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对中国保持警惕的人因中国前所未有的金融实力而感到忧心忡忡，但到目前为止，北京的政策——囤积外汇储备与将资金投向国外——更多惠及的是他国而非中国自身。
米凯文（Ken Miller）是商业银行米凯文资本有限责任公司（Ken Miller Capital LLC）的CEO、总裁，2010上海世博会美国馆董事，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U.S. State Department’s Advisor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委员。
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已经使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畸形的巨人，一只拥有庞大金融武器的出口巨鳄。在邓小平1979年推行的改革之后，中国企业开始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其效益不断提高。今天，北京继续推行大量补贴出口企业的政策。直接的补贴方式就是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以及向购买中国商品的国外买家提供优惠汇率。间接的补贴方式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即政府对中国公民的投资实施控制，从而使其资本流向中国企业。中国人民银行积累了相当大一部分由此产生的巨额贸易利润和现金流入。200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持有价值2.4万亿美元的外汇。这是世界上所有央行所拥有的最大一笔外汇——而且这甚至没有反映出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外汇储备。更重要的是，这个数字可能会在2010年再增加3,000亿美元。
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强大的金融实力，它现在正探索如何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最为恰当地使用这种实力。重新统一台湾是中国外交政策整体上的基本目标，但是中国金融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国内就业。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政府享有相当大的合法性：它得到了民族自豪感的支持，而这个民族终将到达世界秩序的中心位置。腐败、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受到限制的自由以及环境破坏对中国共产党都构成了挑战，但是，只要中共能继续发展中国经济并创造就业机会，它仍然能够稳固地掌握政权。
中国刚刚开始提升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影响力，尽管有时这听起来十分的野心勃勃，但其行动一直都非常审慎。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呼吁停止使用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并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创造一种新的货币。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打算在短期内推动这项政策。同样地，中国一直在渐进地推动其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它已经与阿根廷、白俄罗斯、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currency-swap deals）；它开始允许某些国家使用人民币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现在它也允许上海以及南方省份广东的四个城市的企业使用人民币支付进口到中国的商品。但是，北京不敢让其资本项目实现自由兑换——也就是说，让人民币自由兑换成外币（反之亦然）。中国领导人可能正在将中国公民安置到IMF及世行的高级职位上，正在考虑参加新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并在区域贸易中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但是现在，他们仍然困处一个美元的世界中。
所以，现在中国的金融外交政策依赖于两项简单的战略：积累外汇储备和将资金投向国外——以直接投资、援助、赠款和贷款的形式，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原材料、新技术、管理知识以及可以促进国内增长并增强中共合法性的分配网络。
这种政策使那些已经开始对全球贸易失衡产生警惕的人忧心忡忡：中国在未来将如何使用其不断增强的金融影响力？许多美国政府官员和中国专家认为，北京不太可能利用其金融权力来扰乱国际资本市场。但是，即使不使用，权力也非常重要。而且，中国前所未有的金融影响力现在也赋予了北京影响全球经济各个方面的能力。
国家间的财富
中国超大的外汇储备从一个方面证明，这个国家的储蓄率非常高，并且这些储蓄的投资机会受到了严重限制。中国人仍然不能将太多的钱投到国外：例如，如果某人在一年中投资到海外的资金超过35万元（约合5万美元），其行为就是非法的。中国股市波动极大，基本是根据谣言和政府政策变化来进行交易，而且投机性的房地产市场也是大起大落。而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考虑在内，那么银行存款——最安全的储蓄方式——所支付的是负利率。
随着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富有成效以及中共在过去十年间对其国内经济计划的信心增加，中国政府开始为扩大其海外金融实力铺设基石。中国人民银行的目标一直是资产保值第一，然后才是流动性和盈利能力。在“储蓄—出口”模式的初期，政府购买外国政府的债券和一些黄金。后来，在过去十年中积累了大量价值之后，它也开始尝试新的海外投资方式，如购买非政府证券。今天，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再加上认为这些储备将持续增长的看法）给予了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相对于其较低的人均收入而言的超凡影响力。
