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除了生产关系和产权关系的变化外，还有一场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而来的信息革命。这意味着我国所经历的现代化轨迹不同于欧美国家，从而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所体会的“现代生活”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本文就此提出以“信息主导”（information-led）为研究视角，探讨新一代农民工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其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个人身份建构（self-identification）所经历的变革过程。首先，本文通过反思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指出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的农民工研究的理论预设及其视角局限。其后，本文会讨论信息及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如何作为农民工研究的另一个切入点，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展现新一代农民工在面对“流动”和“通讯”之间的必然性时所面对的疲惫、彷徨和被动处境。最后，本文会以珠三角地区展开的田野调査，来说明信息及通信技术在新一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里的社会意义，并探讨新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如何对工人身份的认同构成阻力。
关键词：农民工；信息及通信技术；信息主导；流动；联系
一、导言
自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相继从中西部的内陆地区去东边的沿海城市打工，其人数更由80年代初的30万剧增至2008年的22542万人（国家统计局，2008）。早期农民工离家打工的目标是比较单一和明确的，就是“多赚几块钱，改善家里的生活环境”。无论是选择自己在“外面”吃苦捱饿，以便省下一点钱回家盖房、照顾老少，抑或是举家迁移碰碰运气，以寻找更好的生存条件，他们所秉承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不过，近年这个情况已经有了变化。农民工离家打工、回家探望，这个过程可能为村里人或年轻的一辈带来了新的人生价值观、人生目标，以及对何谓“生活”的另类看法（墨菲，2009）。更重要的是，在前一代农民工的努力经营下，现在农村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尤其是通讯技术的基础建设和配置，电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以及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等传播技术在农村的日益普及，让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与发达的沿海城市有了更紧密的联系。换言之，传播和沟通技术的发达让年轻一辈的农民工在去沿海地区打工之前对城市生活已经有一定的印象、想象和期望，而这一种渴望体验、模仿城市生活和强调个人享受的想法更可能反映出他们在“家”、家乡、家庭和婚姻等中国传统家庭价值观上的改变。
和前一代农民工一样，一批又一批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生的年轻人纷纷涌到沿海地区寻找改善生活的途径。可是，他们到城市打工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多赚钱改善家境，更重要的是希望“开开眼界”，体验和农村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模式。有一些年轻人更相信离家打工可以让他们得到更自由的生活，因为这样才可以离开苦闷的农村生活，脱离家里人的管束，抛开传统社会的制约（Lee ，2007）。在城市打工的时候，他们更可以“自己赚钱自己花”，感觉自己可以完全地独立自主，成为主宰自己生活的能动者（Pun ，2005）。这种“自给自足”的日子，让他们体验了一种有别于农村社会的生活经验。可是，在城市打工所遇到的困难却比他们想象的大得多，一方面农民工要面对本地居民的歧视目光和冷淡态度（Chan，2001），另一方面他们也要习惯在一个陌生和缺乏安全感的地方，干着重复而沉闷的工作。他们一面是“外来者”，另一面是“贡献者”。这两个貌似冲突的身份让他们经历了齐美尔所说的“陌生人”的状态（Simmel，1950）。
本研究在珠三角地区东莞市一个工业区里展开，通过历时一年的田野调査发现：信息及通信技术①[信息及通信技术（ICTs）是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合称。以往通信技术与信息科技属于不同的范畴：前者着重于信息的传送技术，而后者则着重于信息的编码、译码，以及通讯载体的传输方式。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两种技术慢慢变得密不可分，融合成一个范畴。
因此，“信息及通信技术”是一个涵盖性术语，泛指一些处理和传递信息的科技，以及与此相关的产品，如手机、个人电脑和MP3等]因为自身的高度便携性和多元功能性等特点，已经牢牢地嵌入在新一代农民工②[本文所指的“新一代农民工”为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生的农村青年。这里所用的“代”并没有英语“断代”（generation）的意涵，而指的是“同代人”（cohort ）。“新一代农民工”的特点在于他们在改革开放后的环境长大，从小开始就已经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数码产品，概念上与“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 ）和“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分类相似。有关讨论可参阅Prensky ，2001]的日常生活之中，广泛地使用手机或互联网来进行沟通、娱乐和打发时间，这种现象成为我们了解新一代农民工的重要一环。