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派系分野，就是网上的左右派之分。当下中国的这个左右派之分，已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地步。譬如，按我们通常的理解，要民主自由的应该是右派，而主张工农权益的应该是左派，但现实中，这两种诉求却常常由同一群人提出；对西方软弱的应该是右派，但这些右派又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通常是左派主张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此外，还有主张恢复儒家政治体制的传统派以及由海归分子为主组成的新左派。而且由于“中国特色”，中国的左右派划分一直与国际上的划分不同，在国外，主张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一般被认为是右派。是故，对中国当下政治领域的派系分野做一梳理，实属必要。
窃以为，当下中国的政治派系分野，大致可分为如下四派、两个阵营：
1）毛左派（如此称呼不含任何贬义，仅为区分不同的左派）；
2）专制派；
3）自由派；
4）社民派。
这四派，依价值观的不同又可分为两大阵营，毛左派与专制派为一阵营，自由派与社民派为另一阵营。毛左派与专制派的阵营可称为中国特色阵营，而另一阵营则可称为普世价值阵营。如果要对这两个阵营分左右派的话，中国特色阵营相对于另一阵营可称左派，而拥护普世价值的可称右派。传统儒学派与新左派由于人数少，似可分别归入上述两个阵营中，本文不再单独讨论。
在中国特色的阵营内，毛左派为左、专制派为右。两派虽然水火不容、相互敌对，却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其分歧仅在于方法策略。
普世价值阵营中的自由派与社民派，在大部分国人眼中都被视为通常意义上的右派，但在国际上与学术理论上，社民派一般被视为左派，这是笔者要对中国特色的左派前面加上毛左派的原因。自由与社民两派的同异正如毛左派与专制派一样，所不同的是，毛左与专制派间的斗争大于合作，而自由派与社民派间是合作大于斗争。
专制派属于当权派或既得利益派，其最大特点是赞成在经济、社会层面的部分放开与政治层面的全面管死。这一派也可称为“邓派”，是30年改革开放的坚决拥护者。也有人称之为“主流派”，因为该派的理论基本上就是当局的意识形态。在专制派看来，自己恪守的是“中庸之道”——既要反对左面的毛左派，也要反对右面的自由民主派，并常以既反左、又反右来论证自己的政治正确与政治合法。专制派的成员多属于当今社会的中上阶层，其成员主要分布于党政军界及体制内，此外还包括体制外的部分财富巨头。专制派人数虽少，却掌控着中国几乎所有的资源，其队伍可称是由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知识界精英组成的非神圣同盟（喻其无高尚价值目标、仅以世俗功利而相互利用、勾结）。
所谓毛左派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对邓氏改革开放路线的一派。毛左派认为专制派就是走资派，或称“资改派”（资本主义取向的改革派）。如果说专制派多属既得利益派的话，毛左派则多属利益既失派。毛左派对30年的改革开放基本持否定态度，主张回到文革时代，再来一次文革，把走资派与新生的资产阶级彻底消灭，使中国回到如朝鲜一样的状态。不可否认，毛左派在中国的中下阶层（弱势群体）中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与市场，其骨干多为文革时期的“三种人”，近年来也有不少中青年知识分子加入。新左派的大部分主张与毛左派同，基本可归在此派内。由于毛左派所持的极端主义立场，这一派对现政权的稳定构成了最大威胁。
由自由派与社民派构成的右派阵营，支持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这两派中，既有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也有一些利益既失者。其成员多属于社会的中间阶层，但也有少数分布于上层与下层。这两派以知识分子与企业白领及中小企业主为主，集中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大城市，体制内外均有分布。他们既对当前现实不满，也不愿意回到过去，而是力主政治制度的改革，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希望。
自由、社民两派对毛左派基本都持否定态度，但对专制派的态度并不一致。自由派对专制派在经济上的自由放任相当支持，但对其政治上的专制保守则强烈反对，他们要求一种激进民主，希望在中国出现“颜色革命”。社民派则对专制派的经济政策多有批评，对其政治上的僵化保守也强烈反对，但同时也不认同自由派的激进民主诉求。社民派的另一特点是程度不等地拥护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信仰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坚决反对列宁主义，主张中国走瑞典的社会主义道路。少数新左派亦可归在社民派内。
