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学派以来，现实主义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国际关系实践中都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从其奠基者Ｅ.Ｈ.卡尔对理想主义酣畅淋漓的抨击，汉斯·摩根索集其大成，到肯尼思·沃尔兹的精致化，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对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挑战一直伴随着它的发展，尤其是理想主义、行为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依次与它的三次大论战，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和关注。可是，三大论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范式之争”，这种偏重于“方法论”或“技术性”而不是国际关系本身性质的争论易于使观者或见仁见智，或难以置喙。实际上，当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上述西方国际关系主流学派的争论时，各种处于边缘的理论异彩纷呈，这些非主流的学派运用不同的方法或通过不同的视角(因而更易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也向现实主义等主流理论发起挑战，以建立自己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即是其中之一①，该学派的各分支学派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宏观理论、尤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的影响，它们对国际关系的阐释多少会在熟悉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学者中产生共鸣。正因如此，英国萨塞克斯大学高级讲师贾斯廷·罗森堡(Ｊｕｓｔｉｎ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所著《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以下简称《市民社会》)一书值得注意，一方面，与它大致所属的历史社会学学派一样，该书公开打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大旗，并明确申明这种分析框架优越于现实主义理论，另一方面，该书初版于冷战结束后的1994年，不啻是让人们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生命力。《市民社会》试图从“本体论深度”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这使该作品较之历史社会学其他著作与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产生更为直接的碰撞。应该说，不管我们是否接受或同意，罗森堡的阐释和批判是不无启迪的。

一

英国学派领军人物之一马丁·怀特曾有一个影响广泛的论断：除了可以重复的均势，国际关系没有其他理论可言。根据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这种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市民社会》开篇中的总结，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可以归纳为：国际关系是主权国家相互作用的一个领域；它具有无政府的特征，这意味着主权国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是在一个没有上位权威约束的状态下进行；结果各国的国际行为决定于均势机制的复杂作用。由此可见，“国家主权”和“无政府状态”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范畴。

但是，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是需要解释的：第一，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主要研究“国际政治”，“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分离是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是否符合事实？第二，作为现实主义理论基本范畴的“主权”和“无政府状态”的真正内涵究竟是什么？第三，现实主义将其理论渊源追溯到古典希腊和意大利城邦国家时代，那么现代国家体系的特征又何在？这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正是《市民社会》一书所要探讨的。罗森堡认为，现实主义将国际关系界定为主权国家相互作用的一个领域而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分离开来是错误的，借用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的话来说：“国际关系(在逻辑上)存在于基本的社会关系之前还是之后？毋庸置疑是之后。”在罗森堡看来，所谓“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差别，“不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差别，而仅仅是结构性的社会关系形式的差别”①，《市民社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揭示“社会结构”与“地缘政治体系”的相互关系。那么，人们首先需要理解的是，什么是“社会结构”？这个问题本身在西方社会理论中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罗森堡绕过了吉登斯在抽象层次上的结构理论，而是从一种“低”层次上进行考察，即将注意力集中在阐述组成任何社会结构的社会关系本身，集中在追溯由这些关系再造的特定的体制形式和资源分配上，简言之，就是一定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地位之间的规范化关系，它使个体与(各种)确定的资源联系起来”。在这里，罗森堡进一步吸收了埃里克·沃尔夫(ＥｒｉｃＷｏｌｆ)的社会理论成果：人类是自然过程的产物，同时也天然地具有社会性，这就是说，无论在多大程度上人类可以相对于自然界来界定，在物质上他们仍在自然之中并通过与它的相互作用来维持生存；这种互动的特征是它通过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集团来进行的。沃尔夫指出，马克思建立“劳动”这一范畴，就是旨在通过它分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两种互动过程：只要存在劳动，个体生产的物质行为同时总是一套组织生产的社会关系再造的社会行为，而这种关系具有历史的特殊性。

