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支持：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
时间：2010年5月20日（周四）晚上19：00分-21：00分
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鹏，今天是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和腾讯公益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讲座，主讲人是冯仑先生，题目是“从野蛮生长到理想丰满”，可能大家知道《野蛮生长》是冯仑先生已经出版的畅销书，《理想丰满》是他即将出版的一本。今天，冯仑先生给大家讲讲他的理想是怎么丰满的。
冯仑先生是万通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是一个著名的地产商，同时又是畅销书《野蛮生长》的作者，这些可能大家都知道。但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是，他是企业公益的重要创始人，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创办人之一，现在是阿拉善章程委员会主席，主要负责SEE协会、SEE基金会的制度建设；冯仑先生又是万通公益基金会的创办人，直接管理万通公益基金会；同时又是华夏基金会的创办人和重要捐赠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SEE基金会、华夏基金会、万通基金会，在中国的公益事业领域里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做出很多贡献的公益基金会。所以今天冯仑先生讲“企业公益和社会进步”，是名至实归，他有企业的经验，同时也有大量的丰富的公益事业创办人的经验。
冯仑先生在中国地产界非常有影响力，大家都把他说成是中国企业界的思想家，今天我们有幸能够请到这么一个著名企业家、公益创办人、企业制度家，同时是企业界最受欢迎的演说家，大家非常喜欢听他的演说，只要他一上台，下面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在冯仑先生演说之前，请两位领导、朋友上台做一个简单的致辞，一是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徐泓副院长，她也是冯仑先生的老朋友。有请徐泓老师。
徐泓：大家好，我非常重视这个会议，所以我准备了一个讲稿。
尊敬的冯仑董事长，尊敬的陈菊红总编辑，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作为第三届腾讯公益高校论坛活动的支持方，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各位今晚来到北大，在这里汇集一堂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们为什么支持这次活动，有三点理由。
第一，发展公益事业所体现和培养的公共精神，所要求和召唤的社会责任，以及在推进公益事业中所需要的平等相处、自由表达的品质，是与北京大学崇尚民主与科学、兼容并包的思想密切相关的，北京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公民活动，以及相关的教育研究，不仅可以大大促进北大相关的教学科研，更会对全社会发展公益文化、增进公益组织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媒体在公益事业、尤其是公益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尤其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跨越了时空，打破了传统媒体结构中的许多边界，公益传播已经呈现了一个全新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中，网络媒体、论坛、贴吧、微博组织起很多志愿者，汇集了很多物资，其中腾讯网功不可没，你们的表现令每一个媒体人尊敬。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近年来一直把新媒体研究，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当成我们学科建设的方向、学术研究的重点，也当做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的一些老师，比如今天作为嘉宾的师曾志教授，就是从这个角度进入到公民社会研究、公益传播研究的，我们也正在通过教学与实践，引导我们的学生，关注公益传播与公民社会的建设。
第三，个人的原因，本次论坛的主讲嘉宾冯仑先生，我与他认识很长时间。我粗算了一下，当年他在海南创业，我作为一个记者在海南创建中国新闻社海南分社，一晃就过了20年，虽然我们见面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但我一直关注着他。在我心目中，冯仑是一名体制内走出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他成功地转型、成功地创业，不仅是佼佼者，而且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有思想、有智慧，更可贵的是他的行动能力，把自己的理想、理念付诸实现的能力。做好企业公民，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是非常重要一个原则。这是我常赞同和钦佩的。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力支持这次论坛，我衷心祝愿冯仑先生今天的演讲成功，衷心地祝愿冯仑先生与嘉宾、与今年论坛积极参加者、与我们心爱的北京大学同学们交流互动成功。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徐泓老师，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包括他们的专家和学者，特别关注新媒体，对腾讯等新媒体做了很多专题研究，今天能够得到支持方的支持，非常感谢。下面有请腾讯集团的执行副总裁刘成敏致辞，腾讯的领导人都很年轻。
刘成敏：谢谢杨老师，其实我已经不年轻了，我是为了这个会议特意打扮了一下（现场笑）。非常欢迎冯仑老师！在来的路上，我特意拿手机搜索了一些冯老师的言论与日志。我看了《野蛮生长》这本书，就想到这本书能不能电子化，用我们的网站传播一下，以后出了《理想丰满》，能不能在我们的读书频道做一个推广。
