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主要生产粮食，原来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子。户不满百，人只有三百七十多人。
1978年，他们因为带头搞了土地“承包”（大包干），便成了农村致富的典型。有些人，甚至把它说成是“闯出一条拯救中国农村经济”的“新路”。然而，熟悉内情的人却认为，小岗村搞的“承包”，尽管土地是公有，但从一家一户的经济模式来说，实际上仍然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的“老路”。农民走这条“老路”，只能不断走向两极分化，并不能达到共同富裕。
现在，小岗村的“承包户，已经推广到全国农村，而且“包”字进城，已经推广到城市的诸多领域。自然，要搞清楚小岗村这条“新路”，还得从小岗村来考察。
小岗村位于淮河中游东南，离淮河约20公里左右。据史料记载，小岗村及其所在地凤阳县，古时候就比较富庶，当时曾有这样的谚语：“走千走万，抵不上淮河两岸”。可是，自从1194年黄水夺淮之后，由于淮河的入海通道被淤塞，小岗村及其所在的凤阳县，也就水旱灾害连年不断，以致农业衰敝，民不聊生。
就在这灾害频仍、饿殍遍野的1328年（元64年），被称为农民皇帝的朱元璋，在凤阳县一家贫苦农民家里诞生了。朱元璋从小就征受苦难，曾给地主放过牛，种过田，还当过和尚。后来，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大明帝国。照理说，农民起义的胜利，应当使农民美好的愿望得到满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不仅没有解决农民的水旱灾害问题，而且还是连年不断给凤阳人、包括小岗村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农民由于一家一户分散搞单干，抵抗不了天灾人祸，只好背井离乡，外出逃荒。他们一边打着花鼓，一边含着眼泪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农民日夜盼望能摆脱这种苦难生活的煎熬，可是直盼到1949年，小岗村农民才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当上了新中国的主人。
建国初期，小岗村和所在地凤阳县，即对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通过互助合作，组织了起来，走上了集体的道路。在这期间，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淮河水系所属地区进行总动员，投入了一场移山倒海的伟大斗争。这次治理淮河，对穷山恶水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改造。他们建造了许多山谷水库、湖泊和洼地蓄洪区，而且，还疏浚和开挖了数条大型运河，培修和加高了淮河大堤，从而控制了淮河洪水的泛滥。
由于小岗村属于岗地，往年都是十年九旱。与此同时，小岗村农民和附近农民一起，又修建了一座比较大的燃灯水库（长20华里，宽10华里）。很多人都说，当年修水库是不拿工钱的，但人民热情高、劲头足，干起活来就像是拼命。十几万民工日夜苦战，工地上的喇叭唱个不停：“燃灯水库，燃灯乡，十三万人民喜洋洋，……”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组织起来的人民，确实有那么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小岗村在治理淮河和农业集体化之后，粮食产量逐步稳定在十八、九万斤，好年成可以达到二十万斤，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从此，小岗人也和其它凤阳人一样，告别了十年九荒的悲惨岁月，告别了“身背花鼓走四方”的苦难生活。
1978年，小岗村大旱。原任老支书严俊昌（当时是队长）和他的堂弟现任村长严宏昌（当时是副队长），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搞起了“承包”（大包干）。
当然，小岗村搞“承包”，这和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据说，万里曾五次（一说六次）到凤阳，并亲自到小岗村进行指导。万里十分赞赏小岗村搞“承包”，他对群众和村干部说：“我就想这么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万里离开时，汽车开得很慢，他探头车外，叮咛严俊昌一定要把地种好。汽车走了一段，万里再次探头车外，嘱严俊昌要向党讲真话。汽车行至村头，万里第三次招呼严俊昌过去，说：“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我同意的，让你干5年。”
“承包”的第一年，小岗村就收了13万斤粮食。虽然说，这个数字还赶不上农业集体化时的20万斤产量，但比起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时的三万斤，已经远远超过了。而且，由于农民改用良种和开垦荒地，小岗村在“承包”的头几年，粮食产量还不断有所增加。这样，便又刮起了一股浮夸风和私有风，说是“一包就灵”，小岗村真的脱贫致富了。
不过，后来继续从小岗村传出消息，说因为刮浮夸风和私有风，小岗村又一“滑坡”了。算起来，小岗村从带头搞“承包”到今天，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那么，今天的小岗村又变得怎样了呢？
一、脱贫致富之谜
2000年的冬天，天上已经飘起了雪花，我们先到了凤阳县城。
