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论中国》，椿桦著，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20.00元。

我曾读过椿桦的畅销评论集《舆论尖刀》，早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又拿到椿桦的新著《异论中国》，于是急不可待地读了下去。这不仅是因为我原本就知其人其文笔，而且书名本身就很抢眼球——以与众不同的视角论述国内时事，读来应当别有一番味道。果然，书中所阐述的意见的确令人耳目一新。这里不妨先摘录几句：

——如果那些受害的中小学生是被“嫖宿”的，那么她们岂不是又多了一个身份——妓女？咱们华夏子民都很清楚，卖淫在我们社会尚属非法行当，一旦被执法者查获，将受法律追究，还能站在原告席上指控嫖客乎？(《被“嫖宿”的幼女能算妓女吗？》)

——这就好比，一个警察在抓小偷的时间里，跑去扶老人过马路，老人肯定满意，但被小偷袭击的市民会很难过。人们大概不会认为那个警察是好警察，而认为其更适合去当敬老院服务员。（《哪些公务员适合扫大街？》）

——国企的制度私有化倾向明显，私企的包容性反而要强得多。市场经济虽然讲人才市场化，但你很难看到垄断国企在传媒公开发布招聘广告。（《铁路饭碗不能铁到这种地步》）

——我们的灾难防控“经验”已经够多，而事故所要“教训”的人，更多的却是那些深受事故所害的死者、伤者以及失去财产者。虽然他们很无辜，但由于该教训的人没有被教训到，所以我们不能保证，不会有更多无辜的人受到灾难的“教训”。(《夺命火灾“教训”的是官还是民？》)

类似的精妙话语，书中不胜枚举，这道出了一个资深时事评论家的内在功力。椿桦在传媒行业工作了十多年，从事过记者、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等职，这些经历为他的时评写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想源泉。他长期关注中国民主与社会发展，在国内多家主流媒体开设过评论专栏。其尖锐、幽默、冷峻的文风曾一度被时评界看成重要的参考文本，有位知名大学的博士生甚至将其时评理念纳入研究。在我看来，时评文笔固然值得称道，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椿桦文中折射出的观念的光芒。

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加速社会分工的细化，不断催生新的行业。那么，在当今社会，有没有一种专门提意见的行业呢？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共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等职业群体中，有许多人就是以提意见为己任的。只是，暂时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来概括他们的身份特征。

椿桦在《异论中国》的后记中提出了“意见分子”这样一个概念，我认为很适合用来统称这样一个群体。当然“意见分子”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概念，自从有了网络语言之后，比较随意的、通俗的、易为人们记住的一些新概念也出来了，且不乏丰富的内涵。“意见分子”这个概念就有着很强的时代特征，它是开放、多元社会的必然产物，是知识分子思想得到更大解放的表现形式。

如果对中国历史稍加思考，你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各行各业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最弱，到最强。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知识分子的思想在促进社会变革的同时，也被开放的社会所包容与尊重。知识分子往往被认为是良心与责任的化身，他们的思想一旦得到尊重，就会果断地为民请命、为政府建言献策，成为纯粹的“意见分子”。

椿桦算得上是一个老牌的“意见分子”了。早在1998年，他在《南方都市报》工作期间，就已经开设了个人时评专栏，针砭时弊，抨击不正之风，成为当时该报最早一批撰写时事评论的记者。经过十多年的专业磨练和生活观察，椿桦的评论作品以独到的观点、鲜活的表述形式、泼辣的文风为其赢得了业界的推崇、大众的赞誉。但是，鸣不平的舆论，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多年来的职业生涯中，椿桦也曾令一些人“不高兴”过。这当然不足为怪，社会是多元的，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观念的冲突即便是激烈一些，也属正常。

我一直认为，判断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不只是外企数量，也不单看财富多寡，还要看公民发出的声音是否多元。如果一个社会始终只能听到一两种声音，我想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大概也好不到哪儿去。公民话语权的大小与地区发展水平，是一种辩证关系——言论开放，地区经济也就发达，限制公民言论的地区，则往往都很贫困。不信，你可以用这个标准去检视一下试试。例如，可以分析一下国内曾经屡屡上演的所谓“公民诽谤官员”事件主要发生在哪些地方。事实上那些称得上“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发生打压自由发言的几率比发达地区要高。

透过这样的检视标准，我们还会惊讶地发现：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也因此而生。例如，越是落后的地区，官员越讳疾忌医，听不得批评的言论。而一个地区越是缺乏言论监督，官员就越不把执政为民、廉洁奉公当回事，社会自然就越无法得到很好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则与之完全相反，走的是良性循环之路。显然，公民意见是不能压制的，你不允许他们当面提意见或在公共平台上发出声音，他们自然就会在背后议论，议论久了，就难免激化矛盾。反之，如果公民意见被倾听、受尊重，则会成为民主与社会发展的推力。

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就更加理解为何温家宝一再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了。

毋庸置疑，当今社会已经不缺乏有批评激情的“意见分子”。那么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我认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意见应当如何提出，或者说，怎样提意见，或提什么样的意见，才会脱颖而出并受到重视，让意见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显而易见，提意见，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发牢骚，更不是为批评而批评。特别是在时事评论撰写中，提出的观点应当超越普通大众的认知；叙述手法要最大程度地符合大众阅读；所提的意见，应当有一定的建设性。例如椿桦的《请将“裸官”脱得更干净些》，不仅对贪官外逃现象做了细致的分析，而且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预防对策。而后来国家相关部门推出的预防“裸官”的措施，与此文的建设性思路有了一定程度的吻合。在《“买官”与“卖官”应同罪论处》一文中，椿桦提出对行贿人也加重惩罚的司法建议，曾被凤凰卫视等多家知名媒体引用或提及，这样就扩大了社会各界的讨论，说不定对将来的修法工作会产生一定的参考价值。又如，《“国家机密”别成了遮羞布》，针对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总喜欢拿“国家机密”为由拒绝信息公开的现象，椿桦不仅提出了批评，而且也提出了解决办法。虽然办法未必会被采纳，但由于文章揭穿了某些官僚主义者的底细，在媒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想见，政府部门不好意思再轻易拿“国家机密”来忽悠民意了。

如前所述，开放社会中，并不意味着僵化的思潮销声匿迹，所以为了避免触犯“官意”，言论写作在提意见时，还要掌握一定的表达技巧，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在此不再展开。或许，读者朋友通过认真阅读《异论中国》这本书，其中的许多篇章会让大家顿悟：提意见，原来有许多方法；提意见，原来是个如此精彩的过程。

我想，这本书除了对重视中国社会发展的有识之士有参考价值外，也值得运营传媒业的同行们关注。我在椿桦的另一本书中曾说过：“在信息爆炸和信息快速传递的时代，‘独家新闻’越来越难做了，纸媒同质化现象日趋突出。但是，媒体不只是传播信息，它还要传播思想、理念和观点。椿桦对新闻焦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和独到的评说为业界所认同、被受众所推崇，从一个侧面表明‘独家视觉’可为媒体注入新鲜空气，推动媒体走出同质化的困境。”但愿，我们更多的传媒能对新闻及社会事件有更多更精彩的独到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