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一开始写悲观，失败，我觉得很不舒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才知道当初那些让我看了不舒服的地方，恰是最有文学意义的描写。 ——莫言
2008年，长城影视公司投入2400多万元巨资，将红色经典小说《红日》改编并拍成了同名电视连续剧。近年来在《亮剑》、《闯关东》等电视剧中扮演主角而人气骤升、热得发烫的李幼斌，对剧中出身黄埔四期，曾是北伐英雄、抗战名将而最终成为蒋介石内战急先锋的张灵甫这一角色情有独钟，不但主动自降片酬，而且坚决辞去原已约定的两部作品中的角色，全身心投入《红日》的拍摄，以全新的角色形象展现在了广大观众面前。此举不禁使我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根据《红日》改编的同名电影，张灵甫一角，是由著名演员舒适扮演的。他儒雅潇洒，仪表堂堂，一改以往公式化、脸谱化的模式，被称之为“帅扮”。而由杨在葆扮演的解放军连长石东根，在醉酒后用战刀挑着敌人的钢盔，纵马扬鞭那一股子草莽英雄气，则更是震撼人心，至今不忘……这部由瞿白音改编、汤晓丹导演的忠实于小说原作的战争大片，在“文革”中曾被江青一伙诬为“大毒草”。其一大罪名就是所谓张灵甫宁死不降，形象过于光辉，在国共双方形象大比拼的时候，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为此，在1966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冬天，小说作者吴强首当其冲地遭到运动的冲击，被迫靠边劳动、隔离审查、投入监牢长达十年之久。
那么，吴强是怎样的一个作家，他又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呢？
吴强是解放战争的亲历者。他原名汪大同，江苏涟水人，生于1910年，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8月15日投笔从戎，在皖南泾县云岭村参加新四军，次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干事、科长，苏中第二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一面用手中的枪对敌英勇作战，同时用手中的笔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火热生活，写下了独幕剧《一条战线》、《激变》、《皖南一家》等十多部作品，创作了《叶家集》、《小马投军》等中短篇小说。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苏中军区政治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亲历了第二次涟水战役与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1947年5月17日，即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吴强在驻地的村口，亲眼目睹了张灵甫这位梦想“立马沂蒙第一峰”的“天之骄子”、“常胜将军”，最终躺在一块门板上被解放军战士从山上抬下来的情景，由此，他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把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编织起来写一部长篇小说！
然而，部队每天都在行军打仗，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作。但他心里总是想写。好像有一种魔力在激励着他，走也想，坐也思，就连梦中也在思考着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搅得他神魂颠倒，如痴如狂。1949年7月，他作为华东野战军叶飞、韦国清第十兵团的宣教部长南征福建，进驻厦门。他伫立在波涛汹涌的海边，又一次心潮激荡，刘胜、石东根、秦守云……这些英雄人物搅得他彻夜难眠，有时睡到更深，忽然梦中想起一个生动的细节，便披衣而起，扭亮电灯，写到鸡鸣破晓；有时为写书中撼人心魄的一章掩面而哭，以致出现了叶飞、韦国清误以为他和爱人产生了感情危机而来调解劝说，弄得他哭笑不得。新中国成立后，吴强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52年转业到地方，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共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他终于带着8万字的《红日》故事梗概和一大皮箱资料躲进南京军区招待所一间僻静的房间，开始构筑这项浩大的工程。
