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单位：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一、理论背景与基本观点
80 年代初公社制的破除与村民委员会的产生，引起了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诸多学者的关注，产生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包含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的价值评说( 徐勇，1997) ；自治效果的理论总结( 王振海，1998) ；以及自治法律规范的形成、调整和前瞻( 王振耀，1996 ；白钢，1998) ；还有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中的乡镇及村级运作方式和结构( 王铭铭，1998 年，王雅林，1998) 。这些研究给基层民主以深刻、有力的描述，然而其在知识脉络上主要承接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价值观，一般对政府政策作证伪或证实式阐释，并以此作为剖析的基本框架；或者在取向上注重社会存在方式研究而将国家作为体系外的参照物，一般不对正式政治架构、权力体系及运动方式作深刻的关怀。 为此，对村民自治的实际绩效评价及基本趋势，一些学者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党国印认为这种特殊的民主制度安排其“结果很难预料”( 党国印，1999) ，张小劲认为“自治制度下的村民实际的生活状况恐怕不是制度创设者所想的那样单纯”( 张小劲，1998) 。尽管这些论证从反面回应了上述研究的基本缺陷，但在方法上仅限于历史分析与经验判断，只是一种推测性的探究，缺乏实证剖析作为支撑。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一直在追问中国到底是否存在市民社会领域的问题，或者说在何种限度下存在的问题，从罗·威廉(William Rowe) 、兰金(Mary.B.Rankin) 、萧邦·齐(R.Keith Schoppa) 及史大卫(David Strand) 等人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学术范式的套用，到孔飞力(Phillp Kuhn) 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对这种虚拟自治空间的批判，同样映现了孔飞力意义深远的“大问题”，“这些过程——公域的扩张——究竟最好被看作是国家力量的萎缩，实际权力逐步向地区领袖让渡，还是国家力量在以隐藏的方式增长并向地方社会渗透和举办公益事业的范围借助的公共权威的名义扩展，以及财政收入相应增长的过程”(Phillrp Kuhn,1979) 。中国当代农村的村民自治在一种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的关注下，所有学术研究同样无法避开这一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本文将讨论农村社区政治活动的范围，行政权力与社区权威结构转换的方式，农村政治精英培养政治策略和技巧的可能，以及农村政治权威代际传承的嬗变。
本文以东南沿海发达乡镇的“超级村庄”——杜西村为例探讨以上问题。杜桥镇东濒东海，北距宁波157 公里，西距临海市60 公里，全镇辖区面积65 平方公里，辖5 个办事处，62 个行政村，7 个居委会，人口10 ?8 万，国内生产总值24 亿，财政收入3700 万。杜西村位于建成区内，共411 户，人口1857 人，耕地478 亩，村级集体资产8000 万元以上，人均收入5000 元左右，是典型的城市化过程中的“超级村庄”。本文所采用的材料是在1998 年下半年至1999 年上半年课题组成员下派杜桥任职的基础上，经过8 个月的田野作业和问卷调查、座谈等形式获得，以局内人的身份，通过打入式积累，基本全面反映此村农民政治生活的真实面貌。本文选择杜西村为个案的意义在于：
1 ?通常认为经济发展是现代民主的基础，而城市化水平与民主有较强的相关性( 李普塞特,1981) ，而杜西作为一个明显的城市化进程中的村庄，其民主生活将更丰富。
2 ?作为“全国眼镜之乡”的杜桥镇，20 ％的人口出外经商，其中心村随着人口波动和异质性的增强，社区政治发展行为和政府行政权力将有更多的联系或联结点，能更直观反映权力和权威转换的多元曲折的关系。
