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下，针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特有的变迁机制，构建了一个包含经济过剩和结构失衡特征的总供给-总需求分析框架。文章以此框架为基础，从理论上解释了中国经济波动、不平衡增长、潮涌现象、价格分化等现象的交互过程，并以1978年至2007年的数据对设立的理论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国家控制力和技术引进对我国的投资、价格、收入差距以及经济结构都具有显著影响，而收入差距扩大是抑制社会有效需求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应用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特征提出了新的思路与启示。
关键词：强制性技术变迁；不平衡增长；经济周期
*袁江，中国农业银行战略管理部，邮政编码：100005，电子信箱：yuanjiangcn@gmail .com；张成思，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zhangcs @ruc.edu.cn.本研究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批准号08JZD0011）。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修改意见，并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杨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陈璋教授对本研究的帮助。当然文责自负。
一、引言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中国经历了两轮比较完整的经济周期。但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以及改革初期的经济波动不同，这两轮周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整体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指出若干前所未有的重要特征：（1）经济运行中出现明显的“潮涌现象”，企业投资在每一轮经济周期早期像波浪一样向若干特定的产业部门倾斜（林毅夫，2007）；（2）市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经济逐渐由“产能不足”向“产能过剩”转变（刘树成，2004）；（3）宏观经济出现明显的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现象，即在工业部门价格水平波动相对平稳的背景下，农业、原材料等部门价格水平出现周期性上涨，随后带动了物价总水平的全面上涨（袁江，2009）。
然而，以上三大特征性事实仍不足以刻画中国宏观经济特征的全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发达国家相对平衡的经济运行不同，中国经济波动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不平衡增长”特征，即在每轮经济周期中，经济总量扩张必与经济结构分化相伴随；反之，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构亦随经济回落而缩小（见图1）。这种总量增长与结构分化相联结的特征，与其他三大特征性事实一起，构成了本文分析过往20年间中国经济周期的基本主线。
作为宏观经济领域的重要内容，经济周期历来是学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由此发展出一系列相互竞争的理论假说。例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根源于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冲击，从而表现为经济围绕长期稳定增长趋势的短期偏离或变动。假设短期内就业和价格调整存在粘性，那么总需求变化的冲击必然导致产出和就业的增减，从而形成经济波动和周期调整（Mankiw Romer，1991）。但是，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假说——市场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并非产生于价格粘性下的需求冲击，而是来自于外生的技术冲击。例如，当技术进步对总量生产函数带来正向冲击时，会改变工资、利率等经济变量的相对价格，从而引起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调整其劳动供给与即期消费等行为，由此导致产出和就业的变化并形成经济波动（Kydland Prescott ，1982）。显然，需求冲击与技术冲击理论都是以经济系统相对稳定为基本假设前提的。而以分析经济系统危机见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从大工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出发，认为经济周期根源于生产的过度扩张与市场发展不足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中译本，2004）。
以上三大理论假说构成了分析经济周期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石。近年来，刘霞辉（2004）、刘树成（2007）以及龚刚、林毅夫（2007）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经济周期特征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另外，也有部分学者尝试从中国经济的体制、制度及结构等基本特征出发来探索中国特有的经济周期理论。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包括Brandt和Zhu （2000）的转轨经济“预算软约束论”，陈东琪（1992）的“强波经济论”，以及陈璋等（2006）的“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假说”等。