一下长途汽车，就碰到一位名叫杭玉兵的小伙子。这位小伙子原是汽车司机，现年31岁。他因汽车从“承包”到私有，已是无车可开，只好在汽车站上，和母亲一起使一个小馄饨摊子。这小伙子心直口快，一听说我们要去小岗村，连连摆手说：“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小岗村穷得很，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们还不如去看看名胜古迹，这里朱元月的祖坟明皇陵，还有朱元湾当和尚的龙兴寺，都比小岗村好看。”
我们问：“你熟悉小岗村吗？”抗玉兵说：“太熟悉啦。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之前，县里派我，还有另外一个汽车司机，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说这是任务。可等江泽民一走，又让我们把饲料粮拉回来了。”
我们很奇怪，忙问：“又拉回来干什么？”杭玉兵笑笑，说：“这是县里的粮食，为什么不拉回来，拉去是让他们看的。”
听了杭玉兵的话，更使我们弄不明白。既然说，“一包就灵”，“承包”能致富，那小岗村“承包”了20多年，为什么还这么穷呢？
我们到了小岗村，访问了不少农民家庭和男女老少农民老乡，才算了解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情况。
有一位名叫严立坤的老农，长着一双浓浓的眉毛，说起话来很直爽。他一谈起村里的情况，就非常生气，他说：“县里不知是怎么想的，小岗村的事不让小岗人来办。比如平整土地，小岗村明明有推土机，他们偏偏不用，非要到别的地方去调了推土机来用。”
老农严立坤越说越气，又说：“有些干部，就是不讲实话，不办实事。就说1998年吧，江泽民到小岗村来视察，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说不要讲。”
讲到这里，老农严立坤放大嗓门，气吼吼地说：“你们说，这样打招呼，谁还敢讲真话啊？！这还不说，人走了，茶也凉了，到现在，离江泽民视察已经两年多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他们连人也不来了。”我们只好笑笑，说：“不是说你们已经先富起来了吗？”严立坤一听，眼睛都瞪圆了，说：“富个鬼，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了。”
当然，这也不能说上面领导对小岗村不关心。据我们了解，上面领导曾经花了不少钱来“包装”小岗村。现在，小岗村属于小溪河镇管辖，而在江总书记1998年来视察之前，从小溪河镇到村里只有一条土马路，坑坑洼洼的，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很难走汽车。小岗村听说江总书记要来，忙向镇里报告，要求修一条马路，但是镇里没有钱。后向县里报告，县里也说没有钱。最后报告到省里，省委书记才从财政上拨了二百多万元，给小岗村从小溪河镇到村子里修了一条八公里左右长的柏油马路，另外，在小岗村西头，还建造了一座很气派的牌楼。县里为了表扬18户农民按手印带头槁“承包”的首创精神，并免费给18户农民安装了电话（每户仅收电话机费160元）。同时，还在小岗村专门布置了一个“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县里和省里已经给小岗村西头好几家修造了十分整齐的院墙，院墙虽说不高，但已经把几户农家的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遮挡起来了。据村里农民说，村里小学校那幢宽敞明亮的洋搂，以及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也都是省里来修建的。此外，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还无偿支援小岗村100多万元，在村里修了一条宽广的水泥马路，马路两侧，裁有冬天不落叶的长青树，并竖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友谊大道”四个大字。
走进小岗村，乍一看外貌，感到小岗村确实已经富起来了。特别是展览室，展出的粮食产量数据更是吓人。1978年粮食产量是3万斤，1997年粮食产量已达到120万斤，竟然增加了39倍。
然而，不少农民对这个展览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把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所造成的粮食减产到三万斤的恶果，也算在小岗村搞农业集体化的帐上，而用它来与“承包”后并不实在的粮食产量作对比，是不科学的。这样一来，也就用“承包”把小岗村搞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否定掉了。不少农民还认为，“展览室”里另外有一些东西也是不实在的。
我们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先找到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严富昌，他告诉我们：“这个‘展览室’是县里搞的。小岗村农民最了解小岗的情况，可县里就是不让我们小岗人讲。他们搞了个讲话稿子，让小青年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像电视里广播新闻那样，一句一句背着向参观的人介绍。”
我们想，严富昌是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现在既然村长严宏昌已经先富起来了，通过先富帮后富，严富昌恐怕也富起来了吧。我们笑着问：“村长对你家搞先富帮后富，你家大概也像‘展览室’说的那样，已经脱贫致富了吧？”
严富昌直摇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他指着草房一角的屋顶让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大窟窿，通过窟窿，晴天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晚上可以看见月亮星星，一到雨天，这里就漏个不停。