3 ?该村作为镇区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地和服务功能最健全的村落，其政治参予和完成国家任务的有效性是推进社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4 ?该村显现的血缘分化和业缘连结、私人经济积累和社会网络重构、族性分离和差序结构互存、传统政治组织的权威与新兴政治精英的崛起都相当明显。
在以下讨论中将发现，当代中国宏观上的治道变更表现为国家政权的部分退出和资源汲取能力的增强，在质的层面上社区政治精英尚依附于行政权力，其力量还无法作为市民社会／公域代表及国家与政党的村级象征性代表抗衡，他们政治活动的主要空间是在国家制度安排内操作的特殊个体的策略。然而国家以外的公域的出现将是一个趋势，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国家行政边缘权力与社区权威之间为利益问题产生了系列的博弈行为。从总体上看，政治民主追求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现实的村级自治民主是否是村民的内生性需求? 村民的民主热情在何种程度上接近民主政治意识的成熟? 新的农村精英阶层兴起前景如何? 与传统村社领导权力的代际传承机制是否完成? 解答这些问题将与我们对杜西村农民政治生活的真实“深描”结合起来，我们认为，制度框架内的村民自治民主并非所谓“民主的基层政治”，其与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尚缺乏连接性，而仅是国家治道变更的一个过渡性安排。热情高涨的民主选举等政治冲动与反应淡漠的政治应对都是民主意识与制度安排人文背景之间的调适情景，不能反映民主理念的成熟。所以民主政治生活的丰富依赖于基层自治民主与国家民主的直接沟通，民主理念的成熟取决于功利意识的扬弃和获取民主技巧的增进的结合，民主环境的培育植根于基层党组织与村级民主选举的同步配套。为了证明这一简明的观点，我们将在研究中围绕杜西村的村民委员会这一正式组织展开，并考察与之相关的政治资源的运作过程。
二、权力结构与权力更迭
杜西村位于杜桥镇中心区域，最繁华的杜川路横贯其中，台州第一农民高楼杜桥大厦矗立正中，整个村分为路东和路西两部分。路东为翁家，27 户104 人，路西为潘家。整个村从历史上就被大姓潘家控制。建国以后，杜西村于1950 年完成土地改革，随即沿农业合作社——农民公社的逻辑延伸，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这时的杜西，与广大中国的其他基层乡村一样通过新兴的乡村政治精英——贫下中农的政治沟通了中心与边陲，而公社制也使国家真正渗入了乡村。从这时起，作为翻身解放的代表潘兆尧出任了杜西村的党支部书记，其任职一直持续到1998 年，可以说其个人生活史是杜西的深刻诠释。
1 ?组织与规范。潘兆尧的第一个职务是团支部书记，二年后升任党支部书记，时间分别是1957 年和1959 年。从1959 年至1998 年，无论行政建制与领导体制如何变化，潘兆尧一直任村支书，高居权力顶峰。
从1984 年以来，在杜西村存在过的、于各个时期对于本村的各个阶段的工作起过重要作用的组织，基本上由书记或村长兼任主要领导人。这些组织对村级社区阶段性地进行了权力秩序的归纳，并作为主要行动单位对村民意志进行了有效的集聚。这一时期的村级组织形式比起以前有较大的丰富。而阶段性、应景性的组织设置逐步减少，显现了作为国家代理人的两委组织对于农村事务有效领导的加强。因为这些存在过的组织其功能基本上承接国家体系的政策输出，尽管村级民主选举工作已经逐步铺开，然而可能萌生的制度安排外的政治意图很难导致异样的正式组织生成，所以也无法分享正式权力和权威。
村级权力组织的设置除传统的民兵、青、妇以外，主要功能在于对社区经济生活进行管理。而且机构的设置也逐步从以往的应景性、阶段性转为长期性、稳定性。作为党支部书记的村级权力核心，不仅控制村级社区的意识形态领域，而更着力于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杜西村正式组织的生长和完善体现了社区受国家和全民文化的彻底渗透，吉尔耐和吉登斯都认为这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根本途径(Gellner,1983,Giddens,1985) 。尽管如此，1995 年～1997 年全镇推行的村管理委员会制度已经隐含了权力变革的前兆，虽然乡镇领导对这个被媒体曝光后勒令整改的做法晦莫如深，但村民却以一言道出，“管委会服管”。实质上，管委会的出现已经呈现出乡镇无法提供有效控制的制度安排，而采取一种严重违反法规的权宜之计。
