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7月20日发表拙文《“成熟的中美关系”意味什么》后，又发表了一些讨论。这些讨论深化了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例如，有人发现以所谓的“关系成熟”描述中美关系反映了中美关系中的危机。这次讨论有一点遗憾，就是未从修辞的角度深入讨论“成熟”一词是否具有修饰“关系”的作用。

国家关系有远近之分，是距离；冷热之分，是温度；变化快慢之别，是速度。距离、温度、速度都是可双向变化的，故没有成熟的状态。国家关系的远近、冷热、变化快慢因此也无成熟状态。例如，中美就南海争端的相互批评，媒体普遍认为这一事件表明中美关系疏远了，降温了和加速恶化了，而没有认为此事表明中美关系成熟了或是幼稚了的。

另一个逻辑问题是将政策成熟混淆为“关系成熟”。有人认为，在中美关系“不成熟时强调成熟，反映了至少双方采取的是一种成熟行为”。国家行为是外交政策的体现，具体政策和行为都有始有终，故有成熟的可能。然而，政策行为的成熟并不等于双边关系就能成熟。双胞胎兄弟可长大，其行为可以成熟，但他们兄弟关系无论好与不好都不存在幼稚还是成熟问题。人们根据美韩以联合军演威慑中国和朝鲜的行为，可以判断他们的对华和对朝政策是否成熟，但却无法判断中美、中朝、中韩、韩朝、美朝、美韩等关系何者成熟，何者幼稚，更无法判断何者比何者更成熟。

还有人在认为“以‘成熟’实际应用的权威考察标准应是官方表态而不是某些学者和媒体的自述”的同时，又说：“美国比中国更喜欢使用成熟一词，既不表明中国期待成熟的热情不如美国，也不意味着一种不平等的地位”。笔者在百度上未搜索到中国副部长以上官员说中美关系成熟的。如果没有不平等的因素，为什么美国高官热衷于用“成熟”一词描述中美关系，而中国高官们不情愿呢？有人透出了“中美关系成熟”的真实含义，说：“对其他国利益的侵犯，是美国政治行为中的常态……只要这种侵犯是在中国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所以不能因此否定以成熟来描述双边关系的广泛含义。”简言之，就是让中国忍。

中美关系为何不稳定

对当前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有三种常见解释：一种认为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上升，一种认为是中国实力增长，一种认为是中美缺少沟通对美误解。这三种解释都是能解释中美关系为何恶化，却无力解释为何改善，更解释不了为何时好坏。

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始于19世纪中叶，发展趋势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然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与中美关系的变化并不呈现相关性。以2010年为例，1-3月份中美关系恶化；4-6月双边关系有所改善，7月份因美韩联合军演和美国表态要介入南海争端，双边关系再次恶化。然而，这7个月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并没有与中美关系变化一样地起伏。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美经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30年里中美关系却是大起大伏，并非是只恶化无改善。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只是程度上进一步缩小中美经济实力差距，而非性质上改变中美综合国力差距。2008年至今的中美关系表现为，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双边关系以改善为主，之后则是恶化多于改善。

1989年中美沟通渠道猝然减少，从1993年开始沟通渠道不断增加。如今，双方沟通渠道数不胜数，仅首脑会晤就一年多次。然而，1993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并不因沟通渠道的不断增加而稳定改善。当前中美沟通渠道远多于上世纪80年代，但双边战略关系的稳定性却远不如那时。沟通有增加相互了解的作用，但深入了解有增加友谊和增加敌意两种作用。美国越了解中国的国防现代化速度与决心，防范中国军事发展的政策力度就越大。

“假朋友”性质是重要原因

笔者以为，要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就需要找到一个既能解释中美关系恶化、同时也能解释双边关系改善的因素。具有双重功能的因素才可能使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大起大落。“假朋友”就是一个具有解释双向变化功能的概念。

1989年政治事件给中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合作为主的战略关系画上了句号。苏联解体后，双边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严重衰减。面对缺乏重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利益基础，中美双方为改善关系创造虚拟基础。由于双方良好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的利益冲突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于是双方采取以友好语言描述不友好关系的政策，形成了“假朋友”的关系。

中美“假朋友”关系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台湾问题使中美关系恶化到面临军事冲突的危险。为了降低对抗程度，中美双方用“非敌非友”这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非敌非友”的说法为恢复中断了8年的中美首脑会晤创造了条件。1989年6月之后中断的中美首脑会晤在1997年10月得以恢复，并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和“表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要多于分歧”的说法。首脑会晤的恢复进一步加大了双边关系的表象和实质的差距。1999年炸馆事件一下子打破了中美战略伙伴的幻景。2001年南海撞机使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更名不符实。

“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全球的反恐战略需要中国合作，2002年布什政府也开始以“不真实但好听”的词汇来描述中美关系。其代表性的说法是“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虽然双方都知道中美战略合作关系远未达到80年代水平，但双方政界、学界和媒体普遍使用这一提法来评价中美关系。布什2002年访华时，媒体开始说中美关系走向成熟。

无论是观察1950年以来，冷战结束以来，还是金融危机以来的中美关系，我们都找不到历史依据可以支持这种假设，即以不真实但好听的语言描述中美关系可以维持双边关系稳定。反之，当描述双边合作关系的词语比中美合作关系实质水平低一些时，双边关系呈现为稳定改善的状态。1971-1988年的中美关系是较为典型的例子。这时期，双方未将中美关系描述为战略伙伴，但实际上双方进行着抵制苏联军事扩张的实质性战略合作。

“假朋友”关系不稳定的原理是，用假友谊掩盖双方利益矛盾暂时改善双边关系，但因双边利益矛盾大于共同利益，故此冲突不时地从假友谊的外衣下面跳出来，于是形成双边关系时好时坏。

开展预防性合作是对美政策成熟的表现

在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缩小速度加快的情况下，中美结构性矛盾将会更加突显。为了在利益冲突扩大的情况下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中美应就战略利益分歧达成一致，在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加强预防性合作，即防止冲突发生和在冲突发生后防止冲突升级的合作。预防性合作是竞争者之间的合作，这如同拳击比赛时竞赛者事先达成竞赛规则，以防止拳击比赛升级为残杀。中美针对利益冲突开展预防性合作，有助于降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增强对方不合作的心理准备，从而实现中美战略关系稳定。

承认中美为战略竞争者，可从多方面稳定中美关系。由于双方视对方为战略竞争者，首先可使双方对对方会损害自己利益的行为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从而降低了因报复过度而导致冲突升级的危险；第二可增强相互威慑的战略可信性，这为双方在安全领域开展更多的预防性合作奠定了基础；第三可以降低对获取对方支持的政治预期，从而不会因在第三方事务上未得到对方支持而产生不满；第四促成在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开展预防性合作，从而摆脱合作仅限于共同利益范围之内的局限性。

中国对美政策成熟与否的判断标准应为，是否实现了政策目标，是否维护了国家利益。这如同，棋艺成熟的表现是赢棋与和棋的次数多，而非输棋的次数多。输棋后能保持与对手关系和谐表明的不是棋艺成熟，而是词不达意的“关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