术问题来搞，即便是政治问题处理起来也比较稳当。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分开，如果一下分不清，就先当学术问题来处理。要把不好的风气扭过来，形成毛主席讲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当然，姚文元提出政治问题也不能回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是一批评就不得了，就有覆灭的危险，就不能工作了。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过火的批评也应纠正，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首先要缓和这个局面。应该有人写文章，肯定姚文元的文章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过火；吴晗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确实错了。这场学术界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它牵扯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道德观点评价问题等等。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问个为什么你那时候要写《海瑞罢官》就完了。不是一棍子打死吴晗，不要一边倒，倒向姚文元，或者倒向吴晗。要实事求是，辨明是非，就按《北京日报》的按语搞。对写文章的要求，总的是言之有物，有针对性，有资料，有观点。
邓拓还谈到文章的具体分工问题。邓拓提出研究《海瑞罢官》，大家可以研究剧本本身的问题，材料观点都要站得住，姚文元的引文就有毛病。吴晗讲他1959年写《论海瑞》，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来马连良请他写剧本，改了7稿，1961年8月8日定的稿，同年上演，演到1962年8月。他原来题目是写海瑞，第4稿才改为《海瑞罢官》，是大家提了意见才改的。为什么写罢官，因为周信芳有海瑞上书、海瑞背纤。为了不重复，才写的海瑞罢官。我们要从这里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他对海瑞很感兴趣，最突出的是什么？原先以退田为主，后来改为除霸为主，但为什么要改为海瑞撤职呢？当时剧本的中心是什么？为什么突出这件事？1961年定稿时为什么不考虑当时的形势呢？吴晗的历史观也有一点儿问题，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要弄清楚，道德问题、历史和历史剧的问题都是题目。海瑞是中小地主的代表，问题是把他划到哪个阵营去。
12月初，彭真指示邓拓写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邓拓写作前让我把金世伟的文章找出来给他。邓拓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赵凯。文章前加了《前线》编者按语，指出：赵凯同志的这篇文章，从吴晗同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谈到他的道德继承论的若干基本观点，提出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与吴晗同志商榷。赵凯同志把“道德继承论”和海瑞罢官联系来讨论，我们赞成这样做。希望读者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烈参加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有关问题的讨论，使我们的科学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该按语的其他内容与金世伟文的按语基本相同。
邓拓把文章送交彭真，彭真认为太简单了，让他再改写。邓拓重新改写，最后经市委书记处传阅，彭真定稿，署名向阳生，12月12日在《前线》、《北京日报》以显著的地位同时发表。这篇文章以学术讨论的语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发表时原文的编者按删去不用。邓拓曾跟我说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过去都发表过错误的文章，也没有做自我批评，所以彭真在定稿时没有采用。
向阳生文章发表后第二天，根据北京市委的基本调子，《北京日报》刊出了我写的《对待〈海瑞罢官〉能操两可吗？》。12月25日，《前线》发表我署名为艾力耘的文章：《以革命的批判精神评价历史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此文被说成是“继向阳生《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之后，抛出的又一篇为吴晗救命的大毒草”，“一个劲地把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往所渭‘纯学术’问题上拉”。同一天，《北京日报》还刊登了我署名为“险峰”的文章《百家争鸣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当时《文汇报》曾就《北京晚报》“称兄道弟”一组文章，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展开讨论，同时发表了署名劲松的批判文章。邓拓看过后对我说：“劲松这篇文章有来头，是张春桥写的。”“这种情况使北京很被动，我们也要赶快批评一下。”我的文章写完后，李琪称赞道：“真是南有劲松，北有险峰!”