2 ?整合与约束。杜西村权力结构的变化整体浮出水面是1998 年11 月的村民委选举。选举从党支部开始，紧接着村民委直选，共选了三次，原先的权力秩序和权力结构基本上被打破。主要表现在书记潘兆尧从坐了39 年的村党支部书记的宝座上下来，原红极一时的“第一书记”、土管所所长潘顺福把组织关系迁回了土管系统。后辈中的潘选跃、潘英庆和潘跃兴进入了村民委。而最为尴尬的是两委选举的最终结果导致支部组成人员残缺不全。见表1 表2 。
表1 和表2 呈现了整个杜西村的权力秩序进行的这次巨大的变革，将原来处于权力颠峰的村党支部整合为一个萎缩的机构，其中只有三人组成，而这三个中的书记潘吕生是一个患风湿性关节炎、多次要辞去党内职务的老实人。这说明在村民委直选的冲击下，传统依附上级组织的村级党支部已不可能很好履行权力输出职能，而村民也逐步淡漠了党组织的整肃方式。其次，全村39 名党员争夺党支部职位的权力斗争仍然激烈，但是能被上级组织认定为掌握政治权柄和政治象征符号的人物尚未形成，所以支部的残缺不全就被迫显现出来。在这一点上，乡镇领导认为是潘兆尧“在入党把关上标准过于陈旧”，以致难以形成接替者，而村民委的直选使3 个30 岁上下的非党年青人走上政治舞台，为了显示党组织对村民委的控制，临时动议让潘先友当上了预备党员，而党组织对整个村民委已不再容易控制。
三、权力向度与政治网络
在杜桥镇最繁华的街道杜川路上的杜西大厦是发达村庄城镇化过程中的物的象征，这座工程始建于1993 年12 月，围绕着杜桥大厦的建设有三方面因素的聚合，第一个方面是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拥有者积极支持大厦建设，并将此作为经济建设成果的见证物；第二方面是作为国家政权代理人的村级组织——从村委会到管委会再到村委会——热情实施建设计划；第三方面是村民从利益的过高估计到反思问题、清算问题，但总无法独立于国家政治侵入而保全自己。三方面的因素导致大厦工程的强行上马，仓促合资和无穷尽的后遗症。然而正是如此，杜西的个案才深入展示了国家试图改造农民头脑里传统生活理念而宣传强化一种现代化途径，却无力全局安排村民的一切政治经济生活。尽管如此, 经济建设观念还是行政核心和村民生活的主要沟通性话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将分析以下几个问题。
1 ?组织运作与中心议题。
D ·伊斯顿将政治体系分为三个研究对象：当局(the Anthorities) 、典则(regime) 和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 。在政治共同体里，任何成员或多或少地依附政治组织，以完成他的政治目的，而韦伯也定义了“合群的行为者”的概念( 韦伯,1978 ；伊斯顿，1989) 。杜西村的共同体就是村两委及后来的村民代表会议，可以认为这是政治生活的一种总体归纳。从1993 年至1998 年杜西村有记载的两委会、村民代表会议与村民大会共有130 次，具体见表3 。
表3 显示1993 至1995 年“共同体”会议较为正常，1995 年底将村民委员会改为管委会后会议急剧下降，1997 年取消后略有上升。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些会议中讨论涉及杜西大厦有关问题的47 次，占所有会议的36 ?15 ％，专题讨论39 次，占会议总数的30 ％。讨论涉及有关处理政策即利益分配问题的64 次，占所有会议的49 ?23 ％，涉及配合乡镇工作的31 次，占会议23 ?85 ％。而1998 年几乎所有会议都是围绕杜西大厦展开。于是“中心议题”就产生了，先是围绕利益分配问题，特别是享用与积累( 建大厦) 的比例问题，然后要求对一些隐蔽的分配作解释。后者的产生是新的政治关注群体产生后才产生的。中心议题的变化仍然没有改变议题的本质，即较为狭隘的利益问题。全部纪录没有一次提及有关村级民主政治生活的程序和规范，所以可以认定，这个时间的村民政治生活是一种替代性的政治生存，国家文化霸权( 杜赞奇，1996) 以超越的力量影响着村民的判断力，使他们无法认识到决策之手掌握在国家，对村级组织的盘问无法解决问题，参予争论这些事情不是农村民主政治的美好场景。
2 ?权利博奕与群体认同
