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韩国独立运动的全程，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韩国以极大的援助，不仅帮他们统一党派组织，还援助建立武装力量，并使韩国独立为国际社会所考虑。

1894 年甲午战争以后，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0 年日本又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吞并了整个朝鲜半岛。但朝鲜人民并未屈服，一直坚持斗争，1919 年发动规模宏大的“三·一”抗日运动。运动开始后，各道推举代表聚集汉城组织临时政府。由于日本侵略者的血腥镇压，临时政府被迫迁往上海。而流亡上海的一批朝鲜爱国志士在“三·一”运动爆发后也成立临时政府。 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政府。经协商，两临时政府于1919 年4 月10、11 日在上海金神父路（法租界内）举行会议，决定合并组成新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成为领导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心，援助韩国独立运动也就成为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早在韩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就曾给予不少帮助。著名革命党人陈其美曾给韩国流亡人士不少照应，让侄儿陈果夫给他们送钱送物。1921 年10 月，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国务总理兼外务总长申奎植当场表示：对于流亡中国的韩国临时政府“自应予以深切同情而加以承认”，并通令护法军政府所属各军校尽量吸收韩族子弟接受军事教育，并承诺“北伐计划完成以后，当以全力援助韩国复国运动”。就连袁世凯、张勋、张作霖、吴佩孚、唐绍仪、唐继尧等人也都曾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

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继续予以援助，1925 年，主持韩国义烈团工作的金若山由北平南下，找到在上海秘密进行黄埔军校招生工作的陈果夫，请求入军校接受军事教育。陈果夫欣然答应，给金若山一行18 人每人20 块银元和赴广州的船票。到广州后，凭陈果夫的介绍信被编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 年北伐进军到武汉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设立特别班专门招收韩国学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对韩国独立运动实行政府指导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援助。国民政府指定专人负责指导，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韩国独立运动。

由于种种原因，韩国独立运动一度陷于低落。为振奋人心、激扬斗志，韩国爱国志士纷纷进行暗杀活动，刺杀日本军政要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门对他们的活动亦给予支持。处于困境中的韩国临时政府靠军委会情报部门的秘密资金得以运转，另一方面也凭此资金作为暗杀活动的经费。1931 年底，韩人李奉昌找到临时政府警务局长金九，提出刺杀日本天皇。金九当即拨出经费，派人向上海兵工厂索要炸弹。1932 年1 月6 日，李奉昌在东京刺杀天皇夫妇，造成轰动一时的“樱田门”事件。

“樱田门”事件对韩国人民造成极大的震动，临时政府的困境也得以舒解。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驻军上海，日本人趾高气扬，准备在4月29日的天长节（天皇生日）举行庆祝日军胜利的庆祝会。韩人尹奉吉和金九商量决心仿效李奉昌，刺杀在沪日军要人。金九托王雄（名金弘一，毕业于贵州讲武学堂，曾任何应钦副官，时任上海兵工厂中校兵器科主任）与上海兵工厂联系，制造这种特型炸弹。上海兵工厂当即答应。为确保万无一失，兵工厂在王伯修（也有人认为是林继庸）技师指导下，采用当时的最新技术，进行了几十次试验，制成威力巨大的炸弹。4 月29日，虹口公园天长节庆祝会上，尹奉吉悄悄靠近主席台，将炸弹扔在主席台木板下，引爆原先放在木板上的炸弹。只听轰的一声，炸弹在主席台上开花，顿时会场大乱，多名日本高级官员被炸死炸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虹口公园”事件。

抗战以前，中国政府主要通过党务和军队两个系统援助韩国独立运动：党的方面，由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等人负责；军队方面，由军方政工情报部门头目如滕杰、康泽、戴笠、贺衷寒、邓文仪等人负责；援助主要采用三种方法，一是给予韩国临时政府及爱国志士的活动便利，二是训练韩国军官，再是帮助韩国训练情报人员，进行情报工作。

韩国独立运动初期派别众多，几经聚散，形成以金九为首的韩国国民党和金若山为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抗战初期两派不和，影响了韩国独立运动的发展。1938年11月、1939年元月，蒋介石分别约见金若山和金九，劝导双方开诚布公，合作抗日，以争取早日获得韩国独立。1939年5月，金九和金若山联合发表《告同志同胞公开信》，呼吁韩国各党各派捐弃前嫌，通力合作。7月联合成立“全国联合阵线协会”。1940 年4 月，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和韩国独立党合并成立新的韩国独立党。随后韩国临时政府改组，新韩国独立党成为执政党，金九出任临时政府国务会议书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韩国其他一些党派于1941 年12 月10 日也发表声明，参加临时政府，韩国各党派终于走到了一起。

中国在帮助韩国临时政府统一各党派团体的同时，还帮助韩国组织建立了武装力量，七·七事变后，金若山领导的朝鲜民族战线联盟成员奔赴敌后进行抗日活动。战事的发展，使金若山觉得有必要组建武装力量。1938 年7 月7 日中国抗战周年纪念日，金若山把拟订的建立朝鲜义勇队方案送蒋介石审阅。同年10 月10 日，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的贺衷寒协助金若山在汉口成立朝鲜义勇队，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义勇队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审问俘虏，训练特工，组织宣传。1939 年和1940 年两年中，义勇队共印发各种宣传册5 万多册，传单50 多万张，在第一、第五战区翻译文字95 万字。“韩国光复运动联合委员会”稍后也建立武装力量。1940年3月1日 “三·一”运动纪念会上，韩国临时政府呼吁中国政府帮助他们建立韩国光复军。4月正式将筹建计划递交国民政府。5 月中国政府赞同该计划。同年9 月17 日，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韩国光复军成立典礼，以李青天为总司令。对此，金九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韩国光复军在中国境内正式编练，使我们韩人在中国抗战的时期，尽联合军的一部分任务，并使我们达到伟大的目的，我们非常感激”。

1941 年10 月，中国政府帮助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改组合并。组建为新的韩国光复军，李青天为总司令.金若山为副司令。光复军参谋长和下属各级主管均由中国人担任，副主管由韩人担任，所有粮饷装备都由军委会拨发。韩国光复军初建时仅为一躯干，义勇队并入后力量亦有限，因而它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光复军在军政、军令上都归军事委员会直接管理，到抗战后期。中国方面拟定《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规定军令仍由军委会管辖，军政则归韩国临时政府管辖。

在国际上，中国政府还尽力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援助韩国独立运动。1943 年5月，国民政府曾就此征询美、苏等国的意见。美国表示无意立即承认韩国团体，同时须顾虑到在美的韩侨团体；苏联则不理睬国民政府的征询，积极组织居西伯利亚的韩国侨民，准备在战后另建政权。1943 年11 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会上蒋介石提出国际社会应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韩国战后应尽快获得独立。美英基于自身利益虽未答应直接承认，只是在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中作出“韩鲜应于战后相当时期独立”的承诺，但这已是韩国临时政府在国际社会上获得的最大成果，它奠定了韩国独立的法律地位。

纵观韩国独立运动的全程，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韩国以极大的援助，不仅帮他们统一党派组织，还援助建立武装力量，并使韩国独立为国际社会所考虑。1945 年，被日本侵占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朝鲜半岛终于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战后，长期在中、韩、苏边境坚持抗日斗争的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和在美国活动的李承晚集团分别随苏、美军队进驻朝鲜半岛而回到国内。受美、苏冷战的影响，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立南北，韩国临时政府终究未能取得战后的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