借助这个机会搞一个市场调研，用手机上网的不是很多。今天我们请冯仑老师给我们进行演讲，但可能时间不多，如果大家想充分了解冯仑老师，可以通过手机搜索一下。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是2006年成立的，公司挣钱与对社会做有价值的事，给社会一些回报本质是相同的，关注公民社会，跟腾讯公司企业文化的理念是一致的。
大家都很期待冯仑老师的演讲，我就不讲太多，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关注腾讯推出的一些平台、业务，用我们的传播手段学习前辈冯老师更多的理念和知识，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
“六君子”的创业，潘石屹、王功权都是很有事业成就的，冯仑更是中国的一个传奇故事。中国这30年出现了很多传奇，最大的传奇就是腾讯本身了。
冯总在怀柔做了一个万通的历史博物馆，非常值得看，其中有一面墙，全部是万通失败的案例，哪个项目亏了3000万，哪个项目亏了一亿。我一看，亏了大概八九亿，不知道是怎么赚回来的。大家如果想了解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史，万通历史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家、民营企业艰难成长的过程。有请冯仑先生。
什么是企业公益？为什么是必须做的事情
冯仑：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听一个地产商的演讲。
跟腾讯有关，腾讯网最近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一个嫂子在卫生间洗澡，毛手毛脚的小叔子想冲进去拿东西，嫂子甚惊：“你对得起你哥吗？”小叔子很紧张，赶紧出去。嫂子说：“你对得起我吗？”（现场笑）小叔子就愣住了，嫂子又说：“你对得起自己吗？”
有时候一个人、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前进对不起大家，退后也对不起大家，站也对不起大家，坐也对不起大家。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这50分钟，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我还能对得起大家的时间，令大家满意。
今天讲一下大家不知道的民营企业，或者说很少了解的民营企业的故事，关于企业创业和理想的故事。
五年前，鼎天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王兵告诉我，说现在有一个政策，企业可以做私募公益基金，希望我能参加。此后，他找到了我，我找到了很多人，在《基金会管理条例》修改和发布以后，北京市注册，成立了第一个私募公益基金——华夏公益基金会。这件事情，我们企业界的朋友开始不停地讨论，开会越来越多，都是讲跨国公司，讲国内的企业，怎么样去做，怎么做一个好的企业公民。
这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关注。四年以前，刘晓光提出，我们2004年就发起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但还不是特别明白企业公益是怎么回事。于是，2008年，阿拉善SEE就组织了企业家考察美国的公益基金会，包括王石和杨鹏，我们都去了，研究这些企业怎么花钱，怎么用公益的方式来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做一个好的企业公民。
在中国目前，应该说，企业公益的价值观已经得到了几乎所有企业界的领导公共场合100%的支持和私下场合至少90%的支持。当然还有支持没有做的，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企业公益逐步变成了一种道德、一种社会的要求，甚至成了民众的一种期待，也成为了一种股东价值创造的必须。这么多的维度，我就想到企业公益其实已经变成了企业的贞操。
人要活一个脸、企业要活也要有一个脸，这个脸和肉是连着的。那么，当企业公益变成了一个贞操，变成了一个伦理，变成了一个必须做的事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所以我首先说一下，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贞操、道德观念的要求有什么特点。
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贞操有什么特点。
第一个特点，关于贞操，赵本山导演的《乡村爱情》里面有一句话：必须的。也就是说贞操是不能讨论的，是必须的。几十年、一百年以前的伦理作品，更多地讲妇女的贞操。广东有一个地区的妇女中，有一部分是不出嫁的，每天自己梳头，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叫做“自梳女”。其中有一个自梳女按捺不住她的春情，和一个男人私下里幽会，结果在天亮的时候，被族长关在猪笼里，惩罚她。贞操这件事情是不能讨论的。大家都知道，在印度、巴基斯坦如果情感出轨，就会被指伤风败德，导致被石头砸死，这就叫“必须”。也就是说，一组贞操观念，一种道德观念，形成了一种社会的习惯、舆论、情感共识之后，它的力量大于法律，“必须的”三个字是千斤压顶。
第二个特点，贞操是和痛苦成正比的，当一个人越痛苦，器官越不自在的时候，越能获得高的道德评价。安徽黟县是中国贞操最典型的活化石，有中国著名的贞节牌坊，黟县有两万多杰出烈女。我找了一下资料，慈禧主政之后，觉得应该体现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应该提高，杰出烈女应该增加。后来她发现杰出烈女少的原因就是杰出烈女评选的门槛高，比如守寡20年才有一个贞节牌坊。她就改成守寡10年就有一个牌坊。那个时候牌坊是什么呢？牌坊分成两种，一种是地方提名，中宣部批准，财政部给钱；如果你守寡了20年以上，到这个时候呢，地方上报，宣传部批准，财政部上面写着一个词叫“圣旨”，也就是说你守寡的时间越长，得到的评价越高，在那个牌坊里面，最多的是守了60年,从16岁守到76岁。在一个道德社会里，在一个巨大的价值取向压力下，如果一个人要想得到很好的道德评价，就应该收敛自己的器官。
对于企业来说，要想获得很好的社会价值认同和公众的舆论理解，就必须有所节制，节制你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浪费，节制你对民工的欺压，节制你对客户的损害，节制你对公益的损害，什么都要节制。这是贞操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贞操会和效率有冲突，如果一些残障不能够矫正，那么你的后代，仍然有欠缺，但如果意外地有了一段闪电的情感，婚外生育，也许这个孩子会好，但是你放弃了贞操，会被人打死。同样，一个企业在维持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有时候不得不短期内在一些方向上放慢追求金钱的脚步，也就是说，要对物质利益、对短期利益、对一些过分的经济利益，要有所抑制，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贞操和效率之间的平衡。