严富昌无可奈何地叹了声气：“没有办法，想盖房子也没有钱！”他又指指挂在墙上的一只空破木匣和电话线，说：“你们看，这就是江泽民来视察之前公家给我家安装的电话。没有想到，不打电话，一个月也要交八、九元钱。我家用不起，已经把电话机送给别人了。”
这时，一个青壮妇女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冲着我们笑笑，说：“实在对不起，没有烧开水，也不好给你们倒开水喝。”原来，这妇女就是严富昌的妻子，名叫张长淑。她老家是四川渠县，因家里生活困难，从小就跟人到了这里。她和严富昌结婚时，才只有16岁。现在，她已是32岁。她和严富昌生了两个儿女，大儿子16岁，二女儿14岁，都在离这儿8公里左右远的小溪河镇，住校念初中。他们算了一下，让两个孩子上学，除吃自己的粮食不算以外，一年还要花三千元左右（据称，住校念初中，要收学费、书费、板凳费、课桌费、保险费、住宿费等，一学期是500多元。伙食方面，菜费每天是？角，主食则由学生自己带米，校方收取蒸煮费。学生在伙食上，每月至少也要花几十元）。严富昌想了想，搬着指头数了几下，说；“我们家种14亩地，今年因年景不好，只收了六、七千斤粮食，就说每斤粮食能卖0．45元，也只能卖三千元左右，只够让两个孩子念书用的。”（稻谷的国家保护价虽然是每斤0．53元，但在压级、压秤、压价之后，实际上卖不到这个价。而且，有些农民由于人力和运输方面的限制，很难到粮站去卖，只能将稻谷卖给上门收购的粮贩子。）
严富昌说着说着，难过得几乎要流出泪来：“真没有想到，搞‘承包’，把别人‘包’富了，却把自己‘包’穷了。”
严富昌一家的生计确实有些困难。去年，严富昌被毒蛇咬了，花了一笔钱。谁知祸不单行，今年他老婆张长淑的腿又让马路上的车子撞了。张长淑到镇上去看了医 生，绑了石膏，原以为没有事了。没有想到，等打开石膏一看，医生又说要照片子检查。据说，检查还要花百十来块钱。严富昌、张长淑十分为难，因为搞不到钱，也就没有检查，只好拖着。
我们反复劝严富昌和张长淑，不管怎样，还是要去治。我们说：“张长淑只有32岁，还年轻，治好了，总可以多一个劳动力吧。”
几天以后，我们在路上碰到张长淑。她笑眯眯的，说：“去检查了，医生说我不会残废，等治好了还可以劳动。”后来，我们走到张长淑家门前，她丈夫严富昌正在用手扶拖拉机打场。严富昌还是那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抬头瞧瞧我们，叹着气说：“不行啊！现在柴油太贵，一斤要四元二角，打一场稻谷就得用10斤柴油，算起来，就要花42元，实在用不起。我想，今后只能去买条牛来使唤喽。”
这时，有人告诉我们，省里帮小岗村修建的自来水塔，里边的机器也坏掉了。据说，要修好，就要花二、三万元。再说，就是修好了，一个月全村光是电费就要花一、二千元。这个自来水，农民确实用不起。这样，自来水塔也就只好提前“下岗”休息了。
我们望着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又想想刚才严富昌讲的话，不觉心里一阵发凉。我们琢磨：像这个样子，还怎么搞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呢？！不过，我们还是想搞清楚“展览室”的情况。比如，农民说“展览室”里有些东西是不实在的，那么，“展览室”那个粮食产量又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
我们找到村里的出纳（又称保管）严立学聊天，问今年天旱减产，村里到底能产多少粮食？严立学把嘴一咧，笑着说：“ 6 0万斤。”（按：小岗村有小岗和大严家两个自然村，出纳说的是小岗自然村，再加上大严家自然村，粮食产量也就是 120万斤，这和“展览室”统计的数字是吻合的）。我们又问：“去年呢？”答：“60万。”再问：“前年呢？”答：“还是60万。”……
哦，原来如此！
后来，我们把此事说给正在打场的农民严留昌听，严留昌不禁笑了起来：“你们还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这就叫有增无减，稳产高产。”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正像某些人所说，是在玩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把戏。
严留昌想了一下，又说；“我们小岗自然村，今年能收二、三十万斤粮食，也就碰项了。”
严留昌用自家的例子，又跟我们仔细算了算。他说，他家种25亩地，过去年成好，可以打二万斤稻谷。他有两个儿女，大女儿21岁，上中专，二儿子19岁，上高中，供两个孩子上学，一年要花七、八千元。如果田里能收二万斤稻谷，两个孩子上学也就够了。可今年，粮食减产，只收一万斤稻谷。不说别的，就是让两个孩子上学也困难啊！
我们又访问了一些农民，他们也都认为，小岗村并没有“致富”。在他们看来，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承包”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由于一家一户，力量分散，很难拓宽致富门路，很难合理组织人力物力，很难进行规模经营，等等；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有人说，过去稻谷可以卖到七、八角一斤，现在稻谷只能卖到四、五角一斤，相反，农民种田用的化肥、农药、柴油、水电等费用，却是有增无减。这样，也就出现了谷贱伤农和种田赔钱的现象。住在小岗村东头的徐德凯和韩德斌两家，因为种田亏损，生活不好过，已经分别搬到板桥和小溪河镇去了。可是，某些干部却不顾事实，仍在鼓吹“承包致富”论。他们说，不是“承包”不能致富，而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所以致不了富。
