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则相似的故事。
故事一：山间公路上三名持枪歹徙盯上漂亮的女司机，强迫中巴停下，要带女司机下车去玩玩。女司机情急呼救，全车乘客噤若寒蝉。只有一中年瘦弱男子应声奋起，却被打伤在地。男子气极，奋起大呼全车人制止暴行，却无人响应，任凭女司机被拖至山林草丛。半个时辰后，三歹徒与衣衫不整的女司机归来。车又将行，女司机要被打伤流血的瘦弱男子下车。男子不肯下车，僵持起来。这时，满车刚才还对暴行熟视无睹的乘客们．却如刚刚睡醒一般，齐心协力地劝那男子下车：你快下去吧，我们还有事呢，耽搁不起！有几位力大的乘客甚至想上前拖这中年男子下车，三个歹徒咧着嘴得意地笑了。那男子的行李从车窗扔出，他随后被推搡而下。汽车又平稳地行驶在山路上，车快到山顶，拐过弯去就要下山了。车左侧是劈山开的路，右侧是百丈悬崖。汽车悄悄地加速了，歹徒企图扑上去抢方向盘，汽车却像离弦的箭向悬崖冲去……
可以想象得到，受辱之后的女司机心中悲愤的程度，那种悲壮的结局，完全可以说明问题。很显然，她是一个把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眼前的打击超过了她最大的心理承受力，歹徒的怪笑，乘客的麻木，都令她心如刀绞。于是，她选择了报复。并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生尊严的诠释。唯一保全生命的，便是那位仗义执言的人。当初，那些麻木的人所谓的麻木，其实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因为那些歹徒手拿着刀；而那位中年男子却没有这样狭隘的心理，于是他挺身而出。想保全生命的，却丧失了生命，仗义执言的人却保全了生命。这样的结局恰好揭示了一个人生的悖论。在现在这种人欲横行，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年代，她的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捍卫人生的尊严足以令人振聋发聩。在这里所有的溢美之词都显得苍白无力。
故事二：在一列列车上，几个小偷正在掏旅客们的钱包，一只手伸进了一个年轻的姑娘的腰包，对面一个小伙子愤怒地喊了一句，那小偷中止了偷窃，几个人气势汹汹地向小伙子走了过来。这时，几个乘警走了过来，询问情况。那小伙子指指刚偷窃的人又指指被偷的姑娘，说：“他偷她的钱包。”警察问那姑娘：“是这么回事吗？”没想到那姑娘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没有，没有！”警察又问了周围的人，人们都说没看见。于是，警察走了。在一个站点，那伙人把小伙子从车上拽了下来，拽到一个无人之地揍了个半死。事后，这个小伙子就疯了，每当看到列车的时候，就往车上扔石子，说：“火车上没好人！”围观的人大笑不止。
这是我几天前在跟一位朋友闲聊时听到的。这个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在这种团伙犯罪面前人们本能的恐惧，偏偏有那样一个小伙子站了出来。在乘警询问情况的时候，甚至连受害人也没有勇气向警察说明真相。最令我生气的是，那些乘警竟然那么不负责任，令人纳罕，令人感到那些乘警其实是在包庇纵容那些罪犯。小伙子被强行了下车，打了个半死，最后疯了，不知道那位姑娘知不知道他的结局，如果知道，不知她作何感想。
故事三：三年前的初秋，在宽阔的公路上，一辆精美的小货车正在飞驰。那是一个生意非常火的老板的车，开车的就是老板本人。这时一辆大货车疾驰而来，与他的车几乎迎面开来。他迅速转着方向盘，不小心连车带人一起翻到了路边的沟里。那里正蕴藏着一沟污水。那车到了沟里，车头已被淹没了大半。他拼命呼救，过路的大车司机一看不好，一加油门疾驰而去了。这时围过来一大群人，却无一个前来相助。那老板只一个头露出水面，那车还在继续下滑。这时，另一辆车停在路边。司机飞出了驾驶仓，一个箭步跳到水中，用一双肩膀顶住了正在下滑的车。他一边吩咐给老板的家人打电话，一边要一位小青年个扳子拿来，用板子几下子把车上的玻璃，连带着驾驶仓，统统砸得稀八烂。众人一道把车厢里的老板和顶着车头的他拽了出来。没想到，一上岸，那老板便翻一直未放手的公文包，又在他那粘满污泥的口袋里翻个不停。然后，冷冷地望着救他的人说：“我的三万块钱不见了。”直到他妻子说在她那里才算了事，然后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没说，便扬长而去。
这则故事反映了现实中人们麻木背后的深层原因，人们往往担心好心没好报。很多被撞伤的人反诬赖救他的司机是肇事者，跟这则故事反映了同样的问题。有这种担忧，人们总是避之唯恐不及。像这则故事中被救者所表现出的冷漠令人从骨子里感到寒冷，跟反遭诬赖的相比，这个救人者还是幸运的。这似乎告诉人们，在道德普遍低下的中国人受害的时候，本来就应该采取冷漠的态度。