这样的派系划分有无道理呢？让我们来看看这四派对当下一些问题的回答：
1，对成都遭强拆而自焚的唐福珍——
毛左派：坚决反对强拆，并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铁证；
专制派：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唐福珍对抗法律，死有余辜；
自由与社民两派：谴责政府的做法，同情唐福珍，反对毛左派对政府的批评。认为毛左派是“看对了病，开错了药”。
2，对高房价——
毛左派：这是资改派执政的必然后果，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专制派：这是市场带来的现象，政府只要调控得当，马上就会克服；
自由派：基本同意专制派的意见，但认为政府在土地与房地产市场上应减少干预，让市场力量来解决市场问题。
社民派：鉴于我国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住房不应交给市场，而应成为国民基本福利。建议75-80%居民的住房应为福利性质，其余为商品房。福利住房政府不收土地出让金，配套费用减免。
窃以为，上述的划分，基本可以概括我国当下政治派系的主张与诉求。这种分野之所以比较合理，关键是抓住了各派在价值观与方法论的异同。价值观的作用，这30年来，一直为国人所忽视。关于为何要以价值观来划分政治派系的问题，请看本文的第二部分。
什么是价值观？为何要以价值观来划分阵营？
价值观就是方向，或说是我们奋斗的终极目标，也可以说是人之为人的生活方式。为何要以价值观来划分阵营？我们常说“道不同，不相谋”。所谓“道”，就是价值、理想、方向、目标。人们之所以在政治上结成不同的团体，首先就是因为有共同的价值、理想，而不是因为对一些具体问题有相同的见解。所谓党性、派性，就是由共同价值观产生的。相反，在价值观相同的前提下，人们往往对实现价值观的方法、手段、策略有分歧。当这些分歧不大时，本着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原则，人们可以共聚在一个政治集团内，当分歧过大时，便会分裂成不同的集团、派别。价值观比策略、方法具有更基础的作用，它们二者的关系是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方法或“体”与“用”的关系。因此，价值观是我们区分政治阵营与派别的首要因素，其次才会考虑方法、策略上的不同。
为何毛左派与专制派拥有相同的价值观，难道他们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吗？不错，这种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是双方非理性思维的结果，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共同的然而却是错误的价值观。封建宗法社会时期的农民起义军与皇帝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但双方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毛左派与专制派这种共同价值观的核心有两点：1，功利性；2，非平等的等级人格观。
先谈功利性的价值观。按康德的观点，价值观、尤其是终极价值观，应该是非功利的。价值观就是做人、为人的意义。如果做人的终极意义在于某种功利，那就说明人不是目的，而是某种其他东西的工具、手段。因为功利性是工具、手段的属性。自由、民主之所以能成为终极价值，是因为她提供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与意义，并且这种尊严与意义是不可化约、还原或替代的。你不能追问，自由民主是为了什么，因为她们是终极价值。
毛左与专制派的价值则是功利的、具体的（具有可感性），这就是吃好、穿好，过上好日子。这当然也是一种价值，但算不上终极价值。猪圈里的猪也能享有这种好日子（当你把这个猪圈扩展到几个山头大，使之具有田园景色时），这显然不应成为人的价值。另一种，吃好穿好，吸毒淫乱，也非值我们得追求的价值。正如雷锋所言，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毛左与专制派的价值观认为，既然革命的目标是为了吃好穿好、过上好日子，那么为了早日达此目标，为了效率，人民就必须放弃或让渡权利，就应该甘心做革命的齿轮与螺丝钉。两派的分歧不过是何种方法效率更高而已。
为了进一步说明非功利价值观的作用，这里介绍我国法学家贺卫方先生的一个观点，贺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民主是让国民决定自己的事务，包括让国民作出错误的选择；民主是人民之治，而非真理之治。”