第四个特点，贞操是不能交易的，不能说现在你干了坏事，明天你交了钱，贞操就可以修复，即使能修复，这种修复也不能持久。我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做环保、碳排放，贞操一旦失职，就不可能挽救了。
所以这四个特点，实际上是作为一个企业怎么样能够在当今社会认真地履行社会责任，做一个企业公民，同时要兼顾和处理的问题：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不理想，必须要考虑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
民营企业做公益的三种动机
第二个问题，怎样做好企业公民。我想，有六个方面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方面，动机和结果，有时候是很不一样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民营企业私募公益的捐款，第一次超过了公有部门，而且民营企业这些捐款当中，房地产企业捐款大概占1/3。客观上，社会上的“善”跟民营企业捐赠并不存在直接关系。目前，从民营企业角度来说，做公益做捐款，大概有三种动机。
第一种动机：带有回馈、回赎、自我安慰、遮掩的性质。我没有用“赎罪”这个词，的确，它们与真正的公益不是一个层面。比如，一些企业在一个地方得到了领导的特别关照，得到了一些特殊的政策，拿到了一些特殊的权益，矿产资源也好，土地资源也好，赚了钱，就觉得应该报答一些当地领导，报答一下周边对自己的关照。这一类的捐款不少，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由于大量的资源逐步地从政府手里出来，所以每一个成功的企业，皆通过各种方式得到资源，这种得到并不是有什么黑幕交易。
我有一个朋友，现在想捐一大笔钱，就找一个领导商量，这个领导就说，现在省里面发展文化事业，你是不是捐一点钱做文化。他说好，就捐了。过了两天，乡里有一些事情找他回报一下，他同样也会做。也就是说，简单的感恩、报恩、回馈、报答，这样的行为有很多的捐赠人会做，但动机和结果有时候不一致。媒体、社会往往称这种结果为寻租，寻租以后对地方不好。所以动机和结果表现得不均衡、不对称，但是早期的民营企业的捐款相当多都是正规的。对第一种公益动机，媒体给民营企业往往都是负面的评价。
第二种动机：中国传统的积德行善的慈善道德。我曾经在这个地方得到养育、滋养，得到周围乡亲的照顾，我就要回馈。也就是说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要求，这种慈善动机现在占主体，有捐十几个亿的很多的企业家，公开讲的都是这个理由。前几天我们在纽约就讲了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或者当时创业很艰苦，回归到家乡，创业成功，都跟家乡有关。很大程度上，这是整个华人地区捐款和回馈社会的一种的主要方式，我觉得目前这个方式也没有得到大家的理解。
洛克菲勒基金是洛克菲勒家族到第二代、第三代才开始做的公益，大概就是标准石油公司成立后50年、80年以后的事。而我们国内急剧的社会转型，一开始就对企业家的要求非常高，就在一代还没有结束，挣钱的活还没有忙完，大家就要求企业家捐钱出去。中国的企业，在1949年之前，民营企业的平均生存时间最长的不超过15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打破了这个记录。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更多的只成立了10年—15年左右，但已经开始做公益了，逐步回馈社会，但是大家给的民营企业的掌声似乎没有谴责声多。当然美国也进步，比如说，比尔盖茨在微软成立将近30年的时候，巴菲特在专注投资后50年的时候开始做慈善。
改革开放三十年，大陆的企业很多都是从零，甚至是从负数开始跳进来，成长到10—20年的时候，民众对民营企业的要求就很高了，而且越来越多。
这种压力是可见的。一方面，私人财产已经超过了国有财产，另一方面，民企做公益基本上都是传统道德的动机。大家总是想，“你是不是为了偷税，是不是又遇到了麻烦等才捐款？”
最近，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和中国的领导在浦东干部学院有一个对话，杨澜主持。李光耀说，中国发展中的问题解决得很快，已经在法律上确立了保护私有财产，但是我知道，中国的很多企业家有很大的不安全感，仍然把一些资产放在新加坡，中国要将制度落实到保护尊重劳动所得和财富创造。这个分析是需要引起中国方面的关注的。这句话是李光耀说的，比由我们企业家、公众、媒体讲出来不一样，他有他的根据和影响力。我们整个社会对创业者，对目前已经投身公益，但可能做得不完全符合大家期待的企业家，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第三个动机：自觉建设公民社会，把公益组织当成未来公民社会的一个微观社会组织，一个新活的细胞。这种人和这种行为方式跟前面完全不同，在美国、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公益基金，大体是这一种。
公益和慈善，在中国传统文化概念里是有区别的。慈善是有钱人对穷人，强势对弱势，富贵对贫穷，有一个地位的分别。施与者有时候乞求回报，这之间会有一些矛盾。公益与慈善不同，公益是对所有人、对整个社会的，不分收入高低、不分男女、不分贫富、不分强弱、不分你究竟是处于什么位置。比如说环保的公益，如果把环境治理好，每个人享受清新的空气，这就是公益。对所有人，不是一个。比如做一些教育，这也是对所有人的。整体上来看，现在的社会更需要出于公益之心和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用一种新的价值观来进行社会改革。
这三种不同的动机，创造了不同的组织形态，引发了不同问题。
公益和公司战略之间的关系
很多公司把理财、税收，纳入公司内部的同时，也将公益行为纳入自己内部的营销策略，这往往会使公益变味，招来很多非议，也就是说企业的战略不清晰，这样做会带来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问题，跨国公司、包括中国的上市公司、国企，他们把公司战略和公益战略做了一个很好的协调，同时公益和公司的战略目标上有一些交集，使两个战略能够互相地有照应。
比如做样板鞋，他们的公益战略大多都是着重于健康生命这样的领域。不同的企业公益组织，企业战略和公益战略都会不相同，战略制定与当地文化和企业的发展是相关的。