二，我对这种麻木的一点看法。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国人的麻木这个话题，谈论的时候表情不一。有的很气愤，总是忘不了骂上几句：“这世道！”其语气仿佛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接着大谈中国应如何如何，其语气就像救世主一般，但只是限于发发牢骚而已。有的则表现得很平静，好像这种事再自然不过了，他们对那些看到这种事气愤不已的人很蔑视，好像在说，你们太没见识了，为别人的事犯得着吗？如果为这种事生气，还不把人气死。有的则带着玩世不恭，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来看到这种事。他们从不论从心里还是在言行上都抱着一种唯恐世界不乱的态度。更多的人尽管看不惯这种事，心里却很平静，平静中蕴含着无可奈何。一位名为夕阳西照的朋友说：“世间万物，早有定律，世间万物万种事，都有他们的生存规律。作为渺小的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对于天下间一切值得怜惜的事，我只能合起双掌，祈祷这一切变得完美。”从他的话里，看出一种无可奈何。这些态度在第一则故事的红袖网上的跟贴中有着很清楚的表现。这种态度多多少少有些普遍性。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毕竟这种事看得太多了，而且人们的心里也很不一致。
看到这些真实的故事，我的心里很悲哀。尽管我不愿看到这样的事发生，却同夕阳西照网友一样感到无恶奈何，也不感到意外。的确，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司空见惯了。对于这种被鲁迅先生痛斥不已的麻木，以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麻木，我更倾向于反思自己。反思以后，我对自己很是不满，因为我也是软弱的。我想得更多的是，尽管我有一定的正义感，如果真坐到那个车上，亲眼目睹这件事的始末，我会不会站出来？现在我可以说我能，因为我并没有真的在场，只是假设。但如果真的在场呢？我想我十有八九会跟一般人一样什么也不敢说。我在这里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在其他时候也总是发表一些颇有些正气凛然的言辞，但真正到了那个紧要场合，却又往往会一言不发，这就是我，也是一般中国人的行事哲学。这样我的这篇文章，以及所有看似正义凛然的言辞，都因为虚假被蒙上了一层很不漂亮的颜色。想起那位敢说话的中年男子，我自愧不如。其他人也是一样，他们总是会这样想，不干我事，全车人都明哲保身，干嘛我一个人站出来，即便站出来，即使正义感较强的人，也因为感到于事无补而缄口。就像前两个故事中的勇士，不但没有制止住暴行，却被歹徒打了个半死。因此，人们在感慨一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后，往往会转到另一个话题中，那就是出门在外，千万不要多管闲事。每一次出门，亲友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惹事，一定要平安回来。因此，我真的不知道该谴责谁，是谴责那几个匪徒的恶行？还是谴责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旅客？我觉得这些话全然不能说。我不愿意说些无关紧要的谴责的话，因为于事无补，非但于事无补，单纯的谴责简直是火上浇油。。
故事三是我听到的最早的，看完这个故事，我总是想，我应该谴责谁？我应该谴责那个老板吗？这样的事并非谴责一下就能了事的，更何况我并不是地府的判官，没有资格评判人的善恶。我应该为那个司机感到不公吗？好心好行为得不到好报的事简直数不胜数，我又该替谁打抱不平？更何况我并不是姜太公，无法因为他的美德封之为神。那么，我应该谴责众人吗？众人的冷漠确实可叹，但的确有一种难言的苦衷，我不是孙悟空，无法知道众人心中的小算盘。我的意思是说，谴责应该是站在理性的高度来进行的，没有这种高度，所谓的谴责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宣泄，没有任何益处。
我想，是先有了这种世界观，才有了那种不敢站出来的行为，所以我不愿意简单地去谴责那些麻木的人们。从道理上讲，人们有愚昧的权利，这是其一。其二，公检法有法不执，他们对这些案件打击不力，而且有时还包庇纵容。其三，改革开放引进了科学，也引进了外来的人文文化，其中有精髓也有糟粕。而且各种文化并存，我们没有一个主流文化。这就使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其辞。这种混乱的局面对于全国的政治和经济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刑事案件增多便是其一。既然这样，我们又怎能责怪人们不敢仗义执言呢？