所谓人民之治，就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哪怕这种方式比其他的方式效率低，我们也绝不放弃。真理之治则是追求效率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大家放弃自己的权利，用一种科学的方式选出一批道德、智力超群的精英，由他们来带领我们奔向天堂。这就是功利价值观的逻辑结果，也是毛左与专制派在价值观上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是非平等的等级人格观。价值观与人格观是紧密相连的，不同的价值观都可追溯到不同的人格观。所谓人格观就是对人的本质、属性的观念。现实生活中，人是千差万别的，如果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就会认为这些差别是永恒的、天然的，不可改变的。而从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就会从这千差万别的存在中抽象出人类共同的、永恒的、不变的本质。正是理性主义认识论，产生了一种先验的人格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人虽然在体力、能力各方面都是不平等的，但在人格上应该平等。平等的人格观念必然带来普遍（适）主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而非平等的人格观，只会带来特殊主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因此我们又可以说一种是平等人格价值观，一种是等级人格价值观。
从等级人格价值观出发，就会认为人群应分为三六九等。在毛左派那里，这个世界首先是分为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在劳动阶级内部则有一个类似金字塔的等级结构——这就是列宁提出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格局。据说保持这个结构的效率最高、战斗力最强。而专制派对阶级的分野实际不太感兴趣，他们基本回到了儒学派的立场上，认为人群分为精英与群氓，或说是君子与小人。
因为人格观的不同，所以导致价值观的分野。相同的价值观又会因为人格观的差异带来不同的方法论。下面来谈谈毛左派与专制派在方法论上的分歧。由于追求效率、否认人的终极价值，因此两派都赞成专制主义的国家治理方法。但在具体方法上，又各有不同。
毛左派的专制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而专制派的专制则是少数对多数的专制。
在一般人看来，毛左派的专制似乎很正义、很合理，对少数坏人实行专制（专政），对大部分好人实行民主，这不正是“人民民主专政”吗？其实这里隐藏着一个陷阱——毛左派的整套理论是建筑在列宁主义的阶级论基础上的，因此多数人的统治由于等级的人格，必然最终表现为少数人代表多数人进行统治，其理由则是“群众—阶级—政党—领袖”这种实然存在的格局。而且由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残酷性，权力必须高度集中于核心领袖的手中。这还只是陷阱的一面，陷阱的另一面则是，既然多数人这次可以某个理由压迫这些少数人，下一次当然可以其他理由压迫另一些少数人。几十年后，所有的人都可以被以不同的理由整肃过。譬如，第一次对少数人进行压迫的理由是“剥削”，第二次对另一批少数进行压迫的理由是“反动”，第三次的理由是“封建迷信”，第四次的理由是“懒惰、自由散漫”，第五次的理由是“崇洋媚外”，第六次的理由是“贪图享乐”，第七次是……
也许有人会说，毛左派这种多数对少数的专制难道不是和贺卫方所说的“人民之治”很接近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在于这不是民主，因为民主包含两个含义，首先是少数服从多数，其次是多数保护少数。毛左派眼中的阶级敌人，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劳动阶级成员，即使少数被称为“剥削阶级的，实际也是人民的组成。阶级虽然客观存在，但阶级之间的矛盾并非你死我活，这就如不同宗教信仰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差别一样。毛左派的错误除了在价值观上，在方法上也不具合理性。
毛左派以多数人的意志压迫少数人不对，但不能否认其专制毕竟体现了多数人的意志，这难道不是一种民主吗？从现代民主的意义上来说，毛左派的“大民主”够不上民主，但从民主的不同形态上来说，也可以称之为一种低级、原始的民主。这种打着“大民主”旗号的民主，就是政治学所称的“实质民主”。但一事物的完整形态应该是实质与形式的统一。缺少形式的民主，必然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导致其副作用过大。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以形式来保证实质。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代法律。法律的作用就是维护正义，但如果没有一定的形式与程序，法律追求的正义就无法实现。因此，现代法律认为，程序（形式）正义比实质正义更重要。民主也是一样，民主必须有其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形式主义的）法律。没有法律的规范，这种实质民主就会成为多数对少数的暴政，这种暴政最后会荼毒于社会的每个成员（法国大革命最后吞噬了革命的优秀儿女）。
