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炎黄子孙是谁?——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45 次 更新时间:2010-07-18 11:50

王明珂  

虽然在中国历史记忆中炎黄是同时代的人﹐但炎帝被画成蛮荒时代豪酋﹐而黄帝则是文明帝王之像。这两幅画像表现战国时人处在一个华夏刚形成的时代﹔在此新时代﹑新认同下﹐他们以炎帝时代的原始﹑崩乱来衬托黄帝时代的文明﹑统一﹐以黄帝打败炎帝来表现“当代”与“过去”间的断裂。炎黄的历史形像留在中国文化记忆中﹐巧妙的表现在《三才图会》的这两幅画像里。

炎黄子孙是谁?

蚩尤的后代到哪去了?与黄帝同时代的其它人,他们的后代到哪去了?中国民族的蒙古﹑藏族﹑苗族﹑满族等,也是炎黄子孙吗?——“我们是炎黄子孙”,在这一最简单的中华民族史判断中,隐藏着“历史”最深的密码。

五千年前,两位“英雄”,黄帝与炎帝大战于阪泉,黄帝打败了炎帝。后来黄帝又调集各诸候军队,与另一部族领袖蚩尤大战于涿鹿,胜了蚩尤。黄帝从此繁衍其子孙,因此后来的华夏或汉人都是黄帝之裔;或者说,有些人是炎帝后代,所以他们常自称“炎黄子孙”。一部最简单的中国民族史便是如此。

然而现在,大家对这历史有意见。蚩尤的后代到哪去了?与黄帝同时代的其它人,他们的后代到哪去了?中国民族的蒙古﹑藏族﹑苗族﹑满族等,也是炎黄子孙吗?经过一番考据,这历史变得有些复杂——持肯定观点的认为,有些黄帝﹑炎帝的后代迁徙或奔逃到远方去,所以中国北方的满﹑蒙﹑藏等民族以及今日朝鲜半岛上的大韩民族都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蚩尤则被放逐,或被迫辗转迁到南方,成为许多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但这种对历史的解释,还是有许多人不满意;中华民族中还有许多民族与炎﹑黄﹑蚩尤的关系不清楚,更何况,除了炎﹑黄﹑蚩尤这些英雄外,当时一般老百姓应该也有后代罢。

若你是位怀疑论者,对以上历史解释都不相信。那么,我们就先从“为什么我们相信历史”谈起;之后再提出另一个版本的炎黄子孙历史,看是否能更让你信服。

历史事实或历史记忆塑造现在?

历史,这个词,在中文里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意。其一,真正曾发生的过去;其二,我们所记得的﹑述说﹑书写的“过去”。在英文里也一样,一个字词,history ,代表两个意思——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为何有这样奇怪的现象?这是因为人类都生活在历史记忆造成的社会里,社会现实是如此真实,因此我们普遍将历史记忆当作历史事实。

笔者曾在川西研究羌族的历史记忆。在那些高山深沟中,若一条沟中有三个寨子,当地人说起三个寨子所有人的来源时,常说:“从前有三个弟兄到这儿来,一人到一个地方建寨子,他们就是这三个寨子民众的祖先”。说起更大范围的人群,譬如邻近七条沟所有村寨人群的来源,他们说“从前有七个弟兄到这儿来……。”乍听来,我们会觉得这算是什么历史?但本地人的确相信这样的历史。生活在山沟中,三个寨子民众共同拥有﹑分配与竞争沟中的资源。外面人来这儿挖药,三个寨的人联合起来把他们撵走,因“历史”告诉人们这是那三个弟兄祖先所占地盘。一寨人上山砍柴,要进入二寨地盘时便得止步,因“历史”告诉他这是二寨的地盘。这就是前面说的,社会现实是如此真实,人们普遍将历史记忆当作是历史事实。

但历史记忆,并不表示它们不真实。我是一位台湾历史学者,就以台湾的历史来说罢。台湾目前最强势的一种历史记忆便是:台湾最早的住民是原住民,300年前闽粤移民随郑成功来台,他们是闽南人﹑客家人的祖先,60年前又有一批大陆军民随蒋介石来台,他们是外省人的祖先。相信这样的历史,所以台湾的社会现实便是,人分为四大族群,其中原住民是被征服者,外省人是新住民,闽南人与客家人才是真正的台湾人。以上历史,哪一点不是历史事实?