上述对“社会结构”的界定说明了人类行为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它适用于任何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这种活动即劳动构成了“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互动之条件，即永恒的自然界加诸人类生存的条件”(第51页)。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关系的实质，这就是罗森堡同样引自《资本论》的一段话：“直接生产者的无偿剩余劳动在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中被榨取，该经济形态决定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生产条件的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总是……揭示了最核心的秘密，即隐藏着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并揭示了伴随着它的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简言之，相应的特定国家形态”(第51页)。这样，两种互动，即社会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和构成社会的个体的相互作用，在榨取剩余劳动的过程中发生交叉，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冲突也是常见的。结果，根据这一论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便成为对榨取剩余劳动模式的研究。那么，现代的社会关系结构的特征究竟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了《市民社会》一书的中心论点。罗森堡认为，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可以分为公共政治领域(国家)和私人经济领域(市场)，而在以往各种社会结构中，这二者是合而为一的。在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中，直接生产者在政治上依附于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后者通过司法管辖权即直接的政治支配关系榨取生产者的剩余劳动，如在奴隶制下奴隶主对奴隶、封建制下庄园主对农奴的直接奴役。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上述关系具有了一个“纯粹经济的”的形式，即它是通过一系列交换关系而不是直接政治支配关系来获得利润：“直接生产者不再拥有他们自己的生存手段，使他们束缚于榨取剩余过程的不再是政治控制，而是必须出卖他们的劳动以便获得生存的条件。这种必要性维持着榨取剩余本身的资本主义特有关系：受到法律保护的形式上的平等交换”(第124页)。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剩余劳动的直接榨取是通过与新的社会力量形态相联系的“非政治”关系来实现的。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形态就是“市场力量”和法治。“市场”是什么？它不仅是个体生存于其中的东西，而且是集体作为一个社会的生存方式；它是个体之间的一套历史特定的社会关系，它们以某种限定的形式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再造。使资本主义市场区别于历史上任何其他市场之处在于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市场便不再仅仅是一套自愿的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只能使社会剩余的一小部分得到循环。它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联系，使它的所有成员都服从于非人格的价值规律”(第125页)。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纯粹政治的”形式，它一方面不再参与榨取剩余劳动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占据着对管理权的集中垄断地位，这种新的地位通过非人格的法治得到了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政治权力被重新界定，它保证私人个体之间的契约，维护内部和外部的和平，向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某种程度的集体管理。“但是，也存在着它不再去做的事情，即不再去担当被排除出公共权力领域并被重新界定为私人事务的社会角色。在这些角色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有关剩余榨取的过程”(第126页)。在罗森堡的笔下，与公共政治领域分离的私人经济领域即为市民社会。

实际上，“市民社会”在西方国家可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引起一些中国现代化道路研究者的关注和争论①。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近代早期欧洲思想家的著述中，到19世纪形成了它的现代含义，并有了所谓洛克式“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和黑格尔式“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两种学理架构。市民社会和国家内在规定性的区别在于，“市民社会的所有活动追求的是以个人私欲为目的的特殊利益，是人们依凭契约性规则进行活动的私域，个人于此间的身份乃是市民；而国家关心的则是公共的普遍利益，是人们依凭法律进行活动的公域，个人于此间的身份是公民”②。罗森堡显然受到这种欧洲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启发，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近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念，即强调经济活动本身的规律而不受国家干预，进而认为社会拥有区别于公共政治领域的私人经济领域。