然而，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却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不能把现在的问题，说成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造成的。他说：“我们小岗村搞‘承包’，并没有想反对农业集体化。可是，有些干部，却利用我们搞‘承包’，来否定农业集体化，来反对所谓吃“大锅饭”。原先，我们小岗大队有七个生产队，他们只让我们‘包’一个生产队。我说，队当然不是越大越好，但也不能说越小越好啊！到后来，才把大严家生产队划给我们，合成一个小岗村。可这样，还划得太小。我们既不能搞协作分工，也不能搞规模经营。”
我们问他：“你们搞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统’在哪里啊？”
严俊昌两手一摊：“没有啊，哪有什么‘统’啊！我们只有‘分’，没有‘统’，还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搞单干。”他举例说：“就说今年吧，因为天旱，简直像放鸭子，各顾各，争着用水。塘里有水的，就能收稻谷八、九百斤，没水的，就只能收稻谷二、三百斤。要是组织一下，也不致于像今年这样减产。”严俊昌说到这里，不禁长叹一声：“搞成这个样子，我实在睡不着觉啊！”
我们问他：“不是干部还在宣传，说是搞‘承包’可以致富吗？”
严俊昌把手一挥：“尽瞎吹，没有那回事！”
严俊昌对这种说假话、搞浮夸，十分反感。他向我们介绍：那是八几年，温家宝来召集他们开会。严俊昌的堂弟严宏昌，还有一个名叫吴风起的，一说起私人搞“承包”，就像浑身都能长出钱来，说小岗村一搞私人“承包”就富起来了，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5000元。严俊昌一听就觉得不对头，便说，搞不到那么多钱，也就是能解决个温饱。温家宝听了很赞赏，随即表示，他要听真话。
然而，现在某些媒体却在鼓吹“承包致富”论。新华社记者慎海雄等人，在他们写的《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中，还从理论的高度作了概括，说：“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这是农业生产的规律决定的，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决定的。中外各国的共同经验表明，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离不开农户的家庭经营。”
某些人甚至说，“承包”可以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可以提高生产力。
二、提高生产力之谜
既然说，“承包”能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能提高生产力。那么，在深入小岗村之前，就先从人谈起吧。
什么是人？不同的阶级，对人有不同的看法。资本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在资产阶级看来，人是自私的动物，要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要提高生产力，就要讲“私”字。所以，作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离不开一个“私”字。
但是，作为无产阶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这样认为。马克思早就说过，人是社会动物（也可以说是政治动物），所谓生产，也就是社会生产，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产。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作了深入考察之后，认为：12个人共同劳动的产品，要比12个人单个劳动的产品多得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在马克思看来，组织起来协作劳动能提高生产力，这也和军队组织协作能提高战斗力的道理一样，是集体力所产生的新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邓小平也是赞成的。淮海战役前，毛泽东主张二野和三野联合作战，毛泽东说，两个野战军联合，就不是增加一倍的力量，而是增加好几倍的力量。后来，二野和三野联合作战，终于取得了淮海战役歼敌五十五万五千多人的胜利。邓小平说：“经济协作也是这个道理。”（《邓选》第3卷，25页）。）所以，要提高生产力，就不能只讲个人，而且要讲集体，要组织起来，要协作分工。
当然，一些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并不赞成这个观点。1944年，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准备发表一篇社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毛泽东审阅了这篇社论的清样后，立即写信给博古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实际上，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已经冲破了分散的小农经济，开展了互助合作，因而使当年的收成增加了一倍。毛泽东用“组组起来”四个字，概括了当时互助合作的经验，他指出：“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不过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经济模式。如果从秦、汉算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可到了现代，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小农经济，已经成为生产力难以提高和农民难以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今天小岗村的实践，是否已经证明一家一户的土地“承包”能提高生产力呢？
