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巧合,还不如说是必然:胡适去世时,自发送葬者据说达到30万人,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这种盛大的场面,除了鲁迅之外,没有第二个文人享受得到。的确,鲁迅与胡适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可以说是无第三人可及的。关于鲁迅与胡适二人的话题,几十年来总是绵延不绝,大概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将二人相提并论,开启对二人所代表以及所开创的思想文化源流的整体思考与研究,还是近些年来的事,或许这也正是《胡适还是鲁迅》的意图以及本书的价值所在。之所以这样说,是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与胡适二人并不处于平等的位置,鲁迅太高,胡适太低(或者说有意被忽略)。
关于鲁迅,说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毛泽东对他做出评价之后,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与声名更是一路上扬,即使在暗无天日的“文革”期间,鲁迅的著作也仍然可以畅通无阻,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源泉。在如此众多的言说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鲁迅故去的七十多年中,人们不断地在探索鲁迅的内心世界,但呈现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也许未必是一个真正的鲁迅。曾经写过鲁迅传记的朱正坦承,上世纪50年代写的鲁迅传记,他把所有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中提到鲁迅的地方,一句不落地引用了,并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来发挥。其实,没有油彩的本色鲁迅,才具有更为伟大的人格魅力。
尘埃终将落定,历史始终公正。当喧嚣与浮躁渐行渐远,历史的公正性才会越发清晰地显现出来,众多学者们看待从前的历史,也就拥有了更为冷静与客观的眼光。朱学勤说:“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林语堂,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这应该看作是如今知识界的一个共识。
胡适这个名字被提及得越来越多了,这是个令人欣慰的现象。这位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这位一生坚持“独立”的大学者,在大陆1954年的“红学”论争中,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大批判,曾经被许多人挂在嘴边的“我的朋友胡适之”,不再也不敢被人说起了,人人噤若寒蝉避之不及。如果说鲁迅被抬到了一个圣坛的偶像地位,那么胡适是被流放到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如今我们知道,将鲁迅抬上圣坛,将胡适忽略不计,实际都是对二人的不恭,也是对后人的误导。
“坚持自由主义一生的胡适,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这样一种平和态度,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的确,尽管对胡适的学术成就向来存有较大争议,但他的人格力量,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无人能比。我很赞同谢泳的观点,“过去语文教材里不选胡适的文章,无论是对做文章还是做人,都是大损失。”
事实上,将鲁迅与胡适放在一起来讨论与思考,根本原因还在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选择”。与鲁迅的思想深度、毫不妥协、坚韧诸多品质相比,胡适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平常心态,是渐进的,理性的。正如世界有好就有坏,有前就有后,有强势就有弱势,有激进就有保守,如果把鲁迅的犀利、深刻看作激进思想的表达,那么不妨把胡适看作是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温和状态——胡适当然不保守,而且,在中国来说,保守总是不那么好的词。二人的区别,钱理群一语道破:“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胡适的这种温和状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可能既不讨激进派的好,也未必会被保守派认同;既为大陆所批判,也为台湾岛内所攻击。我们一直以为,以胡适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应该始终为其所重,但在1956年,国民党照样认为胡适的政治主张“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攻击胡适是让“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的大师”。也许在一个进入平和状态的社会当中,胡适的思想才会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更自然地接受。
在知识分子前行的路上,尽管也有钱穆般的严谨学业可选择,但基本上来说仍不离鲁迅与胡适所开创的两条路。如果要在人生路上选择一位追随者,你是选择胡适,还是鲁迅?
《胡适还是鲁迅》谢泳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