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

我在香港的郊区──元朗和沙田──长大。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小时候就在河中洗澡。家中有八兄弟姐妹，食物少得可怜。五岁时参加某著名小学的入学试，结果没考上。原因是用了错误的记号，如把57反写成75，69反写成96等。

我只能上一所小小的乡村学校。那里有很多来自农村的粗野小孩。受到这些小孩的威吓，加上老师处理不善，不到一年，我便身患重病。在家中养病的半年，我思索如何跟同学老师相处。升上小六时，我已经是一群小孩的首领，带着他们在街头乱闯。家父是位教授。他教了我不少中国文学。可是，他并不知道我曾旷课好一段日子。﹙或者这是因为我在家中循规蹈矩，他教授的诗词我也能背诵如流。﹚逃学的原因是老师不怎样教学，在学校闷得发慌，不久连上街也觉得无聊了。当时香港有统一的升中试。我考得并不好，但幸好分数落在分界线上。政府允许这些落在分界线上的学生申请私立中学，并提供学费。

我进入了培正中学。培正是一所很好的中学。中学生涯的第一年乏善可陈。我的成绩不大好，老师常常对我很生气。大概刚从乡村出来，“野性”未改吧。我热中于养蚕、养小鱼，到山上去捉各种小动物。沙田的风景美丽清新，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倒是自得其趣，到如今还不能忘怀。当时武侠小说盛行，我很喜欢读这些小说，没有钱去买，就向邻居借。父亲不赞成我读这些小说，认为肤浅，但我还是偷偷去看，也看了各种不同的章回小说如七侠五义、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等杂书。

古典文学深深影响了我

父亲从我小学五年级教我诗词、古文和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等。父亲坚持我在看这些小说时，要背诵其中的诗词。当时虽以为苦，但顺口吟诵，也慢慢习惯。总觉得没有看武侠小说来得刺激。但是真正对我有影响的却不是武侠小说。中国古典文学深深影响了我做学问的气质和修养。近代的作品，如鲁迅的也有阅读。记忆深刻的：“路是人行出来的，自己的路更要自己去走。”

我研读过史学名著《史记》和《左传》。对史记尤其着迷。这不仅是由于其文字优美、音调铿锵，还因为它叙事求真，史观独特。直到现在，我还不时披阅这书。晋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其实在做科学时，也往往有同样的经验，读书只要有兴趣，不一定要全懂，慢慢自然领会其中心思想，同时一定要做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是古人的经验，陶渊明的古文和诗有他的独特气质，深得自然之趣，我们做科学的学者也需要得到自然界的气息，需要同样的精神。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都以此作为原则，以研读学问为乐事，不以为苦。在父亲的循循善导下，我开始建立我对人生的看法。到如今，我读《史记》至以下一段时，仍然使我心志清新︰司马迁“孔子世家”赞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假如我们追求的永恒的真理，即使一时的挫折，也不觉灰心。

数学兴趣的产生

在培正的第二年，我们开始学习平面几何。同学对抽象思维都不习惯。由于在家中时常听父亲谈论哲学，对利用公理进行推导的做法，我一点也不觉得见外。学习几何后，我对父亲的讲话，又多明白了几分。

利用简单的公理，却能推出美妙的定理，实在令人神往。

对几何的狂热，提高了对数学──包括代数──的鉴赏能力。当你喜欢某科目时，所有有关的东西都变得浅易。

十四岁时，父亲便去世了。这或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在一段颇长的日子里，对父亲离开了我和家人的事实，我都不能置信。

家中经济，顿入困境，我们面临辍学。幸得母亲苦心操持，先父旧交弟子的援手，我们才幸免如此。 家中遽变，令我更成熟坚强。困境中人情冷暖，父亲生前的教导，竟变得真实起来。

以前诵读的诗词古文，有了进一步的体会。我花了整整半年，研习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藉此抚平绷紧的心弦。典丽的诗词教人欣赏自然之美。我阅读了大量数学书籍，并考虑书中的难题。当这些难题都解决掉后，我开始创造自己认为有挑战性的题目。由个人去创造问题此后变成我研究事业中最关键的环节。学校的课本已经不能满足我了。打从十五岁起，我开始替低年级学生当家教，以帮补家计。

选择数学作为我的事业

1966年我进了中文大学。虽然对历史抱着浓厚的兴趣，我还是选择了数学作为我的事业。 就在这时，中学时念的高等数学渐渐消化，开始时还不大懂，但一下子全都懂了。

大学的数学使我大开眼界。连最基本的实数系统都可以严格的建立起来，着实令人兴奋万分。当我了解数学是如此建构后，我写信给教授，表达我的喜悦。这是本人赏析数学之始。

虽然只读了三年大学，已经完成了大学的课程。在色拉夫教授的帮助下，我进入了柏克莱的研究院。柏克莱的数学系当时在世界数一数二。我八月入校，便认识了陈省身教授。他后来成为我的论文导师。

毕业时我得到几份聘书。陈师提议我到高等研究所，那儿的薪水不及哈佛提供的一半。但我还是到那儿去了。在高等研究所我认识了其它科目出色的数学家。同时提升了对拓朴，尤其是空间对称理论的鉴赏力。事实上，利用分析的想法﹙在流形上的群作用﹚，我解决了这科目的一些重要课题。

屈原说，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在短短两年里，我们于与几何有关的非线性分析，硕果累累。这是几何学的黄金时代。

新婚伊始，我找到完成卡拉比猜想的正确想法。我终于掌握了凯勒﹙Kahler﹚几何中的曲率了。一些老大难的代数几何问题，都因卡拉比猜想的证明而解决掉。

当时我认为我首先了解到Kahler几何的曲率结构后，有物我相融的感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到了20世纪70年末期，我在数学界可说是略有名望。对于我解决的难题，媒体也有广泛报导。然而，认为我的奋斗目标是奖项，是成名成家，那就不对了。这些都不是本人研究的首要目标。我对数学的兴趣，源于人类智能足以参悟自然的欣喜。从几何上看，大自然的美是永恒不朽的。

丘成桐名片：

1983年，国际数学会议决定将1982年的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颁发给一位年仅34的华人数学家，这位才能非凡的年轻人就是丘成桐。

丘成桐原籍中国广东，后来迁居香港，1966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他自幼迷恋数学，经过不懈的努力，在大学三年级时就由于出众的才华被一代几何学宗师陈省身发现，破格成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年仅22岁的丘成桐获得了博士学位。28岁时，丘成桐成为世界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并且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终身教授。

丘成桐的第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是解决了微分几何的著名难题—卡拉比猜想，从此名声鹊起。

目前，他还是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倡议者，浙江大学数学科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