首先，我们到了县里设在村里的农技站，找到农技员吴广法。他一听我们说“承包”，就很有意见，他说：“‘承包’的弊病大大啦！”可是，吴广法一看我们很吃惊，忙改口说：“当然，我是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说的。这个‘承包’，弊病确实很大，它一不利于科学种田，二不适宜规模经营，三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四是浪费人力物力和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利用，五是不利于兴修水利，……，总之，不利于生产，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吴广法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还是前几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与凤阳县农业局签了一个合同。由日方支援 1000万日元（相当于67万元人民币），由中方在小岗村搞农牧业开发。一开始，就说要小岗村农民养鸭子。怎么养呢？因为是搞“承包”，你家养十几只，他家养二十几只。结果，死的死，丢的丢，一点效益也没有，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
至于科学种田，比如说推广良种，那就更成问题了。不少人都知道，二千多年以前，《晏子春秋》里就讲过“橘化为枳”的故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事实正是这样，有些良种，到了我们这儿，就不一定是良种。所以，你说是良种，农民并不相信，良种还是推广不开。如果村里有集体农田，拨一些出来作良种适应性试验，要是收成好，不用费唇舌，良种也就推广了。现在，有些良种，农民不接受，作为抽象生产力的农业科技，也就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吴广法讲得虽然很有道理，但我们还是想多听听，多看看。一位青壮妇女，约莫30多岁，名叫顾乃芳。她一见我们，就说：“今年天旱，塘里没有水，一亩田只打300多斤稻谷。”
我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我们问过好几家，尽管也是歉收，但一亩田还是收了500斤左右稻谷。我们皱了半天眉头，便说：“收这么少，不可能吧？”
这时，正好有一位青壮妇女从前面走过，顾乃芳大声喊道：“你家一亩田今年打多少稻谷？”
那位青壮妇女一听就没有好气，大声答道：“200来斤！”
顾乃芳看着我们笑笑：“怎么样，我没有骗你们吧。她家的收成还不如我家呢！”
我们依然有些疑惑，对顾乃芳说：“能不能领我们到田里去看看？”顾乃芳说了声“好”，便领着我们到了田里。
顾乃芳家的水塘，确实很浅，也很小，储的水根本就抗不住干旱。我们还看到一些水塘，几乎已经淤成了盆地。看得出来，这些水塘已是年久失修，不能再用了。
我们问顾乃芳：“这些水塘，都是什么时候挖的？”
顾乃芳说：“早啦，听说还是大跃进时候挖的。”
我们十分吃惊，便问：“搞脱贫致富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连个水塘都没有修一修呢？”
顾乃芳皱了皱眉头，说：“怎么惨啊！村上说没有钱。农民呢，一家一户的，又没有那个力量。最近听支书讲，根据揭发，已经查实，村长贪污10万块钱，现在村长吐出了8万，村里就打算拿这个钱来给我们修挖水塘。”
我们再向四处看看，这周围连一条路都没有。我们非常吃惊，忙问：“这里没有机耕路，怎么搞机器耕作呀？”
顾乃芳苦笑着，露出一睑为难的神情：“你们还不知道哩，我们割了稻子，就只好一捆一捆往村子里扛。你们说，像这样一家一户搞单干，还有谁愿意让出田来修路呢！可要是不修一条走机器的路，我们还怎么用机器呢？”
我们往回走时，遇到一位名叫吴强风的青年农民。这人住在附近的板桥，约莫30岁上下，文文静静的，很像是念过几年书的样子。现在，他是到小岗这里来办事。
他认为：搞“承包”，根本就谈不上提高生产力。现在，一家一户，条块分割，不仅无法用大机器，而且也不利于规模经营，不利于协作分工。特别是，浪废劳力。村里由于多余劳动力得不到合理利用，农民只好外出打工。但是，这几年，外出找工作也很难，于是到处流浪。一些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便在家里搞赌博，弄得村里的风气也是越来越坏。
我们为了继续搞清楚这个问题，又找到原先小岗队的会计严国平，还找了一些60岁以上的老农，和他们分别谈心。老农的话虽不多，但却很有份量。他们举出这样两个例子来作比较：
他们说，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的国家很穷，也没有什么机器，但由于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搞大跃进，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形成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终于做到了农民皇帝朱元璋做不到的事，征服了淮河，使这里的农民摆脱了水旱灾害的苦难。可是，今年的旱情并不严重，但由于一家一户搞单干，不少人家还是抵不住旱灾，弄得减产减收，以致受苦受穷。
对这个问题，原先在队里当会计的严国平，一说起来就有气。在他看来，现在某些干部，不单会吹、会吃吃喝喝，而且为了吹嘘自己的政绩，还会刮浮夸风和私有风。甚至，他们还用这个来诋毁当年农民搞集体化和大跃进的成绩。严国平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当年要是不搞集体化，不搞大跃进，不兴修水利，你们今天去喝西北风吧！”
