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冬天起我曾在绍兴农村呆过两年，所见到的老乡们的婚姻关系是我以前不了解的，至少有些事是闻所未闻的。不过现在也许已经不会仍是那样了吧？毕竟世道已大不相同了。我从那时才知道在农村买卖婚姻是实际普遍存在的，并非如婚姻法中所宣传的那样得到了禁止。即在人民公社成立后也仍然公开地进行着。农村女青年甚至会认为嫁人没有得财礼是丢脸的事。男方出的钱越多表示自己身价越高，是光荣的；也显出了她今后的婆家是有钱的。我在绍兴农村见到的一个大姑娘要卖三百元钱的事，感到很希奇。后来回到城里工作曾当作新鲜事和住我对门的邻居槟棠夫妇谈起。他俩似乎认为我太孤陋寡闻了，说那有什么稀奇，他们老家（闽南集美）农村里大姑娘还是论斤卖的。一般五、六块钱一斤，那价钱算下来就往往比三百元多了。长得好看些的姑娘可值七、八元一斤，个别挑出的甚至值十元一斤。团员每斤还另加五毛。我听了真感到诧异，似信非信。他们看我似乎不信，举例为证。说他们同村有个女青年长得很挑出，又是大队的广播员、团员，就是一千元让一个渔民买去的。那个年头一千元可是个大数目哦！渔民的性格和农民不一样，他们会把生死置之度外，台风天气，渔汛旺发，他们会不听劝阻地偷着出海去捞一票，捞不着死了也甘心。捞着了就大手大脚地花钱。当时那女子还没有过门，同村的人就叫她“一千块”，她高兴地感到很光彩。
农村里的年轻闺女出嫁为自己的身价感到骄傲的心情也许是很矛盾的。因为有的男家是负了债，借了钱来娶这一门亲的。她嫁了过去，那里就成了她自己的家。可能要苦好多年才能还得清她的身价钱。高利贷虽说是明令禁止的，而实际上农村里仍暗中存在。据说那利息十分吓人，那是在绍兴柯桥劳动时水根对我讲的。如果为了娶亲背了那样的债，甚至一辈子也还不清，并且利上滚利，负的债会越来越重。但在那个年代她们其实也很难违抗农村里的传统习俗，敢于有失体面地不要自己的身价钱。这方面的革命化当年几乎没有触及过。可能因为那并不影响“安定团结”，与“反修防修”、“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口号也没有多少联系。不是所谓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
大跃进之后起，学校每年都要组织教师和学生去杭州郊县农村劳动，那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一个组成部份。一九六四年秋收，那时已近十月底了。学校停课，全校师生去了杭州北郊的康桥人民公社帮忙那里的秋收冬种（收割晚稻和播种春花作物），在农家住了一个月。在那里我又见到了另一些农村婚姻的情况。就不知道这些年来情况变得怎样了。
那次我们到了康桥农村后，遵照上面的意图，把教师按科室分散住在农民家中——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即所谓“三同”。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贫穷。冬天有大面积的农田有积水，不能种东西。因为那地方就在京杭大运河边上，并且地面低于运河的水位，公社又没有几台抽水机，水排不出去反而渗进来。那一段运河的水是发黑、发臭的。都是附近造纸厂排出的有毒的污水，因此河里不能养鱼，冬天有大面积的农田不能种东西，水稻亩产量也较低，老乡们的收入也就少了。杭州解放前除了丝绸业，其余就很少有别的工业了。造纸业在南运河一带也算是重要工业，而对附近农村和运河的养殖业却有严重伤害，但政府仍是支持造纸。也许那样对地方的经济更为有利？因此那一带的农村的贫穷显得十分突出，甚至超过我以前在绍兴农村所见到过的。农民的住房多数是些干打垒的茅草屋，瓦房少得可怜。