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抽两三包烟，不完成6000字的任务不上床。直抽得口舌发麻，吃饭味同嚼蜡，胸中隐隐作痛。虽说住在招待所，却常常是错过开饭时间，一天吃一顿饭是常有的事。他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欢愉之中。这样废寝忘食地写作，对他的身体摧残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两鬓生了许多白发，满脸皱纹，憔悴不堪，连走路也力不从心。有一次晚饭后上街散步，竟撞在一棵树上，还向那棵树连声致歉，引得行人驻足哄笑，以为他神经错乱了。初稿完成的当天，他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丝力气，只得住进医院输液。半个月之后，身体稍稍复元，他又提着皮箱来到了杭州的一个部队招待所写第二稿。这道工序仍不轻松，需要重新遣词酌句，工整抄写，整整持续4个月，才算圆满地画上了句号。而此时，他的体重已由74公斤下降至58公斤，几近虚脱。
吴强在南京写作时，南京军区第三政委、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不时抽身到他的住所看望，经常给予他勉励和关照。因此，《红日》写成之后，他首先将小说打印稿送给王必成审阅，王必成看后，内心里认为小说动人，但是他却说要江政委拍板敲定。未料江渭清一看书稿，又喜又气，把吴强好好熊了一顿。他说：“中国革命战争，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胜利。我们这个部队的光荣战绩，是刘伯承、邓小平、陈老总和粟裕指挥得力嘛，成绩怎么能记到六纵队身上？当然人物是虚构的，但番号是真实的。读者一看六纵的司令和政委，就自然误会我和必成同志了。我认为我不能贪功，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文学作品当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写工农兵，你吴强一点也没有错。但话又得说回来，六纵是真实的，那么司令和政委也是帽子底下有人啊！反正我解决不了这个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辩证统一关系。我只知道，我们的一切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吴强被江渭清熊得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抽烟。这是因为，当年江渭清是他的顶头上司，又是战友，情谊深厚。他寻思，孟良固战役是六纵打的，小说中不提六纵是不可能的。尽管主要的反面人物张灵甫用了真名，但六纵的主官却用了化名，他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至于这样来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究竟行不行，反正最后要送总政文化部审定后才能出版，干脆就把矛盾上交吧！应该说，江渭清是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果不出所料，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他简直就成了“炮制”《红日》的“罪魁祸首”。许许多多的大块文章骂《红日》是为他和王必成树碑立传，批《红日》宣扬战争恐怖，是一部反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大毒草。这是后话。
《红日》的送审和出版确实遇到了麻烦。吴强先是将小说打印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等了很长时间，杳无音讯。不得已亲自来京，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把稿子要了回来，直接送到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交给了出版编审处处长马寒冰。又等了半年，仍无人与他联系。无奈之下，他只得向老战友沈君默求助，设法与中国青年出版社接洽。沈君默是《渡江侦察记》的作者。《渡江侦察记》的电影文学剧本就是由中青社出版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印了几次，发行达六七十万册，深受读者喜爱。1957年5月，沈君默在一个星期天找到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家，表示他的新作《海魂》仍愿交由中青社出版，同时向他讲述了吴强长篇小说稿的遭遇，说：“我知道你们只看作品，不管作者有名无名。把他的《红日》送给你们出版好吗？”江晓天笑笑回答：“马寒冰我熟，我给他打个电话，催催他叫‘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的同志快看，如稿子行，就列入‘解放军文艺丛书’，由我们中青社出版。”沈君默说：“还是由我把稿子拿来给你，你们看得快，作者已经委托我代办。”第二天，他就抱着大包稿子跑到江晓天家来了。