从打工目的和生存状态两方面来看，新一代农民工对生活的看法和自我的身份认同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本文立足于此，提出以“信息主导”（information-led）为研究视角，探讨新一代农民工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其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个人身份建构（self-identification ）所经历的变革历程。首先，本文通过反思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指出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的农民工研究的理论预设及其视角局限。其后，本文会讨论ICT 如何作为农民工研究的另一个切入点，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展现新一代农民工在面对“流动”和“通讯”之间的必然性时所面对的疲惫、彷徨和被动处境。最后，本文会以珠三角地区展开的田野调査来说明ICT 在新一代农民工日常生活里的社会意义，并探讨新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如何对其工人身份的认同构成阻力。在农民工问题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本文旨在尝试提出另一个可行的研究视角以加深我们对新一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理解。
二、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理论取向及其局限
所谓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冲突理论为指导的农民工研究。这些研究所强调的是农民工在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所面对的劳资问题和所遭遇的不公平对待，其传承的价值立场是强调“人的解放”（沈原，2006；Burawoy，1982；Chan ，2001；Lee，1998；Perry，1995；Pun，2005；Solinger ，1999）。他们大多认为资本主义的丑恶是把个人的劳动商品化为资本家或某统治阶层的个人利益；农民工因为欠缺了生产手段和受制于诸如户籍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工厂和宿舍管理制度等制度性因素，最后必然地成为被压抑和被剥削的一方。也就是说，提倡阶级对立、阶级矛盾、阶级冲突和阶级意识等还是当代中国农民工研究的重点（Zhang ，2009）。其中，大部分的研究可归纳为两个取向：第一个取向是揭露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对农民工的压迫和剥削，促使他们经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过程。更有甚者，他们可能被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潜移默化，心甘情愿地为资本家或是统治阶层服务。第二个取向是呈现农民工自身的“能动性”，强调工人有能力在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中钻空子，并认为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处境下对种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做出反抗，而且更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策略来改变生存现状，甚至利用自己的身体去反抗国家机器、市场机制和父权社会这三方面的压迫。
此外，这两个研究取向又以“阶级形成三部曲”为讨论逻辑：首先，农民工因为农村的贫苦和城市的诱惑而产生“出外打工”的念头。其次，他们在城市打工时经历了各方面的压迫和剥削。最后，他们尝试寻找各种要求改善生活现状和发声的途径，并且促成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毫无疑问，经过学者们十多年的努力，农民工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深厚的基础。这些研究成果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时至今日，农民工在城市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遭受歧视、压迫和剥削等个案还是屡见不鲜。令人奇怪的是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但为何今天却变成在象牙塔里呼唤“阶级话语的回归”呢？由此我们必须反思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的理论局限，为日益复杂的农民工问题寻找另一些可行的研究路径。
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在理论上假定了农民工在“打工”的过程里实现“打工身份”和阶级转化，也就是由农民变成工人，再借由工人身份进而成为城市人的发展过程。但是，由于农民工在从农民转变为城市人的过程里受到种种限制，最终催生出新的中国工人阶级（Chan＆Pun ，2009）。“打工”一词的出处难以查究，据说源自以广东话为主要沟通语言的我国南方地区。在主流的农民工研究里，“打工”与马克思定义的“劳动”概念相近，意思是指个人为资本家服务而转变为劳动主体的过程。“打工价值”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而资本家则会通过不同的方法侵吞其剩余价值。“老板”所指的不只是社会主义意义下的统治阶级，还包括全球资本主义下的资本家（参看Pun ，2005：12－13）。简言之，“打工”就是替老板工作。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理解和解释“打工”过程里的不公平现象和劳工削剥等问题的研究框架并无不妥，但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立足于中国独有的社会脉络，再从该理论视角对“打工”的现象作深层次的分析。
这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并行过程，开始从“生产领域”研究涉足“消费领域”研究。例如余晓敏和潘毅（2008）通过分析“新生代打工妹”的消费模式，探讨她们的社会身份如何经由国家、资本和社会的协同作用，在生产领域被建构成备受剥削的“生产主体”，而打工妹又是怎样在消费领域自我改造，渴望成为更自主和自由的“消费主体”。可惜的是，由于受制于劳资对立的视角，农民工打工生涯里多姿多彩的生活经验往往被理解为“打工身份”（dagong subject ）建构的一个部分而已。农民工在城市里的消费行为不是被解读为受到消费社会所塑造的强迫性和诱惑性消费模式影响，就是被理解为农民工面对郁闷的打工生活的宣泄手段或者建构工人身份的方法，也就是说，以劳资视角来研究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时会不自觉地带有对立和抗争的色彩。郑广怀曾经就此提问：
