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友盛澄华离开我们，至今不觉已有四分之一世纪的年头了，他是在1970年4月18日或20日病殁于文革期间北京大学在江西南昌附近鲤鱼洲所设的农场，该地后即改为北大江西分校。承陈占元兄(与澄华同在北大任教)过沪北归时告诉过我：澄华随北大老师集体下放，表现一直十分积极，但以身体衰弱，在劳动锻炼中心脏病猝发，不及诊治而亡，大家都以其英才早逝，不胜痛惜。

今年我偶然发现三联书店在1994年出版的张若名女教授所著《纪德的态度》一书。据书前盛成(已于96年12月6日在京病逝，终年98岁)在序言中说：他系于1920年冬末在法国里昂经周恩来介绍认识张的，并教过她学习法语。这本书原是张若名用法文写的一篇博士论文，在1930年秋通过，后也深得纪德本人的赞许。

张若名在五四运动中与邓颖超是同级同学，1931年回国，任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多年，1958年在云南大学教师思想改造“交心”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迫害，投河自尽，终年56岁，1980年在邓颖超的亲自关怀下，正式得到平反。她是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先驱，又是中国最早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女学者之一。澄华在1948年初写的《纪德在中国》一文中曾提到她的这篇论文，也推许为国内研究纪德最早的一人。

由张若名的一书而深深触动了我对亡友澄华的怀念。当澄华去世后不久，何其芳曾在北京东安市场中原书店内见到纪德赠给澄华的亲笔签名的全集，并随即函告给我，希望即时买回加以保存，可惜我远在上海，书信往返，纪德全集已为有识之士购去，不可复得矣。

据我所知，过去国内介绍纪德作品的译本原本不多，除穆木天、闻家驷、丽尼、陈占元等人外，以卞之琳同志译过的为多，有《浪子回家》、《窄门》、《新的粮食》与《伪币制造者日记》等。澄华则在抗战期间译有：《地粮》、《伪币制造者》、《日尼微》，均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其后还译有：《幻航》、《忆王尔德》、《文坛追忆与当前问题》等，出版社不详。我在1948年曾将澄华撰写的《纪德研究》一书推荐给曹辛之办的上海森林出版社(亦即星群出版公司)出版，堪称为国内研究纪德的一本专著。书中除论述纪德的文艺观各个方面外，还有“《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普卢及其往事追踪录”诸篇以及附录：“纪德作品年表”和“纪德致澄华书简十四通”，均可供参考。盛译的《伪币制造者》在解放后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继续刊行，并已再版。寒斋原存有《纪德研究》一书，可惜已在文革中失去，现在手头所有一本则系巴金先生在为尧林图书馆清理赠书工作中抽出移赠给我的，总希望有一天能把它重印出版，以饷读者。

在现当代，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1869—1951)，不愧为法国乃至全欧洲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属于蒙田以来的散文传统；他的作品丰富而亲切，虔敬而舒卷自如，最足以阐扬法国清明的人性传统。和马拉美一样，他是位朴素的道德家，另一面，他又和勃朗宁、勃莱克、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紧凝成一支坚强的反中庸常识的精神血统。纪德生来是一位富有“不安定”和动荡性的作家，他自认是由于遗传的特殊配合，父亲出自法国南部的新教家庭，母亲出自法国北部诺曼底的旧教家庭，二者在他身上汇集了矛盾的影响并不断地争辩：北方人的深沉持重，使纪德倾向于内心体验，南方人的明朗辉耀，使他倾向于官能的乐趣。他既是一个最个人性的作家，但同时却又是一个最“忘我”的作家。著名的《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caise简称N．R．F．)自1909年由纪德创刊以来，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失败后成立维希政府，他正式宣布退出，前后计有卅余年的历史，俱在他的领导下，其间不乏名家辈出，如普鲁斯特，克洛代尔、瓦雷里以至莫里亚克、罗曼、杜阿梅尔、圣泰克絮佩里等人无一不是该杂志的中坚分子或撰稿人。如就该杂志的发展来考察，可以俯瞰近卅余年来法国文学的主流。他们开头受有象征主义的时代影响，而后他们自始推崇波德莱尔，从他作品中他们发现了波德莱尔最初是以浪漫主义作家自居而终于反过来发现了浪漫主义致命的危机，他所具有的古典精神存在于他知道如何去批判并控制自己的抒情源流。对波德莱尔这样的认识也都是来源于纪德的态度和主张。