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益战略完全独立，比如说华夏公益基金。现在是专治先天性心脏病，目前已经做了5100例。中国每年有两三千万婴儿出生，其中将近20万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华夏公益基金每年大概花1500万左右，治1500个小孩。这1500个小孩，自己家里筹一点钱，当地筹一点钱，医院再解决一部分，公益基金捐一万出去。现在这种救助变成了流水线，非常快、非常有效，尽量使每个生命得到解救。这是完全独立的公益基金，与各自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华夏公益基金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儿童心脏病的公益基金，目标是每年救助一万多儿童，也就是说一年需要一亿元人民币。
第二种是公益基金与公司的战略目标间接发生关系，但又不是互相的商业行为。比如说地产公司做公益战略，往往会着重于生态环保社区。万通的公益基金重点是做生态社区，目前做了40个，只有一个社区是我们公司的。也就是说，公益基金间接地跟一个公司战略有一点照应。
研究公益基金有很多理论，总之，企业如果处理不好，公益的结果和效率会非常低。更多的企业目前做公益，只是有动机，有一点热情。
公益和公司制度也有很大的关系，偶尔的一时冲动还是公司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常年可持续的公益还是偶然博取公众的表扬，偶然地得到一个领导人的肯定，这又是不一样。
目前国内效益好的公司，大部分是把企业公益作为治理结构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股东每年赚钱，承诺拿出一个固定的数，捐给公益基金。
做公益要保持独立性和透明度
做公益应保持身份独立。我看到一个人去腾讯做了一个节目，身份既是一个营利事业的总裁，又是公益基金的负责人，还要去搞投资，这个三重身份特别清晰，这种关联性很容易误解。
万通的公益基金是一个独立的基金，万通基金在理事会期间，万通占不到1/3，秘书长是你们北大的校友，所有的五个评审项目里面，只有一个没有独立性，其它四个都有严格的独立性，保持独立性、专业性和公益性，在治理结构的问题上，如果不保持独立，你的公益行为，特别会让大家质疑。
再一个是透明度。现在私募公益基金，应在透明度上下功夫。上海有一家真爱公募基金，前两天在深圳高调发布他们的年报，这是一件很正确的事情。这种治理结构，这种独立性和战略信息，对一个企业的舆论环境很重要。企业公益基金如果不透明，会招致很多批评，现在包括阿拉善SEE很多的公益基金都把这些年报放在网上。
阿拉善SEE现在有150个企业家，每人承诺每年捐10万，连续捐10年，如果一次捐1000万，这也不复杂。但关键是150个人承诺，每人每年捐10万，纳入一个很好的治理结构是很困难的，所以需要有制度。在阿拉善SEE的历史上，也有很多的困扰，也有很多人提出，这样不对，那样不对，不看好这样的公益基金。但6年过去，今天，阿拉善SEE已经成为企业界最大的环保组织。
在阿拉善SEE，规则比人大
第一点是规则比人大。这件事情，在中国说很容易，做非常难，阿拉善SEE真正地做到了。解决了比如说创办者的更替问题，领导人程序化的更替问题，领导人更替问题困扰了中国几百年，但是阿拉善已经换了三届，已经进入了有透明程序的选举任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二点是创造了一种机制。我是前两届的执委，这一届选举我参选章程委员会主席。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成员，其中一个是台湾的周俊吉，他是学法律的，我们由法律方面的人来组成一个章程委员会，专门制定游戏规则，有监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150个企业家怎样能够按照一种规则有序参与协会事务。
去年换届以后，阿拉善SEE成员发展急速增长，大概这半年增长的企业家人数超过过去四年的60%。由于解决了这些问题，今天的阿拉善SEE应该说走到了一个比较顺利的发展轨道。现在的主席是台湾大成集团的一个企业家。台湾人善于选举，阿拉善SEE有20多位台湾企业家，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公益活动怎样处理与企业家的个人关系
大家知道，中国的创业者当中基本是第一代，哥都是传说（现场笑）。每个人都有传奇和故事，都很强，容易被媒体放大。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伟大，只是个100多斤重的哺乳类动物（现场笑）。整体上来说，大家对特殊的企业家，在企业家个性方面，会有一些特别放大。
企业家可以扮演多少角色。人到底有多少角色？最好的明星一般也就演两个角色，比如说，演姐姐、妹妹；演妈妈、女儿；演哥哥、弟弟。不同的家庭，细节不一样，人要是有三个角色，就会穿帮，很多企业家，往往是在扮演第三个角色——公益的角色时，穿帮了。
董事长是一个很本色的角色，演得很认真很好，做了行业领导人以后，往往会给行业带来更多的角色，做行业的代言人，做行业的领跑者、领导人。这个角色就得照顾同类的这些人，这个角色经常有冲突。比如你市场综合很大，为了经济利益你要降价，降价是你作为董事长的第一个角色，但是第二个角色要求你保护工商企业利益。前两个角色会有冲突，但不是太明显。关键第三个角色冲突，要冲破道德管理。企业家追求经济利益，很难做到道德上的完美性。现在谁拥有道德上的完美性呢？就是大学老师。
企业家遭受的道德质疑非常多，到底对不对也没有关系，所谓道德主要是舆论、情绪，就是评价，而不是对与不对。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说，话有三种说法，企业家说有利的话，政府说恰当的话，教授说正确的话。因为教授每天跟真理打交道，但是作为企业家，真理很麻烦，因为那不是你的工作。说真话会是什么结果呢？说得对就未必有效。大家知道前几天任志强被扔鞋，我跟老任经常开玩笑，我说不能追求正确的话。有时候正确的话，未必就是对的。
实际上，一个企业家在做公益的同时，就把自己扮演成第三个角色，除了你的企业，除了你的行业，还要有公开的道德性。孔子的时代主要是没有互联网、没有腾讯。否则，孔子的道德形象早就下来了（现场笑）。因为大家都知道，孔子也泡妞。因为当时没有互联网，记录下来的都是他的好，不好的给丢弃了（现场笑。）所以现在互联网给了我们更大的挑战，在互联网时代要想维持你道德的完美，比孔子年代要难上百倍。
刚才腾讯老总问我用了微博没有，实际上，我对新媒体技术不是太研究，总会慢半拍，不太用新的东西。因为不知道它从哪里会出现一些控制不住的东西，所以现在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最大的挑战，企业在做公益的时候要把个人的资源、性格、特征和公益的要求和公司的角色表演好，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企业公益和社会环境的关系
再一个大挑战就是企业公益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做公益当然是好事情，做慈善也是好事情，但是中国的社会环境不断地在变，很多老板心里有一些想不通的地方，为什么？大家知道，人需要被肯定，再伟大的人，也是有孩子的一面，做了好事需要大家的表扬。