但台湾的历史也可以循着深沟里羌族讲述历史的办法来写,那些英雄都不须提,“从前有四个弟兄到台湾来,他们的后代分别成为台湾四大族群。”相信这历史,那么台湾的社会现实便会是: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区分,也没有老居民与新移民之分。历史不一定要始于郑成功﹑蒋介石等“英雄”。但是绝大部分人类社会中都有征服者﹑被征服者区分,老居民﹑新移民区分,因此大家都喜欢谈英雄历史。

黄帝在众多古帝王记忆中脱颖而出

五千年前黄帝﹑炎帝﹑蚩尤等几个部落首领间的战争,当然可能是历史事实;类似的部落战争在商﹑周之前不知发生了多少。在商﹑周的甲骨金文史料中,完全找不到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的记载。那时也没人自称华夏。有趣的是,到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贵族开始自称华夏,此时便出现许多有关黄帝﹑炎帝﹑太皞等英雄祖先的历史记载了。而且,就像战国思想家们对于如何治理百姓﹑平息战争提出各种意见,所谓“百家争鸣”。这时人们对于如何将黄帝﹑太皞等各部族祖先记忆集结成一个“历史”也纷纷提出不同方案。譬如,其中一个方案是,称黄帝﹑炎帝为两个弟兄。但最后有一个历史版本广为大家接受;这“历史”便是,太昊﹑伏羲等为远古蛮荒之世的帝王,炎帝﹑蚩尤为败于黄帝之手的部族领袖,黄帝成为结束乱世﹑开创文明的唯一帝王。

黄帝

在政治上,当时自称华夏的各国外驱戎狄﹑内争雄霸。事实上,所有这些现象——政治上的争王与兼并,思想上为社会长治久安进行的争辩,以及在历史记忆上出现组合各部族祖先的多元版本——都表示当时华夏正由多元分立走向统一。甚至华夏这个词,其意涵都由复数成了单数。“华”原有众多的意思,在战国时“华夏”便是“诸夏”,也就是指不同于夷狄的“许多夏国”。但由战国末至西汉初,华夏便逐渐指的是一个族群整体了。“族群”是指凝聚在一个祖源记忆下,以分享﹑分配共同领域资源的人群。因此,祖源历史记忆也“规划”一个族群或民族的内部关系。将炎黄视为弟兄,这历史方案的意义是,尝试以祖先的弟兄关系,来联结分别以黄帝﹑炎帝为代表的两个对等族体。这是一种“弟兄祖先历史”。无论如何,最后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黄帝成为打败敌手﹑结束乱世的唯一英雄祖先,这也表示华夏正走向政治统一及权力集中化之路。

到了西汉初,华夏及其帝国已稳固形成,这时最完整的黄帝历史也出现在第一部中国典范历史《史记》中——典范历史与典范社会情境同时形成。这也说明为何此后两千年中国人不太怀疑这“历史”,因人们生活在“历史”所规划的世界里。华夏的性质,全然表现在《史记》对黄帝的描述中。我们看看《史记》作者司马迁如何通过黄帝来界定华夏。书中,黄帝是征服者及王朝建立者,他是华夏政治体的始祖;黄帝为尧﹑舜及夏商周三代帝王家族之祖,这说明黄帝为华夏血缘性族体之祖。《史记》记载黄帝及其后妃臣僚有许多发明,如此黄帝又代表华夏文化体的起始。《史记》还说黄帝曾四方征伐,东至于海,西至崆峒山,南至大江,北逐荤粥,这是表述华夏领域空间的起源。所以说,由《史记》对黄帝的叙述可看出,至少由汉代始华夏便是集政治﹑族群﹑文化﹑领域空间为一身的共同体。这也表现历史记忆珍贵之处——它不一定是历史事实,但以“密码”方式隐藏许多历史事实在其中。

黄帝子孙在边疆

战国时处于华夏边缘的秦﹑楚﹑吴﹑越诸国,其民被中原华夏视为蛮夷,但他们的统治家族可能当时已自称是黄帝之裔了。许多华夏文献称,吴国王室为周太伯之后,越王家族为大禹的后代,楚国与秦国王室则是帝颛顼的后代。但这些家族的历史记忆中常出现些弟兄祖先,如《史记》记载,楚国先世昆吾﹑彭祖等部族之祖为兄弟,秦远祖鸟俗氏﹑费氏两部族祖先为兄弟。

东北方,商王子箕子奔于朝鲜;东南方,周王子太伯奔于句吴;西南方,楚国将军庄蹻奔于滇;西北方,秦国逃奴无弋爰剑奔于西羌。根据历史记载,他们及其后裔世代在这些地方为王。这四个英雄,根据历史记载,前三个(箕子﹑太伯﹑庄蹻)都是黄帝子孙,那秦国逃奴无弋爰剑则是炎帝子孙。四个英雄﹐奔于四方﹐都成了开化本地的王——是历史事实有规律?还是历史记忆有模式?