在赶写向阳生文章的同时，邓拓还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信给吴晗，让他迅速写一个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该充分发表，不要顾虑重重。”于是吴晗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就有关《海瑞罢官》中的若干学术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辩解了《海》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在某些问题上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吴晗的检查刊发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与此同时吴晗还写了关于道德问题的自我批评，邓拓授意我写一篇评论文章，署名严问，指出吴晗仍在坚持道德、继承论。这与吴晗关于道德问题的自我批评一同发表在1966年《前线》第一期上。
但是这场有关《海瑞罢官》的讨论一开始并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一场预先策划好的政治阴谋，搞吴晗只不过是个突破口罢了。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邓拓感觉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1965年12月19日，在《前线》组长会上，邓拓曾指出，海瑞问题的文章不止是一个人写过的，早在1959年《解放日报》就发表过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并且加了编者按说，海瑞的故事流传很广，这个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把海瑞吹捧了一番。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文汇报》在1965年12月重新登出了蒋文，但没有同时刊载《解放日报》的编者按。当时邓拓很不服气，要批判就都批判，现在发表蒋文，却又留了一手自己的按语，他怀疑这里可能有名堂。
会议之后，邓拓让我向吴晗查寻蒋星煜是上海的什么人，并让他的秘书写个读者来信寄《文汇报》，质问《解放日报》也发表过吹捧海瑞的文章，为什么不先检查自己就批评别人。但信最终没有发出。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和陈伯达等人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海瑞罢官》的主题从“退田”变为“罢官”，吴晗的问题，具有了反党的性质，政治批判的分量加重了。
1966年1月16日，许立群召集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仍力图把学术讨论文章的局势控制一下。许立群说：“按规定有关的批判文章，要送到中宣部办公室。”这次6报刊编辑部会议我参加了。根据邓拓的授意，我发言说：我们没有计划卷入这个讨论，《前线》篇幅有限，当前工作很多要宣传，要面向工农兵，搞通俗化，我们已刊载了3篇文章，主要是还账，因为我们过去发表了两说道德。我们的文章引出了吴晗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有了批判的靶子。以后如果有对吴晗问题政治性结论文章，我们转载。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5人小组”扩大会议，就批判吴晗的情况和继续开展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其目的仍是试图约束这场运动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的性质；规定采取放的方针，反对自以为是。
《二月提纲》发向全国后，学术批判的空气上升，政治批判有所抑制。1966年2月18日、21日、24日，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传达贯彻执行。
在这一时期，有件事须交代一笔。这就是1966年2月初，关锋夜访邓拓。邓拓当时感到很奇怪：我和关锋根本没有来往，他找我干什么呀？第二天，邓拓告诉我：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受康生的指使，关锋跑到邓拓办公室，对邓拓施加压力说：向阳生的文章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特别是你，同他一起写过文章，这样做不恰当。吴晗讲继承忠孝等不是抽象的，有其具体内容，讲孝是骂我们的。关锋接着提出，劳动人民的道德可以继承，却又非两面性等等一些意见。
邓拓对关锋的答复是：《北京日报》不是我管的，范瑾和书记处同志要我写向阳生这篇文章，我就写了。原来曾想在文章中做些检查。邓拓还对关锋特别声明：这件事彭真没有管。对于关锋的指责，邓拓说：我不是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文章末尾还是谈了。
后来邓拓告诉我，关锋那天还对他说了不少吹捧的好话。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康生一伙的用意何在？
1966年2、3月间，毛泽东同意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但也批准了江青一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炮制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对准了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界。显然，当时真正代表毛泽东意图的，是《纪要》。1966年3月1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揭了彭真和北京市委的盖子，定《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4月中旬，彭真在政治局开始受到批判攻击，《二月提纲》遭到否决的命运，北京市委只好以不断检查的方式，来摆脱益发困难的处境。
1966年4月6日至4月11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领导小组”和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北京出版社、高教局、教育局、文化局等单位，在市委交际处对邓拓进行一定范围的批判。这次批判，主要是对邓拓提出问题，但结论是“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方面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拓除《三家村札记》外，其他文章都是正确的”。
这样的举动显然过不了关。北京市委的党报党刊迫不得已地自己出来组织批判。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3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刊发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但是时隔不久，《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在5月8日发表了高炬、何明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北日报》的4·16按语被认为是对“三家村”的“假批判、真包庇”受到了批评。紧接着《五·一六通知》发表，揪出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北京市委被改组。从“三家村”身上点引的“文化大革命”的厉火开始蔓延全国。
1966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全面开火，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四人帮”的文痞们又发表了诬陷邓拓为叛徒的文章，5月18日，邓拓又以死抗争，结束了他年仅54岁的生命，正如他：“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表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宁折不弯的铁骨铮铮。之后，北京市委被改组，吴晗、廖沫沙继续被批斗、关押，吴晗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