当时，江晓天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抽出一天半的时间将40万字的稿子浏览了一遍。因他原本也是新四军的，虽未亲历《红日》中所写的三次战役，但这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挫折，都曾牵动过他的心，所以，他越读越受感染，心里充满愉悦和兴奋之情。同时，他被作品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从宏伟、激烈的战争场面中，几乎嗅到了昔日的炮火硝烟味，备感亲切。最令他感佩的是，吴强笔下众多的人物形象，大都各具个性特色，鲜明生动。尤其是对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如74师师长张灵甫的形象刻画，不是简单化的漫画式勾勒，而是敢于写他的顽强、狡诈和凶狠，敢于挖掘他的内心世界。江晓天觉得，这正是真实生活的艺术再现，从而体现出我军胜利的来之不易，有力地讴歌了我军将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此外，小说还用相当的篇幅写了我军高级干部的爱情。自建国初期错误地批判了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之后，军事题材作品几乎再也看不到爱情生活的描写了。由此，江晓天感到，《红日》是一部有重大突破的军事题材作品，看完稿子的当天晚上，他就把它作为向建军30周年献礼的重点书稿交给了编辑室副主任陶国鉴。他之所以选择陶国鉴来当《红日》的责任编辑，是因为陶国鉴也曾是新四军，既熟悉这段历史，也怀有深情。
陶国鉴是个长于做案头工作且非常仔细认真的老编辑，一个月后，他向江晓天汇报，吴强的《红日》确实写得很好，文字技巧也无需作多少加工，稿子已发排了。不过，石东根连长这个人物，有些描写出书后可能会在社会上引起争议，看是否需要作一些删改？江晓天知道，他指的是吐丝口战斗中一个连出了两个英雄班，活捉千余名俘虏，连长石东根在欢庆会餐时酒喝多了，高兴之下，穿上缴获敌军的将官服、大皮靴，挎上指挥刀，骑上大马到野外奔驰的情节。想了想回答：“石东根那样是有点‘出洋相’，不过军长已批评了他，事后他也感到后悔，再说，生活中人物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描写更能表现生活的多彩，也显得很真实，就不必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了。”
尽管稿子不必作大的修改，但距离“八一”建军节只有一个多月了，为了争取时间，陶国鉴经与校对、美术设计、印刷装订、发行、宣传等业务部门紧急协商，制定了一个保证“八一”出书的工作日程表，并把中青社为《红日》的出版一路大开绿灯的情况及时写信告诉了吴强。吴强高兴地回信说：“你们对这部东西，采取热情的态度，紧急的步骤，我很满意，大样来不及，我就不看了。”一部书稿的大样在北京与上海之间来回邮寄，当时确实麻烦又误时，但对不再看大样，吴强心里又不太放心。因此，就在文学编辑室紧张地看校样之时，吴强又连续来了6封信，每封信都提出一二处小的改动。吴强很动情地在信中写道：“现在可能发了稿，在书未和读者见面之前，心总是不安的，因为一本将近四十万字的书，在经济上要花好多万元的本钱，你们和印刷工人的劳动也很大，倘使保存许多毛病在书里，是很难过的。哪怕是个别字句不妥，也会引起这种难过，除非是作者自己为精力所限而确实无法补救的，为此，还得麻烦你们一下……”为使吴强放心，陶国鉴以文学编辑室的名义立即回信告诉他：“历次修改的地方，均已一一照改，此点望您释念。至于校对是否仔细，我们感到已尽力了，当有待您看过样书后评价。全书未能请您看校样，我们有与您同样不安的心情，所以希望您看到样书后，立即提供一个校正本，以便再版时纠正。”同时在信中告诉吴强，“《红日》第一次印刷为四万五千多册，第二次印刷一万六千册，两次印刷相距甚近”。由于文学编辑室与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红日》终于以惊人的速度在7月20日提前出版了！
《红日》的喷薄而出，震撼了中国文坛。评论界一致认为，这部作品正面展开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宏伟画面，激越，壮丽，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热情。反映了我军由弱到强，最终取得辉煌战绩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人民战争的规律，形象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敌我双方人物，尤其是高级将领典型性格的刻画上，有很大的突破性成就，对于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著名作家莫言曾说，像他那样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最早受到的文学影响，肯定是一批建国后出版的红色经典。然而，他又说："同是红色经典，但感觉到其中有些书的写法跟别的书不一样。譬如吴强那本描写孟良崮战役的《红日》，一开始写的是我军失败，写到了阴霾的天气和黑色的乌鸦，写到了部队的悲观情绪和高级干部的沮丧心情。我当时感觉到他不应该这样写，这样写不太革命。孩子还是希望英雄永远胜利。像《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那样。《红日》一开始写悲观，失败，我觉得很不舒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才知道当初那些让我看了不舒服的地方，恰是最有文学意义的描写。"也正因为《红日》有着这样与众不同的"最有文学意义的描写"，连同改编成的电影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扣上了"离经叛道"的罪名，遭到了猛烈的批判。直到1978年，在粟裕将军的关怀下，吴强的错案才得以平反昭雪，使《红日》重放光彩。
