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商务发展很快。从1978年到2004年，对外贸易年平均增长率达16.7％；对外贸易总量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1548亿美元，增长了56多倍；1978年的我国在世界贸易中排名为35位，到去年已经跃至第三位，真可谓沧桑巨变。
对内贸易商务的增长势头也不错。1952年，我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62亿人民币，到1978年增至1588亿；改革开放以后，花了17年时间，于1992年达到10993亿人民币，不仅跨上了第一个1万亿的台阶，并由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在以后的12年中，连续大踏步跃过了4个1万亿的台阶。1995年达到20620亿；1999年达到31113亿；2002年达到42027亿；2004年达到53950亿。信息产业界有一个著名的“摩尔定律”，每隔18个月芯片速度和记忆容量就要翻一番，而中国的商务发展似乎也暗藏着类似的定律或者增长周期。1981至1986年的“六五”时期，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是15450亿人民币；“七五”期间为34610亿；“八五”期间增至69756亿；“九五”期间增至146513亿人民币；正好是每五年翻一番。
内贸增长的原因首先在于国民收入的迅速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的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0.3倍, 平均每年增长达到9.4％，国内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8.0％，需求当然也随之同步增加。
第二是商务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硬件方面如交通、运输和信息等关键基础设施发展迅速。1978年，国内铁路总里程数为51700公里，2004年达到74400公里，增加了40％。而这个增长比例相对于同时期的公路总里程数从89万公里增加到187万公里来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其中高速公路的发展尤为神速，从1988年以前的零公里发展到2004年的34300公里，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民航的发展同样迅猛，1978年的民航里程数只有14.9万公里，当时不仅国内的航线班次稀少，出国旅行也极为不便，去美国还得绕道伦敦或者巴黎转机，而2004年的民航总里程数已经达到205万公里，可绕赤道飞50圈。通讯信息产业更是突飞猛进，1978年固定电话容量为405万台，2004年已经增加到42102万台；1990年，全国移动电话只有1.8万台，而2004年已经达到33482万台。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起步的互联网，如今已覆盖了包括西藏在内的所有省份，东南沿海各省，几乎县县通网络。
软件方面当然主要是体现在政策上，以民营经济位置的递进变化为例是颇能说明问题的。改革开放初期，经过激烈的争论，才把民营经济当成了公有经济的一个补充，到十六大时，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已经同样拥有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地位，即：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国有经济，也要毫不动摇地引导发展民营经济。
上述硬、软环境的不断改进，无疑对商贸的快速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但是如果对内、外贸的增长差异仔细地进行比较研究，其中一些特性却令人深思。其一是外贸增长不仅远快于内贸增长，而且快于国民经济的增长。20多年来，外贸年均增长率达到16.7％，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只有9.4％；其二是内贸的增长慢于国民经济的增长。我前面提到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78年的1558亿增至2004年的53950亿是以现价计算的，如果用不变价计算，2004年的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只相当于1万多亿人民币，比1978年增加了7.1倍，而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0.3倍；如果换算成增长率，年均仅为7.8％，比同期9.4％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低了1.6个百分点。这两个特性及其相关数据对于我国目前为什么会出现GDP中消费只占5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8个百分点的现象做出了比较明确的注释。
问题出在哪里？主要还是在于我国的商务环境，尤其是内贸商务环境的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比较多。三年前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联合进行了全世界范围的调查，并由世界银行于今年初公布了基于这个调查产生的全球商务环境评比结果。在参评的155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91位。排在前三名的分别为新西兰、新加坡和美国。
以我国现有水平，当然暂时无法直接与排在榜首的发达国家比较，但是认真研究一下全部排名，却可以从中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比如与中国同属东亚经济圈中的发展中国家，泰国排在了第20位，马来西亚第21位；与中国同属发展阶段转型的中国家，立陶宛排在第15位，拉脱维亚第26位，斯洛伐克第37位，捷克第41位，波兰第54位；同样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地区，香港排在第7位，台湾第35位。从以上多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的商务环境确实还处在一个较低档次的平台上，确实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以改进提高。
该评比中我国在10个具体指标上所占的排名令人深思。开办企业的难易程度我国排在126位，属于靠后和麻烦较多的；为盖厂房、商店等要取得建筑执照的难易程度排在第136位；雇佣工人第87位；注册有多少资产第24位；融资的顺畅程度第113位；对投资者的保护第100位；税收第119位；跨境贸易第48位；合同的执行第47位；要关闭企业的难易程度第59位。以上林林总总的系数显示了拉低我国排名分数的大多为商务软环境方面的指标，这些指标普遍低于我国在榜中的平均总排名。其中凡是低于我国排名91的指标，都应该是造成内贸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主要障碍。
根据2004年的调查，国内办一个企业要通过13个关卡，要盖13个章。而在发达国家平均只需盖6.5个章，是我国的一半；国内办一个企业需要48天办好手续，发达国家平均只需19.5天；国内开办一个企业跑关卡花多少钱？一个人一年平均收入的13.6％，发达国家是6.8％；在中国要开办一个企业在银行存款必须是1277美元的人均收入的9.47倍，而发达国家是人均收入的41.2％；中国取得一个建筑执照平均要盖30个章，发达国家平均盖4.1个章；中国取得一个建筑执照平均要花363天，发达国家只要146天；国内取得一个建筑执照跑关卡要花一个人一年收入的126％，而发达国家手续全部办完所花的钱只有人均收入的75.1％；国内企业要交的税相当于毛利润的46.9％，只略高于发达国家的45.4％，但是我国的税种太多、手续太烦琐。国内企业平均要交34种税，发达国家是16.9种；国内企业平均每年在税上要花584个小时，而发达国家只要197个小时。通过这么大一堆具体的对比数据，已经一目了然可以看清我国在商务环境方面可以改进，而且应该改进之处。