但是，罗森堡对市民社会理论的解释仍然具有新意，即他引进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劳动价值学说，试图揭示市民社会的实质；同时，他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只是形式上的，在本质上它们是相辅相成、彼此有着内在的联系。对此，他的以下两点说明十分重要：第一，“不要把资本主义中政治和经济(或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误认为是支配关系实质上退出了生产领域”(第84页)。劳动力的实际从属性并没有消除，只不过它是通过私人“经济”制裁(如解雇)而不是司法管辖权(如封建制下强制维护剥削的法权)的行使来维护的，“政治”的不平等没有印刻在生产关系上——那是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情形。“这就是为什么‘政治’领域既作为制度上分离又作为潜在的普遍利益所在的领域出现的原因”(第84页)。第二，所谓“公共的政治的”领域与“私人的 经济的市民的”领域的区分是相对的。在此罗森堡引述了艾伦·伍德(ＡｌａｎＷｏｏｄ)颇有见地的观点：“更准确地说，资本主义中政治与经济的区别是政治功能本身与它们分别在私人经济领域和国家公共领域进行分配的区分。这种分配反映了与剩余劳动的榨取和占有直接有关的政治功能和那些与更为一般的公共目的有关的政治功能之分离。……经济的区别事实上是政治领域的一种区别”(第85页)。它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只不过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它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两种形式，这样就可以避免仅仅通过其中的一种形式就对资本主义进行界定。当然，罗森堡的研究之原创性主要在于他将市民社会理论引入国际关系分析，并展开对现实主义基本范畴的批判和重新界定。

二

如上所述，现实主义理论将“主权”和“无政府状态”作为自己的两个主要范畴，并将其视为某种不证自明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构筑起自己的理论大厦。但是实际上，围绕着这两个范畴，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

首先就主权①而言，有人认为它的含义应为司法管辖权地位(或属性)，一个主权国家的特征是其享有该地位的绝对性，它不能像在封建制下与教会或贵族分享这种管辖权。另有人则把主权界定为国家控制其疆界内的活动和抵御外部对其行动自由所作限制的能力，即主权国家的特征是它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外独立自主。根据后一观点，军事和科技革命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主权概念过时了，而根据前一观点，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和让渡，丝毫不能被削弱。又有人走折衷路线，把主权划分为形式(抽象)主权(ｆｏｒｍａｌ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和实际(具体)主权(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两个方面，上述两种观点只是强调了它的某个方面。这些差异使主权概念迷雾重重，人们往往无所适从，不确定地摇摆于形式上或实质上的两种定义之间，甚至在使用中自相矛盾。

罗森堡对上述定义都不同意。他认为，将主权界定为对内至上、对外独立是无视世界上还存在着众多小国和弱国的事实，而主权的绝对性似乎在实践中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尽管国际体系的外在体制依赖这样的假设。这两种界定都只是涉及主权的“阐述性表征”，而没有能够解释现代国家为何具有其所特有的“纯粹政治的”形态。

因此，在《市民社会》一书中，罗森堡将主权与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理论联系起来，从而把它界定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特征，主权国家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形态”：“我们所讨论的政治形态如果不是构筑国际关系学科的观念材料即主权国家又是什么”；“我们似应把它想象为某种政治统治的形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那种与众不同的社会关系结构所特有的——作为一种社会的资本主义正是由该结构来界定的，因为非常重要的是，主权也包含这样的思想，即国家是外在的、相对于市民社会的、自主的和‘纯粹政治的’”(第127页)，因此，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形态的主权国家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这种分离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参与管理市民社会，因为正是国家制定法律、维护契约、征收赋税以及实行旨在促进生产领域发展的各种政策。但是，主权国家的特征在于，国家不通过直接接管剩余劳动的榨取过程本身而介入政治控制的其他领域，即生产的私有化领域。如果自己确实这么做了，例如通过国有化扩大它对生产的直接支配权，那么就会发现自己统治的“主权”特征就将遭到削弱：“它不再与市民社会相对，工业争论立即变成政治争论；剩余的占有变为国家范围内的公共‘政治’斗争的对象，而不是市民社会的生产公司范围内的私人政治斗争，工厂的私人专制主义成为国家的公共专制主义”(第127—128页)。

