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思考　　

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说到底是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不可持续，因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能够改变生产、生活成本，从而改变生产单位和家庭的行为，是一个国家政府掌控经济发展性质、方向、速度的唯一工具。只有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永久性和根本性改变才是政府主动地永久性和根本性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苏联在1928年10月如果不开始一五计划，其社会就根本不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参见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Arthur E. Adams1972年由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公司出版的“Stalin and His Times”一书，即《斯大林与他的时代》。该书是美国学者对斯大林领导苏联建设成就的一个历史肯定）。新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其社会也根本不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只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水平上（参见加拿大学者Carl Riskin1987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一书，即《中国的政治经济学：1949年以来中国对发展的追求》。实际上，西方学者对苏联斯大林时代和中国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经济建设成就肯定的著作还有很多（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科研机构组织力量翻译这些著作，比翻译那些西方教科书对于国家发展要有价值得多））。那种不谈论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政策的转型谈论发展模式的转型很容易流为误国的空谈，而特别是如果试图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来设计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那无异于缘木求鱼。

今天，在中国流行的市场经济理论是美国经济学界20世纪60年代的观点。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指出（见Arkerlof，Stiglitz，Ostrom，Williamson等学者在他们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时的发言），20世纪60年代，市场经济理论被认为是唯一科学的经济理论，经济科学的大厦已经建成；可是，恰在20世纪的60-9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经过这三十年的发展，市场经济理论已经被美国经济学界视为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等同于宗教），最多只被看成是经济纯粹抽象理论研究的一种了（知道科学史的人就会发现，这与物理学的历史有相似之处。20世纪初，当许多物理学家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时，光电效应等物理现象的发现却预示着物理学的根本性发展机遇）。可是，中国今天不少学艺不精的人（有博士、有教授、有官员）仍然把60年代的腐朽没落观点（早曾被马克思主义者打倒）视为真理，视为看家宝。只要这种过时观点仍然在中国经济学界、政府官员的头脑里占据主流、支配地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就只能是空谈。

关于经济发展模式怎样转型，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本文以目前成为重大现实问题之一、之二、之三的外贸、外资、外汇政策的转型加以说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虽然复杂，但其道理与本文分析并没有原则差别。

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中国现行外贸、外汇和外资政策模式同样不可持续。中国的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和外汇储备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按照唯物辩证法原理，任何事物都有其对立面。1978年后中国开放政策的制定以1949-1978时期的不开放为对立面。然而，1949-1978时期的不开放是冷战环境和维护独立自主所导致的被动结果。如果没有冷战等外部不利条件因素影响，毛泽东一代人会使中国开放吗？一定会的。毛泽东一代人会让中国积累起巨大的外汇盈余（不管是黄金还是外币）吗？一定不会。这一代人深深懂得生产是根本性的，他们忠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种仅在几百年前流行于西欧早已被亚当·斯密在1776年打倒的重商主义政策具有天生的免疫力。

非常奇怪，中国今天的这种非常类似重商主义的结果（实践）却产生自亚当·斯密之后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意识）。从本质上看，比较优势理论只不过是一种交换理论（李嘉图建立这个理论的目的恐怕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让英国在世界拓展市场）。而经济发展模式显然是一种生产模式。结果，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产生的巨额外汇盈余（利润）实际上是被交换的需要（即国际贸易）所支配。这正是真正的本末倒置。交换支配生产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才能有的概念，它们以为，消费者是具有主权的，生产必须接受需求的调控。中国学界毫不保留、不留余地地接受了这一教条。而实际上，需求最根本地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生产结构。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结构是私人资本决定一切，它所产生出的利润与工资的比例就会让社会产生出巨大的浪费性需求。比如，中国今天遍地的昂贵轿车、别墅、高档衣服、高档办公楼、高档饭店、遍地的“学术会议”，这些在西方都被许多学者视为资本主义的消费特征（如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概念）。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浪费的。所以，西方市场经济学一方面宣称自己旨在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却必然造成资源浪费。它割裂了生产与交换辩证关系，而形而上学地认为，交换决定生产。这种错误理论必然导致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恶果。

比较优势理论看起来也涉及生产，但它只是利益的计算，本质上就是在算交换帐。十几年前，萨缪尔森（美国最著名经济学家之一，美国第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把比较优势理论看作是西方经济理论中也许唯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说。可是，在几年前，萨缪尔森（89岁时）重新思考比较优势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如果中国在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建立起比较优势来（转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1期），中美贸易关系就会永久性地以美国利益损失和中国利益的增进为最终结果（当然，不要错误地认为，由此美国人生活就会比中国人差。美国的资源、人口、社会的有机运作即使在一些其他领域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后仍然是事实）。这位学者的观点被北京大学的著名中年学者视为无稽之谈。可是，在我们看来，萨缪尔森能这样想，说明在他的晚年，他开始领悟到马克思主义160年前就已经阐述清楚的那种生产决定交换的原理了。他的这个观点表明，89岁的高龄还没有让他失去活力。中国不能简单地把自己的比较优势定位为资源（中国资源贫乏）和廉价劳动力（这将会产生以人民的健康为代价的后果），而必须在发展科技方面把握主动（只能通过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办法，而不是通过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办法）。