如此庞大的数额使得中国有能力扰乱以美国国债和欧元计价的债务市场。尽管这种干预会是自我毁灭式的，并且中国已经以一种成熟、负责任的态度加入世界金融市场，但批评者仍坚持强调其削弱世界经济的潜力。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国债，或者在更糟的情况下开始倾销美国国债，美国将受到损害。至少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公开统计，中国把钱借给美国的期限已经越来越短。（由于美国国债是通过中间人购买，这一过程有些不透明，所以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个数字。）2009年，中国持有美国债券的总量增加到2,810亿美元，其中高达1,300亿美元的债券是短期债务。其余的1,510亿美元则代表中国自2004年以来持有美国长期债务的最低年增长量。中国持有的美元以及其他储备货币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但现在它（连同中国的贸易盈余）仍是美国和欧洲重要选民的一个主要痛处。
然而，事实上美国与中国互为人质。美国需要中国购买其债务，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除美元之外中国所积累的外国货币几乎也没有其他去处。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中国的贸易盈余为1,960亿美元，低于2008年的2,980亿美元，但即使在2009年世界上也没有足够的欧元债券、瑞士法郎、日元和黄金来吸收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有一天也许会决定不以美国国债来保持其美元价值，尤其是当利率较低的时候。但大多数正常的情况下，这会造成中国持有的美元价值大幅度下降，从而造成巨大的金融混乱，因此这个政权绝不会首先采取这一行动。而如果美国以贸易障碍的形式实施报复的话，中国经济所受到的损害会更大，因为中国政府为中国工人提供就业职位的能力依赖于进入美国市场的途径。
当然，华盛顿的决策者必须考虑北京自我毁灭式行为的可能性。但是其国内也有主要的检查机制来确保中国政府采取良好的金融行为。无论是在北京的领导人当中还是在中国公民当中，中国人民银行所持有的2.4万亿美元都普遍被理解为是人民的钱——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的成果。一旦这些储蓄投资不善，领导人就会受到民众的批评。唯一可能超过这一情感的就是爱国情绪——即为什么中国政府煞费苦心地从未显得屈服于外国压力。（与谷歌确保为其中国用户提供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进入途径相比，在迫使北京令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上，西方政府做的并不更成功。）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政府不会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制造灾难并仍会继续掌权，除非爱国主义超过人民对价值的关注——一种不可能的情况。
中国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使用其外汇储备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民币的价值——这是任何国家货币政策的正常部分。就像美联储一样，中国人民银行的任务就是创造一种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内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金融环境。而且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其外汇储备的管理都是负责任的，这使北京在全球经济范围内与主导性的金融管理者都形成了重要的关系。北京常规的公开市场活动——每天买卖数十亿美元的金融工具——已经使北京在大宗美元外汇市场上与其他主要参与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些日常的资金流动降低了利率，同时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
走出去
在通过其金融政策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之后，北京在与其他政府进行直接商业往来时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并确保资金投入，它相信这会刺激国内的经济增长。在其双边外交政策中，北京更喜欢采用稍微直接一点的方式，如直接投资、无条件资助和所谓的优惠贷款（concessional loans），这些贷款所附加的条件要比可以从市场上取得的贷款宽松得多。
海外直接投资，通常也被称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其国境之外控制资源、掌握技术并获知正在发生什么。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鼓励中国商业机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这种“走出去”政策起步非常缓慢。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倾力改组其良莠不齐的国有部门，而其私人部门仍太过弱小，无法实现大规模的走出去。这项政策在2005年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实施，而在此之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开始直线攀升，而且国有企业也发现其在引领海外投资这一点上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接着，由于中国需要能源和原材料以满足国内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资源。
在走出去政策开始实施的首个十年，亚洲一直是中国公司最感兴趣的地区；它们对非洲和拉美的兴趣也在迅速增长。政府大力推动对石油和天然气、采矿和金属以及金融服务部门进行投资，但实际上它也鼓励对其它各个经济部门进行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更加强调获取专业技术：2005年，中国国家海洋石油总公司试图接管美国能源巨头优尼科（Unocal），这桩收购的目标之一即是为了获取能源勘探和生产的技术。