“如果身体痛楚也是一种抗争，那么还有什么不是抗争呢……如果我们将打工妹在明知风险存在的情况下仍然进厂工作并产生身体痛楚视为一种抗争，那么这种抗争与潜意识的自残（subconscious self-injuring）又有什么区别呢？“（郑广怀，2007：221－222）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内部基本上已经出现了职业的分化，工厂工人、建筑工、服务员和保安员等不能以“农民工”这个概念概括而言之﹐也就是说以“打工”这个行为等同于其个人身份，并且把其与资本家二元对立，将其仅仅附着在与资本家对立的“工人”身份之上，会很容易把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建构的多元性过度简化理解，进而可能低估了阶级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再者，今天的农民工未必确定地移民到某地，而是在不断流动甚至漂泊。字面上“移民”的意思是指人们为了工作或其他原因而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居住。因为“移民”
的标准难以客观地以时间段来量化，所以农民工对流入地的主观意向往往成为了农民工移民研究的主要准则，即考量农民工对流入地的主观认识来确定他们是否将自己归为“移民”。可是，大部分珠三角地区的工厂、餐厅和购物市场等一般都会为员工提供住宿和膳食服务。农民工除了在外面消遣和消费外，待在企业里基本上已经足以维持生活所需。当农民工的地域流动性和职业流动性越来越高，而日常生活与其身处的打工社区只是进行短暂而有限度的接触时，“农民工”和“移民工”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相当含糊。因此，若简单地将“移民”这个概念等同于农民工对目的地的意向时，就很容易忽视农民工的流动过程如何对其身份认同产生作用。周明宝（2004）从社会身份认同的角度，探讨城市滞留的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问题，认为年轻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高度认同，他们会对城市生活文化主动学习吸纳，并且自觉地内化和外显地模仿趋同。马杰伟（2006）则通过工厂和酒吧两个调査场景，发现珠三角地区的青年农民工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省吃俭用族，有一些已经开始追求时尚，并且进入白领中产阶层的消费空间。笔者自己更认为农民工并不是一个弱势群体标签能够简单概括的，因为他们的外表打扮比中产阶层更能包含城市的（后）现代性。
三、农民工与ICT ：以“信息主导”为研究视角
“科技”在社会学研究里的位置和重要性一般被置于现代性或现代化研究之下。例如马克思（Marx，1946）在《资本论》中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时，曾经把“科技”放在上层建筑范畴，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背景下，科技只会成为资产阶级控制和剥削工人阶级的生产工具。韦伯（Weber，1992）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把科技发展视为现代社会日趋工具理性的结果。而涂尔干（Durkheim，1984）就会把越来越被中介化（mediated）的人际交往视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因为这种交往已经不再属于“机械团结”的范畴。换言之，在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礼俗社会—法理社会、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生活世界—系统，以及个人—网络等二分概念中，“科技”不可避免地被归类到代表“现代”的一方，并且被视为一个特定的结构因素影响着社会文化各方面。这个二元对立的前设往往导致以“科技”为讨论主旨的研究倾向于把科技视为一个独立于社会文化背景的领域和中立的媒介，以普遍的视角去考察科技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影响（Misa et al.，2004）。这些研究往往集中讨论人们如何使用科技，倾向于考察科技的功能性和实用性等问题，停留在功能层面上讨论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然而，在人际关系被科技产品日趋中介化、主体与客体的界线日趋模糊化和全球社会文化日趋一体化的情况下，有不少社会学家已经开始反思作为既定实在的“社会”（society）概念的适用性问题，并探讨在日常生活中被无孔不入的媒介所包围的“社会”（the social ）的含义（Gane，2004）。汉斯。格斯尔（Geser ，2004）率先提出“手机社会学”，把手机视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尝试为社会学的手机研究提出系统性的研究框架，以回应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同时，西方学界也开始大量涌现有关信息及通信技术的研究著作（Fortunati et al.，2003；Hartmann et al.，2008；H?flich ＆Hartmann，2006；Katz ＆Aa-khus，2002；Katz ，2003；Law et al.，2006；Ling ，2004；Ny íri，2005，2008；Pertierra，2002；Wellman，2001）。