也有一些老板会讲一些真实的故事，说一百年中国都没有什么进步与变化，为什么？他说，按照今天的说法，在1949年以前，我父母应该是富二代，但是1949年以后，变成了贫一代，我是贫二代。改革开放，自己做了一些付出，自己的小孩变成了富二代，如果中国社会不进步，自己的小孩又可能变成贫一代。如果中国的一百年就这么折腾，每个人都这么活一遍，我们现在做公益干什么？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中国社会制度文明的积累，对美德积极的鼓励，是不是需要长期制度的安排和环境的保护？否则大家一边做事，一边聊这些事情，聊着聊着就觉得不对，中国社会究竟怎么样积累我们的美德与制度优势。大家现在会有一些困难，比如说要买房、娶媳妇都很困难，但的确是社会困难选择的问题，不是地产商的问题，而是政府的问题。
福利分房与市场经济
如果我们现在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我们就必须要面临一些艰苦的事，就是三十岁以下，靠工资买不起房。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大学毕业到三十岁以前，靠工资买不起房。但同时也享受三个好的可能性，可以自由迁徙、自主创业、还可以偶尔骂骂政府、社会。
现在买房子的40%—45%都是25—35岁，只有35岁以下才会买到二手房。
还有一种情况：不操心房子，政府分房，单位分房，这是一个好事。但第一，只能维持一代，第二代也是蜗居，第三代就是拉布帘生孩子。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古巴、北朝鲜。但好在至少这一代不需要操心。不好的方面在于，第一限制了自由，因为按单位分房就没有自由了，第二房子给你了，你就不能闹意见，第三，你想自主创业，没门，单位给你控制死了。
我个人根据人口专家的研究做出判断，大概10—15年以后，上辈人往生了以后，很多房子会空出来。目前我们很多道德问题、环境问题、制度问题，都影响着我们公益发展，也就是说不要认为你置身事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公益是有所影响和贡献的。
从目前来看，我们要能够很好地推动、引导、支持公益企业，逐步走向追求企业社会责任和努力做好企业公民相结合。
从关注社区、关注环境的角度来看，必须要解决上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公益还要走很长时间的路。现在公益事业有一个巨大的就业市场，也是一个未来信息的整合，这里面人才的要求相当高。比如我刚说的万通公益基金的秘书长，是你们北大的硕士毕业，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硕士毕业，后来在国际组织工作，现在在我们公益基金会做秘书长。这些公益基金都是这样的人才，包括在座的优秀人才，都可以到公益事业中寻找就业机会。只有大家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改革三十年民营企业的进步的确是巨大的。今天对社会释放的善意和对社会未来的心理结构做出了一些奠基性的努力，才可以赢得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
师曾志：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人
主持人：感谢冯仑先生，按照议程的规定，下面评议人进行评议10分钟，评议完后，有提问环节。下面请评议人师曾志老师，她是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主任，做很多公民社会的研究。
师曾志：谢谢杨鹏！非常高兴在这个地方评论冯仑先生的演讲，今天的评议的题目，我想借用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话：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人。我想很多同学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首先我想说，公益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美妙到可以呈现出戏剧化的效果。比如我们的院长，跟冯仑是20年后再相会在这一次的公益论坛中的，也使得我们这样研究公民社会的学者，与企业家、跟这么多的学生相会在今天的会场上。
北大从来不缺乏这种责任心、公益心。我们上个学期开了一门课，叫“非营利性组织与第三部门”，讲的内容是社会企业家精神及社会实践，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的名称对许多人来说是很陌生的字眼，没想到当时同学们把课堂座满了，我非常高兴，我们的学生非常支持这方面的课程。刚刚冯仑先生也说到真爱基金会，它的创始人依然是我们北大的校友，是学经济的，在金融领域非常成功。
对冯仑先生的演讲进行评议是件难事，他实际上是充满问题意识，充满悲情、无奈，在做企业社会责任时，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挑战。但是我想说，公益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把我们每个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一个部分，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企业家、媒体、政府部门，还是非营利组织。我们一贯认为我们就是真理，就是一切。现在来看，我们就只是一部分，我们需要冯仑先生、需要我们的院长、需要腾讯以及在场的学生的对话，可能这种对话才能促使我们各方面的相互了解和理解。
把企业社会责任比作贞操，我不是特别同意。我们都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意思是，我不完全代表真理，各个部分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不是一个相对在别人的眼中和我的眼中如何认识这个事件的感觉。
下面我会对冯仑先生说的基金会、做公益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做一些回应。
首先我特别高兴冯仑先生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对公民社会有这么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大家都知道，公民社会在很多地方被认为是对抗政府的，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积极地参与到公益，使得公益向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使得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有了可持续性。从社会实践去看社会组织成长的过程，公益基金会的成长，这里面不仅有冯仑先生的努力，还有很多的企业家和我们个人，推动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的不断成长，推动中国公益制度的变化。