毛左派无论在价值与实现价值的方法上都缺乏合理性，其在方法上的不合理源于对形式主义的蔑视。
毛左派这种表面上的多数对少数的统治，因为是一种非理性的负帕累托性质的行为（有人获益而无人受损的行为称帕累托行为，有人获益、有人受损为反帕累托行为，无人受益而所有人受损为负帕累托行为），故而不可持续，必然让位于稍具理性的专制派的统治——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专制派的统治可以说是毛左派统治的升级版，合理性稍稍多了一些——从负帕累托升级到了反帕累托。首先，专制派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理念，但未彻底抛弃阶级论，因为阶级论仍是他们统治合法性的基石。这几年，阶级论退向幕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经验主义实然论占了上风。君子与小人的分野为大多数官员认同，“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孔子智慧重新武装了各级官员的头脑。
相对于自由社民派的“人民之治”，专制派实行的是“科学之治”。这种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效率与效用。但是这种效率与效用具有不可持续性，其理由如下：
1，没有对官僚的权力制约，腐败不可避免。
2，由于腐败与错误决策，导致统治成本高企。
3，统治成本的高企导致对民众的榨取。
4，民众的反抗进一步提升统治的成本，最后使统治不可持续。
对此，专制派的理论家并不同意，他们认为，任何时代都需要统治者，没有统治者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统治者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统治者不过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是可以遏制的。
西方在以财产来限制选民资格时，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统治。但就是在这个时期，也面临着驯服官僚集团的任务，否则阶级的统治就会蜕变为官僚的统治，官僚会成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外的一个独立阶级。资产阶级驯服官僚集团的方法就是分权制衡、宪政民主（有产者的民主）以及一整套政治家与公务员组成的官僚系统的管理法规。官僚集团被驯服后，他们只能成为工薪阶层，无法成为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独立集团。
专制派理论家以利益一致、利益代表来为当下官僚集团辩护是不成功的。因为即使在这个官僚集团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上时，其利益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都有一致的一面，但问题还有另一面——这个官僚集团也与民众存在着利益对立。譬如政府高价卖地，所得收入立马可以提高一地官员的福利水平，却明显损害当地无论穷人还是富人的利益。此外，政府以民众税收与国家资源建立的石油垄断集团，拼命以高出国际油价的水平掠夺民众，所得超额利润除了孝敬外国投资者，其余皆供自己挥霍。应该说，不受制约的官僚集团既代表着民众的利益，也在损害者民众的利益。
专制派的统治不过是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来王朝治乱循环的继续。为何这么说呢？就在于专制派对精英的迷信与对列宁主义阶级论的迷思。他们认为，通过某种仪规选出的精英具有道德与智力的神性，因此，由这些人组成的领袖集团不仅能“拒腐蚀、永不沾”，而且个个都是全知全能、聪明无比，因为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实际上这些精英与普通人差异不大，具有一般人的优缺点。由他们执掌最专制、最不受制约的权力，他们的表现也与普通人一样——扩权、免责、自肥。这就使整个官僚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大利益集团，相对于其他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刚性最强，无可匹敌。至于说到治理的经验智慧，由于落后的非理性文化观念，可以肯定，其治国方略不见有多高明，且常常由于官家私利，使许多利国利民之策无法施行。
现实留给我们的唯一悬疑在于，我们不知道这种不可持续的统治方法还能维持多久。
讨论完了毛左派与专制派的问题，我们再来讨论自由派与社民派的问题。