在这些著作中，以拉什（Lash，2002）《信息批判》一书中对信息社会的讨论别具洞见。拉什在该书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提问：“批判理论在信息社会的时代里是否还有可能？”（Lash，2002：vii）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他首先说明了全球信息秩序（global information order ）如何取替了旧式的国家制造业社会，并且认为碎片化的信息具有极度压缩（compressed）、快速流通（fast-moving）、非嵌入（disembedded ）和错误等（disformed ）特征，使得批判理论不能再依靠“批判行为独立于批判对象”的逻辑而进行讨论（Lash，2002：6）。因为批判对象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固定的理性本体，而是紊乱的、偶发的、游移不定的，以及被中介和被信息化的“媒体景观”（mediascape）（Lash ，2002：8－10）。当市场、工厂和宏观叙事（grand narrative）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城郭、领地和文本策略被虚拟化和信息化为网络社会上的点、线、界面和网络时，拉什认为诸如资本、生产、意识形态、权力、阶级、文本、论述和叙事等批判理论的关键概念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Lash ，2002：26；唐士哲，2003）。社会上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也因为信息秩序逐渐侵入日常生活之中而改头换面，从具体地剥削（exploitation ）转变为单纯地排斥（exclusion ）（Lash，2002：4），由此国际间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运作逻辑也会重新改写（Lash，2002：26）。由于无处不在的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摧毁了我们反思所需的独立思考时间和空间，即便是批判本身也无可避免地淹没在信息之河里，拉什认为研究者应该融入由信息所建构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从海量和生命短暂的信息流里寻找信息批判（informationcritique ）的可能性（Lash，2002：141）。拉什的信息批判理论的意义并不是在于阐明在全球信息化的情况下实物经济已经不再重要，而是强调在实物经济的背后，虚拟经济的运作逻辑往往成为决定性的要素。由此，本文提出以“信息主导”作为新一代农民工研究的视角，就是希望通过信息社会里扮演信息传递、人际传播、日常娱乐等主角的媒介，包括电视、电话、手机和互联网等信息及通信技术，来探讨新一代农民工在面对全球信息化的情况下，其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个人身份建构在“流动”和“保持联系”之间的必然性时所经历的种种转变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以“信息主导”为研究视角时，要谨记信息及通信科技不是独立于社会并预先设定某种社会目的的产物；相反，它的意义、功能、使用方法和适用范围等是与其身处的社会文化相互磨合而成的（Ihde，1993）。它的角色和功能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会因时制宜地改变。因为无论对它持有“积极”或“消极”的看法，在此之前已经隐藏了一个预设：ICT 只是一种供人们达到某种目的的技术性工具或手段。也就是说，它对社会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是视乎人们如何使用。可是，倘若我们要更深刻地了解信息与通信科技在新一代农民工日常生活里的社会意义的话，只是把它视为不是“乌托邦”
（Utopia）就是“敌托邦”（Dystopia ）的说法是不够中肯的（Dreyfus，2001）。①「把科技视为“乌托邦”的意思是指科技能为人类带来一个理想的社会；视为“敌托邦”的意思是指科技的发明只会危害人类社会。在英语中这两个词与西方社会基督教文明里的“救赎”及“末世”对应。有关讨论可参阅Mosco ，2004」因为当ICT 由发源地被套用至另一个社会文化不同的场域时，它会主动或被动地嵌入当地的社会文化脉络当中。“主动”的意思是指该媒介可能在设计之初已经预设了某些特定的指令和程序，而使用者只能依照这些模式来使用，从而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新鲜的体验，并引导生活的发展方向：“被动”的意思是因为不同人群拥有的知识库各有不同（Schutz，1962），所以对于信息与通信科技以及其所带来的可能性的理解也各有异同。换言之，信息及通信科技不但是“不中立的”（non-neutral ），而且会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产生规范性的影响（normative implication ）（Feenberg，1999）。
四、流动与联系：新一代“农民工”与通信及信息技术
得益于传播技术的日渐发达，农民工在外地打工时不但可以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等信息及通信科技与身在远方的家人保持联系（Peng ，2008；Law＆Peng，2006），而且可以扩大及维持在职场建立的朋友关系或“江湖关系”（Yang，2008）。手机在农民工群体中日渐普及，让农民工可以更快速地传播“招工”、工作环境和薪酬待遇等信息，提高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job mobility）（Ngan＆Ma，2008）。手机短信则为农民工提供了另类的诗词创作园地，一方面让他们可以一吐打工生活的不快和郁闷，另一方面互相发送手机短信的行为也逐渐地改变了他们对两性关系的看法（Lin ＆Tong，2008）。由于购买联网电脑的费用还相对比较昂贵，手机QQ就成为了农民工浏览信息、娱乐和聊天打发时间的恩物（Cheng ，2008）。正是因为手机与新一代流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密不可分（杨善华、朱伟志，2008），一些手机软件生产商窥测到农民工在流动过程里对“保持联系”的依赖，便推出了一种类似于传销活动的ICT 产品。
（一）ICT传销与年轻农民工的发财梦
小珠和阿达是在工业区里的购物商场电器部上班的员工。①「按照学术惯例，调査所在的地点和文中所有访谈者的姓名均已做化名处理」来自广东潮州的21岁女工小珠表示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使用手机QQ上网了。最近，她只是用“麦酷”（MYcool）②「MYcool是一款在手机上使用的回拨电话，功能和步话机相类似。手机用户只要在手机上下载MYcool后登录，就可以与朋友拨打电话联系，详细资料可参阅该公司的网页（www.mycool.hk ）」与朋友联系。她说现在只有智能手机（smartphone）才能够支持这个软件，所以她在几个月前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部诺基亚的智能手机。③「简单来说，智能手机和普通手机的区别在于前者内置了像掌上电脑的操作系统，让手机除了具备通讯的功能外，还具备大部分掌上电脑的功能，例如储存和整理个人资料（如word文件）、浏览网页、收发电邮、使用各种应用程序（如打游戏、看电影、听音乐）等」接着，她开始演练MYcool的功能。