我们刚到那里时，有三个人被安排到生产小队长的家去住，那是主任决定的，其中包括主任自己和阿佟，还有我——因为我是被认为须加强监督管教的，主任特别关心我的改造。大概原先他考虑因为他是带队的，住在小队长家是理所当然的。小队长姓徐（许？），是位贫农又是小队里唯一的党员，阶级成份很好。他家是接受阶级教育的好去处。于是小队长来接人就带领我们三人直奔他家。当我们走到跟前才看见那是个大茅棚，那茅棚是两家人家合住的。茅棚里空空荡荡，就是一个大统间。只在中间一行柱子间拴了一根齐胸高的稻草绳隔开两边，绳子上稀稀拉拉地挂了些稻草就算分成两家人家了。那两家人家都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小队长家这边，仅有一张竹子做的矮桌子和几只破旧的小竹凳和装粮食的木桶，还有几只与农事有关的竹畚箕、竹匾和锄头、铁耙、水桶之类，地上乱糟糟地铺满了稻草。两家人家情况差不多，都没有床，他们晚上睡觉的铺只是在地上铺的稻草上面盖了两张破草席，那就是他们每晚睡觉的地方。仅有的东西乱糟糟地就堆在小矮桌上。茅棚最里面有个灶台，灶边还有一只半截埋在地里的水缸。他们所有的家产就是这些，仅仅比一无所有好一点。我们到了他家后，明确了晚上只能睡地铺了，于是每人找了个稻草铺得厚些的位置，把背去的铺盖打开放在地上。平时他们大概习惯于在稻草上坐，反正那两家人家满地都是稻草。我的铺盖其实只有一张油布、一条盖的薄被和一条床单和换洗的内衣。此外还有大约十来本薄薄的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和笔记本。另外还有吃饭、喝水和刷牙合用的搪瓷杯、调羹和毛巾等。这就是为这一个月的劳动和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所准备的——为了减轻铺盖的份量，尽量从简了。主任放下行李后就由小队长带领着去了解教研室其它人员的住宿情况并通知晚饭后全教研室下乡人员都到我们住的那茅棚里来听小队长“忆苦思甜”。
阿佟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为难，想和我说什么但又没有说。天色将暗，到吃饭的时候了，我们三个人就和小队长家，还有同屋的邻居家都蹲在靠茅棚门口没有垫稻草的地上吃饭，因为那里能见天，比较亮一些。这时才知道他们两家是合伙的，两家是什么关系我们不清楚。大家围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大碗臭咸菜放在泥土地面上。那臭咸菜的味道实在恶心，黑糊糊的，菜其实是腐烂了的，灰黑色的糊。没有一点咸菜的味道，也没有盐味而有一股恶心的腐臭，大概根本就没有用盐腌制过而沤烂了的。我只尝了一点，像吃到了臭泔水样的味道，没有好意思吐出来，勉强咽了下去，后来全吃的白饭。饭后三个人低声相互问问，都厌恶那臭咸菜而没有怎么吃。那两家人家吃饭的碗都是补了又补，钉了许多钉子还有许多缺口，浙江农村叫“斗子碗”的大碗。我们带去的旧搪瓷碗、铝饭盒和旧脸盆他们看了都很羡慕。那两家农民的贫穷超过我的想象，比我前些年在绍兴柯桥见到过的农村还要穷得多。解放已经十多年了还只不过能吃得上口饭罢了。不过看见老乡们能吃到的饭量，的确比前几年我在绍兴柯桥体验过的定量分配，每顿限量吃老秤十二两要多些。也许反映了饥馑已经过去？或是杭州郊区农村要“体面”些？饭后主任走开了，阿佟忧心重重地偷偷对我表示担心以后这一个月的日子怎么过喔，他怕那臭咸菜有致癌成分。不过我们三人中要数我以前吃的苦最多，我能不用菜吃白饭，那是在绍兴农村劳动时练出来的，其余两位都做不到。我想大不了吃一个月的白饭罢了。主任是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没有经历过国内前几年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他正在苏联留学，吃的是苏修的面包、土豆烧牛肉和椰菜汤。这次大概是他头一次下农村劳动。因此我也不大在乎，反正你们能过，我总能过得了。