根据以上的阐释，罗森堡认为，如果将主权国家界定为某个政治权力被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社会中特有的政治形态，即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很明显，至少有关现代国家的权力是强还是弱、是自主的还是限定的、是至高无上还是受到约束的，这些迷惑就是不必要的了，因为在资本主义下，这些不是必然要一分为二的”(第129页)。

国家的兴起对现代国家体系的内容和形式的意义何在呢？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现代国家体系与其它地缘政治体系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拥有形式或实际主权的国家所组成，而后者则是一种帝国体系；这是一个从中世纪帝国到现代国家体系的转变过程。据此，通过列出这种主权国家体系不同于帝国的特征就能够建立现代国家体系理论，同时也能够理解它的特征乃是无政府状态。然而，在罗森堡看来，如上所述，主权国家只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政治形态，从帝国到主权国家的转变标志着公共政治领域与私人经济领域的分离，如果只注意这种变化的形式便忽视了“‘政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定义和内容，其后果恰恰是窒息了现代国家权力的特点”(第130页)。罗森堡指出，在市民和管辖权关系决定了国家边界的同时，主要由交换关系调整的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不再接受公共政治的支配(尽管它们仍然受到国家各种方式的监督)，因而可以扩大到这些边界之外。“由于资本主义剩余劳动榨取关系是通过由‘非政治’界定的某种交换契约来组织的，以封建制下无法想象的方式，支配和利用处于其他国家管辖之内的生产劳动(和自然资源)现在变得可能了”(第129页)。这一领域现在被视为经济而非政治的领域，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政治”被重新界定，它被限定于一般公共功能，即国家管理的功能范围内。

罗森堡进一步认为，上述分离部分解释了主权的自相矛盾：“为什么它在其‘纯粹政治的’特权方面较之历史上的其他统治形式更为绝对，但同时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实际权力又高度模糊。它解释了我们怎样能够在看到国家间强化了的领土差异的同时，也看到其空前的渗透性和相互依赖”(第131页)。因此，现代国家体系之所以不同于任何前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体系，与其说它是一个主权国家体系，毋宁说是现代“政治”的不同，它充满着源于资本主义特征的种种倾向。接着，罗森堡点明了其书名的含义：如果帝国被认为意味着政治控制超越原有共同体领土的扩张以便增加来自外部的资源，那么最终这预示着帝国的终结；相反，“它则意味着帝国权力的行使——就像国内社会权力的行使那样——有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关注国家体系管理的公共政治方面，另一个是影响剩余榨取和传递的私人政治方面。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帝国，即市民社会的帝国的兴起”①(第131页)。这种建立在政治与经济分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持续的全球性扩张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它意味着世界市场的真正建构和主权国家体系的兴起，它“第一次创造了世界历史”，并且是现代世界历史尚未完成的主题。

罗森堡从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对主权概念的诠释，较深刻地揭示了主权国家体系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展现了它的兴起的历史性，从而说明了主权国家与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罗森堡认为，现代国家领土主权强化和在其公共政治领域权力的空前绝对化，而同时它们的私人经济领域跨国界扩张，形成“空前的渗透性和相互依赖”，这似乎为当今现实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各国主权意识并未淡薄反而更为敏感提供了一种解释；或者反过来说，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国家主权的削弱，因为它们分属有着明显疆界的两个领域。