中国大部分的FDI来自国有企业。虽然由个体工商户发起的FDI正在迅速增长，但所有大的投资项目仍由政府机构来协调。在实施该项政策的早期，商业机构倾向于使用它们自己的现金储备，但在今天，国家支持的大银行，例如中国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FDI提供了金融燃料。美国公司在寻求利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极少受到政府的干预，因此几乎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与此相反，几乎所有中国公司的海外投资都要求有某种程度的国家许可。
据说，北京已开始支持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温家宝总理在三月份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北京将支持有条件的公司进行海外兼并和收购，并给予它们更大的自主权以进行海外投资活动。为了保持对货币币值的绝对监管，政府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加以严格控制，这一市场主要以银行融资和普通股票的发行为基础。尽管如此，中国公司要获得海外投资的许可正变得越来越容易。除了数额非常庞大或政治敏感的交易——这些交易要经过北京特别的事前审查，大多数项目会在一个半月内获得当地工商局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许可，通常在这之后不久，投资所需的外汇就可以到位。政府在鼓励海外投资上显示出了从未有的热忱，并且加以鼓励的领域越来越广。在其最新的工作计划中，商务部首次详细阐述了对下述海外投资项目的兴趣，包括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清洁能源以及著名商标，并且表达了在海外进行资源加工的愿望，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直接把资源运回中国。
考虑到这种兴趣，中国的FDI规模要比人们预期的小。2009年间，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额只有480亿美元，大约是中国GDP的百分之一；相较之下，美国公司的海外投资额则达到3,4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美国GDP的2.4%。截止2009年底，中国累积的FDI总额为2,110亿美元，大致是中国GDP的4.3%，而美国累积的FDI总额估计达到了3.245万亿美元，大约是美国GDP的23%。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的FDI在2047年之前不会赶上美国。即使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中国FDI的统计数字低估了中国公民的海外投资额（因为用于再投资的利润具有隐蔽性），但这些统计数字仍然揭示了中美两国在海外投资规模上存在的巨大差距。
这种差距部分源于中国大陆之外存在的对中国投资活动的种种阻碍。其中之一就是对中国国有公司存在的愤恨，因为这些公司被认为夺走了投资对象国当地居民的工作甚至家园。在一些引人注目的收购外国企业的尝试中，中国公司遭遇到了激烈抵制，尤其是在美国。2005年，联想出价17亿美元友好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这似乎是一个例外。同一年，雪佛龙（Chevron）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关活动，借以煽动美国人的仇外情绪来反对中海油，当时中海油正试图收购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优尼科公司。在短期内雪佛龙就使得中海油相信美国国会将反对这宗收购，并使其收回了190亿美元的出价。2008年2月，当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企业——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尝试接管澳大利亚的力拓（Rio Tinto）公司时，中国政府向中国铝业公司提供了400亿美元的资金，以使其能在出价上胜过必和必拓。中国政府当时试图阻止这桩交易，因为它相信必和必拓和力拓两大主要铁矿石供应商的联合将引发铁矿石价格飞涨，而铁矿石正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须的钢铁的关键生产原料。两年之后，中铝仅仅在力拓的普通股中成功保住了一个中小股东的身份，而必和必拓现在正与力拓联合组建一家合资企业。澳大利亚人希望他们最大的公司免受中国影响的这种盲目爱国主义成为了这场持续多年的斗争中的一股主要力量。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中国公司在一些小的自然资源交易上正取得一些进展，但它们在发达经济体中高姿态的收购尝试却遭到了抵制。
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机会的怀疑态度也限制了中国的FDI。在看到一开始似乎充满希望但最终却遭遇重大失败的交易之后，许多人已经变得小心谨慎。2004年10月，上海汽车工业公司花费5亿美元购得了韩国汽车制造商双龙汽车（Ssang Yong Motor）51%的股份，并附带有运用韩国技术制造一款中国汽车以及使上汽成为财富500强企业的庞大计划。但这项投资一开始就陷入了与工会的纠纷，去年，在与其工人发生了一系列艰难的劳资纠纷之后，双龙汽车宣布破产。2007年底，总部设在深圳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希望通过投资荷兰富通集团（Fortis Group）公司以获得资产管理专业技术，但在短时间内这项尝试就导致了33亿美元的损失。同年，中国一家主要的电视生产商TCL与汤姆逊电器公司（Thomson Electronics）在法国建立的合资企业遭遇了相似的厄运，TCL在欧洲遭受了重大损失，最终迫使其缩减、关闭或是出售其在欧洲的大部分经营机构。
由于国内市场存在着更好的机会，中国的海外投资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相较于其它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如此迅猛，以至于中国公司必须获得异乎寻常的推动力才可能到其他地方进行投资。再者，由于英语仍是国际商务和金融业的通行语言，中国人觉得呆在国内要舒坦得多。并且他们相信，人民币相较于其他主要货币注定会走强，而这会损害在中国之外的投资项目的效益。