天黑后因为安排了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活动，从大队借来盏马灯，让那家的主人（小队长）讲他家的家史，整个教研室的人也都陆续从住的农家打着手电筒赶到我们住的大茅棚来了，就都只能坐在垫了稻草的地面上。几位住在别处的女教师来到茅棚后，十分惊讶我们住宿条件之差，她们那里好多了，都认为我们这样不行的。但也无可奈何，不行也得过。我反正思想上准备好了就这样过一个月。也有十多位附近的老乡来见世面，凑热闹的。主任主持会议，先说了些报纸上的话和口号，还有些使人昏昏的大道理，其实知识分子也未必搞懂了，老乡们听了就更不知道懂了些什么。然后按照事先安排好的程序让小队长忆苦思甜——讲他以前怎么穷，怎么苦，现在又怎么好，怎么甜。讲到以前的穷和苦，他说得很实在，也说得很伤心，中间还哭了起来。他按教导地把那些苦都归因于旧社会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讲到一些细节很具体，他原来不是本地人，曾经讨过饭，拾过荒，经常饿肚子，拣到什么可以吃的就都吃下去，晚上宿在破庙里或桥洞底下……，来凑热闹的老乡们听了有的在窃窃地笑，有的甚至倒为他害羞把脸捂了起来。中间还穿插了安排好的阵阵口号声：“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土改时小队长正好流落到当地，被一家后来土改时划为中农的人家收留当了雇工，因此分得土地成了当地的农民。但讲到现在有些什么甜时，他所说的与他的实际生活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只讲了现在翻了身了，分到了土地（其实当时已成立了人民公社，土地已经归公），人民公社好，入了党，当上了干部。现在有口饭吃了…… 并且讲到成了家讨了老婆。简单地说了些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之类套话。当他说到成了家讨了老婆时，那些来听忆苦思甜的老乡竟都哄笑了起来，甚至有位老兄怪声大笑了出来。那情景显得和忆苦思甜的气氛极不相称，似乎很不严肃。当时我们都搞不懂为什么他们会那样哄笑。我们这些来接受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感到很诧异。主任大声喝了声“安静！”皱着眉头斜着眼严厉地瞪了他们一阵子。那显然很有效，老乡们马上都收敛不笑了。所有来听忆苦思甜的农民也都肃静下来——看来他们向来是怕官的。当地农民还是第一次见识到所谓 “忆苦思甜”。
会后，住在别处的同事和老乡散去了，我们的房东两户人家就分别在自己一边的席子上把身上的衣服脱去后，两家都是全家人盖一条破棉絮，挤在垫了稻草的破席子上互相依偎着取暖就睡下了。不穿衣服睡觉大概仅仅是为了爱惜衣服，免得磨损，不能往风流处想。因为布票和钞票都太有限了。他们的生活和几千年前的农民一样，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主任就指示阿佟和我利用那盏马灯，三个人坐在草堆里轻声谈了大约半个小时听过忆苦思甜之后的思想收获和心得体会。我和阿佟都只讲得出感到那地方的穷是以前没有见识过的，而都说不出甜在哪里、现在又好在哪里。主任的观点，强调小队长他能从当年一个乞丐分得了土地，当上了干部，入了党并且成了家这就很不错，可以证明现在的确比过去好；他强调要和原来的基础比，等等。我认为这位生产队长对以前的苦讲得很实在，但尽管从一个叫花子翻身分得了土地，成立了公社后还当上了干部，解放都十多年了，依然还是那么穷。也许他当雇农的年代的生活不会比现在差吧？除了小队长从一个雇农入了党、当了干部有了这些改变之外，其它老乡显然都没有他的这些机遇。不过这些话都不能说出来。讨论结束后大家都没有洗脸也没法洗脚——那里用水太艰难了。把铺盖整理好，我把一包换洗衣服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笔记本当枕头，脱下来的劳动用的外衣加在半垫半盖的棉被上，就各自睡下了。