首先，她打开了MYcool的应用系统，并按着手机的通话键说：“我是东风小珠，现在向朋友演练MYcool的功能，请收到的朋友回复。”键一放开，手机的扩音器就传出声音来：“我是东风阿辉，现在在长安的路上……我是东风阿玲，现在去香港出差呢，小珠你吃饭没呀？”小珠解释道：“‘东风’是我们这个团队的称号，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称号的……在这个团队里，大家就好像一家人一样，无分彼此的……现在有一些工厂也开始用这一个软件，让管理员可以与‘拉上’④「”拉上“即line上，意思是流水线上」的员工直接透过手机联系啦，就好像使用步话机一样。“小珠的同事，来自广西玉林的23岁的阿达补充说：”这个软件并不是随便可以安装的，得有熟人的介绍。“小珠说：”对呀，上一次我们有几十人去大岭山松山湖那里郊游，一个广州什么局的老婆也来了，所以在里面的人都不是坏人来的。“阿达告诉我们他也刚使用该软件，不过是用宿舍电脑而非手机，因为用手机开视频的流量大，比较费。后来，我们回去搜寻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现原来在网上已经有上百条关于MYcool被指摘以通讯产品进行传销活动的新闻。①「请参阅百度新闻搜寻引擎，登录日期2009年8月」小朱和阿达的朋友与前同事小杨告诉我们说：”这玩意就是传销嘛，我也搞不懂为什么阿达要搞……你知道么，比如你要申请一个帐号，你先得交3000块，可是你交了3000块，它不是给你一个帐号，而是三个。假如你能多介绍一个朋友呢，你就可以赚回1500.那两个就是3000啦！不过之后你要再赚呢，就要向它再买咯，然后一步一步升上去，每升一级提成就会按比例增加……另外呢，比如你按这软件发给你的广告，每按一个就会回赠你1分钱……“
当然，这个案例可以被简单解读为因为市场信息不平等而导致农民工被无良的商家诈骗了辛苦赚取的血汗钱，但问题是为什么“保持联系”对新一代农民工来说是如此重要呢？虽然MYcool的帐号需要事先交3000元作为申请费用，而3000元对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农民工来说实在不少，但与前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一代农民工的家庭负担已经比较轻，家里并不需要他们在外面赚取的一点工资糊口过活。家里人一般还是会体谅他们在外面已经吃了不少苦头，认为他们能够“自己搞定自己”已经是不错的了。对年轻农民工来说，这3000元付出的重点在于MYcool为他们带来了一个“人生希望”。一般我们对ICT 的理解是具有“远方在场”（absent presence ）这一特点，意思是通话双方可以通过传播媒介产生“虽天隔一方，但犹如眼前”的感觉（Gergen，2002）。虽然自己已经离乡背井，但当“思乡想家”的情怀不禁出现时，只要简单地按几个按键，青年农民工就可以听到身在远方的亲人的声音。但是这个“家”的感觉已经不是脑海中单纯的图像，而是经过中介的感情传递。同样，虽然他们在职场可以结交几个知心好友，但无奈“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有空想起只能发个短信慰问慰问。在这个基础上，MYcool不但满足了与其他传播技术一样的功能，即为农民工在流动的过程中提供“保持联系”的可能性，而且它更把这个可能性转化为“致富”的机会。也许眼见前一代已经在城市里吃尽苦头，到头来只落得还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这个称呼，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安安分分地当一个“打工仔”或“打工妹”，并且认为“劳动人民万岁”。因为眼看周边的城市人一个一个地因改革开放而有机会盖楼起房，年轻农民工已经蠢蠢欲动地渴望扮演“苦力”以外的角色。那么，MYcool这个致富的机会出现的意义在于：在“将来”无法触及的情况下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了改变“今天”的希望。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个希望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接踵而来的。因为除了获得层层提成，“信息”也会在MYcool的使用者的交往过程里不断流通。有时候“信息”并不一定是具体的投资或市场数据，而可能是心理上区分相类相异的印象（Bateson ，2000），就好像小珠认为MYcool里的团队都是一个大家庭一样，无分彼此你我。
不过，当我们把以往对中国社会关系的理解考虑进去的话，这个从功能到意义的关系会变得更为复杂。按照费孝通（2006：23）的说法，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亲属关系为中心，依据亲疏关系层层建立开去的，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反过来说，经过ICT 中介化的人际沟通模式却有可能促成农民工使用者经历“自我脱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 of self）的过程（Law＆Yang，2008）。在这个沟通过程里，由于缺少了实在具体的生活背景作为“前台”（frontstage ）与“后台”（back stage）两者之间的界线的区分（Goffman ，1973），MYcool的使用者在进行聊天活动或信息传递时，一般难以察觉真实世界的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在产生作用。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行动的规范基础（normativefoundation）会因为信息空间的压缩和紊乱而让使用者产生平等而自主的感觉。这一点也说明了MYcool的团队需要定期地举办讲座、培训、郊游以及清洁公共场所等集体活动的原因。因为只有通过面对面的互动过程，才能把已经被ICT 转化的“社会”，从“联系的社会”（the social as association）（Latour，1993）尽量地恢复为“总体性社会”（society as a whole ），以降低这种虚拟关系里的不安全感，减低其虚拟性。在这个过程里，虽然农民工使用者一方面觉得自己已经有能力编织个人的社会关系网，但另一方面却难以在现实生活里寻找个人身份的立足空间。就好像小珠的情况一样，她虽然知道了某某人是广州什么局的妻子，但这一个信息最多只是作为“拥有更多信息”的假象，因为典型的中国农村社会从古到今还没有任何以“陌生人”为基础的功能团体（Metzger ，1998）。
（二）手机QQ：生产虚无的生产线①
①手机QQ是腾讯QQ公司在2001年开发的手机聊天工具。手机用户不但可以通过该网络聊天工具和网友聊天通信，而且可以分享照片和音乐、更新个人博客、打QQ游戏等。关于该程序的详细资料，可参阅www.mobile.qq.com.