我们从农民这里，确实学到不少东西。比如，什么是农业？看起来，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其实，这是某些“著名经济学家”永远也搞不清楚的问题。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自有史以来，农业是农民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劳动对象，是一种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业。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在这一产业中具有驾驭自然的力量。所以，只有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农业。
凤阳县人武部的马政委告诉我们，小岗村的“承包”，虽然搞得不理想，但这是他们18户农民自己按手印搞起来的。当然，对于马政委这个话，我们没有理由来怀疑。但我们问了一些人，都说搞“承包”时并没有看到按手印的条子。后来，又听人说，所谓按手印的条子，也是假的。我们感到很奇怪，这张按手印的条子，怎么也会是假的呢？！
三、按手印之谜
原来，这张18个人按手印的条子的影印件，就陈列在“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里。走进展览室，墙上有一条很醒目的大标语：“以民为本顺应民意的爱民精神”，这条大标语下面，就是18个人按手印条子的影印件。在这个影印件上，还附写着这样几个字：“原件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我们看了很久，还是看不出这个按手印的条子是假的。后来，我们又进行仔细琢磨和认真比较，才发现，这张按手印的条子，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一个人的手笔。而且，这张条子上写的并不是18个人的名字，而是21个人的名字。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找到村长严宏昌。严宏昌一听就笑了，他说按手印的条子是他写的，他把来龙去脉说了说。
据他讲，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个名叫王影东的高级记者，来拍电视。王影东说，有个按手印的条子，北京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时间这么久了，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从前言到签名，都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写了一张假的按手印的条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乱按的。
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按手印的条子，还能不能代表小岗村农民的心声呢？根据我们的调查，今天小岗村农民已经明显地分化成穷富两派。（我们到小岗村调查，小岗村以及小岗村周边的一些农民都说：现在的小岗村，已分化成穷富两派。）
村长严宏昌，在村里来说是属于富裕户。还有几家比较富裕的农民，也和严宏昌一样，是发了财的。他们都怕变，都不愿意走集体道路。江泽民总书记来小岗村视察时，严宏昌就代表少数富裕农民提出了“怕变”的问题。严宏昌等人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主张搞私有化。（这里的富裕农户，并不是靠种田致富，而是靠某些特殊关系和跑运输等致富。）
不过应当指出，农村小农经济的两极分化，必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条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而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道路，从经济模式来说，也就是“美国式的道路”。列宁曾指出：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着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列宁全集》第13卷第 219页）。（列宁在《论意大利社会党内的斗争》一文中并指出：“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例如，农具和耕牛的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所以，即使搞土地不是私有的“承包”，也仍然会产生资本主义。）
我们问村长严宏昌，今后是不是也要搞一点集体经济，好帮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比如，村长的亲弟弟严富昌，就是需要帮助的贫困户。可村长严宏昌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们小岗农民素质低，集体经济搞不好，还是搞私有。”我们听了很吃惊，不好附和。严宏昌瞧了我们一眼，又说：“少数人先富起来，这是党的政策允许的。”
可是，我们到小岗村东头的大严家自然村，找了一些农民谈心。他们对搞私有化，却不像村长严宏昌那么热心。相反，他们还有些谈“资”色变的样子。经过了解才知道，由于一家一户这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下，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农民徐家松告诉我们，现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他家因盖房、娶媳妇等等，就背了两万元的债。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儿子、媳妇出去打工。现在，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20几家。
