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者按：文_本刊记者 赵灵敏 发自北京5月24日到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美国派出的代表团达200人之众，阵容强大，规模空前。除了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财政部长盖特纳之外，更有商务部长骆家辉、贸易代表柯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威拉德等10多位高官。
中方的团队也不逊色。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的麾下，是中国外交、财政、能源、商务、贸易、金融、科技、交通、卫生等部门的重量级人物。对话最终取得了26项成果。
自去年9月美国对中国轮胎实施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后，中美之间摩擦不断，集中表现在贸易和反倾销、达赖、对台军售、气候问题、互联网管制等多个方面。此轮对话恰逢中美两国正试图改善关系之际，双方都避免涉及存在分歧的话题，摆出和解的姿态。“就好像两个国家曾走到了悬崖边缘，在看到下面万劫不复的深渊后，他们选择了退后。”
应当如何看待过去几个月中美关系的反复和曲折？如何看待和回应金融危机下民众要求中国外交“硬起来”的呼声？中国如何在中美关系中化被动为主动？本刊就此专访了中国当代一流国际关系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
中美关系的波动是正常的
《南风窗》：此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阵容强大，但实效到底如何？在中美双方都希望和解的背景下，是否有为了对话而对话的可能？
王缉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在前一段的摩擦和不愉快之后，此轮对话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活跃和改善气氛。
此次双方各派出200余人的豪华阵容，而会期只有两天，除了一些礼仪性的内容之外，实质性的会谈也就大半天，很多成果需要会后工作级别的接触来落实。
《南风窗》：按惯例，白宫易主往往代表着中美关系进入低潮，美国总统一般在第二任时才会被中国认为是可贵的朋友。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的走势一反常态，第一年似乎进入了蜜月期，其后又一度因为台湾，达赖等问题陷入了低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王缉思：奥巴马2009年1月上台，当时中美关系没有大的问题，美国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奥巴马的精力主要放在经济、医疗改革、移民、新能源等国内事务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仅在对中国的政策上求稳，对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对伊斯兰世界表达了和解的愿望，对朝鲜、伊朗、俄罗斯等敞开了会谈的大门。在这个大框架之下，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上任之初开局比较顺利。
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后，美方人士私下透露，访问的气氛不令美国满意，特别是奥巴马在上海和青年对话的具体安排。再加上人民币汇率问题没有解决，美方在伊朗核问题上对中方的期待没有实现，美国于是有了在2010年4月的核安全峰会之前把中国不高兴但美国认为“该做的事”做完的时间盘算。后来又出了谷歌的事情。此事虽然不是美国政府策划的，但被中国人广泛地理解为对华不友好的举动。双方之间的气氛急转直下。
中方态度强硬，要求美国尊重中国对核心利益的关切，但也不希望中美关系风波影响国内大局，如3月份要召开的“两会”。美方已经把“坏事”做了，自然也不希望关系恶化下去。因此，自2月下旬开始，双方开始修补关系，两国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访华；商务部副部长钟山访美；外交部主管北美洲事务的副部长崔天凯对美国进行过境访问；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会见中国新任驻美大使张业遂；4月2日，胡锦涛主席应约同奥巴马总统通电话，杨洁篪外长也应约同希拉里·克林顿通话；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过境北京会见王岐山副总理等等。随后，以胡锦涛主席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全球核安全峰会为标志，中美关系实现转圜回暖。
在我看来，由于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中美关系的波动是正常的，时好时坏、不好不坏、好好坏坏是常态，实质性的改善很难。应该追求的是稳定的、起伏不大的中美关系，而不应该苛求它改善到什么程度，或过分强调中美之间的“友好”。
《南风窗》：一般认为，中美因共同利益巨大，不大可能出现对抗和关系完全破裂的情况，但尼尔·佛格森在其新著《货币崛起》里指出中美这种既共生又对立的关系，百年前的英德亦是如此，但“共生与对立只有一线之隔”。您的看法如何？
王缉思：之前人类历史上的大国关系大多是单向度的，或侧重经济或侧重军事和安全。全球化条件下的中美关系非常特殊，其复杂程度、深度和规模是历史上任何一种双边关系难以企及的。所以，中美关系不会是英德关系或美苏关系的翻版。要理解和把握中美关系，主要不应从历史对比中找答案，反而是需要分析现实。
中美关系仍需努力
《南风窗》：近两年来，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是贸易、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台海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在下降？
王缉思：对台军售仍是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双方需要建立基于两岸关系改善后的对话机制，很多问题不是不能讨论解决的。当前主要问题是一些美国人认为中美一讨论台湾问题，一定是压美国停止军售，所以他们不愿意进行有实质意义的对话。
《南风窗》：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际地位得以提升，很多国人期望，中国在对待外界的发难挑衅时能进行更有力有效的制约和反击。而自去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以来，在中美关系、对台军售、互联网管制、贸易摩擦等方面，中国外交一改过去的低调和忍气吞声，开始表现出某种不妥协的姿态，在各个场合要求其他国家尊重中国对核心国家利益的关切。这是一段时间里的偶然现象，还是一种长远变化的开始？