与面对歹徒不敢直言相比较，另一种愚昧在于对苦难的健忘。例如南京大屠杀刚过去半个多世纪，人们便忘记了。即便谈起来，也不会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而是在茶余饭后，异常轻松地谈论。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可悲的。而对自己个人的一点仇恨便记忆终身，丝毫不能容忍。这种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早已深入了骨髓，对国难的健忘与漠不关心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鲁迅先生对这种麻木深恶痛绝。那个直接刺激鲁迅，并令他弃医从文，以求医治国人灵魂的录像片真是发人深省。在一个中国人被处决的时候，很多中国人竟然那样平静地围观。在《傻子聪明人与奴才》中，那个奴才抱怨没有自由没有光明，聪明人总是报以廉价的同情，使奴才大为感动，而傻子却采取了破釜沉舟的救助方法，他在墙壁上凿出了一个洞。这一下奴才不再抱怨了，他大声喊主人，把傻子痛打了一顿，并邀功似地说，是他第一个发现的，其主旨和《药》几乎是一致的，反映了中国人的麻木。更深层的而且更广泛愚昧表现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现在有好多人，一提到别人的缺点便振振有词，好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非要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才解恨。却从来不反思自己，如果你处在那样的环境下，你会怎样？现在很有一些人，动不动就骂鲁迅一回。其实这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种表现。
三，国人麻木的历史原因是反复的社会动乱与残酷的杀戮。
这种愚昧的世界观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很大，也很难说清楚。简单说来，我想是五千年的专制统治，以及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造成的。频繁的战争，繁重的苛捐杂税，以及腐朽的官僚体制教育人们要做一个缩头乌龟，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是一般的行事哲学，也是所谓麻木的深层原因。这种哲学的对与错暂且不论，单看形成这种哲学的原因就让我无法谴责他们。千百年来，他们在难以忍受的环境下艰难地生存，就像一株小梅，在缺少水和肥的贫瘠土壤中生长，势必不会长出茁壮的样子，而长成龚自珍所说的病梅。在旧中国，一般贫民老百姓根本受不起教育，而且从心底里他们也不希望儿女接受教育。在他们看来，读书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认为，尽管那些读书人有时八面威风，说不定下场还不如一个老百姓呢。的确，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对的。
梅毅在他的历史小说《隐蔽的历史》中谈及北魏末年尔朱荣欲称帝，怕北魏旧臣不服，有人劝他全部剿灭，他笑了笑，答应了，于是“他请庄帝循河西至河阴，引导百官于行宫西北，告之大家说要祭天，不能请假。百官聚集之后，尔朱荣捡个高台四处望，立马于上，大声叱责说：‘天下丧乱，肃宗暴崩，都是你们不能辅弼造成。而且朝臣贪虐，个个该杀！’言毕，纵兵大杀。（死难朝臣人数极多，据《北史》、《魏书》记载有一千三百多人，《资治通鉴》记载有两千多，反正是上至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义阳王元略，下至正居丧在家的黄门郎王遵业兄弟，不分良奸，全部刀劈斧砍，杀个精光。）尔朱荣又让军士鼓噪：‘元氏既灭，尔朱氏兴！’”方孝孺没有给推翻他的侄子而登基的明成祖写改朝书，结果被灭十族，除了所有的亲戚之外，还包括了他的朋友和老师。这个故事相当惨烈。这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滥杀无辜的做法实在令人发指，也直接孕育了愚昧的土壤。
