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几年前看到的一则小故事——
话说1907年，胡适参加留美官费考试。放榜当日，他乘人力车去看榜，到达时已是天黑。他提着车上的灯，从榜尾往前察看，看完一张榜没有自己的名字，很是失望。这时突然发现还有另一张“备取”榜，喜出望外，又是从榜尾往前看，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可是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叫“胡达”的人。再往上看，不多久，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胡适”。他心里暗自忖道：“那个胡达不知是谁，乎害我空高兴一场！”后来他俩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成了同学，胡适才知道“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胡明复便是《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书中的主人公之一。
早就听说傅国涌先生在写这样一本书。他和一群不相识的人，包了一辆大巴车，遍寻点缀在西湖周边的“名人墓冢”，吊唁、拍照。有的墓已经处于“荒废”状态，下车后七弯八拐曲径探幽，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墓”居然会在那里，但他都一一找到了。他说他要把这些人的故事都写出来，像一条链子把中国近代史穿起。所以，傅先生在“前言”中说：“我很想把这本书叫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
按照中国人惯常的说法：成王败寇。人生在世就是要“立功名”、“垂青史”。因此，对权力的崇拜，对胜利的渴望，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心理模式。以至于，对那些没有建立“丰功伟业”，没有成为“王侯将相”的人，往往会被冠以“失败者”的帽子。很少有人去关心那些曾经为推动历史做出过贡献而半途“牺牲”的人。
比如前文所述胡明复先生。他在美留学期间发起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社团和期刊。《新青年》杂志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真正实践“赛先生”的应该是胡明复。他因一次溺水事件英年早逝，死时才37岁。追悼会上，化学家任鸿隽说，“胡明复和200年前去世的牛顿、100年前去世的法国算学家拉勃拉斯一样都是尽粹科学、至死不倦的一个人，然而胡明复不幸没有得到前两者那样的成就和寿数，牛顿活了85岁，拉勃拉斯也活有78岁。”是故，后人便经意或不经意间将这位中国科学主义的先驱渐渐淡忘了。
今时今日环绕西湖，游客们纷至沓来参观最多的“名人墓冢”恐怕要数“苏小小墓”。可是大抵很少有人知道这其实只是个“虚拟”的坟墓，里面根本没有苏小小的遗骸。而因为笼罩其冢的亭子名叫“慕才亭”，谐音“摸财”，红男绿女到了那里便都忍不住想去“摸”一把。谁尚记得仅在百步之内，还有一个秋瑾墓？更不必说什么宋教仁墓、任鸿年墓和苏曼殊墓了。
傅先生在“后记”中提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上期虎门销烟，下至“五四”运动，形成一个圆圈，全都是激进的历史事件。而“那些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基本上没能进入这个圆圈”。我顺着这条思路，又想起傅先生在之前一本书的“后记”中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那些没有轰轰烈烈建立“伟业”的人，或许没能太多的改变社会，但是回头来看，这些人给历史留下的正面的东西或许比负面的东西要多。做“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是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和做出的选择。傅先生不能为“大人物”立碑，但他在为“小人物”立传，这便是大功德。
读罢此书，我迎着绵绵细雨重游了西湖。这一次，西湖真的大不同了，她有了这二十多位近代“小人物”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