那茅棚处处漏风，并且缺少一扇能关得严实的门，那正是日暖夜凉已近霜降的天气，寒风钻进来吹得很冷，地上铺的草又很薄，并且地面又是坑坑洼洼的。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能睡好，我能听见他们时刻在翻身和身下的稻草摩擦的响声。那才真正是达到了赤贫的考验呢！就在杭州这省城郊区（离城只十多里，今天已是市区内），解放这么些年了，当时已按照毛泽东思想成立了人民公社，这就叫翻身？如果不是有那几件铁器农具、一口铁锅和几只粗瓷破碗和一只拣来的，不能保温的竹壳热水瓶，此外小队长有一支手电筒，门外有只公社装的高音喇叭，简直就像是回到新石器时代去了。那里离良渚不远，七千年前的良渚人也许不会比现在贫穷吧？原始公社，如果曾经存在过，生活也许不会比这茅棚里差吧？
第二天一早主任就去队部汇报情况，我和阿佟跟老乡们去田里割稻了。一忽儿，主任赶来，喊阿佟和我立即回房里去，对我们宣布说那家的条件与我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不利于我们的劳动锻炼。公社领导研究决定要我们立刻就离开那个大茅棚，搬到一个老婆婆家去住。我们闻风而动，立即赶回大棚去搬行李。因此，去小队长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计划只实践了一个晚上就结束了。
去的那老婆婆的家只有她一个人住，房子很空。据说她丈夫曾搞地下活动，后来牺牲了，因此算是烈属。她那里好得多了，是土墙的平房，比较挡风。虽然也是茅屋，但屋顶下面有一层篾席，屋顶上还有几片明瓦，并且我还能睡一张用一付竹架子搁起来的竹榻，上面垫了厚厚的稻草的“床”。那周围的邻居也较多。我们的伙食费和粮票是由学校交给公社转交给她的。她让我们吃得不错，偶尔还有点荤，韭菜炒蛋、青菜蛋花汤之类。因为老婆婆养了只母鸡。没有让我们吃头一天在小队长家吃过的臭咸菜，并且饭是开在桌上坐着吃的。我不必用我自己带来的漱口杯和调羹吃饭，老婆婆家有碗筷。每天晚上还烧点热水让我们洗脚。利用公家发的煤油灯，每晚靠着桌子边还像煞有介事地学两个小时的毛主席著作。主任因为经常有领导干部的会议活动，因此基本上晚上大都是阿佟和我两个人学习。那种生活是很枯燥的，没有一点乐趣，连随便聊聊天也是不相宜的，甚至眼睛稍一离开毛主席著作就会被看成是放松思想改造。要求人们每分钟都想到革命和思想改造，每时每刻都要想着毛主席的教导。只能谈革命的大道理和学习毛选的心得和收获，每个人的真实思想都不敢流露出来。那种学习往往令人很疲劳，两个人白天劳动一整天就想早点休息，只能磨时间，规定要到九点以后才能睡。只有老乡们上门来请我们代笔写信或问看病之类的事我们才能轻松片刻。不过当地农民习惯睡得早，七点以后基本上不会有人来了。白天我和阿佟出工去，主任往往白天黑夜都要去队部开会汇报和研究情况。因此和我们一同劳动和学习的时间很少。与我和阿佟相熟的那批生产队里的农民，他几乎都不认识。而他接触的那批公社干部，我们又都没有见过。在劳动方面我不吃亏，我有在绍兴农村劳动锻炼的底子，就在以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去农村“接受再教育”时，我还挑过一百多斤的担子，能推装了五、六百斤柴的独轮车。割稻之类农活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重活。最不能劳动的倒是主任，那次大概是他第一次下乡劳动。看得出来他很吃力，因而不得不承认我的劳动表现是好的，说我“有进步”。而他自己一个月的劳动锻炼，开会开掉了近一半，显然他吃不得那里的苦，几次还因为“家里有事”晚上回家去了。
半个月的“三同”下来，阿佟和我跟老乡们彼此熟悉起来了。发现很古怪的是那一带结了婚的男人几乎有一小半姓的是女方的姓。譬如一个名叫王顺发的男人与一个姓刘的女社员结了婚，他须改姓为刘而被唤作刘王顺发。生的孩子姓刘家的姓，还帮女家带孩子、做家务。这种情况比比皆是。那些男子多数是外地来的，都是因为贫穷，付不起钱来娶妻成家而来此地入赘的。他们中的多数大概就是所谓游民之类。他们都是因为感到有家室的需要而又没有钱娶妻，不得已那么来的。因此那里入赘的男人很多，简直成了母系社会。甚至那里对男女的称呼也是颠倒的。那些入赘的男人们自嘲地互相开玩笑。王顺发被别的入赘来的男人挖苦地唤作“刘王氏”而不喊他的名字，其它入赘的男人彼此也都被他们的同类自嘲地那样称呼。但一般当地老乡还是比较正经地，当着面总都叫他顺发，不让他感到难堪。有一次顺发的老婆在找他，走来问我们一起在劳动的老乡有没有看见她“家里的”。大家说没有看见，那女人就走了。只隔了一会儿，顺发抱着孩子走过，老乡们却告诉他“你老公在找你。”于是顺发赶快就走了。那些入赘的男子多数都不参加田间农活，只是带孩子，那些女的反倒在田里割稻、干农活。到孩子该喂奶的时候，男人抱着孩子来田里找妈妈喂奶，喂过奶抱了孩子就回去。男女和夫妻的称呼是不对等的，十分颠倒。