阿拉善SEE管理的是150个企业家，管理得非常好，当时我看到了中国公益的一种希望，他们不仅身怀理想与热情，更多的是他们的思想和理性行动。
再一个我想说一下媒体，刚才听冯仑先生的意思，很多是批评媒体的。实际上，媒体和公益追求的价值是一致的，追求的是社会公正、正义。作为媒体的研究者和教师，从事公民社会的研究，是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社会转型期媒体上呈现的国家和个人关系的变迁。
如果说我们的公众舆论还有什么不成熟的地方，有可能与社会转型的速度太快，我们很多的媒体，包括很多的学生对社会发展需要有进一步的认识相关。企业家做公益背后所需要的一种制度支持，一种法律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包括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都需要做深刻的分析与认识。很多时候，中国人有一种仇富心理，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公共舆论，在这个意义上讲，媒体跟企业一样，在各方力量的博弈中促使公民社会的进步，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这需要我们建立公民的美德、良善，公民和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宽容，我们能够对话，我们能够宽恕。这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包括腾讯公益燕山大讲堂等一直在做的事情，大家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公民的意识和公民的启蒙，这是当下媒体可能更为重要的工作。
回到我的题目：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人。我想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我们中国社会的整个变迁有关，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更多的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其实一个真正合格的公民，应该活出我们自己，应该是我们对其它部分的理解、宽容与沟。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师老师的评议，她讲到媒体与企业一样，在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冯仑先生讲了三个不同的公益，一类是寻租以后的回馈，第二类是传统的做好事，第三是企业家做公益，是帮助公民社会、公民本身的进步。下面请高丙中老师进行评议。
高丙中：冯仑先生讲了50分钟。
第一点，从他的冒险就可以看出来，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拿贞操做企业家公益的论述，选择不是很好。但是他还是从一个危险的边缘，走向他所诉诸的理念，谈到了意思就好了。
第二点，他的演讲有点像我们跟博士生在一起，讲课、讨论，今天的题目，《野蛮生长》是他的第一本书，《理想丰满》是他的第二本书，他的演讲扣得不是很紧，我们需要一个转换，自己琢磨一下，野蛮生长是什么，理想丰满是什么。就这个题目我很愿意说两句。
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经历了创业道德化，各种各样的制度采取边缘的方式去改变。在美国说“改变”，是不容易说出的一个词，可是中国近代以来，不断地改变，就不断地冒险，因为不断地改变，可能法律上就有问题，意识形态有问题，改变有可能是成功的，也有可能是粗放的，这个路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是一点点通过个案来改变制度，然后编辑好，归为正确一类，那你就成功了。有时候执政者又反悔，所以在创业时候，有很多困难，很像近代所讲的《天演论》：“物竞天则，适者生存”，把他人当成怀疑的对象。野蛮生长，是自己野蛮的方式生长，或者是在野蛮的环境里自己要生长，基本来说，都是要考虑自己。
现在，一方面企业家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思想家在这个社会提出一些新的观念，一直发展到现在，企业家因为有机会，有眼光，走遍全世界，哪怕做公益慈善，都会去考察，所以他们眼界比较开阔。
我们相互之间，满足彼此。民族自由、现代价值观，在垂直的系统里面，没有办法去实现，只有这个社会达到相当的一定组织，那些价值才会有一个基础去实现。这个社会里的普通组织，从村里，到城市里的居委会、娱乐健康等活动，都是民间组织的，这些组织很小。在政党政权之外，真正要构成全国性的，自主追求一种价值或者活动或者政治诉求，其实是很困难的。这个时候吸收公民社会组织对一些社区，进行支撑，政府跟社会组织的关系就会很紧张，这个时候找民间的资源，捐款是一个方面，企业拿出自己的资源是最重要的，所以，一个社会要实行自治组织、企业基金会来推动，是很重要的一个可能。
比较早的时候，有一本马丁布伯的小书《我与你》，没有亲密的信任，没有正面的关系，是说每个人，我和你面对面沟通和交流、对话；我与你的关系，是我们社会的主导关系，这才是人类社会自我拯救的希望，只有我和你，成为一个主导的思想，大家才能构成我们，人跟人变成一种价值观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宜居的环境。企业、社团是一种超大规模的实体，它的决定是被动的，这样的局面才能够超越，才能够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的社会。
这也是公民社会的基本概念的理念。
最后讲理想丰满，每个人都有抱负与野心，你的抱负只有是别人认同的、欣赏的，才能够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忙自己的生存，一直发展到共同体里面，互相担待，互相分担对未来的想象，才能够建设可持续社会，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所以企业也像公民一样，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这与我们在北京大学建立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进行交流，对冯仑先生的讲话做一个评议，感到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高丙中老师！他特别强调的是社会自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其实这个自主是每个人的自主，高丙中的评议，正好跟冯仑讲的一点一样。