罗森堡对国际关系学界以下共识的挑战也是令人感兴趣的：现代国家体系开始于欧洲绝对主义时代，尤其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一共识的基础是主权国家体系与绝对主义同时兴起，因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欧洲宗教战争，废除了教皇对有关国家的政治权力，并通过宣布德意志诸侯的结盟自由破坏了以神圣罗马帝国为中心的等级制地缘政治结构，从而欧洲国家的内外主权都得到了确立。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主权国家与绝对主义的关系：绝对主义国家究竟是不是主权国家？从17世纪时期开始，摆脱了中世纪教会束缚的欧洲国家进入了绝对主义即专制主义统治时代，君主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至上权力，他们打破贵族和教会的独立权力，维持常备军，建立官僚机器，在其领土上施行国王之法，并创设新的外交制度，所有这一切使绝对主义国家具有现代主权国家的外部特征。然而，在罗森堡的认证中，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绝对主义君主国仍然是生产过程中剩余劳动的直接和主要的占有者，它的基础不是对源于分离的私人领域之征税，而是国家统治的巩固，这种国家乃是一个巨大的地主、一个代表贵族阶级的榨取剩余的集权化工具，因而不可能是《市民社会》所坚持的社会理论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主权的概念在绝对主义之下实际上等同于专制主义”(第138页)。因此，虽然绝对主义国家体系确实最初出现在威斯特伐利亚，然而“这不是现代政治。在绝对主义意义上界定国家将缺少资本主义下‘纯粹政治的’制度的特殊性”(第138页)。

但是，罗森堡把主权国家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定义却大有狭隘之嫌：人们应该如何解释现代世界中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它们岂不是成了非主权国家了吗？罗森堡正是这样作出解释的，如他认为，实行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制的原苏联不属于主权国家，因为它不存在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这种解释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另一方面，尽管人们需要认识主权概念的内在规定性，但是同样需要研究它的“阐述性表征”，无论是形式主权还是有效主权的特性，否则，如果将研究局限于历史和抽象的领域，便难以充分理解为什么今天主权概念前所未有地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既然主权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市民社会》便水到渠成地还对“均势”概念的内涵作了重新解释。在现实主义理论中，均势被理解为缺乏上位强制力量的情况下众多竞争性决策中心的某种自动功能，即无政府状态下的必然功能，因而均势的兴起起源于某种超越时空的逻辑，它是非历史的，在任何社会中均可发生。但是在罗森堡笔下，均势却是现代主权国家体系所特有的一种机制，它与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私人领域即市场的“无形之手”相辅相成：“它是无形之手的另外一半，是私人政治领域即‘经济’中的无形之手在分离的社会形态下公共政治领域中的同等物”(第139页)。现代均势不同于帝国控制，也不同于诸侯争雄，其特征不在于参与者的数量多寡，而在于“它的非人格、它的空洞、它的抽象性、它的无个性特征，以及它的近乎科学的技术性”(第140页)。这与“无形之手”的特征是类似的。相反，在封建社会，由于经济所有权和政治管辖权集中于世袭采邑，诸侯中不存在通过军事平衡稳定领土体系的意识，战争和政治扩张是追求剩余劳动的主要机制，政治与经济合为一体；封建地缘政治围绕着个人(王朝)对领土所有权的欲望展开，军队通过效忠于个人的纽带征召，因而封建地缘政治完全不是非人格的，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军事意义上的对剩余的争夺，它表现为政治单位之间的领土战争。在这种意义上，封建制下人们最不希望的东西是均势，因为它会中止游戏。