那些入赘的男人的穿着看去大都很古怪。由于他们基本上不参加农业劳动，其中竟有好几位穿的是解放以后城市里已越来越少见到的中式长袍。但又因他们平时要做家务而都污迹斑斑地显得很邋遢。早年穿长衫的是城里体面而有身份的人，解放前乡下人要尊称他们为 “老爷” 、“先生”或“老板”的；也有入赘的男人作干部打扮的。有一天我们正在一条路边的一方田里打稻，老乡们轻声地告诉我和阿佟，那远远走过来的男子，说他是个 “填房”。我开始没有反应过来，不领会那是什么意思。他们解释说他是队里一个名叫荷花的妇女的“小老婆”。这就更糟糕了！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那叫荷花的女社员以前有过一个入赘的男人。那男人赘过来只一年就死掉了，这是她的第二个入赘的丈夫。因此被称作“填房”或“小老婆”。那“填房”穿得一身像个农村干部，脚上穿一双像是捡来的旧皮鞋，低着头走过我们面前的小路没有和人打招呼。我想他们的衣着打扮大概是他们的配偶要他们那样穿的？是那些妇女（他们的“老公”）要那些男人穿得像有钱的财主、老爷或有权的干部的样子？我感到滑稽又不是滋味。
我曾几次想和那些入赘来的男人聊聊，想听听他们的心声。但那不容易，他们仿佛有种自卑感，似乎是在回避与我们接触和谈话。每次刚和他们谈起来，他们就借个故走掉了。他们多数都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整天就只抱抱孩子，好像都不大有男人味道，在老婆面前唯唯诺诺地；我又感到他们显得好逸恶劳，甚至感到不解，怎么会有女人喜欢这样的男人？一点男子气都没有。还是他们的性格是因为所处的地位而形成的？他们实际上是由他们的女人养着的。
后来听当地农民讲，在当地入赘有些苛刻的、带有侮辱性的规矩的。要求入赘的男子在女方同意后须买了香烛跪着进门。拜过女方的祖宗和父母，认女方的祖宗和父母是自己的祖宗和父母。有老乡告诉我们说入赘的男子须给女的磕了头才能上床的；甚至有人说男的须从女的跨下钻过去的；但也有说是须从丈母娘裤裆下钻过去的。众说不一。我曾怀疑过是否真有这类事；又想着那应该是关了房门以后的事了，他们可能没有亲眼见过那场面，传说而已？但也很难说那些传说都是没有根据的，可能只是各家的规矩不完全相同而已。也难怪那些可怜的男人因此有一种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样子。他们经常在一起的也就是和他们自己身份相同，都是来这穷地方入赘的男子，他们在一起时才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和互相嘲讽和开玩笑的话。但那种颠倒的夫妻关系是否能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欢乐，给那些女子带来幸福呢？只有他们自己明白了。在我看来至少那些男子都缺乏丈夫气，倒是那些女子颇有些丈夫气概。她们有的看去像是有意给自己的男人发号施令，差遣他们做这做那，男的则是唯唯诺诺，惟命是听。我猜他们或许感到羞于见人，那也许是许多入赘的男子不参加集体劳动和避免与人接触的原因吧？对于那些有入赘丈夫的女子，看来养成了一种惡习，把当着人面有意差遣她们的男人来显示她们的威风。因此我很快对那些差遣男人伺候自己的女人产生了反感。
