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在深圳考察特区建立30年时说：“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这隐含说明，中共高层对下一轮改革有很清醒的认识，但尚未形成高层决策共识。
谈中国下一轮改革与开放，首先需要澄清三个有关改革的伪命题：一、“民主化是中国未来改革的唯一出路”，一半是错！二、“能改的都已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错！三、“政治改革是当务之急”，大错特错！
这些之所以是伪命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清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共一党执政。中共在过去近100年中一直遭诟病。对于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可以讨厌它，但是，你不可以无视它，中共就是如此的“它”。
也就是说，你不得不承认，中共是世界上苟活能力(中共自说“生命力”)最强、学习能力最强的执政党。比如，面对政治危机(“六四”、“苏东波”)、经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军事危机(1991年的海湾(波斯湾)战争)和社会危机(2003年“沙斯”疫情)，中共都一直“夹着尾巴做人”(邓小平叫“韬光养晦”)，都应付过来了。个中自有原因，只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正视它。
更进一步说，中共至今还活在台上，更没有要下台的意思，而且还在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己合法性和执政党地位。最重要的是，中共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带领14亿中国人进入中产阶级社会。然后才是中共逐步淡出，乃至洗心革面的时候，但2035年之前中共都不具备“革自己命”的条件。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至少是未来25年的现实。
从长期来看，5000年历史浸淫的中国政治需要民主化，但是，近期和中期(至少以25年为时段)需要做的，是为民主化打基础，即在确保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否则，民主化不会提到议事日程。
其实，中国改革的硬骨头就一个，就是如何解决中共自身问题?中共自己不会这么干。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中共不干的才是硬骨头。只要中共还在台上，这个问题基本无解。问题在于，即使这个问题在中长期内不能解决，但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必须继续。因此，在不碰这个硬骨头的情况下，剩下的改革都不是硬骨头。“硬骨头”论是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只是借口，不是现实。
政治改革风险高收益不定
这从另一角度说明，政治改革根本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也无法成为当务之急。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当务之急只有三个：发展经济、壮大社会与收复台湾。这样说来，在2012年之后，无论是谁接替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职位，他们都不会去碰政治改革。原因很简单，高风险、高成本、收益不定。现实的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太大;而且，这些问题都属低风险、低成本和高收益领域。
这样的改革何乐而不为?稍有政治头脑和算术头脑的人也都知道这两者的轻重。因此，未来至少三代中国领导人仍然是技术官僚派。技术官僚派会在中国未来的历史中占据较长时间，直至所谓的“80后”开始全面接掌这个国家，即2035年前后，时间跨度约25年。
这之前，无论是“50后”、“60后”，还是“70后”，他们都根本没有能力和意愿去搞政治改革。这些领导人的最大任务就是让14亿人“富起来”，但绝不是让他们“动起来”。“动起来”是指这个国家的政治充满活力、思想充满活力、国家前途充满活力。让国家“动起来”是“80后”中国领导人的真正使命。
那么，“80后”之前的中国领导人还能做什么?只有一条路，继续技术层面的改革，为政治层面的改革作准备，即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才是支撑政治改革的中坚力量，日本、韩国、台湾都是如此，伊拉克、阿富汗、东帝汶都不是如此。
具体来说，全力发展经济，强力弱化政府，大力强化社会。这些才是中国下一轮改革与开放的方向与路径。如果这些都取得了成功，那么，才能与未来的政治改革路径对接。否则，中国成不了台湾，而会成为印尼。
无论是政治学角度，还是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或是从生活常识来看，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一个社会健康与稳定的根本，就在于企业、政府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平衡与稳定，就如同一张桌子至少有三条腿才能站稳一样。西方成熟国家都是如此，世界上非成熟国家基本都不是如此。
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企业和社会，只有政府。30年改革后，企业活力大增，但远远不够;政府垄断权力和资源的情况有所弱化，但未根本改观;社会问题直到2003年“沙斯”疫情爆发后才被认识到，至今不到10年时间。中国社会发展仍然处于婴儿期，远处在国家管理功能的边缘。
中国发展经济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原动力。因为中国穷人想致富，富人想更富;因为中国人穷怕了;因为中国人害怕“被穷”;因为中共管理经济已经得心应手。在这种大背景下，可以说，中国经济的主角——企业——未来的发展应无大碍。顺应经济规律的政府，自然会让企业发展壮大，如果中共未来仍然“头脑清醒，明辨是非”(温在深圳的讲话)的话。
过去30年间，中国政府的力量有所弱化，但仍具有决定性的垄断权力。中共的领导体制又持续强化了这种权力格局。这种状态至少在2035年前后不会有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中共，又必须面临三重巨大的压力：经济压力、社会压力和技术压力(即互联网和手机所带来的压力)。
在经济机器正常运行、政府权力逐步弱化的途中，中国社会发展改革，无疑会成为未来20年中国领导人涉足的机遇。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有两大着力点：社会管理体制的全面重组，以及把非政府组织从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变成政府的推手。这两点既能维护社会稳定，又能争取民心，还能改善国际形象，更重要的是能够增加政府的功绩。只是现在的民政管理体制千疮百孔，呈现畸形的病态。民政部一位卓越的司长王振耀辞职转战民间机构，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总起来看，在未来20年里，政府面对企业和社会，在权力与垄断方面的控制与反控制博弈，会越发频繁和持久。政府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会自动让渡权力。企业与社会正在借助新兴力量蚕食政府的传统力量。这些压力都在逐步侵蚀或弱化政府的力量，这是很积极的一面，也是大势所趋，政府必须面对现实。但是，这种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似乎让外界看不到希望，甚至让性急的西方国家感到绝望。可是，这是中国人走过漫长历史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尽管这种代价在外界看来不可思议!
简言之，中国未来的改革仍然分两个阶段：继续技术改革，然后进行政治改革。在中国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前，中共不会下台，否则对中国14亿人，乃至世界都是灾难。在中共不惜一切维持政权的情况下，技术改革(本质上是改良)是中国唯一选择。在这一大背景下，挖掘经济潜力、约束政府行为、开放媒体监督、强化社会自我管理，都是未来20年中国领导人低风险改革的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