毋庸置疑，以上文献对研究中国经济周期问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我们注意到，自1992年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上用来解释中国经济周期现象的“预算软约束”、“国有-非国有部门”等体制性和结构性因素正逐渐淡化。同时，在改革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中国经济表现出“总量增长与结构分化”的不平衡增长特征，并随着技术引进不断强化。然而，依据经济开放和技术引进的新背景对这一经济周期现象进行理论解释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立足中国经济“强制性技术变迁”的基本特征，在已有宏观理论基础上，拓展出一个基于两部门的AD-AS 分析框架。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该理论框架可以逻辑一致地解释前面提到的我国经济表现出的“总量增长与结构分化相联结”、“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以及“价格水平二元分化”等重要特征性事实。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控制力和企业技术引进的融合共同主导了中国经济周期的运行态势，并对消费、投资、工资与物价都产生深刻影响。
二、基本背景
（一）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与中国经济基本特征
在现有的经典分析范式下，“技术”事实上已经成为理解一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决定性因素。
一方面在增长框架下，上世纪50年代索洛首次将技术模型化以作为解释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而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则从技术的存在形态、变迁过程、变迁方向等加深了我们对技术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解。但是，现有的内生增长理论文献多以处在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为宏观背景来探讨技术变迁问题。因此，不管是对微观创新主体的经济行为分析，还是竞争性市场均衡条件的获得，都潜在地假设技术变迁是在一个信号相对完善的价格系统下进行的，其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以市场价格信号为导向的诱致性、原发性技术变迁过程。
另外，关于经济波动的理论文献先验地接受了增长理论关于技术变迁的研究成果。例如，在经济波动框架下，以Kydland 和Prescott（1982）为代表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将外生的技术冲击作为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变量，而不考虑技术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式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显然，诱致性技术变迁以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为宏观背景，其内在地假设下一次技术进步的方向和内容是不可知的（林毅夫，2007）。因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将诱致性技术变迁抽象为外生的、不确定的技术冲击，以解释近百年来美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若干典型性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事实上有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两种可替代选择。林毅夫与张鹏飞（2005）已经认识到技术引进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他们的研究潜在地接受了要素价格市场化这一诱致性技术变迁的核心假设。然而，中国改革30年国家对要素市场始终保持着非常强的控制，所以经验上要素价格市场化假设显然是不成立的。中国的技术变迁是在国家主导下的要素价格非市场化条件下实现的，技术冲击是内生决定的，尤其是国家控制力起了很大作用。这异于发达国家诱致性技术变迁过程，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与技术进步皆内生于国家控制力主导的宏观经济系统。因此已有的外生技术冲击分析框架可能无法刻画中国问题的全貌。
事实上，与发达国家的自主创新、未来方向不可知的诱致性技术变迁不同，中国近30年宏观经济始终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强制性技术变迁”特征，即在现有的世界技术差距格局的时代大背景下，发达国家事实上为发展中国家指明了技术进步的可能方向。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基于本国国情，通过引进发达国家前沿内技术，以模仿、学习、深化等方式实现本国技术水平跃迁。引进式技术进步本质上是实现资本和技术的动态融合，即以购买专利和技术、高技术商品和设备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推进本国的工业化进程。
客观地说，引进技术方式的投资成本相比自主创新要低，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资本稀缺、不具备大规模科研活动能力的现实。但是，客观条件和实现方式并不足以保证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得以顺利完成。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快速的技术变迁与中国较特殊的国家强控制力有密切关联，即国家可以通过对部分经济资源的计划、组织和分配，集中力量发展适合本国经济特征的世界前沿内技术，从而形成特定的主导产业部门，以较快的速度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首先，国家对土地、自然资源要素供给的控制力极大地降低了技术引进部门获得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生产成本，对国内外投资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其次，国家对金融资源供给的控制力保证了国家可以通过指导性信贷计划，为技术引进部门提供廉价金融资源的可能。第三，国家对劳动力资源的教育和基本医疗制度的控制力，保证了全民的基本健康水平和基本文化水平，从而为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具有较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说，世界技术差距格局、引进技术进步方式以及国家强控制力不仅是全球大时代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基本特征的抽象，也构成了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该理论框架下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形成机制