今天康桥农村的面貌大变了，近两年来我偶尔经过那一带，已属杭州市区内，开了许多厂和店，农田和茅草屋已经见不到了。现在运河的水也已变清，因为造纸厂最后还是被关闭了。今天农村里低收入的人们纷纷拥向城市。不知那里还会有入赘的男子吗？或许我在康桥见到的是最后一代因贫困而娶不上妻来入赘的男人了。而早年当地大约只有半数多一些的农民能保持自己的姓娶妻成家的，有一些是家里较有钱的，能付得起那三百元财礼的，或者是把女儿嫁了人收了别人的财礼用来给儿子娶媳妇的。有老乡对我们说总要卖掉四、五头肉猪，才够讨个老婆。而那时猪也养不起，有些农家是连小猪都买不起，又哪来那么多饲料和人工呢？何况私人养猪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时的道理是穷则思变，穷才要革命。是不主张人们致富的。当年的“人民公社好！”结果是以种粮食为主的农村越来越穷。如果今天仍按当时的政策执行下去，岂不要多数农民都要讨不上老婆了？绍兴柯桥的水根后来就因为他的妹妹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了，他也就失去了嫁妹来娶亲的机会。到了老来成了个孤老头。
也是老乡指点给我们看的，平时一同劳动的农民中竟有两家的关系是一家有钱能付得起那三百元财礼的老乡已在外村订好了一门亲，尚未过门。本村的一家邻舍找他商量，那邻舍愿用他妹妹来换他订好的亲。交易谈成后两家先后成了亲。那外地嫁过来的女子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如此她就被嫁给了另一个她从没有想到过的男人。按我的理解，这些封建落后的习俗应该在解放后都清除掉了的。不是说要推翻三座大山吗？谁能料到解放都十多年了，这个方面竟然一点也没有触动到。
我们在康桥见到的另一种情况也是很有趣的。那个生产队里有许多小农民都是订好了亲的，几乎近小半是那样。他们还都是些只有十岁不到的孩子。当地的孩子们指点给我们看哪个女孩的丈夫是哪个男孩，哪个男孩的老婆又是哪个女孩等等。不过都还没有过门，那些女孩都还住在自己娘家。一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家互相换婚，或三、四家人家之间交叉换婚，从小约定的。也有的是女家借了男家的钱把女儿许给人家顶债的。这些事孩子们都能说得清清楚楚。之所以家家会让孩子们从小就订好亲，那显然正反映了当地人家感到成年后娶亲之艰难。为了免得孩子大了讨不上老婆，从小就给他订好。但那又不同于以前养在男家的童养媳。我对那些“小夫妻”们之间的关系也颇感兴趣。为了给家里挣几个工分，孩子们也参加割稻。他们自成一组，挤在一起割稻。那些“小夫妻”在割稻时彼此很少说话，似乎在回避当着众人的面交往过密。仿佛有意装得彼此不来往似的。割稻的时候他们从不靠近而和别的孩子闹得很欢。但我也曾见过他们偶尔找在一起说几句悄悄话的场面。那女孩，大约有十一二岁了吧，避着人偷偷地把她未来的丈夫招呼到一口大坟背后，为他整理衣服，随身带了针线替他钉纽扣并教导他。那男孩看去还是傻乎乎不懂事，就像还不在乎有那么个老婆的样子。而女孩看去仿佛已经像个当家小媳妇了。看得出来以后大了过了门，那小子多半是归老婆管的。总的来说，那个地方的婚姻大部分是不出村的。那村里很大一部份人家之间都有亲戚关系。可能因为都是亲，反而不亲了。吵吵闹闹的事也听见过好几起。只有那些入赘来的男子多数是外地漂泊来的潦倒半生的可怜人，原来都是真正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但已经解放十多年了，也轮不到他们打天下当大将军了。不过从医学的观点讲，也许可以肯定幸亏有那些外来入赘的男人，带来了外来的遗传基因。不然如此近亲的婚姻，那个地方的遗传病将可能大大增加。