《史记》称吴﹑秦﹑楚等国“黄帝子孙”的后代有些在中国,有些在蛮夷中。这就为后世华夏在边远异族中找寻“黄帝子孙”埋下了伏笔。汉代有些华夏认为匈奴是大禹的后代,所以是黄帝子孙。魏晋南北朝时有些人认为鲜卑慕容家族,以及统一北方建立北魏之鲜卑拓跋氏,都是黄帝子孙。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这一类历史书写常循着一个模式:一个失意的或受挫折的英雄奔于他乡,在那儿受人信服崇拜,成为当地的王。如东北方,商王子箕子奔于朝鲜;东南方,周王子太伯奔于句吴;西南方,楚国将军庄蹻奔于滇;西北方,秦国逃奴无弋爰剑奔于西羌。根据历史记载,他们及其后裔世代在这些地方为王。这四个英雄,根据历史记载,前三个(箕子﹑太伯﹑庄蹻)都是黄帝子孙,那秦国逃奴无弋爰剑则是炎帝子孙。

难道历史事实都是如此循着一定的模式发生?路途遥远,语言不通,这些英雄如何到那儿去说服土著,让自己成为本地统治君王?我对这四则历史记忆有另一种解释:这些历史记载中的商﹑周﹑秦﹑楚,以及王子﹑将军﹑逃奴都是“密码”,隐藏着当时华夏对这些人群不同的情感与意图——他们认为朝鲜人与吴人应是尊贵的华夏子孙之后,滇人也是华夏子孙但地位稍逊,西羌为炎帝之后,勉强算是华夏子孙。

中古时的炎黄子孙

炎帝,那个被视为败于黄帝之手的古帝王,后来并未自华夏历史记忆中退出。魏晋南北朝时,只有少数华夏家族自称是炎帝后裔。毕竟在华夏历史记忆中炎帝是战败的古帝王,所以大家还是喜欢自称黄帝子孙。

黄帝战蚩尤

魏晋到隋唐,由于北族贵冑大量移入中原,进入朝廷与地方门阀社会中。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些出身北方草原部族的炎帝子孙。譬如,曾在华北建立北周的鲜卑宇文氏,据史书记载其祖源为,炎帝被黄帝灭了后,子孙逃到北方去,有一支发展成鲜卑宇文氏。唐朝一个代郡鲜卑贵族宇文琬,他的墓志上也称宇文家族是炎帝之裔。《新唐书》记载,唐代女皇武则天曾问臣下道:有学问的人谈起各氏族由来,都说是炎帝﹑黄帝后裔,难道上古没有一般老百姓吗?这真是个好问题。由此可见,这时自称炎帝子孙的家族已相当多。后来在华北建立大辽的契丹贵族耶律氏,根据《辽史》的说法,也是炎帝之后。《辽史》中还有一段话,大意是说,炎帝﹑黄帝的子孙很多,四方君长大多是他们的子孙,因此建立中原王朝的帝王其实都同出于这根源。《辽史》编于元代,主编是蒙古史家托克托;这可说是史家以“炎黄子孙”来将辽﹑元政权正统化。

无论如何,经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许多入于中原的北族为“中土之人”注入新血;华夏(此时或应称中国人)由“黄帝之裔”成为“炎黄子孙”多少反映这变化。

近代黄帝子孙争议

在中国历史上,大家热烈讨论黄帝的时代有两个。一个是在战国时期,也就是前面提及的华夏形成的过程中。另一个发生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在传统华夏及中国人演变为当代中国人的过程中。

近代黄帝子孙争议,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当时中国受世界性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潮流冲击;中国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才能团结以自存于世界,这是清末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想法。然而这民族(或国族)只是汉族,还是包括清帝国内所有民族,当时曾有争议。因此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以“黄帝子孙”来鼓吹国族团结,另一方面又彼此争论到底哪些人是黄帝子孙。最后在清帝国政治疆域框架下,在欧日列强争夺满﹑蒙﹑西藏与西南边疆经济利益的情况下,结合各民族成为一中国民族终于成为晚清知识分子共同的国族理想。