改进商务环境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从战略上讲，经过改革开放26年的发展，我国虽然已经跨过中等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非常大。2004年我国人均收入为1277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同期人均收入40100美元的3.2％。因此唯有加速经济发展，才能够逐步缩小其间的巨大差距。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怎么样加速经济发展有过很好的论述，他强调的第一点是分工。如果分工越细效率就会越高。因为分工细化以后，每一个劳动者只做一部分工作，他的技能就会很快熟练；机器、设备和技术提升的机会也会非常大。亚当.斯密还说分工的程度决定于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如果市场越大，能进行的分工就越细，效率就越高。
可是市场规模的大小又取决于商务环境，因为商务环境的好坏决定着交易费用的高低，扩大市场范围固然可以提高分工，然而分工增加了，就需要更多的交易，可是在扩大市场范围的过程中，如果在商务硬、软环境方面差，交易费用高，那么由分工所提高的效率，但是效益是下降的，就必然会降低分工的程度，从而形成对扩张市场规模的阻碍。由此可见，商务环境对市场规模与分工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起着非常重要的制衡作用，其在战略层面上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对于我国今后几年而言，改善商务环境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据我的观察和分析，我国在未来一、两年可能会面临比较紧的经济环境。我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通货紧缩，到03至04年，从统计数字上看，宏观经济指标很漂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都达到9.5％。从物价指数上看在走出通货紧缩的同时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避免了过去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情况，似乎安全地实行了软着陆。但是由于物价指数是基于十几类商品价格的平均涨跌，其中就大有讲究了。在零售价格统计的16个商品种类中，03年只有4类价格上涨，12类价格下降；04年有6类价格上涨，10类价格下跌。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商品涨得非常快，另外一部分商品却因为生产能力过剩，价格继续在下降。一边很热，一边很冷，加起来是不冷不热，看似平稳，实则潜藏着危机。因为03和04年走出了通货紧缩，主要是靠投资拉动，而且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汽车和建材三个领域。过热的投资在还没有建成之前是需求，建成以后就变成供给，就会出现过剩，再加上其他行业原来已经存在的生产能力过剩的影响，通货紧缩的局面就将不可避免。其实按严格的定义，我国在今年9月份已经是通货紧缩，因为9月份的消费品物价指数是0.9％，低于1％，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是0，从理论上来讲，当消费品价格指数低于1，商品零售价格接近0，就是通货紧缩了。而明年很可能还会延续这个态势。
对于即将出现的通货紧缩，我个人认为倒无须过分紧张。因为中国不会像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发生通货紧缩时那样出现经济零增长或负增长。这主要是由于通货紧缩的原因不同。国外出现通货紧缩通常是由于经济泡沫破裂，导致个人财富减少从而引起消费减少，使原来满足较高消费能力的生产能力变成过剩生产能力，投资机会也就随之减少，当消费和投资都减少了，国民经济也就疲软了。而中国的通货紧缩都是由于投资过热造成的，投资过热产生的生产能力比消费能力的增长更快，所以物价就下降。但是这样的通货紧缩并没有财富效应，并不会蒸发掉个人财富，国民收入基本照旧，拥有的财富并未减少，在这种前提下，消费增长也会基本照旧。比如在1998至2002年间，国内的消费增长是年均6.6％，在世界上算是很高的，而且与1978至1997年间的年均7.1％比较，也就低了0.5％。由于今年我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也很快，达到12%，所以明年的消费增长保持在7%至8％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在投资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发生通货紧缩时相比还具有比较独特的有利条件。像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发生通货紧缩，生产能力全面过剩时，由于其现有产业已经是最先进的产业，想要再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是相当困难的，而中国目前产业的整体水平比较低，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升级的空间都很大，即使过剩，还有相当大的继续投资空间，因此预计民间的投资不会减少；同时政府还可以增加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在98至02年对公路、铁路、港口设施的投入和从明年开始进行的新农村建设运动，都会增加投资。据此分析，即使发生通货紧缩，我国经济总的发展态势不会很差。
不过通货紧缩对企业来说总是不好的。因为物价不断下降，企业开工不足，利润就会下降，甚至出现破产，增加失业，增加银行呆坏帐。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企业需要练内功、降低经营成本和改善经营环境，以提高企业存活率外，我国政府还应该下大力气改善商务环境，降低企业经营的各种交易费用，为此，我提四点简单的建议。
第一，要真正落实《行政许可法》。不该审批的就不要审批，真正实行报备制。向发达国家学习，尽量减掉企业要多盖的章和要多花的时间等等。
第二，改善税收环境。我国的税率与发达国家差不多，但是征收的种类和环节太多。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让内外贸企业，享受同样的待遇。二是把生产型的增值税改成消费型的增值税。
第三，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有经营环境，但是服务业的发展本身就是直接改善经营环境的行为。服务业基本上分成生产型、流通型和消费型三大类。消费型的服务业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而生产型和流通型的服务业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直接改进商务环境。
第四，要改善融资环境。目前每年可供贷款的资金达到二十三、四万亿，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很难借到钱，主要原因是我国金融结构不完善。全国1000多万家企业中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但是他们难于从股票市场和国有银行融资，所以应该多发展地区性民营中小银行。二是为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抵押问题要相应发展一些民营担保业；三是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或者我国台湾地区学习，由政府出面筹建中小企业发展局，由该局来审核中小企业的各种投资计划或创办计划，并对符合条件的进行融资担保。四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和加快社会信用体系、诚信体系以及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评估机制的建设。
如果能够做到以上几点，我国的商务环境必定会大有改善，对未来经济发展也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促进作用。
根据2005年11月19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商务发展论坛”上的报告，由石拓协助整理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