王缉思：去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中美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承诺尊重彼此对核心国家利益的关切，但何谓核心国家利益？双方的理解各不相同。中方认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应该包括台湾、西藏等问题，而美国的理解则有所不同，有的保守派甚至认为不应该这样写，让中国占了便宜。而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是什么，双方更加没有共识。
现在，一些中国人认为自己强大了，不能再做太多的让步。问题是美国不认可这种态势，它认为自己没有衰落，中国其实更需要美国。因为中国的国内问题很多，中国的崛起引起了很多国家的防范和不安，美国正好可以加以利用。因此中国在美国面前没有多少资本可以强硬。
尽管目前双方之间的气氛比较好，但一旦有新的问题出现，这种气氛就很可能会很快烟消云散。未来中美关系会有很多难点，不太乐观。双边关系没有根本改善的可能。要建立成熟的中美关系仍需要双方的不懈努力。其中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必不可少，要避免因为突发事件使得双方关系降到冰点。
化被动为主动
《南风窗》：30多年来，美国似乎一直在中美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则往往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很多时候，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依赖的是中方长期以来的妥协和让步，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国有无机会和可能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王缉思：要化被动为主动，首先要明白彼此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什么？美国的国际地位有没有下降？我认为我们的决策部门是心中有数的。多年前我们对国际格局做出的一超多强、北强南弱、西强东弱的判断并没有改变。即便是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中国每年近10%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没有转化为政策目标和手段。事实上，这种转化会是一步一步的，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完成，甚至也不是十年八年。而且占据主动不等于战而胜之，中美关系不可能是简单对抗，也一定会有合作。当然，老百姓希望能得到立竿见影的具体成果，比如以前对台军售，现在不售了，而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
中国要取得长远战略上的主动性，首先要向美方提出具体的要求，现在是美国在对中国提要求，中国不断地说“不”。以后中国要学会设置议题，提出明确的要求，我希望你干什么；其次，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看，中国在国内事务上取得的成就越大，中美关系就越好。因此，中国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国内的改革开放，改善民生，促进民主法治。
事实上，中国的对美外交这些年是有成效的，在对台军售和会见达赖等问题上也取得一定的成功，美国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没有太大的提高，奥巴马会见达赖，其情形比布什时期要收敛很多。这些年来，中国对美国的思想库、媒体、国会、商界等主动做了很多工作，以致有美国媒体抱怨说，中国对美国国会的“渗透”很严重。但这些还不能马上成为非常有成效的政策工具和筹码，因为中美关系的基本架构没有变化。在硬实力方面，中国远未赶上美国，在软实力方面，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的国际形象有所改善，而中国还需做更大努力。
《南风窗》：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中国人民与政府在对外关系中的互动，有重大外交决策转向秘而不宣，人民蒙在鼓里跟不上趟；也有人民爱国情绪猛烈燃烧，冲破中国外交底线，贸然采取激烈行动，对中国外交造成困难的情况。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外交决策越来越难以罔顾民意，外交如何吸纳民意，如何利用民意的多样性为外交服务？
王缉思：互联网上的声音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民意，这需要具体的分析。中国人口众多，各个阶层的人的看法也不见得一致。据我了解，很多理性的、有见地的人是不在网上留言或者投票的。所以根据网民投票就断定民意取向是不准确的。我的一个硕士生2006年在北大做的调查显示，北大学生对中国对美、对日外交总体上是赞成的，和当时的媒体民意调查出入较大。
外交是国家最高利益的集中体现，老百姓很难对外交的方方面面有很深入的了解，多数时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当然，民意和网络民意对外交是有影响的，有关方面在做决策时也会考虑民意的因素，但这种考虑是总体上的，而不是在具体事情上完全按民意办事，民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外交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而且，在现有情况下，外交上拿民意说事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也是存疑的。尽管很多人在网络上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意思，但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民意是被官方塑造出来的，是受控制的。可以设想，即便中国有一天舆论完全放开，民意也不见得有大的变化，但西方人不了解情况，因此不认可当下中国民意表达的真实性。从这个意义上看，舆论更加开放，中国外交的筹码会更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