在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心目中,中国内部有汉﹑满﹑蒙﹑回﹑藏等族;要如何说明这些民族都是黄帝子孙,的确让许多学者煞费苦心。当时大致的说法是:满族之祖源肃慎为黄帝孙“般”的后代;蒙古族之祖源匈奴为黄帝之后“淳维”的子孙;回族出于安息,安息为黄帝之孙“安”在西方所建之国;藏族出于西羌,黄帝之裔“休”是西方诸羌之祖——所以大家都是黄帝子孙。虽然以上诸说在中国古史文献中都有蛛丝马迹可寻,但这样的“民族史”显然已不能满足当时另一股知识潮流——科学理性。所以,顾颉刚等学者掀起的古史辨运动,许多学者热切卷入对三皇五帝的争议,显示此时的确需要一个国族历史来凝聚中华民族,但黄帝子孙之历史远不能满足此需求。后来的中国民族史,大量采用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体质学知识,从语言﹑文化﹑体质等方面建立中国民族的一体性,并以历史说明其分化融合过程;炎帝﹑黄帝曾被解释成各民族集团代表,以他们间的战争迁徙说明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的由来,但历史学者愈来愈不愿谈他们。

谈黄帝﹑炎帝,我们倒忘了蚩尤。汉代以来,华夏并没有将他视为南方某族群的祖先;华夏认为南方各族群为廪君或盘瓠的后裔。直到近代,在为各少数民族寻历史源头时,蚩尤才被认为是一些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值得一提的是,今日苗族常自称是蚩尤的后代,并呼吁蚩尤应与炎﹑黄并为中华三祖。无论这是否为历史事实,许多苗族的先祖在旧明清帝国时曾不堪受歧视而自称黄帝子孙,他们的后代今日骄傲的宣称自身是蚩尤子孙,这是十分有意义的时代转变。

蚩尤汉代画像石拓片

说英雄历史,我们也别忘了弟兄历史。汉代蜀人接受“蜀为黄帝之后”而成为华夏时,当地还流传着一个历史故事;这故事说,人皇在中原称帝,他的八个弟兄分别在周边八方,蜀始祖便是人皇的弟兄之一。唐宋时,华夏称湘西“五溪蛮”的祖先是盘瓠,但也记载当地父老的说法:巴国五个王子逃难到这儿,弟兄们各占一条溪谷繁衍后代。1930年代时,有人说云南中缅边界上的野人(今景颇族)是蚩尤子孙,但当地老人说了另一个历史,“最早,野人﹑摆夷(今傣族)和汉人是三弟兄……”。彝族也有人说,古代有三弟兄,老大是汉族始祖,老二是藏族始祖,老三是彝族始祖。四川盐边的苗族也说,伏羲兄妹成婚后生了三个儿子,这三弟兄大哥为苗族祖先,二哥为汉族祖先,老三是彝族始祖。

最后,回到究竟“炎黄子孙是谁”这问题,我们这样说罢——五千年前在华北争战的炎帝﹑黄帝﹑蚩尤那些部落领袖,他们的血液可能流在今日任何一个中国人身上,就像是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有冒顿单于﹑成吉思汗﹑松赞干布的血液一样。古华夏或汉人成为炎黄子孙与炎帝﹑黄帝“史实”无关,而是由于人们有这样的“历史记忆”。我们需关心及深思的是,他们为何有此历史记忆?“攀附”是个重要社会文化背景,让许多人成为炎黄子孙——中国民间神话中,黄帝乘龙升天时许多人攀着龙须想跟他一起上天,便隐喻着这个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攀附模仿,是因为人们都希望活得安全﹑活得好——像是毛虫将自己伪装模仿一根树枝或蛇以避免受伤害——他们或因仰慕,但更多是因为不愿受歧视而成为炎黄子孙。今日中国人该感到骄傲的是,此种边缘人群对黄帝血源的攀附已成为过去。这就像是,当今日美国人已非两百年前的美国人,“五月花号英雄祖先移民史”也就少人愿谈了。

以上我说的炎黄子孙历史,您可信可以不信。然而,人们经常根据历史记载的“明码”来争论历史事实,争论谁是黄帝﹑炎帝或蚩尤子孙;这些争论造成人群间的冲突,或让一些不是英雄后裔的人落入边缘。在此我强调的是,我们也可以从历史记忆角度,探索历史叙事中的“密码”,体会及体谅人们为何要宣称自己或他人是黄帝﹑蚩尤﹑盘瓠子孙,或宣称自身是檀君子孙而非箕子之后(如今日朝鲜人)。我们也可以思考,为何有些人群说的历史总是始于“弟兄祖先”而非英雄,如此我们或能了解“兄弟民族”不只是强调民族团结的套语,而是有更深远的历史与人类生态意义(包括悠久顽强的男性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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