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地处鲁宋之间，南面庄子，北面孔子，乡饮酒、乡祭祀之礼自古繁盛
前不久，一位素不相识的小乡党突然打电话找我。
我问他是谁，他吭哧吭哧说不清。我十几岁离开家乡，一晃快二十年了，因此，二十以下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不认识了。虽然不至于像老徐策那样“我的耳又聋，我的眼又花”，但还是要仔细问问：“尔家住哪省哪府并哪县？尔是哪座村庄有家门？尔的爹姓甚？尔的母姓甚？尔是排行第几名？”小乡党先是说住在村子的哪一头儿哪一块儿，我凭记忆猜谜一般蒙了一通，“你是小三儿？石头？歪二？”都不是。
我问他，你爹是谁？他说是谁谁谁。哦，有点印象了，童年的玩伴，黄龙鼻涕斜脚掌，酷爱爬墙头。印象中，他辈分挺高，大概是太爷爷辈儿的，叫起来不顺嘴，因此我们都不大爱跟他玩。“我是他二小子，论辈分你该叫我爷爷。”
他声音不大，似乎不好意思直说，他知道城里人不讲究这个。他恨不得叫我爷爷，但没办法，老家讲究这个，他必须是我爷爷。
这位爷，是求我帮忙的。
辈分这东西，算得上是一门学问，家谱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往往聚族而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靠纲常、伦理维系着宗族纽带的牢固和礼法结构的有条不紊。辈分，也就成了一种对人伦与社群的组织方式。与西方人的“个性”原则不同，国人是礼法结构中的一环，家谱某宗某支中的某一个，是无法逸出的。而且辈分也是无法选择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下来就被家谱固定了。古人云：“谱牒身之本也。”意思是你是谁，你从哪来，只有谱牒能说得清。西人可以叔叔舅舅不分，国人却是直系旁系姻亲血亲一清二楚。西人姓氏繁杂，千奇百怪，国人却是一姓一国，“百家姓”，“天下某姓是一家”。
我的家乡地处鲁宋之间，南面庄子，北面孔子，乡饮酒、乡祭祀之礼自古繁盛。在家乡，同宗同族之间，辈分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称谓礼数，言行举止，日常起居，均不能乱了礼法。即使是白头长者，也须称呼比自己辈分大的小孩子为爷爷叔叔。即使在外面混得人模狗样，风光无限，回到家族里，你也必须恢复到“狗剩”的原貌。不同姓氏之间，往往根据聚群而居长期形成的传统或一代又一代的姻亲关系，形成固定的辈分关系。
在我们乡下，辈分高的拥有不少特权，比如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骂别人的娘，那辈分低的人是不可还嘴的。一个辈分高的小孩子，整天被别人“爷爷叔叔”地叫着，自然也会滋生高人一等的情绪。当然辈分低也并非只有下跪的份儿，他同样拥有特权，比如结婚闹洞房，你若辈分高可就惨了，下至玩尿泥的小把戏，上至颤颤巍巍的老人，只要辈分比你低，就可以对你的新娘子摸一把挠一把。而一个被称为“叔叔”的人是不可以闹“侄子”的洞房的。这就是规矩。
我在家乡辈分算是低的，出门都是爷。童年时，小朋友之间往往也不是直呼其名，而是按辈分叫，我跟一帮小爷们玩得倒是毫无障碍。后来到了城里，才发现“现代文明”的真谛其实是“论资排辈”，基本上年长就能占得先机。
我的小乡党出门打工多年，自然深谙城市的规矩，不敢再让我叫爷。他还告诉我，其实现在村子里已很少再按辈分叫了，尤其是同龄的孩子之间，他们往往既不直呼其名，也不俯首称孙子，而是一“喂”了之。这是现代文明的普照，还是乡村伦理的沦陷？我也说不清了。上次回乡，问起家谱的事情，父亲说本家的家谱早就没有续修了，一是老辈们一个个离世，没人再理会此事；二来，年轻人都走了，乡村早已经空了，还修它作甚？
（作者为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