在中国，社民派原本是隐藏在自由派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这些年，社民派之所以能从自由派内部独立出来，也是中国思想与言论自由进步的结果。在文革年代，社民派被称为现代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改良派，被视作资产阶级的走狗，基本不承认她是与自由派不同的一支独立的政治派别。此后，在80年代的文化热潮中，我国知识分子从长期的思想禁锢中刚刚解放出来，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基本是照单全收，无从分辨自由主义与社民主义在大方向一致前提下的细微差别。直到我国90年代以来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改革（对工农大众近似掠夺式的改革），自由主义盲目崇拜市场的弊病暴露，使一批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更具人文情怀、也在中国更具可行性的社民主义。
如果说中国特色阵营与普世价值阵营的分野是传统与现代、或说是野蛮与文明的分野的话，那么自由派与社民派的分野则是现代文明内部的分野，曾经的毛左派与专制派必然要进化为自由派或社民派，因为毛左派与专制派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合理性——无论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均是如此。而自由派与社民派各自都有深刻的合理性，并且其合理性又呈现着互相对立、难以融合的特征。自由派的哲学认识论根源是经验主义，社民派则是理性主义；两派同时又各植根于人的两大基本本能之一——恐惧与贪欲。恐惧与贪欲是人的两种最基本的本能，恐惧的本能使我们获得安全与生存，贪欲的本能使我们获得发展与进步。社民派植根于人的恐惧本能，自由派植根于人的贪欲本能。只要人类还未能彻底摆脱经济因素的制约，自由派与社民派的分歧对立就无法彻底消除，因此这两派的分野是真实的分野，而毛左派与专制派因为不具合理性，是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派别。
现代西方社会为何多是两党对立，为何不是三党、四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本能之两极——恐惧与贪欲，或说源于哲学认识论领域内最基本的对立——经验与理性。因此，西方社会由社民主义与自由主义构成了主流民意的左右大堤，在这个大堤之内的，都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而在大堤之外的，一般都是非理性的激进主义——左的激进与右的激进。而激进主义想要登上权力舞台，总是非常困难，因为经过韦伯所说的“祛魅”启蒙后，民众理性昌明，非理性的激进主义难获民意支持。社民派在西方属于左派，代表着社会的中下阶层；自由派属于右派，代表着社会的中上阶层。
自由派的诉求是自由，特别是经济自由，因此他们主张政府管的越少越好，要求政府减税放权、充分发挥市场与市民社会的自治功能；社民派则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福利，以减轻民众对市场风险的恐惧，这样政府的税收必然提高、政府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也必然增多、加强。因此，相对于自由主义的小政府而言，社民派要求的是大政府。在大政府下，公民与社会的自由度必然要比小政府降低。
自由派与社民派的分歧实际不仅在方法论上，在价值观上，双方也显示出不同的价值偏好。自由派偏好自由，社民派偏好福利保障。造成这种偏好的差异，来源于个人的能力。一般而言，能力强者偏好自由与竞争，他们抗打击、抗风险的承受力较强，而社民派则能力相对较弱，故偏好公平与保障，其承受打击与风险的能力不如强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能力主要指的是经济能力、经商能力。某人喜好物理学，在物理学的科学钻研上能力特强，但经商做买卖不行。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必须是全面发展的，不能只是某一方畸形突进，其他方面萎缩退化。自由派与社民派，各有其存在发展的理由。
一般来说，社民派更看重社会公平与平等的价值，而自由派更主张经济效率。因此右派上台，经济增长快，不免贫富差距拉大；左派上台，提升社会福利，社会教育文化健康事业能获得改善，当然税收亦相应提升，导致经济增速减缓。这样看来似乎右派政府会挣钱，左派政府会花钱，好像左派政府不如右派政府。实际不能这样看，左派政府的花钱一定程度上是对未来的投资。总之，西方的选民就是每隔几年在左右两派之间摇摆、选择，使得左右派的对立变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其结果使西方无论在公平还是效率、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上都获得极大提升。
没有西方在合理性、可行性大堤内的左右摇摆、良性互动，我们得到的就会是拉美化的两极震荡——不是左派的多数压制少数就是右派的少数压制多数的恶性互动。把视线移到中国，这种情形就会成为毛左派与专制派之间的恶性互动。