在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的理论框架下，中国的经济周期事实上可以理解为两种机制矛盾运动的结果：一是技术引进的增长动力机制，二是宏观经济供需结构的约束平衡机制。动力机制以世界技术差距和国家强控制力为基础，通过技术引进决定经济增长的态势；而约束平衡机制通过供求总量、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等起调整作用。两种机制在不同的周期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相互促进但也相互制约。我们下面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的四个动态阶段进行简要阐述（如图2）。
第一阶段：上升阶段（增长动力机制主导——约束机制为供不应求——经济上升）。假设一国经济体初始状态的供求约束机制相对平衡。根据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由于发达国家指明了未来技术进步的方向，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就很容易对下一个新的、有前景的产业达成共识。为了追求一国经济快速发展，政府会通过国家强控制力，以信息引导、土地、信贷政策优惠等措施支持相关产业发展。部分前瞻性的企业在技术引进收益大于自主创新收益的预期下，抓住国家的政策信息，开始向技术引进产业进行投资。国家控制、技术引进和产业资本融合所形成的动态机制促使技术引进部门生产增长，新产品的市场不仅供不应求，而且具备一定垄断性，因此前瞻性企业获得了大幅度利润增长。在本阶段，技术引进的增长动力机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供求约束的平衡机制支撑了前者状态的实现。宏观经济整体态势在生产推动下表现为总量温和增长、物价相对稳定的欣欣向荣的上升态势。
第二阶段：繁荣阶段（增长动力机制趋弱——约束机制为供求平衡——经济繁荣）。在宏观经济态势逐渐转好、国家支持政策明确、前瞻性企业大幅盈利等信号的强烈刺激下，经济中的大部分企业坚定了技术引进部门的盈利预期，从而开始大规模地向引进技术进行投资。显然，宏观政策与微观动机的有效结合必将形成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单向配置的“潮涌现象”。非技术引进部门作为技术引进部门的中间产品支持部门，在后者的带动下也快速发展。宏观经济各部门生产的要素分配效应提高了社会各部门居民的收入水平，社会购买力的增强进一步创造了总需求；与此同时，技术引进部门开拓国外市场创造外部需求，从而部门生产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此时，技术引进部门逐渐接近适宜技术前沿，其增长动力效应减弱；同时部门产能开始大量释放，平衡机制的总需求成为消化产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宏观态势看，经济增长率逼近峰值，物价水平在总需求的带动下开始迅速上升。
第三阶段：过热阶段（增长动力机制消退——约束平衡机制主导——经济下降）。由于繁荣阶段的潮涌现象和产能集聚的非理性继续，促使两个宏观态势显现：第一，非技术引进部门的供给约束机制出现。由于缺乏技术进步，非技术引进部门生产达到产能极限，瓶颈效应不仅从数量上制约了技术引进部门的进一步扩张，而且该部门自身的价格水平迅速上涨，从而带动了物价总水平的迅速上涨；第二，国内外需求逐渐饱和，社会总需求拉动机制逐渐转化为需求约束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引进部门的产能开始大规模过剩，部门利润大幅度减少。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国家控制力开始减少土地、信贷优惠，减弱对技术引进部门的政策支持，从而进一步冲击了技术引进部门的发展态势，加速了该部门的衰退。此时，宏观经济增长率迅速回落，物价总水平虽然保持高位波动，但拐点显现。
第四阶段：低谷阶段（增长动力机制与供求约束机制再平衡过程——经济低谷）。前期积累的过剩产能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开始大范围显现。企业层面上，为了化解过剩产能，技术引进部门开始了艰难的调整过程。一方面限产调整成为了企业的主要行为，多数企业因为在繁荣阶段的“羊群效应”而资不抵债，导致停产甚至破产；另一方面，小部分前瞻性企业由于在繁荣阶段就开始限产从而在之后保存了实力，开始有机会在调整阶段通过兼并收购壮大自己的实力，为下一轮经济周期做好准备。这个调整阶段，无疑类似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为的“创造性毁灭”过程（Schumpeter，1934）。从宏观层面看，通胀率等过热指标逐渐消退，部门结构之间逐渐走向平衡，从而供求约束机制与技术引进的增长机制之间的张力逐渐缓和。这时候，新一轮技术引进周期的起点又开始孕育。
（三）中国经济结构的变迁机制
通过对技术引进动力增长机制与供求约束机制相互作用的分析，我们概括性地阐述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及其动态转变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与总量经济周期波动相伴随，经济结构事实上亦发生着极其深刻的调整和变迁。首先，技术变迁的结构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技术引进部门由于引进国外相对先进的技术，并在经济周期早期通过学习、模仿、深化等方式实现了“本土化干中学”的过程，从而促使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但周期后期囿于过度投资和过剩产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另一方面，非技术引进部门由于缺乏技术进步、资金配套和政策支持，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因此，国民经济部门技术水平差距随着经济上升而扩大，经济下行而差距相对缩小。这种技术变迁结构化特征事实上又将通过供求约束机制反作用于宏观经济运行。