罗森堡还抨击了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另一缺陷。《市民社会》认为，现代国家追求均势的直接目的不是掠夺财富和领土扩张，而是使其他国家屈从于自己的意志。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是，这应从那些已经被纳入私人领域的政治功能中去寻找，正是在该领域中发生了榨取剩余劳动的情形；它们之间显然有着实质性的联系，尽管在形式上是分离的。现实主义理论却因为私人领域在形式上是非政治的并似乎存在于国内范围而没有将它与均势联系起来，结果，它只能看到某些空洞的和纯粹政治的争夺支配权的斗争：“……支配机制就是公共政治领域的全部实质内容；虽然人们对这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模式设计和其内部逻辑的推演，但这些都既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既定问题上均势是有关什么的，也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现代地缘政治会采取这种特定的、非人格的形式”(第141页)。罗森堡甚至得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现实主义没有均势理论。应该说，罗森堡从“本体论上”对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非历史性的批驳是深刻的，从他的视角看，所谓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于势力失衡自然成了“离题之论”，而将修昔底德尊为最早出现的现实主义者更是无稽之谈。然而，罗森堡对均势和现代战争的作用的看法却难以令人赞同。他认为，作为均势工具的现代资本主义战争的作用迥然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因为“帝国扩张的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些与剩余榨取直接相联系的过程)现在主要是在私人领域中完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一般来说，战争和军事竞争成为国际公共政治领域的管理工具，而该领域本身现在缺少曾为战争目标的物质财富资源，即固有劳动力、贸易垄断等所有权力”(第140页)。于是，在《市民社会》中，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扩张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列强帝国主义”，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对外地缘政治的发展过程，它还包括强制性地重组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以有利于其占有商业资源：欧洲人“或者寻求直接地(有时通过废除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并以私有权取代之)改变社会秩序，或者至少试图改革生产以便直接或间接地整合以适应欧洲工业的需要”(第167页)；这种“强制性社会变革”导致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并将它们带入当代全球化结构。事实上，所谓现代私人领域的资本全球扩张过程完全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帝国主义战争与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剥削和压迫水乳交融。罗森堡强调一面的解释给人以美化欧洲列强帝国主义扩张的印象，而人们对“刺刀和米字旗在前、商人们跟随其后”的英帝国主义形象仍记忆犹新。

三

主权国家和均势是与现实主义的另一个基本范畴“无政府状态”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作为国家疆界内部只需基础的现代国家主权之绝对性同时决定了其外部的国家间无政府状态的持久性，因为国家间关系中不存在上位权威，植根于人类天性的某种“自然状态”必然使得国家间的你争我夺长期存在。但是，无政府状态不等于国家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它们在国家体系中的行为受到均势机制的制约，而如果有一个超国家权威即全球“利维坦”，则国家主权将会受到限制甚至践踏，这样又会构成全球专制主义体系。结果，均势体系反而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然而，现实主义的以上阐述受到了罗森堡的质疑，他从借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入手，力图证明现代国家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同样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种社会形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精辟地描述了企业内部资本家的权威和社会内部他们相互竞争之间的关系：“工场内部的分工意味着资本家对人的无可争议的权威。……社会内部的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接触，除了竞争、除了他们相互利益的压力所施加的强制力，他们不承认其他权威……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有优势的社会中，社会分工中的无政府状态与制造业分工的专制主义互为条件”(第143页)，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视作资本主义的某种基本的社会形态，它是其整个资本主义现代性概念的中心。罗森堡提出，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能够用来作为分析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另一种工具：内部的权威和外部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企业的这种特征与其国家的状况如出一辙，即国家内部的有序和国家间关系的无序(无政府状态)。

这里，罗森堡还引用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界定来说明现实主义无政府状态范畴的非历史性，进而分析现代无政府状态的特定内涵。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一般劳动”是它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从所有生产行为都必须包括劳动(尽管形式各异)因而劳动是一切生产的总的前提条件抽象出来的。但是马克思认为，这一概念忽视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别，而“抽象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关键机制，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它作为一种实际社会过程却是独特的，是该社会与所有其他社会的区别所在。同样，如果说现代国际体系的特征是一般的无政府状态，即缺乏上位权威，那么这种情况就像“一般劳动”概念一样适应于所有的地缘政治体系，因而不能说明现代国家体系的力量来源，而“现代形式的地缘政治力量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它是由大量独立单位来行使(一般的无政府状态)，而在于它不再代表人格化的支配关系(这种关系取消了被统治者形式上的独立)，而是非人格化的、由物来调节的。正是这种结构变化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单位不再是帝国而是相互接壤的主权国家”(第146页)，这种无政府状态即为资本主义特定结构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那么，人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下无政府状态的这种性质呢？《市民社会》对此加以展开。简要地说，资本主义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共同体，他们是自己私人劳动产品的所有者，但是，这些劳动产品只有用于交换即变为商品才能获得社会使用价值，商品生产者同时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存资料。因此，个体的私人劳动只有通过作为商品的产品交换才会成为社会劳动，这就给予交换价值某种独特的作用，它乃是协调整个社会再生产中的一个核心机制，通过它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建构。