四种派别、两个阵营的共存，说明我们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个转型从1840年开始，历经约170年，至今尚未完成。拿今天的政治派系分野与李鸿章那个时期相比，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普世价值阵营的自由派与社民派相当于那个时期的革命党；专制派则相当于李鸿章的洋务派；而毛左派则相当于反对“中体西用”、反对奇技淫巧的顽固保守派。170年九曲十八弯的现代化进程，不过是在最后的十几年中，“革命党”阵营中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分野。曾经的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不过是传统价值诉求借助西方激进主义词语以求自保的抵抗，一旦尘埃落定，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阿Q与赵老太爷间的恶性互动。
从自由派与社民派分野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化的转型问题，这里要特别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社民派的一些误解。
在一些人看来，社民主义不过是马克思共产革命的残余，属于早晚要被淘汰的一种意识形态，整个世界应该如美国那样，由自由主义一统天下。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在对待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问题上，必然会陷入一种激进民主的立场。这样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使转型陷入更深的恶性互动中。
社民主义当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血统，但社民主义是早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其最早的源头在古罗马时期的基督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社民主义运动中众多的思想流派之一。“各尽所能，按需取酬”的思想就是由基督教神学家首先提出的。因此社民主义与其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血统，不如说是具有基督教新教的血统。自由主义则是比社民主义更为年轻的思想，产生于基督教新教内的一个极端的派别——加尔文教派。自由主义之所以没有平等的价值偏好，是因为他们相信，虽然上帝爱世人，但并非每个世人都能被上帝选中进入天堂。因此在自由派看来，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的、必须的。所谓的平等，只能是规则与机会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这种价值偏好，与专制派有几分接近。
自由派指责社民派有集体主义的价值偏好，反对个人主义、反对私有化，有公有化情结。在激进的自由派看来，社民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
社民主义究竟如何，事实胜于雄辩。北欧以瑞典为首的斯堪德纳维亚五国（瑞典、丹麦、挪威、冰岛、芬兰）被认为是不同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与苏联的专制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社民派主张的道路。从二战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表明，社民主义并未通向奴役之路。尽管这些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也遇到了麻烦，但以社民主义政策为主的这五国无论是在人均GDP、人民幸福感指数、官员廉洁指数与创新指数上都位居世界前列，有些指数还超过美国。
关于社民派的集体主义偏好，这是中国学者的误解。北欧这五国都是基督教新教国家，个人主义一直是文化的主流观念。中国学者之所以会有如此误解，这与他们将利他主义等同于集体主义有关。有利他型的个人主义，也有利己型的个人主义。利他型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这种观念来源于宗教，过去是个人对上帝的责任，现在上帝被社会代替。这与东方集体主义文化截然不同，在东方，个人的责任都被集体的官员代表了，个人离开官员就什么也不是。至于说到公有化情结，这五国与英法等国也不同，斯堪德纳维亚地区虽然奉行社会主义，但基本未出现国有化浪潮，私人企业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发展。
为何社民主义看重个人主义？因为个人既是自由民主这些终极价值的承载者，也是实现这些价值的工具。没有具体到人的自觉责任担当，就会出现象东方专制社会的寡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自由主义是一种以经济自由化为主要诉求的学说，其核心观点是利己型的个人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权利，经验主义演进理性的思想方法。历史表明，自由主义能够取得历史进步，与加尔文教派的宗教文化环境密不可分。离开这个环境，就可能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结果。