中国文史学家钱理群先生在《说“食人”——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一》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周作人对中国的食人现象的考察，另有自己的角度。他指出，中国人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满清是杀革命党，洪宪是杀民党，现在杀共产党，不管是非曲直，总是杀得很起劲。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等居然担当起‘杀人’运动的始作俑者。把杀人当作目的的现象，除了中国人嗜杀之说无别可解释。而不珍惜人的生命，尽量满足贪淫、残酷的本性，这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上至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深。”试想，在这样嗜杀成性的国度里生活的人，又怎么不噤若寒蝉，谨小慎微？小老百姓又怎么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当然要归咎于政治上的无比黑暗，以及由于知识和学问被肆意凌辱所形成的读书无用论的思想。
四，反省与信仰通向精神觉醒。
对这种麻木，与谴责相比，我更倾向于自我反省，反省自己身上是否存在这种软弱和麻木，并寻找造成这这种麻木的历史的现实的深层原因。要像鲁迅先生那样，从理性的高度来反思这种愚昧，并且要首先反思自己身上的愚昧，反思自己身上不健康的东西。而文人们总是带着谩骂的口气来进行所谓的谴责，自己身上还那样黑呢，反而骂别人黑，人们应该多一点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从我们口中说出的话，要首先想到自己能否做到。
人到中年以后，我的心也变得越来越冷漠了。那种被一件事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情景，似乎早已随着青春的逝去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心灵老化的征兆吗？我有这个顾虑。这种冷漠其实也是一种愚昧。我现在这样说自己，是因为我在反省，每一天都在反省。反省，不是单纯的自己的认识，更有一种赎罪的意义。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情怀，一是圣人情怀，二是流氓情怀。圣人情怀是一种救世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而流氓却恰恰相反，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这种情怀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甚至生命之上，除了表现在歹徒身上的流氓情怀之外，漠不关心与麻木不仁是流氓情怀的另一种表现，又极容易唤醒暴徒性的流氓情怀，也极容易为虎作伥。从未反省过的人们，无法明白自己身上的这两种情怀，总是被自己身上的那种流氓性牵着鼻子走。只有反省，才能认识并遏制这种流氓性。
对我来讲，反省使我认识到这种冷漠的其实也是一种流氓性，并努力寻找令人感动的人和事。难道在现实中真的再也没有令人感动的事了吗？不然！因此我在盼望着，盼望着春雨尽快催开沉睡的种子，让我那沉寂的老化的心灵再次感受一下被感动的滋味。孔子曰：“十室之内，必有仁者。”我现在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看起来，还是应该找一些感人的事，以挽救我日渐冷漠的心。
于仲达先生把麻木归结于没有信仰，并且同中国文学疲软的现状联系在一起。他说：“中国文学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根基，这已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同。中国人自古缺少一种所谓外在超越的宗教价值体系，个体精神的探索方式叫做‘之远知返’，不是放纵它畅游绝对精神的超验王国，而是最终落脚在现实人生的经验范围，人与人外在的、物质功利性较强的相互关系，因此就带有本质的意味。”他呼吁要用信仰来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行经济建设。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十分重视对自我灵魂的思考，他说过，在日本，一些没有做成什么事业的历史学家、文学研究家和掌握了国家艺术机关的作家，晚年常常发表一些忧国言论。他认为，与其发表一些有过言论，不如反省一下自己的灵魂。