手机QQ几乎是所有80后农民工都接触过的信息及通信技术。手机QQ的出现不但改变了农民工使用手机的传统方式（即打电话和发短信），而且因为它本身的特点渗透到农民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手机在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之间日趋普遍，它无声无息地改变着农民工的互动模式，甚至是群体形态。要是手机拥有上网功能的话，农民工就可以以较为经济的方法使用手机上网聊天，节省了个别发送短信的费用。②手机QQ的操作比电脑来得简单，尤其是在文字输入法方面。一些年龄较大普通话拼音不好的，或者是由操广府话的地区来到珠三角打工的农民工，未必熟悉拼音输入法。这时，手机里的笔划输入法正好弥补了他们在使用网络聊天工具时的不足，方便他们打字聊天。另外，手机的价格也比较便宜，更方便收藏和携带。宿舍里以往热热闹闹的气氛已经渐渐地被手机文化改变了。现在大部分新一代农民工都喜欢躺在床上，对着手机屏幕聊Q 、看下载电影和电视剧、听音乐等，很少在打工的地方找到知心好友。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看手机如何在工厂和宿舍影响工人们在职场建立的社会关系。
来自湖南的19岁的阿莉是一名工厂女工，和其他青年农民工一样，喜欢上班的时候用手机挂Q.虽然她知道上班是不准带手机的，可是她也不管。她说：“因为上班的时间太无聊了，有空的时候就偷偷跟朋友聊两句，而且这样可以挂Q 升级。”有时候，她会溜到洗手间里上Q ，一上就可能是十几分钟，最长的那一次竟在里面睡着了。她说：“虽然组长知道我们在洗手间呀、角落呀那里躲懒、上Q 和睡觉。不过不是赶货的时间，她也会只眼开只眼闭的。”可是，有一次，主管（女性）突以中国移动“动感地带”手机网络服务计划为例，该公司在广东省推出了不同的短信优惠套餐，分别为每个月人民币19元包括130条短信、29元300条短信和39元500条短信，但这几项优惠只适用于当地的电信网络。如果要发送短信到不同省份的中国移动网络，每条短信要收取人民币0.10元，跨网络公司的短信则要收取每条人民币0.15元。
与短信收费相比，使用“手机QQ”就简便合算得多。手机用户可以选择两种GPRS上网收费方法：一种是“包月”，另一种是“按天收费”。“包月”有不同的形式，分别为每个月人民币5元含30M 流量和20元150M流量等。而“按天收费”是指用户当天要使用上网服务的话，就在手机话费里扣除人民币1元作为购买5M流量的费用（中国移动广东公司，2009）。
然突击检查，路过她身边时在她大腿摸了一下，发现她把手机藏在裤袋里，于是就把她的手机没收了。那时候刚好碰上国庆节，她说受不了没手机玩的空虚，于是又花了1300元买了一部新的手机，并把以前那一部手机里的手机卡从主管那里偷回来。她辩解说：“如果我把整部手机都偷回来，主管肯定会想到是我拿的，所以我就拿回手机卡。这样，她就没借口骂我。”
从80后农民工的生活故事来看，似乎农民工的形象不一定是“悲情”的，他们也有活泼和灵活的一面。但阿莉的故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新一代农民工“白天上班，晚上上网”的打工生活反映了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另一位工厂女工，来自广西玉林的23岁的阿凤说她每天下班都会躺在床上上Q ，上累了就倒头睡觉。她说：“下了班个个都累死了……
基本上都不会聊天的，更不会聊上班的话题……相聚离别对我们来讲是很平常的事情。你在外面工作就要面对和适应这种感觉和经历。生命里没有永远的朋友……所谓‘朋友’只是谈得来，这还不足够吗？“
来自广东韶关的饭店经理阿珍说：“如果你把我的手机拿走了，我想我也不能活了。你知道吗？我们的宿舍只有四面墙，没什么可玩的，真是很无聊的！每天下班后回宿舍我都会上手机QQ的。有时候，我和朋友聊Q 的时候还会睡着呢……如果在Q 上没人的话，我会发个短信给我的朋友，叫他们上线聊天啦！在我看来，老公可以丢掉，可是手机就不可以啦！”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情境中心（situation-centered）的，而自我观则是“关系的”（relational）（Hsu ，1981）。个人在家族这个基本的人类群体之中，一方面需要学习相互制约，另一方面又需要相互依存。存活在这个网络形态之中的个人，必须学会因应不同的情境和场合运用不同的行事准则。40岁左右或者年纪再大一点的那一代农民工当年出来打工时，很清楚自己的农民身份。大部分人想的是挣钱回家过好日子，在城里能当上一个工厂工人已经很不错了。虽然有一些人选择举家迁移到城市谋生计，但他们还是想着老死家乡，很多都把在城市省下的钱拿回家盖房养老。新一代农民工则不然。80后农民工不认为自己像上一代一样，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因为他们接受过基本教育；他们跑到城市，但在城市偏偏难以扎根。作为在城乡壁垒之间的“双重边缘人”（唐斌，2002），他们一方面不想做农民，另一方面又不能做城市人。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开始使用手机聊Q ，与不同的人建立（虚拟）关系时，手机QQ不但可以让他们可以暂且搁下“打工仔或打工妹”的身份，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更让他们从现实中抽离，以第三方的角度，审视农民工身份的负面印象（Cheng ，forthcoming ）。这个过程不但会促成新一代农民工出现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而且令农民工群体的凝聚力增添了一个不可估计的变数。
来自广东湛江的19岁的饭店服务员阿欣打算辞工回家。她说：“我申请了一个新的Q 号，现在加那些朋友过来。以前的不再用了，重新来过……以前那些人，我要全部转过去，到我新的那个里面，有一些就不要了。以前那个现在不喜欢了，有一些人我不想加了。我曾经把他删除过了，可是又跑出来，又有了。我就觉得他好烦……我跟他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湖南的，不可能的，而且我这次回去也不会联系了嘛……他来找过我，可是我没有出去过。他很伤心啊，他要伤心我都没办法啊。你对他越好，他就越误会。我说跟他做朋友，他不肯，他说做朋友没意思。我说没意思那就不用做了嘛。我一直都当他是朋友啊。我跟他说清楚了，他要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我换了新Q ，他就找不到我。我回去换号码然后入网，我不打算告诉他。“
ICT 似乎增强了农民工在建立人际关系方面上的自主性，但同时却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无奈。从阿欣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尝试利用手机QQ整理个人的社交网络，并把一些值得维系的关系留下，并把一些不喜欢或不愿意再去面对的关系断绝，其背后的意涵是“重新开始”。从离家打工那一刻起，悲欢离合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里是必须面对的事情。只身在外打工需要学会的是面对各种喜怒哀乐，并把一切看成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事情，而ICT 为此提供了一个渠道，一方面让农民工抒发个人情感，另一方面教他们学会埋葬记忆并以虚无的心情对待人和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流动的场景、漂泊的生态状态中走下去。白天，80后农民工在流水线上干着重复而沉闷的工作；晚上，他们躺在床上看着手机的屏幕重复而快捷地按那几个数字键。手机似乎为工余生活带来了一点乐趣，可是他们却忘记了这种余暇生活却在本质上与流水线劳动大同小异，从无法摆脱、欲罢不能的强迫感来说，强度可能更甚。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所说，“当工作仅仅由毫无意义的动作组成，社会常规原来因其仪式感而显得高贵，可现在变成了角色扮演，工作者——不管是流水线上的苦力还是大型官僚组织中的高薪雇员——寻求从这种不真实中逃脱，创造出同自己的日常体验的讽刺性的背离。他试图把角色扮演变成日常生活的象征性提升”（Lasch ，1991：94－95）。也许，新一代农民工在这“虚无的生产线”上已经逐渐忘记了自己在国家高速发展的舞台中慢慢退场的可能。