捆绑的援助
部分是由于这些动态变化，中国政府早就决定，它不能只依赖于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企业家进行海外投资。2007年，它成立了一个拥有2,000亿美元初始资金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在与黑石集团（Black Stone Group）和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进行投资时遭遇了失败，而且在最近一轮的金融危机当中，中投在看似安全的储备基准基金（Reserve Primary Fund）上遭受了损失，在经历这些挫折之后，中投似乎已经找到了它的立足点。2009年，它享受到了17%的投资回报，现在，其管理的资金超过3,000亿美元，而且它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基金。中投将资本分配给被证实为非中国人的基金经理，以及在自然资源和技术等部门表现积极的个别公司。北京还建立了其他规模较小的基金，数额约为几十亿美元，直接在亚洲和非洲投资。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国家养老基金——前者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都已经开始挑选外国私人股本和对冲基金的资产管理人。
同样，中国“走出去”政策的一个关键维度是给予外国政府赠款、援助以及优惠贷款，为具体项目提供支持，并以此为交换，要求他们只雇佣指定的中国公司来完成这项工作。中国的财政部公布的数字显示，去年从北京流出的直接赠款和外国援助（不包括军事援助）总计不到20亿美元（与之相比美国为280亿美元）。中国提供的纯粹援助的形式有医疗和技术援助、奖学金、投资中文节目或投资“交钥匙工厂”（turnkey plants）。与美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给予援助并无任何有关促进人权和民主的条件。相反，它的援助捆绑特定的项目：建设港口、铁路、管道和体育设施。
中国将有关其赠款和贷款的数额与受益者的信息看作国家机密。但基于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优惠贷款的最大来源——2007年的数字（最近出版的），去年北京可能贷出了1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一个典型的“走出去”项目可能既包含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又包含对外国企业或政府的优惠贷款——低于市场利率、宽限期且还款期长。（说这些贷款“优惠”是有一些误导：它们不仅仅是提供更有利的条件，还常常为本无法得到经费的项目提供资金。）与北京的赠款和援助类似，其优惠贷款通常要求接受者聘请中国公司来执行基本项目。例如，斯里兰卡汉班托特（Hambantota）的一个新港口需要10亿美元的资金，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其提供了其中的85%，而这一港口正是由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港湾工程公司所建。中国政府以同样的方式支持孟加拉国、缅甸和巴基斯坦港口设施的建设，尼泊尔铁路线的建设，整个非洲的公路和体育场馆的建设，以及整个拉丁美洲的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来自中国大陆的75万中国人现在可能正在中国本土以外的、由中国政府资助的项目中工作。
在某些方面，北京在协助其国内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上与华盛顿十分相似。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US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也拥有一些项目，为在150多个国家经营的美国企业提供保险和资金。但与其中国同行相比，美国的公司更一心追求利润。并且，与其中国同行不同，如果美国公司经常受益于其政府的外交政策，那么它们就不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如此彻底地将政府对政府的援助与中国企业收购海外资产的各种动机混合在一起，以至于其金融外交政策可以被看作是赤裸裸的重商主义。中国外交部中有一半的专业人士据说是在从事经济事务的工作。
这些政府与政府间的协议是不公开的，并且项目合同的授予也没有经历公开竞标的过程，这使得人们对腐败问题产生了关心。有一些轶事证据（anecdotal evidence）还表明，由于一些项目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且持久经济贡献相对较小，中国捆绑援助的方法在受援国正遭遇阻力。中国政府要求聘请进口的中国劳工，这意味着本地经济所获利益有限，尤其是在中国工人的薪酬通常都储存在中国的银行账户的情况下。面对这样的忧虑和反对，有朝一日北京可能会决定改变其方式。
到期债务
随着中国投资海外的储蓄越来越多，它有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投射其金融权力。如果中国更多地向发达经济体投资，那么这将是一项重大的突破，更不用说它对纠正全球经济失衡所产生的巨大帮助。由于投资海外的中国企业会继续被视为中国国家的外延（除非中国在国内采用更为开放的经济模式），中国的金融业者在投资发达经济体时更愿意贷款而不是购买股份。而如果他们真的去购买股份，那他们应当是在不公开交易的公司中完成这一切；购买封闭型控股公司（closely-held companies）不容易引起纷争。中国的金融业者似乎已经慢慢理解了这一经验：由于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有些中国买家已经开始通过私人拍卖会来购买封闭型控股的美国能源资产。