纪德在六十岁以后突然起了思想上的转变，他这左倾思想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但1927年的《刚果纪行》与1928年《从察回来》(Le Retour du Chad)无疑是他更具体的觉醒。目睹法国在非洲所施行的种种殖民地暴行，一生追求精神的自由与对被压迫者寄予同情的纪德最终在共产主义中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理想，这原是最自然的演进，但他骨子里还是个自由主义者，因此他并不喜欢党派观念与附和主义。在1932年12月13日对“革命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的演讲中，依然坦白地表示了他的个人立场：“要我从此按照你们那种‘法典’去写作，那就会使我以后所写的东西完全失去了它真正的价值，或不如说从此我只好哑口无言……我今日的读者们，或是说今日能受到我影响的人们(纵然在我是无意的),而我可以使他们有助于你们的工作的，这些人当他们知道了我是受你们的‘吩咐’而思想，而写作，那他们将从此弃我而去。”这段话已很够说明了纪德的态度，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人人都知道。1936年，纪德被苏联邀为国宾去参加高尔基的葬礼，回法后他发表了《从苏联回来》，他在书中曾坦白指出苏联值得颂扬的种种方面，但也同样坦白地指出了不是这些颂扬所可抵消的种种方面：如“正统主义”，“接受主义”，“恐怖主义”及“大清洗”等。纪德一向为顽固的右倾主义所痛恨，至此他却又开罪了最执迷的左倾青年。他带回了失望，但他却并不曾放弃他的理想。

在苏联的影响下，纪德在以往我国也同样遭到误解，而成为不受欢迎的作家。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现在，我再来谈谈盛澄华的情况。

澄华和我及孙晋三都是在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5届窗友，当时在校内有“三剑客”之称。就中以澄华最为活跃。我们曾一度打算办一文学刊物，取名为“取火者”，采自希腊神话，但却惹起了当时反动派的注意，从而在萌芽状态中就遭夭折了。随后不久，澄华和我先后分别担任起“清华暑期周刊”和“清华周报”的编辑，而晋三则是到抗战后期也在重庆教书之余办起“时与潮”大型文学刊物，深受茅盾、老舍等前辈的支持。我们三人在1935年暑假毕业后，读书生活各有变化。晋三考取了美庚款公费留美，澄华立即去法国进修，我则在北京教了一年中学，然后也在澄华的函牍交催下，并由朱光潜先生推荐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继续攻读英国文学。每一忆及英伦三岛常年多雾的日子，我就不由得不更加怀念那两次假期去巴黎和澄华朝夕相聚的时光。那是富有多么光亮色彩的回忆啊。

澄华当时住在巴黎拉丁区的一座学生的小公寓三楼上，我在短旅期间也就寄居在他那里，每天除由他陪我去各处游览古迹名胜和参观博物馆绘画沙龙外，近处我总是一个人去走走。圣母院即在住处左邻，早晚可听到教堂敲响出清越的钟声，常常引起我悠然的遐想。塞纳河畔的一排排旧书摊，也相去不远，我总是一个常客。清晨去卢森堡公园散步，石像的微笑和沉思往往使我神往，不觉衣履尽为草露所濡湿。下午迎着凯旋门的落日光，在香榭丽舍林荫大道上漫步走去，我顿感心旷神怡，情怀为之一爽。在波隆涅森林中乘马车，听着嚼嚼的马蹄声，辄深故国之思，而在罗浮宫艺术珍藏面前，却又流连忘返。

遇到闲暇，澄华还和我一同研读纪德的《地粮》和《新粮》，其文体之优美令我心折，就中尤以纪德“关于我思我信我感觉故我在”的阐释使我终生难忘，受用不浅。澄华当时一面在巴黎大学攻读，一面日夜埋头于纪德全部作品的研究，常常亲去登门请教，纪德十分欣赏他的见解和心得，已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澄华也曾有两次邀我去访问他，但总因时值纪德正在外地旅行而未能实现，至今想来，仍时以为憾。但我还是从澄华的《纪德研究》一书中得到一些启示。如果说我的诗路历程与印象主义的绘画和音乐有所关连，那么，正是这两次巴黎之行旅为我赢得了丰硕的收获，这也就和我与澄华亲密的友谊分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