其次，资本禀赋结构实现提升。技术引进部门在每一轮经济周期中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资，该部门的资本积累带动了国民经济的资本禀赋结构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非技术引进部门由于潮涌现象而导致本部门劳动力、土地要素迅速减少，从而变相提高了本部门的资本禀赋结构。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认为资本禀赋结构是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进一步发现这种资本禀赋结构的提升在中国是通过强制性、非平衡的方式实现的。
最后，收入差距结构不断扩大。技术引进部门由于技术进步而促使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但非技术引进部门由于技术落后导致工资水平增长缓慢。这种部门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结构则在经济周期后期成为总需求制约机制的根源之一。
综上所述，暗含于总量波动背后的经济结构分化特征产生于前者，同时又通过供求约束与平衡机制反作用于前者。这为我们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现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近年来，从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等角度理解增长、波动与制度架构等宏观现象受到学界的日益关注（如Acemoglu et al，2008），而从中国特有的发展经验出发进行深入研究，将会极大丰富和拓展这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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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中国经济波动所表现出的不平衡增长特征为拓展现有宏观经济理论框架、构建包含潮涌现象、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等特征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提供了事实基础。本文的理论研究提出，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是两种机制矛盾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是由国家有偏向的控制力和企业技术引进两股力量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增长动力机制，另一方面是由于产业部门技术进步差异所导致的供需结构的约束平衡机制。两种机制的交互作用在前期表现为技术引进部门增长主导的经济上升和繁荣，在后期则表现为技术引进部门产能过剩、非技术引进部门供给不足以及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约束下的经济过热和萧条。
本文的经验分析显示：第一，国家有偏向的控制力和企业的技术引进对技术引进部门的中间产品投资、居民工资水平以及部门不平衡增长都存在较强的正向影响，而对部门相对价格则存在负向作用，由此表明国家控制力和技术引进对中国投资、收入差距、产能态势以及经济结构调整都具有重要影响。第二，技术引进部门的相对价格对社会消费存在负向影响，对工资水平、经济不平衡结构存在正向影响，从而表明相对价格可以作为衡量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个重要指标。第三，社会收入差距对社会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由此表明中国经济的有效需求较强地依赖于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状况。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外部金融危机冲击和内部经济调整的双重压力，而以上理论和经验分析的结论对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中国内部经济调整的本质体现为技术引进部门的产能过剩，外部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减少事实上进一步切断了化解过剩产能的渠道。
但是，技术引进部门产能过剩的另一方面事实上是非技术引进部门的产能不足，这种产能结构性特征事实上暗示一种化解过剩产能的有效途径，即通过政府力量将技术引进部门的过剩产能转移到非技术引进部门，从而促进非技术引进部门的技术进步，为未来经济平稳发展奠定基础。其次，中国经济的有效需求受社会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结构共同影响，前者的需求正向促进作用大于后者的消费负向抑制作用。因此，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等措施提高技术引进部门的收入水平将在短期内较快地释放有效需求，增加社会总消费；而长期内应该注重改善社会收入差距结构，通过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间接地提高非技术引进部门居民的收入水平。最后，中国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强制性技术变迁特征具备客观性和长期稳定性，由此导致较长时间内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目标之间将存在一定冲突。因此，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一方面要着眼于增长目标，即通过对技术引进部门发展的政策支持带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也要顾及稳定目标，即政府要为非技术引进部门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场环境，从而逐渐减少该部门产能瓶颈，为未来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平衡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