也是在一起割稻时，当地的孩子们指点给我们看的。有两家的男孩长得十分相像，他们为了挣点工分也参加割稻。孩子们特地把他们俩拉过来让我和阿佟比着看。看去两个孩子确实长得简直像一个模子浇出来的，显然应是亲兄弟无疑了。只是一个姓何的孩子稍大一些，另一个小两三岁的孩子就是姓徐（许？）那小队长家的。孩子们七嘴八舌地抢着告诉我们说那两个孩子他们其实就是亲兄弟，就是我们刚到那天在那里住过一晚的大茅棚里的两家人家的。前几年草绳隔开的那边一家姓何的男人因病死了，留下了寡妇肚里怀着一个孩子还拖着一个男孩。男人死了不到一个月，那寡妇就嫁到稻草绳子这边，成了小队长（当时尚未荣任小队长）的新妇。没有两三个月就生下了那小男孩。那两个孩子看去似乎也很愿意承认他们是兄弟似的。那生产队里的老乡们对那妇人没有为她那死去的丈夫守满七七四十九天，未满 “七”就再醮，颇有些看法。有的为之摇头，有的骂得很难听，实际上连小队长也骂进去了。那茅棚里草绳的那边，何家的男人去世后，迁来了他的兄弟一家带着那时只有二、三岁的孤儿侄子过日子。小队长对他刚娶过来的老婆就出生的孩子看来是真心爱护和感到高兴的。大概只要是自己老婆生的儿子就是自己家的。村里人也说他福气好，老婆刚讨过来就给他生了个儿子。听不出说那话的是正经那么说呢，还是说的反话。我这时才明白，难怪那晚小队长忆苦思甜时，讲到他不仅当上了干部还成了家，当时有老乡怪声大笑了出来，还有装鬼脸的。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过替那寡妇想想，她显然是不得已只能那样考虑的。因为她当然自己明白再过几个月就要做产了，到那时她一个人带了两个孤儿怎么办呢？不仅衣食无靠，连照顾产妇的人都没有。如此想来我倒觉得对她丈夫刚去世就改嫁应该予以谅解的。至于小队长，应说是做了件两全其美的好事，与己与人都有利。遗憾的是带有传统观念的人们不能谅解和接受。如果他不是个干部的话，也许说难听话的人会更多些？
文化大革命中期，学校停课，校内“造反派”当权，两个派别各自为政，分别组织全校员工，包括我们这些不够资格参加造反派的黑五类也去余杭农村参加“双抢” （即夏收夏种），以显示他们那个派的权威性和革命性。有一年，去的那农村靠近良渚，属余杭县的地区，比起康桥距杭州远一些，但也只不过隔了十多里地左右。属河网地区，也通运河，但那里的河水是清的，地势也较高，没有河水倒灌的情况，水稻长得很好，因此是个较富裕的地区，住房大部分是砖瓦房。几天劳动下来，我发现那里有相当多的农家妇女说的话不是当地的口音，她们讲的好像是苏州一带的话。我们住的那户老乡姓余，主人名叫金荣。他家的妇人也说苏州农村话。后来相熟了，金荣的娘告诉我们那一带江苏来的女子很多，都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她的（儿）媳妇也是自己找上门来的。那些女子多半几个姑娘结伴乘船顺着运河漂过来，船到一个地方她们看了觉得好，就上岸找人家“讨茶喝”。当地农家也熟悉这种情况，他们就张罗着招待，想法把那姑娘留住，并且赶快通知自己亲友中还没有定亲的小伙子来见面。只要那姑娘中意了那地方，看中了哪个小伙子，双方谈得投机她就会留下来成了那家的人而不要任何财礼，并且一般婚后家庭都过得较为和谐美满。那一带找到了婆家的苏州妇女，有的还把自己的姊妹、表姊妹介绍到这边农村来。因此那一带苏州农村来的妇女不少。我没有料到在农村里竟会有如此开放并由女方主动的婚姻。不收财礼的好处很明显，男家没有负担，他们成家以后也没有要为了她的身价钱还债之类苦恼；对女家来说，既不必为女儿备嫁妆，并且让女儿自己找到了如意郎君。当地的风俗，找上门来的姑娘有了人家，成礼之后，“毛脚女婿”须打扮齐整了挑着一担礼品由新妇带领着回娘家走一趟，去见见泰山和丈母娘。这样两家就有来往了。成了亲后带了礼品去叩见丈人，从情理上说也比先收几百元彩礼，等于买个老婆更有人情味些。从医学的角度讲，远距离的非近亲婚姻有利于减少遗传病的发生，那又有什么不好呢？农村里的婚姻都只要公认就行了，几乎都不需要履行什么法律手续。姑娘觉得称心住下来了，拜过天地，摆过酒，拥进洞房就算成亲了。那一带入赘的情况很少听说，我还特地询问了这事。据说只有那些家里没有儿子仅有女儿的人家才有入赘的。但入赘来的男子多半与女家有亲戚关系，表兄妹之类，并且男家都是有兄弟的。入赘的男子仍保持自己的姓，不过生的孩子姓女家的姓。与一般农村结婚一样拜天地、摆酒，没有说起有些什么像康桥那样的恶俗。入赘的男子也不受人歧视。听说也较少有讨不着老婆的情况。不过也不是所有农民都有那样的好运气和“艳福”能交上桃花运的。那时那一带买卖婚姻也仍盛行，大概还是主要的形式。不过“价格”看来要低一些，听金荣说两百元就能讨个老婆。那似乎也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货源充足了，价格也就便宜了。