冯仑讲到一个选择，你要政府分配房子，但是可能你会失去创业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作为主持人，我有一个小小的感言，因为我听过冯仑数次演讲，有非常好的，但是好像在北大这次，冯仑还没有完全地放开，跟大家的交流没有起来，下面进入互动交流阶段，我希望大家积极发言，冯仑先生会给大家一个精彩的回应。我们再次有请冯仑先生。
交流互动阶段
追求理想，顺便赚钱
提问1：我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朱亚芳，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今天听了冯仑先生的“从野蛮生长到理想丰满”。我个人理解，企业已经赚钱了，有钱了，企业能够想到社会公益，我们能不能用另外一种途径去实现企业公益？如果企业还没有野蛮生长到一定程度，是不是也一样可以理想丰满，一样可以站在同一起跑线来做企业公益？我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请冯仑先生给我们一个指导。
冯仑：我比较赞同，这是一个语文问题（现场笑）。实际上我们自己公司也是一样，做任何事情，心里有愿望，有钱才能做。就公司来说，追求理想必须脱离现实（现场笑），为什么？大家创业，会跟钱打交道，全世界钱最多的人，其实不是心离钱最近的一个人，往往是心离钱最远，钱离他最近，都是那些超级有理想的人，追求理想，最后顺便也有钱了。比如马云，他们的最初追求的就是一个电子商务的商业理想，结果成功了，顺便也有钱了；但是反过来说，心离钱越近，每天想赚钱，行为反而脱离了原本单纯的动机。比如说，我每天想钱的时候，在客户服务上，赚钱就走，实际上最后可能也赚不了钱。但是有理想的人不一样，比如我们公司把卖出去14年的社区重新升级改造，这本不是我们职责之内的事，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每天算钱，赚不到什么钱，但追求理想，会得到更多。
如果价值观正确，随时随地做一些事情，都是正确的，有正确的价值观，就会做正确的事，而不是有了钱才会做正确的事。《理想丰满》这本书，并不意味着先“野蛮生长”，后“理想丰满”，我是写当下观察到中国可能在未来20年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些积极的事情，我认为理想丰满是指未来给大家新的更大信心的社会型态。当然围绕民营企业会讲很多的故事，但是两本书之间没有简单的逻辑关系。谢谢。
主持人：冯仑先生刚刚说了，追求理想，顺便赚钱，这样会成功，不能追求赚钱，顺便理想。
提问2：老师好！你刚才提到了碳排放过多的企业，做公益不能把碳排放多失去的贞操找回来；您谈到房子，现在房价高，一些房产商赚了钱，再捐钱，他们做的公益多吗？谢谢老师。
冯仑：第二个问题，企业都是从赚钱到捐钱，做公益。第一个问题，碳排放与做公益，不存在结构问题。如果我们修房子的时候，不注意节约环保，过分浪费耕地、毁坏森林，试图用后天的公益行为去弥补，我认为是弥补不过来的。在做业务的过程当中，就应该积极去做减碳的工作，而不是后边才去做公益。我讲的这些，应该让你们去思考一下当下很多复杂的问题。
主持人：好，刚才冯仑先生说了赚钱用头脑，创造了就业、创造了税收、创造了经济增长。
提问3：我是腾讯公司一名员工，也是《野蛮生长》一名忠实的读者，大家对于企业的民间基金也好，对政府基金也好，可能关注的是捐了多少钱，捐的钱到底会用在什么地方。对于基金的运用，我觉得应该要透明化、公开化，你有什么看法和见解？谢谢!
冯仑：现在最大的问题，第一是需要透明，特别是政府的公益基金，因为它用的是公众资源。在西方，国营企业一定是上市公司，为什么？国营企业用的是公众的资源，就应该像上市公司一样，把所有的财务向公众公开和发布。比如我们在纽约做公益基金，如果西方政府公益基金要与我们合作投资，他们就要开董事会，而且是网上直播，董事会都是透明的。在西方，凡是用到公众资源，涉及公众利益，第一件事就是透明。
当然私募基金也要透明，包括阿拉善SEE、华夏公益基金以及其他很多的公益基金，都是透明的。经过四大块独立设计，我相信公益基金的趋势是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清晰，最终，公众的资源用于公众的利益。我非常支持你的理解。
提问4：您好！在政府公益基金中，往往都是企业跟政府合资，整体表现出企业、公民的有作为和政府的无作为，企业、公民和政府之间是什么的关系？阿拉善SEE做企业公益、推动公民社会的时候，会不会给政府不作为一些推动，也就是说通过企业、通过公民的努力，能不能推动政府做自身应该履行的义务与责任，让社会更快进步呢？
冯仑：最近四五年以来，政府相当多的部门很有作为，公益部门、民政、税务部门都有作为。
比如，第一，私募公益基金可以拿到地税的资格。
第二，登记私募公益基金的门槛放低了，这也得到了大家积极的支持。我认为，这些部门是很作为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努力，因为无论从数字上、规模上、人才上、经验上，还是惠及的社会面来看，现在都还不够。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感觉，今天做公益基金，相当于我20年前做民营企业，那个时候没有《公司法》，不知道什么叫股东、经理人、董事长，政府相关部门一点点改，现在公司的体系非常完备，注册一个公司，两万块可以，十万块可以，一块钱也可以，还可以上市、境外上市。所以我们现在做NGO，我们就特别自觉，不想走弯路，一开始就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和国内一些创造性的经验，在团队方面一步到位，给创办的朋友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谢谢。
提问5：今天的题目是“企业公益与社会进步”，企业公益，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社会制度。你刚才谈到华夏公益基金会，拿出1500万治1500个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是否可以拿出50万，推动救助制度的完善？
冯仑：这是关于公益基金使用的一个很好的见解，有一些基金正在实践，比如垃圾回收，基金会出一部分钱，做政府研究。明天我会开一个董事会，我会把你的建议转告给八位理事，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帮助。华夏公益基金会做贫困孤儿治疗帮助，救助的就是贫困家庭儿童，不包括不贫困的，先把贫困的治理，不贫困的自己家里有能力治理。谢谢。
王齐（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我想补充一下同学刚才的提问，我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治疗这个项目，我们腾讯跟华夏公益基金会有合作。