如果北京更为频繁地扮演债权人的角色，那么这的确会起到很大的帮助。对于自身对国外公司进行信贷分析的能力，中国的商业银行似乎并没有把握，它们更愿意为中国公众服务。但是，如果它们成为非中国公司的直接贷款人，它们可以获得与小股东一样多的专业技术以及比小股东更大的影响力。由于贷款不被视为攫取权力的途径，这些交易几乎不会遇到政治阻力。资本会直接进入借款人的企业而非其股东手中，资本既能刺激当地经济，又能提供工作职位。作为债权人，中国政府的地位要比作为资产所有者更高、更安全。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成熟，更加倾向于消费与服务导向，情况有可能会发生变化。2009年9月，中投公司决定向印尼最大的煤炭公司布米资源（Bumi Resources）购买价值19亿美元的债券型工具，这标志着北京开始调整其走出去战略。现在，由于接近贫困线的中国人太多，领导层无法公开支持利用国家资源在海外实现非重商主义的目标。但是今后，北京可能不会再那么热衷于在国外利用援助、赠款以及特惠贷款来间接为中国的国内经济服务。如果这个政权能在其他方面感到更安全，例如军事方面，那么这种情况尤为可能出现。
但是，情况并不一定如此。例如，没有人知道中国政府是否会允许资本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进出这个国家。这样的自由化会使中国的金融外交政策发生剧烈变化，有可能会给个人及公司的投资决策留下更大的余地。如果发生了变化，那么企业决策就会更多地受到对风险与回报的纯经济评估而非政治考量的影响。中国公司会通过兼并与并购实现发展。国有公司会与民族品牌合并，这为国际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平台。到那时，中国就会开始通过跨国公司将其国内市场的权力投射到国际舞台上，如同美国与欧洲所做的那样。这反过来又改善了中国在其所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中的形象，因为这限制了来自当地人的批评，他们之前认为中国所做的交易都受到中国政府政治目标的驱动。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北京还要多久才能允许人民币成为一种国际记账单位、一种交易媒介、一种价值储存手段，就像美元与欧元一样。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会极大地提升中国国际金融地位的影响力。上海可以成为一个像纽约与伦敦那样的主要金融中心，中国的金融机构也能够在国际上进行竞争。今天，上海已经建成了良好的电信基础设施，并且可以轻松地将其升级到世界水准——如果上海想要成为一个主要的金融中心，这是必需的。而且，中国在海外有充足的人力资本，他们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接受训练，并且乐于被唤回祖国。
但是，仅仅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以及在国际上经营人民币的能力就可以使上海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并使得上海有机会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功能之一就是“研究与执行逐步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政策措施”。但是这一过程十分缓慢。如果没有现在的货币限制，中国的资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会流向能提供最高额回报的投资项目，这样一来廉价资本——中国奇迹的引擎之一——就会消失。更高的资本成本以及更加激烈的竞争会损害中国那些依赖出口的企业，这会在中国国内造成相当大的混乱。资本自由流动会相当自然地造成经济权力的大规模聚集——这有可能会平衡中共的力量。这些巨大的风险表明，像货币自由兑换这样的根本性变化可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街区里新来的孩子
美中之间的很多经济议题都与货币政策、就业及与此相关的金融失衡有关。奥巴马政府宣布的计划要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将出口增加一倍，这一努力有可能会在第三市场上制造更多的竞争，并使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产生更多的冲突。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样的变化可能会阻碍中国的自由化进程，而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它本会自然而然地推动这一进程。幸运的是，华盛顿似乎意识到，鼓励中国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例如，华盛顿已经表明立场，欢迎北京坐到国际金融谈判桌前来——它也应当如此。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金融外交政策一直是有利于他国，而不是像乍看起来那样有利于中国自身。中国正在购买美国国债。它正在帮助建立有序的市场。其FDI正在帮助这个国家了解外部世界。至于北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资助，其数额在开始时很小，而且中国政府正在产生出不小的愤恨情绪。如果中国政府不在开放的市场上以国际价格购买资源，那么其重商主义路径就无法令政府真正稳固地掌控资源供应，而且在适当的时候，随着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它有可能会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改变其方针。因此，除了中国支持美国政府不喜欢的那些政权这一重要的例外，华盛顿不应太担心北京的金融外交政策。
由于中国刺激其国内需求并在国际金融中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其参与很可能会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健康发展。发达经济体对资本的需求与中国的过量资本会使中国自然而然地向这些国家投资（即使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在外国公司中更大的金融所有权总体来讲对中国公司以及世界都是好事，就像美国持有的外资存量那样。如果西方资本主义继续显示出活力，中国可能会更偏向市场导向。毕竟，尽管中国有着超过60年的共产主义统治，但其对盈利的渴求还是很好地延续了下来。
我们需要有一点耐心。美国的决策者应当记得，中国是在不到十年前才成为一个金融大国的。在对中国的国内责任有了更好理解的情况下，华盛顿可以鼓励北京向海外投射其金融权力，以此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
张玲/刘秀汀/何淑静/陈子恪 译 陈子恪 校
原载于《外交》2010年7/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