在上述无政府状态中，商品交换关系决定了参与交换的个体之间的平等和自由关系，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就形式特征而言，他们之间完全不存在差别。……每一主体都是一个交换者，即每一主体具有对其他主体同样的社会关系，其他主体亦然。因而，作为交换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第149页)。然而，个体的平等和自由并不是天然的，人们越向前追溯历史，就会发现个体越是依附于更大的整体，只是到了18世纪的“市民社会”中，个体才从这种依附中解放出来。所以，罗森堡总结道，通过商品交换关系的社会再生产的组织不仅仅是对更大的个体的权利的承认，它实际上建构了作为一种崭新社会形态的个体。“消除规则的无政府形式，作为理想的个体也必须消除，因为那时社会成员必须再次服从于直接的支配关系。因此，交换关系的支配地位能动地创造了其他社会所不承认的个人周围的边界。……个人的独立(因而个体的范畴)基于由物调节的(他们的商品之间所建立的交换关系)依附关系(个体依附于相互的交换)”(第149页)。

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包括大量的个体、缺乏上位权威、非人格化支配机制、这种集体异化的矛盾作用乃是个体自由的基础、以及个体间特殊的具体形式，而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无政府状态范畴中存在着类似的特征：大量缺乏上位指导的主权独立国家、非人格化的均势和市场无形之手机制、作为主权独立前提的这种集体异化之矛盾作用、以及以这种秩序为特征的国际力量新形式。根据以上的类比，罗森堡提出，正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声称自己是建立在与理想主义对立的基础之上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二者远不是对立的，就无政府状态论题而言，它们只是各自强调其公共或私人的方面，实际上是可以相互变通的，其突出的例证是帕麦斯顿在强调英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的同时，照样极力渲染自由贸易的好处，当然，这是因为英国当时在无政府状态的这两个领域都傲视群雄。

《市民社会》对无政府状态的分析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进一步将其引向深入。上文说明，商品生产和交换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平等和自由的基础，它使他们在形式上摆脱了屈从于他人的意志。然而，这一过程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形式，其实质却是直接生产者与其生存手段相分离，他们被迫将其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以交换货币工资；劳动力本身就采取了“物”(即已被商品化)的社会形式；由于作为一种商品的劳动力在物质上不能与其所有者的实际活动相分离，通过交换中物的异化与他人联系起来的个人便使直接生产者倒退到屈从于他人的愿望，即一种直接权力关系。罗森堡概括道，无政府状态的基础是“由物调节的依附”，因而其非人格化以及自由和主体性的新形式都与之相联系；但是反过来，“由物调节的依附”的基础又是劳动力的商品化，此乃直接生产者与生产条件的所有者之间的战略关系，简言之就是榨取剩余劳动的关系，因而是一种新的社会权力形态。

因此，个体平等和自由的无政府状态仅仅是表面的，在其背后这种平等和自由都消失了。但是，这不等于说无政府状态之形式是不重要的，相反，它是资本主义深层次的支配和剥夺的阶级关系赖以生存的一种社会形态。罗森堡指出，在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时，既不能将关于这种关系的社会学减缩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否认其再生产的无政府特征的作用，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企图贬低无政府的重要性，因为它似乎淡化了‘阶级’的解释力，这种企图的影响之广泛如其对立面一般：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从表面价值来理解无政府的自由”(第153页)。以上马克思对无政府状态的分析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同样具有重大意义，这可以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来展现。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分别从无政府社会形态和等级制结构来强调国际体系的特征，二者各执一端，认为它们代表了不可通约的范式。实际上，正如对公共和私人政治领域的讨论澄清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一样，马克思的无政府理论同样提供了解释这种范式之争的工具：从理论上看，所谓两种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仅仅在于如何阐述马克思所提出的有关形式的理论挑战，即“理解独立个体间的无政府互动是如何转变为系统的服从和占有的阶级关系的，而这种转变并没有采取不平等的交换或任何形式上对个体自由和平等的限制”(第154页)。换言之，两种范式不过是分别强调了同一事物的形式和内容的不同方面，而马克思的理论将它们令人信服地联系了起来。