吴强复出后，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和上海市作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主席巴金)。1984年12月，在全国第四次作代会期间，我由陆文夫引荐，拜访了担任上海代表团团长的吴强。当聊到《红日》对军事题材文学创作有突破性的艺术贡献时，他告诉我，在创作艺术上要取得突破很难；真有了突破，要得到方方面面的认同则更难。电影《红日》拍成以后，就像小说稿一样，拖了近两年才公映。当时送文化部电影局审，第一次未获通过，修改后再送审，仍不放行。最后，上影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原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支持下，只得把样片直接送请陈毅副总理审看。陈老总看完后十分兴奋，当场说："我看《红日》影片拍得不错。这么长的小说，能提炼成一部影片，很不容易嘛！"《红日》这才得以堂堂正正地展现在银幕上……
长期以来，还有件事不为人所知，即《红日》的责编陶国鉴，在《红日》出版后不久，就被打入了另册。2008年初，在我采访病得瘦骨嶙峋的江晓天时，他痛心地说："那年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社，编辑室的两位副主任，萧也牧和陶国鉴，都被错划成了右派。陶国鉴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后，再也没回中青社。因此，到1964年下半年《红日》再版时，就换由王维玲当责任编辑了。王维玲回忆：
当时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已广为传达，中央和各地的文艺部门、出版部门正紧张地贯彻执行。在出版界掀起了"查书"的整风运动，对已出版的读物中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全面清理检查。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出版社毫无例外地都谨慎起来，对已出版的读物，不敢轻易签字再版。恰在这时，新华书店向中青社提出再版《红日》的要求。经编辑室研究，由我执笔，以编辑室的名义，给吴强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对《红日》序言里有关爱情描写的一些论述和书中的一些爱情描写作适当删节；对张灵甫的描写，特别是他被歼时的惶恐、紧张、绝望心理要加浓加重；对连长石东根酒后失态的描写过重，要淡化。此时，吴强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老作家，又长期在部队中从事文化领导工作，他也感到来势强劲，不同寻常。在寄回修改本时，他在信中写道："你们提出的均应认真考虑，能改的就要改，甚至若干年后，如有必要，来个大改或者重写，也无不可，这次只能挖挖补补，不能大动了。但此次改动也较大，关于华静和梁波的爱情生活部分全部删去了，对石东根和张灵甫的描写也作了一些改动。"根据吴强寄来的修改本，1964年底印了一版。1965年新华书店又一次提出再版《红日》的要求，这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文艺界的形势急转直下，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和众多知名的作家纷纷被公开点名批判，政治空气已十分紧张。这时出版社再版谁的书，首先要与作者所在的部门取得没有问题的证明信后，方可安排再版。吴强自然也不例外，我社向上海有关部门发了函，回函明确表示："目前尚未发现问题，可以再版。"但也指出："该书内容上的问题，一是爱情描写，二是连长醉酒丑态，三是团长死后气氛太悲观，四是张灵甫之死，读者意见较多，应当修改后再版为妥。"我如实地把这些意见告诉吴强，他又一次进行了修改，这就是1965年"文革"前的最后一版。(《中国编辑》2008年第4期)
风雨过后见彩虹。1980年中青社再版《红日》时，理所当然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吴强说："事实证明，1959年以后的修改都是不必要的。"截止1995年底，《红日》已经印刷了48次，发行180多万册。为此，王维玲在那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想起1964年我以编辑室的名义给吴强写的那封信，虽有当时的大环境、大气候和政治上的种种因素和制约，有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但我仍有说不出的懊悔。做一名合格的文学编辑，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不能人云亦云，跟着别人后边跑。"
如今，《红日》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热播，若吴强地下有知，一定会为这部红色经典更加深入人心而感到欣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