新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状态好像是从一处（家乡）流动到某处（可能是某地方的工厂或宿舍）；ICT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保持联系”的可能性，一个畅所欲言、自我陶醉的个人表演舞台，不过当他们在信息之河里自得其乐或者彷徨自处时，他们可能会因而坠进不可预见的绝处——虚拟世界。也就是说，农民工问题不限于在市场里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现代科技”的入侵更容易令他们沉醉于虚无的享乐之中。在他们的生命历程里，“打工”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个中转站，因为他们并不想一辈子做农民工。即使在上班，他们还是觉得跟朋友用手机聊Q比较有意思。“我要学电脑、学打字，然后舒舒服服当一个文员”更是80后农民工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五、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的理论取向及其局限，提出以“信息主导”作为研究农民工视角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经济改革至今，虽然只有短短30年的历史，但其社会文化背景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改变。一部手机对于不同年代的农民工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十多年前，他们会认为只有公司的老板才配得上拥有一部手机，可是十多年后的今天，几乎每一个农民工都随身挂着一部手机。这个数量上的变化带来的质量上的转变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和想象，这意味着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人际关系被信息及通信技术中介化的现象会日趋普遍，而培育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 ）的基础——“社会”的含义也同时出现了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阶级”或者相关的概念已经不再适用，而是说当我们使用阶级这个概念去研究我国的农民工问题时，必须注意到劳资对立视角的限制与其适用性，以及中国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要避免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我们更加需要注意到中国社会自身的现代化轨迹。
从生活取向来看，新一代与前一代农民工之间的最大差别是：前者在传统乡土社会与现代城市生活之间的角力中，往往倾向于选择“城市”。城市生活除了发生在生产领域外，还包括亲身体验大都市的喜与乐，如“购物”、“唱歌”、“蹦D ”、“逛街”和“上网”等都是城市打工生活的一部分。“打工”在这个群体中的意义可能会因为在工余时间里“眼界大开”而增添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由此，本文借用拉什信息批判理论的视角，提出以“信息主导”研究新一代农民工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的日常生活状态。“信息主导”并不是把农民工研究与新媒体研究简单地结合。因为“信息”并不是单纯的数据，“信息是活的”（Brouweret al.，2003）。因此，我们必须借用后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视角（Ihde，1993），一方面通过联系农民工的个人生活、自身特点，以及现实的生存状态，探讨ICT在新一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通过描述农民工消费ICT 产品及其自身的特点，探讨“流动与联系”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得以联结融合，而这个过程又如何反映出新一代农民工的人生选择。换言之，以“信息主导”作为农民工研究的另一视角，不但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个中国转型时期的特殊身份的年轻农民工群体所面对的社会问题，而且反映了还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所遭遇的冲击和变革过程。虽然本研究只是在起步阶段，无论从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而言，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但我们相信，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农民工问题时，社会学理论和研究视角上的创新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费孝通，2006，《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2008（http：//www.stats.gov.cn /tjsj /ndsj /2008/indexch.htm ，12月30日）。
马杰伟，2006，《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潘毅，2007，《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任焰译，香港：明报出版社。
瑞雪。墨菲，2009，《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黄涛、王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沈原，2006，《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第2期。
唐斌，2002，《双重边缘人：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2期。
唐士哲，2003，《媒介社会的批判实践：评介Scott Lash的〈资讯批判〉》，《新闻学研究》第75期。
杨善华、朱伟志，2008，《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载杨善华、程为敏、刘小京、罗沛霖主编《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余晓敏、潘毅，2008，《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第3期。
郑广怀，2007，《社会转型与个体痛楚——评〈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社会学研究》第2期。
周明宝，2004，《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社会》第5期。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2009（http ：//www.gd.chinamobile.com/10086/help /m-zone /operation /109/02，142.shtml）。
Bateson ，Gregory 2000，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in the Anthropology Psychiatry，Evolution ，and Epistemonology.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ouwer ，Joke，Arjen Mulder＆Susan Charlton 2003，Information IsAlive.Rotterdam：NAi Publishers.
Burawoy ，Michael 1982，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Chan，Anita 2001，China ‘s Workers under Assault ：Exploitationand Abus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Armonk，New York：M.E.Sharpe.