就实质意义而言，马克思的无政府理论揭示，在由国家构成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存在着某种社会再生产结构的“本体论深度”，而人们必须首先对它进行考察然后才能理解其显然不证自明的表象。罗森堡提出，虽然国家和个体属于不同的范畴，但是由物而不是由人格化的支配关系调节着社会关系状况适用于国家和个体二者，一方面，这种区别成为实现从帝国向主权国家体系历史转变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同样的表征，这种社会关系向非人格化机制——均势和市场无形之手——的同样异化，提供了劳动价值关系所特有的新型权力藉以在国际体系中起作用的社会形态。因此，把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机制还原为其基本的社会关系便成为研究这种机制的有效途径。《市民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诠释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是有力的。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各主权国家间法律上的平等，因为主权本身就是一种平等权利；按照沃尔兹的观点，在无政府和非等级化的体系中，“相似的单元”(国家)把它们自身界定为在管辖各自领土和人们中的各种事物的最高权威①。显然，这只是阐述了无政府状态的表征，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平等的外衣下却是一种等级制，而维护这种等级制的途径正是“由物调节的依附”，而非老殖民主义对落后国家的直接奴役。罗森堡特别提出，在当代，美国的全球统治为什么没有采取领土扩张的形式，反而战后对殖民列强施加压力以使它们承认亚非国家的主权独立？这是因为美国发明和支配能够行使政治权力的新国际机制，即通过财富的控制来实施地缘政治权力。这样，新独立的主权国家却是资本主义地缘政治的自然结果，因为它们的主权独立之基础依附于物的调节，在由独立平等国家组成的当代国际体系背后是美国资本对这些国家中的直接生产者的剥夺。这是现代国际体系的性质所在：形式平等的主权国家政治体系和世界市场机制支配下的国际剩余榨取过程的结合。然而，由美国支配的国际关系学科将注意力集中在纯政治的主权平等和无政府竞争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几乎看不到美国世界性权势的帝国特征。

在《市民社会》的最后一章中，罗森堡扼要地描述了他的“另一种国际体系史”的主要论点，试图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的全球扩张作为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基础，从恢宏的世界史框架展现该体系的本体性。罗森堡把他的研究集中在19世纪及其以后的时段上，“正是19世纪见证了几乎整个地球被纳入单一的地缘政治体系、因而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时代”；其主要动力是欧洲社会的向外扩张。对此，罗森堡以19世纪“最显著的特征”即全球性人口迁徙加以论证，它包括三种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人口流动：从欧洲农村到欧洲城市，从欧洲到美洲和其他白人拓居地区，以及欧洲政治控制下的亚洲和非洲之间的流动。在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徙中，现代全球国际体系得以形成，因为它的两个主要方面，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体系与主权国家体系随之形成和确立。

可以说，《市民社会》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和市民社会理论，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阐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揭示了当代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本质，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本体论批判是深刻的。但是，尽管它对国际领域与国内社会结构关系的阐释是令人信服的，国际领域是否仍然具有自己的特征和规律？例如，国际无政府状态毕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内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国家以其权威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调节机制在国际领域毕竟是不存在的，因此对现实主义和其他国际关系学派的真知灼见和理论贡献不能因其“表征性”而予以否认。此外，《市民社会》在批判现实主义有关“均势”和“无政府状态”等概念的同时，却不自觉地将它们当作自己理论的出发点，接受了不少现实主义范式的内容①，从而削弱了理论的阐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