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派早就提出，不能简单地依靠经济自发发展（也就是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比较优势，而必须利用贸易保护等手段，培养自己的幼稚工业，并把幼稚工业建成自己的优质工业。本来，如果美国经济学家无论注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注意历史学派经济学，就很容易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作出科学的评判。可是，美国经济学界长期以来由于其种种原因，以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来看待世界，沿着它们那种形式化、形而上学化、单一经济学化的道路走下来。本来，以萨缪尔森本人的聪明和洞察力，发现比较优势理论的问题并不困难。然而，一叶障目，可以不见森林。令人遗憾，当他终于改弦更张的时候，却被其他人（包括美国哈佛大学的其他经济学家，不独中国的北大学者）视为老年昏聩。而这些人不查，这实际上是一个还令人尊敬的学者的晚年反省。——中国人是有把老年人看成是昏聩的习惯的。

如果萨缪尔森的观点正确（更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决定交换的原理正确），如果生产决定交换，面对中国巨额的贸易盈余、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外贸政策和外汇政策该怎样转型呢？

二、对外贸、外资、外汇政策的建议　　

第一，大量压缩中国进口。据我们的观察，中国存在大量的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所产生的炫耀性消费品进口（比如，中国石油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错误地决策用合资企业办法发展轿车工业产生的炫耀性消费品进口）、重复性资本品进口（比如，中国许多高校重复性进口西方国家的设备、仪器、图书、教授，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等。中国应该仔细审视进口资源的使用效率（必然存在极大余地），提高进口品的使用，压缩进口的总量，以极大地改进中国进口政策发挥作用的效率。1949-1976年期间，印度的大学毕业生、硕士、博士拥有量远超中国，许多人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然而，却由于资本主义和封建种族主义的生产结构无法发挥效率，结果，加拿大学者发现，中国这一时期以更低的人力资本总量，却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激发出无比巨大的学习热情（产业发展与知识进步产生了有机的结合），创造出远高于印度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生产总值。同样道理，不是一个简单的进口总量决定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关键是进口品如何最有效率地使用。只要我们把进口品的使用效率加以巨大的改进，那么，中国就可以大大地压缩进口。

许多人可能以为，压缩进口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是糊涂认识。贸易保护是在必须进口、进口有利的情况下，仍坚持不进口。如果不是必须进口、进口无利的情况下压缩多余的不必要的进口，那就是科学的贸易政策，就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需要，也是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必然需要。否则，就是非科学发展观、反科学发展观。

第二，大大压缩中国出口。中国在压缩进口后，就为压缩出口打下基础。毕竟，国际收支平衡是一种国家约束。然而，中国压缩出口还不是简单因为这种会计上的抽象原则。重要的是，中国今天的出口结构具有对中国社会的致命后果：1）它是用中国的环境恶化、资源耗竭来支援世界最富裕、自然资源最丰富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2）它是把本来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人公的工人和农民转变为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雇佣奴隶。3）贸易盈余所积累起的国际货币在西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后即成为废纸（这意味着中国是在把真正的资源直接间接白送给西方国家）。

据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由私人生产。在我们看来，这种所有制结构正是产生中国巨大社会问题的根源。就是在贸易问题上，它也是最主要的根源。如果没有私人企业的出口，中国环境、资源、能源就会纳入规划管理的体系，做最有效率地使用，特别是真正用于改善人民生活。而如果被私人企业获得其使用权，那么，最广大的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雇佣奴隶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呢？只能分到残羹冷炙罢了，而且还冒生命危险、疾病危险。不压缩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私人生产，中国的出口压缩政策即使制定出来，也会半路而终。

有人会说，压缩私人生产，就业怎么办？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因为资本主义有充分就业就认为资本主义不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社会主义的保障制度（不是西方的社会保障）完全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就业只是一个问题（今天中国许多学者把它强调过了头，用就业问题恐吓中国的领导人），而根本不会构成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威胁，只要真正是社会主义（人浮于事决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业的本质特征，而只是个暂时现象；而资本主义的就业的不合理性相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偶然表现出的人浮于事远为反科学、反人性）。