中国自90年代启动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自由主义。然而由于没有其原发地的宗教文化环境，更主要的是没有政治自由，结果则是一种“伪自由主义”——只有官员与老板的自由而无民众与工人的自由。在工人、农民工没有工会，没有罢工权利的劳资博弈中，虽然这种“伪自由主义”也取得了经济增长的结果，但国民幸福感指数没有增长，而国民痛苦感指数却大幅增长。
中国自由派最大的迷思在于市场化，他们总是认为市场最公正、最合理，这与专制派崇尚权力实际是一样的。权力与市场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两个最具革命性影响的因素。这两种因素都是来源于自由——权力崛起于丛林自由，市场产生于协商自由。权力杜绝了无政府主义，但其本身的祸害仍然很高。自由派把权力关进牢笼是对的，但没有认识到市场也如权力一样，一定要套上缰绳，负责也无法免除对人的奴役与异化。
如此说来，社民派就是十全十美了？也不是。社民派由于秉持理性主义的思想路线，因此容易陷入对理性的迷思中，特别是容易崇拜建构理性。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的分野，是由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计划经济就是最典型的建构理性（凯恩斯主义也是一种建构理性），它与市场形成的演进理性恰好构成一对矛盾。直到苏联垮台，我们一直不能确定建构理性的弊病。苏联的失败，从方法论上来说是建构理性的失败，也是社民派的一大挫折。从此我们知道，人类的理性不是万能，而是有限的，我们不仅需要建构理性，也需要经验提供的演进理性与信仰提供的信仰理性。更关键的是要知道各种理性的适用范围。
在对中国现代化路径的探索上，社民派的政策无疑比自由派更具可行性。由于社民派秉持的理性主义思想路线，中国的社民派更倾向于坚决而又理性的渐进模式，反对自由派只重价值、不重方法的激进民主。这是因为，东方专制主义是东方文化的独特产物，西方没有这种历史包袱。对于如何克服东方专制主义、实现政治现代化，西方社会无法给出答案。综合东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我们发现，实现政治民主的日本、韩国、台湾，均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威权体制统治期。
从现代政治学理论来看，一个极权政体要平稳地转型为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必须要经历一个威权政治的过渡期。极权、威权与宪政民主这三个阶段，有如孙中山所言的军政、训政与宪政三阶段。极权或军政阶段，我们都很熟悉，那是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或说是“二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治天下的时代。威权（训政）阶段则是过渡阶段，此时与极权时代不同在于，民主已经有了雏形，反对党在法律上已经合法，但被威权用技术手段限定于仅有监督、纠偏与咨议的功能，还不能利用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新加坡与俄罗斯都是典型的威权政体。威权统治还是一种专制统治，所不同的是这种威权与极权已有很大不同，首先是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制与制衡。一是外部（日本、韩国与台湾受到美国的民主压力），一是内部。在内部，威权对笔杆子的垄断已经部分放弃。其次是威权的用途。极权体制下的威权是主要是用来维护小集团的私利的，威权时期的威权，更多是用来为公——首先是用来积极发展经济，其次是以中央威权压制地方豪强，发育地方社会功能。具体说来就是在基层，使农民建农会、工人建工会、商人建商会、学人建学会。但这种社会性组织只能限于地方，威权政府一是压制政治性社会组织，二是阻止这些基层组织跨地区建立全国性组织。
从政治派系分野的角度来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这四个派别处于互相联系、互相斗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毛左派与专制派之间，毛左派是革命性多，合理性少；专制派是革命性在褪去，合理性在增多。社民派与毛左派之间，社民派支持毛左派维护工农大众利益的立场，但反对其错误的方法。自由派与专制派则在发挥市场作用上互相支持，而专制派与社民派则在对威权的渐进改良上互有预期。
非常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尚未进入威权时代，不过是处于后极权时代——开明专制。这四股政治派别的博弈会把中国带向何方，这是我们无法确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