但我们在那里也见到过些笑话，我们那次劳动住的金荣家隔壁一家的媳妇也是自己找上门来的苏州农村姑娘。很能干，做事很泼辣，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已经有一个小男孩了，孩子刚会走但还在吃奶。虽然我们并不住在她家，平时看见我们总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但她和她公公两人互相不要看，那孤老头骂她是“氽来货”。意思指她是河里自己漂上门来的货色，并且叫她滚。两人经常对骂，一天要骂几场。金荣家和那家人家在一幢老房子里，只隔着没有隔到顶的板壁，我们天天听得见他们在吵，一个是粗声粗气的当地土话，一个是细声细气的苏州腔，吵的都是些芝麻绿豆大的事，并且吵得都不成道理。就像在演什么戏文似的，我们听了都暗暗发笑，只是不好意思笑出声来。那儿子是向着媳妇的，有时从田里回来喝口水或放工回来听见他父亲和媳妇吵也要抢白他父亲几句。那老头就更生气，有时就赌气不吃饭。到时候那媳妇又会来催他吃饭，说“要吃么就早点吃，吃了好去死哉！”那“死”字苏州腔读成“戏”，并且声调很尖。而他们之间那种相骂又并不是势不两立的，吵过之后不太久，又彼此没有好气地商量些家务事。金荣的娘有些见识，低声对我们说那老头也太背时了，她说“白白地送个媳妇到你家来，一个铜板也没有要你的，还给你生了个白白嫩嫩的孙子，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天天烧饭给你吃还要骂她‘氽来货’，叫她滚，那就太不成道理了。”
一九五八年底我去绍兴农村劳动那段时间还见过一起特殊的婚姻。刚到柯桥宾舍时，常见到一个年轻妇人领着一个一岁多的小男孩绕在她腿边在路边玩。那妇人看去皮肤白净，不像是常在日光下劳动的，虽然穿著也是农村打扮，但又不大像个操劳的农妇，并且显得很慈爱，对那孩子十分爱护。我问过村里的老乡那是谁家的孩子。他们开玩笑地对我说那是“公子”。开始我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后来有老乡指点给我看，那孩子的生父是个年近六十岁的老头，说其实他本是那妇人的公公，就是村里受管制的地主老财。事情的经过是：那老头原有三个儿子，只有大儿子刚成了亲，还没有孩子。三年前一年春天他的三个儿子因得了一场什么传染病，老乡们称之为“春瘟”，前后一个多月相继都死掉了，家里只剩下了他和那大儿媳妇。老头考虑到要绝后了，最后想定了主意只得由他来“越俎代庖”代行传种接代才行了。一天晚上那老头做好了准备，窗子都钉死了，然后把门锁了。他求他那大儿媳妇可怜他们家，跟了他。开始那妇人不肯，吵得很厉害。老乡们躲在门外偷听，里面砸门的声音，砸碗、砸锅的声音，摔东西的声音，那妇人的哭喊尖叫声和老头给大儿媳妇磕头哀求声。这样足足闹了三天三夜，那媳妇软化了。据说那老头给了（儿）媳妇一笔钱，自此那老头就和（儿）媳妇成了夫妻。一年后就生下了这“公子”——公公生的儿子。那小男孩长得很可爱，管他妈叫妈，管他生父叫阿爷。
很有意思的是老乡们对这件事的看法：男男女女都对那老头持同情和谅解的态度，尽管他还是个受管制的地主份子。他们的道理认为一则那媳妇是他家花了三百元娶来的，是他家的人；二则如那媳妇不依，那家人家要绝后。他们普遍认为那老头也是出于无奈，不好太责怪他的。他们反而都怪那媳妇太泼辣，有些妇女甚至直摇头地对我说那是个泼妇，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泼辣的女人。因为她砸掉了家里那么多好东西，连村里唯一的一台自鸣钟也砸掉了，他们普遍感到心疼。说“实在太可惜了，那还不都是他们自己家的东西么？”从这件事我感到老乡们心地的善良，厚道而又古朴。关心一家人家香火的延续和子孙的传代，而还没有受到妇女解放思想的洗礼，也没有遵照解放后的阶级教育所讲的大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