补充两点：第一点，目前民政部门每年都会有30%—40%的资金投入大病的治理项目，国家在贫困地区推行了这样一些救助规章和制度。
第二点，我想讲讲腾讯的公益，今年我们腾讯公益基金会拿出1000万资金，专门针对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成立了一个腾讯爱心网友基金，所有网友都可以通过网上平台，加入到这样的项目中，哪怕是5块钱，10块钱。
我们希望网友人人慈善，人人参与，关注贫困地区先天性的心脏病儿童。通过互联网平台，人人都参与到其中，整个慈善会变得更加平民化。
主持人：她是腾讯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腾讯做了很多的公益项目。大家不知道的话可以上网去看看。
提问6：您好，我对公民社会有一个感受，我觉得企业做公益有两种类型，一是精英型企业公民社会，有很多精英人士，有很多资助，二是草根的民间的公民组织，他们在资金上可能有一些不足。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精英的企业公益与草根的公民组织有没有合作，是通过什么形式？
冯仑：你说得非常正确，但是我觉得建设公民社会并不是一部分人的责任，合作每天都在发生。阿拉善SEE每年拿出1000万专门资助草根组织。所谓精英的企业公益组织实际上是跟草根组织一起来执行公益项目的，稍有规模的公益基金，都是资助型的，来带动草根公益组织的执行，草根组织做了很多巨大的贡献但仍被人忽视，但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全面的公益方向。精英与草根目前完全是融合在一起的，不会出现脱离社会、少数人精英。
提问7：感谢冯仑先生，您说现在做慈善的企业家，需要得到表扬，我代表我个人跟您表示一下崇敬。
冯仑：先表扬国家（现场笑）。
提问7：你提到两个选择，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经济，上海和北京户口不是对所有人开放，住房价格长期上涨，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希望投资方给点建议。谢谢。
冯仑：第一个问题，关于户口的问题。温家宝最近的演讲说，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非常复杂，矛盾非常之多样，所以出台的政策叠加起来往往会呈现负，比如户口界限，前一段时间几乎要废除了，打破地域界限，不歧视农民工，但是最近因房价的问题，政策的出台、叠加，户籍的界限又强化了。
律师也有户口问题。律师毕业以后，没有北京户口，不能在非户口所在地从业、实习，现在律师也有意见，说农民工都可以了，律师反倒不行了（现场笑）。温总理的讲话很准确，目前很多政策，在转型的时候摇摆叠加、相互抵消，这样户口问题解决比原来要的时间短一点。
第二个问题，房价问题现在已经变成超级复杂的经济问题、道德问题、智慧问题，所以单纯地就市场需求关系来评价，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了。政府推出大量的保障性住宅，那么整个住房需求会有相当大的缩减，预计今后1—2年之内，大概会降20%—30%，这是最近业内比较一致的说法。
主持人：再次感谢冯仑。现在我们有请腾讯集团执行副总裁刘成敏给大家作一个结尾。
刘成敏：感谢大家。我见到冯仑先生问的第一件事也是关于房价的事。
我谈谈自己的体会，今天我是作为学生来参加这个论坛，学到了很多东西。
第一个体会，听了冯仑先生的演讲，我们作为年轻人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我们经常会抱怨，我们想做好事，我们想照顾一下贫困的大学生，可是有哪些途径呢？我们怎么做才好？我们发的钱是在政府吗？冯先生说这个社会在不断地进步，政府也不断地进步，我非常赞同。公益事业的将来是一个很大的舞台和行业。
我现在快40岁，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唯一的价值，是亲戚朋友对我有什么需求，或者说跟我借几万块钱，我很高兴（现场笑），因为觉得自己能做点什么事了。一个普通人的价值是什么呢？每个人如果有公益之心的话，就不要去抱怨我们今天的社会没有好的条件，没有好的制度，每个人把自己身边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亲戚朋友照顾好，这样更加符合我们东方社会的发展。
我们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要看到我们的政府和社会都在不断地进步，企业在发展，在积极努力。
同时建议大家看看冯先生写的一些博客，我想今天他讲的可能是他很少的一个方面，其实冯先生在做企业，也有自己的思想，很多很好的价值观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领导别人，必须要管理好自己，我们要有很好的价值观念，观念是对的，以后事业才会磅礴，不是想赚钱的人，就能够赚到钱，先要对社会对别人有价值，金钱是对你价值的回馈。
第二，我们公司为什么要做公益，刚才基金会的秘书长回应了大家的问题，我们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在座的很多都可能会用我们的服务，如果你们现在还不是用户的话，希望你们能够多用我们的服务，这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事业。我们每天要对几亿人进行服务，所以我们作为媒体、网络社区，我们承担的社会责任是非常大的。高老师讲，我们的社会要成为人和人互相信任的宜居的环境，实际上腾讯的社区就是这样，任何人之间更加有温情，更加有理解，通过我们的平台，能够实现其价值。
第三，腾讯网是一个新媒体，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冯先生你不用新媒体的话，你以后可能Out了，像你们有影响力的人，更应该用新媒体，这样也是做公益事业，因为你有很多很好的价值观念、经验，通过我们的新媒体来进行传播，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学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我今天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以往我们多是很草根的互联网行业，认认真真研究我们的技术，研究我们专业性的东西，很少关注公益方面的事业，今天的讲座让我们了解到公益的很多东西，回去以后，更加踏踏实实地把我们的业务做好，把我们的公益事业做好。
谢谢冯仑先生，谢谢杨鹏老师，谢谢各位在座的观众，大家有机会多用用我们的服务。
主持人：谢谢大家，从他的发言中我看到了腾讯人的执著（现场笑）。冯仑先生有句名言“伟大是熬出来的。”腾讯也是熬出来的。今天是燕山大讲堂第70期，已经熬了70期了，也是熬过来的，非常感谢今天发表演说的各位嘉宾以及交流的各位同学。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