压缩出口是比较简单的。那就是把今天中国已经颁发出去的出口许可证逐步地收回，对外贸易权全部收回到国有公司中。但这里还有一些问题，那就是外资政策。可以用加强税收、货币、劳动、国有化率等政策，削弱外资公司相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优势，从而为国有企业发展建立起良好的社会政策环境。中国受外资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诱惑已经30年。外资公司相对于中国今天的经济总量、社会有机运作显然偏大。因而同样也要压缩。压缩了外资公司，与压缩中国私人企业一样，就为真正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创造出空间。这并不是说公有制企业的生存、发展非要以人为地压制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为条件。从理论上可以证明，在可比性条件下，公有制企业一定比私人企业有效率（参见龙斧，王今朝，2010）。也就是，公有制企业一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战胜私人企业。我们这里提出的压缩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政策建议是为了给国有企业的快速重新生长创造最优条件。毕竟，改革开放30年，是国有企业为私人企业发展、外资企业发展付出了重大、惨重代价（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国有企业的积累、国家财政主要是国有企业等）。本来，如果中国在过去30年中仍然如1949-1976时期一样发展公有制经济，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这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中国在企业发展上产生了严重的鸠占鹊巢现象。现在，鹊要把巢夺回来。

中国压缩进口和出口对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利益这里作者就不加以论述了。我们只是要指出，在这方面，扩大出口和进口有害，压缩出口和进口有利。而且，前者害处大大，后者利益大大（包括国际力量对比、地位提升、发言权扩大、贸易条件改善、而西方等国也就不会因贸易顺差指责中国了等）。如果读者需要论证，我们完全可以提供（但为了本文的篇幅，这里就不说了）。总之，这里再一次表现出辩证法，即并非越大越好，越小反而越好。

第三，卖出以外汇购买的西方债券，同时制定出实行外汇双轨制的预案。十年前，不少北京著名学者提出，中国购买国外债券是不利中的有利（即相当于存款还有些利息）。而从西方危机后发生的事件看，购买国外债券是不利中的大不利（虽然没有利息，但还能有本金）。因此，大幅减持西方国家债券是保护中国社会利益、政府利益的最明智之举。既然西方国家已经让中国忍受了巨额损失，中国自然没有义务维护西方的市场稳定。中国以此为要挟，在较好条件下，还有可能挽回一些失去的损失。而切实执行这种政策，就会使中国免受重大损失。当然，这是以西方国家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为条件。长期而言，为了免受西方长期来看必然发生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失，中国在外汇储备持有量上不能学习日本。中国拥有一个够数月进口之用的外汇储备即可。而且只能这样，必须这样，可以这样。那时，即使中国因不虞之需需要更多外汇，完全可以用国家信用来支付几十亿美元的债务。这种债务比持有美元这种资产要合算得多。

鉴于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总量，鉴于金融账户大批资金还在流入中国，鉴于中国有关部门打算允许人民币更多升值，我们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必须制定出在紧急情况下实行外汇双轨制的预案。大量的热钱流入目的就是通过短期投机获得巨额利润，如果根据有关部门或有些学者的愚见，采取弹性制，据我们的观察，这些人不把中国推向浮动汇率制就会永远喋喋不休。而在目前高额外汇储备、热钱大量流入情况下，货币升值也好，浮动汇率制也好，只能把中国引向当年泰国、墨西哥、阿根廷外汇危机一样的境地。而由于中国今天国内货币的大量供应，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人民币币值的巨额贬值和国内的高通货膨胀。一旦走到那时，中国社会不发生动乱也就不可能了。为了防备这种可能，中国在打算升值时，必须随时准备遇到外汇流出中国的现象发生时，把企图流出境外的人民币汇率贬值，而把流入境外的人民币升值，从而把任何外国游资在中国投机所能得到的任何利润都合理地截流在中国。只有这样，庶可保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稳定。也只有拿出这种预案，并广为宣布，才能警告那些投机者不把热钱流进中国，才能为将来实施这种政策留出余地。西方企业、个人将来因此遭到损失也不能指责中国政策不透明，不能谓中国言之不预。当年，墨西哥、泰国、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国如果制定并实施了这种策略预案，也就不会产生外汇储备迅速丧失的结果。

三、结论　　

本文试图从外贸、外资、外汇三大领域相互联系的角度对中国的相关政策转型提供参考性意见，并以此作为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政策的一部分和借鉴。作者相信，以上理论分析是科学的、合理的，以上政策建议是可行的，是符合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在规律的。如果中国未能遵循上述道理，未能制定出类似上述政策的政策（我们关于外贸、外资和外汇的政策建议还有待一些细节上的完善，而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的政策还包含许多其他内容），那么，不出几年，东亚、北美、南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就有可能在中国重演。到那时，再去惩罚某个个人已经毫无意义。从目前中国在两房市场上的损失看，这正是事实。更不用说，将来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成为危及国家、民族、社会、政治的根本性因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