老子说：“不尚贤，使民无争。”这是不是导致愚昧的根源？我想不是，老子是最明白人的本性的。鲁迅先生曾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情怀来看到中国人的奴性，不过我倒以为，奴才并非不知道反抗，只知道当奴才，他此时甘当奴才，是因为这时的奴才没有势力，只能当奴才，一旦他有了势力，他会反过了把以前的主人骑在屁股底下，或者把原来主人的全家全部杀光。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前面故事中的歹徒属于穷凶极恶的那种，或许他以前也是一个奴才。这说明，奴才和暴徒只有一步之遥，这是一种流氓性，是另一种愚昧。因此，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讲，与其说让全民争，倒不如让全民不争，《圣经》也有类似的观点。在《创世纪》中，耶和华说，要传扬神的名，不要传扬你们的名。而且对企图造塔以传扬己名的外邦人进行了惩罚，并摧毁了他们的塔。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十八世纪，那时中国的伞刚刚传到欧洲，而英国人却拒绝使用，原因是他们认为，雨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倒不如说是一种淳朴。有了这种纯朴，上帝的道就能发扬光大。孔子多年的奔波就是为了找回这种纯朴，杜甫也说要“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纯”。其实，这种纯朴与欧洲人对上帝的信仰是一样的。老子的“不尚贤，使民无争。”也是出于同一种思想。这种不争正是针对于人性中的流氓性来说的，而纯朴与愚昧是看似相似却实质上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在我看来，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推动历史发展，倒不如说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性的大展示，有人说，在旧中国，一旦知识分子同农民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巨大的反社会的力量。南怀瑾先生认为，这里的农民其实是半农民，在中国真正的农民，永远是纯朴的，只有那些半农民，才是社会最大的隐患。我很赞同。中国农民确实是很纯朴的，在街坊四邻，他们往往互相帮助，毫无私心。但这是一种愚昧色彩很浓的淳朴，同英国人那种不可同日而语。这种高层次的淳朴，只有通过反思（西方人所言的忏悔和救赎其实是一种反省）以及信仰才能达到。
鲁迅先生说得好：“一个懂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同样把对民族的耻辱忘得一干二净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因此，我非常希望政府把南京大屠杀开始的这一天定为国难日，每到这一天举国默哀三分钟。这更是一种反省，是全民族的反省。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人的愚昧源于反复的社会动乱与残酷的杀戮，这些令人胆战心惊的充满刀光血影的场面的确令人心寒，一方面令小民内心长生畏惧，从而把视线退缩到茅屋中去，从此越来越麻木，另一方面孕育了太多的政治流氓在中国舞台上张牙舞爪，这两者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至于这种社会动乱与残酷的杀戮的更深层原因，我想同中国的地域，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人思维习惯有直接关系。这个话题待以后再加以研究。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信仰可以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重建有决定性的作用，先让一部分人文明起来，这也是理智之举，但具体实施相当难。然而知识分子尽管有他们的缺陷，相对来讲，知识分子还是有信仰的，当然我说的是正直的知识分子。关键是他们起不到自己的作用，这要归根于大多数中国人的麻木，想要彻底改变这种不文明现状，非要全民全都文明起来才行。想要这样，难哪！只能一点一点地改变。除了发展经济，富国强民；发展教育，改变人口素质；加强信仰建设，增强中国人的终极关怀意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旧中国的那种残酷的局面，让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要从社会上以及人们的内心深处造成一种和谐的氛围和心态。这大概就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礼，也是治疗愚昧症最好的社会途径。
（摘自湖南在线华声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