Chan，Chris King-chi＆Ngai Pun 2009，“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Clas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198.
Cheng ，Chung-tai 2008，“Floating Workers：The Socio-cultural Meaningof Contact Numbers to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Paper presented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grations ，Diasporas ，and ICTs inUdine ，Italy （November）。
——forthcoming ，“Imagined Performativity ：The Great Virtue ofCyberspa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rkers‘Social Life.”In Larissa Hjorth，Hajo Greif，Amparo Lasén ＆Claire Lobet-Maris （eds.），Cultures ofParticipation.Berlin ：Peter Lang.
Dreyfus ，Hubert L.2001，On the Internet.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Durkheim，?mile 1984，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New York：Free Press.
Feenberg，Andrew 1999，Questioning Technology.London，New York：Routledge.
Fortunati ，Leopoldan ，James E.Katz ＆Raimonda Riccini（eds.）2003，Mediating the Human Body：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and Fashion.Mahwah，New Jersey：Erlbaum.
Gane，Nicholas 2004，The Future of Social Theory.London ：Continuum.
Gergen，Kenneth J.2002，“The Challenge of Absent Presence.”InJames E.Katz ＆Mark Aakhus （eds.），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Private Talk，Public Performan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ser ，Hans 2004，Toward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the Mobile Phone（http ：//www.itu.dk /people /ldn /Lars /Geser_lektion6.pdf）。
Goffman ，Erving 1973，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Woodstock ，New York：Overlook Press.
Hartmann，Maren ，Patrick Rossler ＆Joachim R.H?flich （eds.）2008，After the Mobile Phone？
Social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Communication.Berlin：Frank＆Timme.
H ?flich ，Joachim R.＆Maren Hartmann（eds.）2006，An EthnographicView on Mobile Communication.Berlin：Frank＆Timme.
Hsu ，Francis L.K.1981，Americans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Ihde，Don 1993，Postphenomenology ：Essays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EvanstonⅢ：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Katz，James E.（ed.）2003，Machines That Become Us.New Brunswick，New Jersey：Transaction Press.
Katz，James E.＆Mark Aakhus （eds.）2002，Perpetual Contact ：Mobile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Public Performance.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Lasch ，C.1991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American Life in an Age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New York：Norton.
Lash，Scott 2002，Critique of Informa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atour，Bruno 1993，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w ，Pui-lam ，Leopoldina Fortunati＆Shanhua Yang（eds.）2006，New Technologies in Global Societies.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er.
Law ，Pui-lam ＆Yinni Peng 2006，“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amongMigrant Workers in Southern China.”In Pui-lam Law，Leopoldina Fortunati＆Shanhua Yang（eds.），New Technology in Global Societies.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Law ，Pui-lam ＆Ke Yang 2008，“Mobile Communication，Migrant Workers，and the Mirage of Modern Social Life.”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 Migrations，Diasporas ，and ICTs in Udine ，Italy （November）。
Lee ，Ching Kwan 1998，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of Factory Wome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Working in China：Ethnographies of Labor and WorkplaceTransformation.London，New York：Routledge.
Lin ，Angel ＆Avin Tong 2008，“Mobile Cultures of Migrant Workersin Southern China ：Informal Literacies in the Negotiation of（New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New Working Women.”Knowledge ，Technology，andPolicy 21.
Ling，Richard 2004，The Mobile Connection ：The Cell Phone ‘s Impacton Society.San Francisco ：Morgan Kaufmann.
Marx，Karl 1946，Capit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London：Allen and Unwin.
Metzger ，Thomas A.1998，“The Western Concept of the Civil Society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History.”Hoover Essays No.21，Hoover Institution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Misa，Thomas J.，Philip Brey ＆Andrew Feenberg （eds.）2004，Modernityand Technology.US：The MIT Press.
Mosco ，Vincent 2004，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Cambridge ，MA：MIT Press.
Ngan，Raymond ＆Stephen Ma 2008，“The Relationship of Mobile Telephonyto Job Mobility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Knowledge ，Technology，and Policy 21.
Nyíri，Krist óf （ed.）2005，A Sense of Place：The Global andthe Local in Mobile Communication.Vienna ：Passagen Verlag.
Nyíri，Krist óf （ed.）2008，Integration and Ubiquity：Towardsa Philosophy of Telecommunications Convergence.Wien：Passagen Verlag.
Peng，Yinni 2008，“Internet Use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Delta.”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Policy 21.
Perry ，Elizabeth J.1995，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Labo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ertierra ，Raul 2002，Txt-ing Selves：Cellphones and PhilippineModernity.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Press.
Prensky ，Marc 2001，“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Onthe Horizon 9.
Pun ，Ngai 2005，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Workplace.London ，Hong Kong ：Duke University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Press.
Qiu ，Jack L.2009，Working-class Networking Society：Communication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
Schutz，Alfred 1962，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The Hague：M.Nijhoff.
Simmel，Georg 1950，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New York ：FreePress.
Solinger，Dorothy J.1999，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ber ，Max 1992，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London：Routledge.
Wellman ，Barry 2001，“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 ：The Riseof Personalized Network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Research 25.
Yang，Ke 2008，“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amongst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Policy21.
Zhang ，Li 2009，“Chinese Workers Confront Capitalist Labour Relations.”Labour 63.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