更出人意外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的债还不说，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我们在缪夕五家看了看，屋里空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一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这时，谬夕五的嫂子李文秀走了进来。她40来岁，原是四川省大竹县人，因不堪婆婆虐待，跑到了这里。后来，她和缪夕五的哥哥缪夕海结了婚。虽说李文秀已来安徽多年，但仍是一口四川口音。据她说，为了盖房和让两个孩子上学，也是欠了五、六千元的债。现在，房子虽然盖起来了，但因为手里没有钱，墙没有泥，他也没有做。冬天，房子的墙缝里透着刺骨的寒风。下雨天，房子的地上还渗出潮腻腻的水来。要是走路不小心，就会跌一跤。
李文秀心里很难过，眼眶里不断滚动着泪水，她说：“我是四川人，不会唱花鼓，要是会唱花鼓，我也和兄弟媳妇一起，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
我们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像这样的两极分化，社会怎么能安定呢？！
一天早晨，只见村子中央的“友谊大道”旁边停着一辆警车和好几辆小汽车。特别是村长家旁边，还围着不少人。我们再一看，有些人在用卷尺量来量去，有些人在忙着拍照。据说，昨天傍晚，有人用雷管把村长搞的私有小型瓶盖厂炸了，幸好没有死人，只有两个人受了轻伤。
尽管说，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非常反对这种破坏生产的行为，但他仍认为，村长严宏昌主张搞私有化是不对的。
严俊昌认为，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清楚。他向我们介绍：当年小岗村搞“承包”，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应该说，这个“承包”是暂时性的。当时万里也说，可以让小岗村干5年。可现在，“承包”把村里搞得穷的穷，富的富，贪污的贪污。对这个问题，严俊昌感到很内疚，他说：“要早知这个情况， 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严俊昌反复讲，搞“承包”搞了20几年，事实已经证明：“承包”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致富奔小康。至于通过“承包”来进行私有化，这会造成多数人先穷起来，也是行不通的。
其实，严俊昌讲的这个话，邓小平早就指出过。虽然说，邓小平说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也说过：“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同时他还说过：“组织起来就有力量”，要实现两个“飞跃”。即：“第一个飞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选》3卷111、355页）。
严俊昌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认为一家一户搞“承包”，大家束缚在士地上，不利于劳力的合理利用，也不利于拓宽致富门路和农业机械化。农村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要搞科学种田，要发展多种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就要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严俊昌想了想，又对我们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写个材料，我拿着去找温家宝。他那次找我们开会，说是要听真话。我这次去，就要告诉他，像这样通过‘承包’来搞私有化，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问了不少农民，除了某些比较富裕的农民以外，多数农民也都赞成严俊昌这个看法。61岁的老农关友章，曾经到江苏等地一些富裕农村去参观过，他说：“人家都是靠集体经济致富，可我们还是一家一户搞单干。这样干，撑破天，也就是搞个温饱。要致富奔小康，不搞集体经济怎么行呢！”
板桥青年农民吴强民，也是这个看法，他说：“过去有些集体经济所以搞不好，一是领导有问题，二是科技条件差，种子不好，又没有什么机器。要是解决了这些问题，集体力量无论如何要比个人力量大。往后，只要把农民好好组织起来，提高生产力，就能办到个人办不到的事，真正致富奔小康。”
现在，不少农民虽然希望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严酷的现实已经与美好的希望拉开了距离。他们似乎已经听到了旧时中国的民歌：“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外头。” 特别是，那些先穷起来的农民，更是有一种预感，好像过去那种“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命运，又将降临到多数人的头上。他们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为此而感到惶惶不安，……
（2001年3月整理，5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