乡镇与村的博奕产生于1984 年以后，由土地承包开始，农民对国家拥有了部分“退出权”，虽然国家仍拥有足够强大的渗透能力，但是与改革前的“蜂窝状结构”(Shue,1998) 比，农民的活动弹性更大了，所以乡镇与村的博奕逐步展开。而这时基层干部与村庄将部分资源合谋截留而私分的现象就同时产生了。1990 年开始，潘顺福出任杜桥土管所副所长，随后升任所长，组织关系一直留在杜西村，并担任村党支部委员，从此在村内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村民称之为“第一书记”。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土地的使用是村级经济的命脉。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 年至1998 年，杜西村交易、出让、出租土地产生的集体资本为1 亿8 千万元。土地的处置权在国家土管部门，所以潘顺福留任支委被看成是合乎村庄利益的，也获得了农民的支持；作为土管所长，潘顺福对土地管理针对的是作为法人行动集体的村庄，而要介入村庄获得对土地交易利益的支配权，必须在村内决策机构谋取政治议席，从而在村民中获得一种权威，这种权威实质上介于韦伯所讲的科层化权威与王铭铭所认为“民间权威”的中间体( 韦伯,1978 ；王铭铭，1997) 。这样从1993 年开始，潘顺福逐步控制了杜西村的政治生活。后来到了如果潘顺福不出席，村的两委会就不能召开的地步。从会议记录看，1993 年底到1997 年全部会议103 次，潘顺福出席村两委会次数77 次，在其未出席的26 次中有15 次对讨论议题未作最后决策。此时连任30 余年的书记潘兆尧虽然仍然主持最高决策会议，却走向了傀儡的边缘。以往积累的传统型权威——那种高度意识形态化，植根于村民忠诚理念和情感倾注的权威模型——在身心自由的村民的内驱动力下被逐步抛弃。因为这种权威已无法向村民提供公共政治物品和经济利益，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迎合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定。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98 年。杜西大厦暴露出的问题使乡镇政权与村级政治组织同时遭受村民对其合法性的怀疑，当新的精英群体崛起后，乡镇就果断对村级组织进行调整，于是潘顺福被迫撤出杜西村，而潘兆尧同时下台了。
3 ?精英群体与政治技巧
当代农村的信息网络已经基本建成，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扩大了农民的认知范围与判断能力，关于民主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渗透进来。而农民的务工劳动与商业外出又加速了这个渗透的过程。这时精英群体也产生了。他们的产生直接得益于二个因素，一是商业行为促进了与外界的联络。从直观上目睹了行政组织或企业组织科层化的管理，从而训练了社会交往能力；二是经济资本相对富足，同时认为政治行为能满足其经济的边际预期。村级的民主直选激发了他们的政治冲动。在新一届的村民委班子中，潘选跃和潘英庆是典型的代表，潘英庆的兄长是上海大房产开发商，他曾跟其闯过一段时间，现承包了本村的沙场，外号“十三太保”。而潘选跃则是1985 年严打时被判刑的“杜桥五虎”之一，两人家中均是兄弟众多。针对精英的存在模式，迈泽尔(J ·H ·Meisel,1958) 提出了3C 公式：即集团意识(Consciousness) 、内聚力(Coherence) 、和密谋活动(Conspiracy) 。当代的村民已经将“朋友”作为重要的资源，与他们有共同偏好的群体在逐步形成。而密谋活动则普遍存在，特别是选举前后，笔者多次参加各方的选举谋划及对应策略商议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已经出现部分国家机关管理人员的参与，和掌握特殊知识的群体——如法官、律师等的策应。然而这些群体的内聚往往较低，不可能拥有长期的合作可能，只能在某个具体的事情上产生一致。村民对这些精英的评价并不高( 参见第四部份) ，不过在具体的问题上，如在清算以往帐目问题上，则支持他们。然而毕竟老一辈的领导成员，如潘顺福，还在事实上拥有大量的社会网络( 据潘英庆叙述，村民代表会议由18 人组成，有9 人仍然与潘顺福保持密切关系) ，所以新的精英团体很难在面上获得更多的控制权。
四、民主意识与功利倾向
在以往的研究中，党国印已经提出了这一点，即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产生于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 党国印，1999) 。而真正居于民主需求背后的是农村农民的经济诉求。在旧有的历史实践中，国家建立了一种在生产环节上严密控制农民，使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资源稳定在土地上，又能根据国家的需要安排农业生产，从而使农业剩余向城市重工业流动的机制。而土地制度改革后的农民在自主经营上第一次尝到了经济民主的切实体验，从而将经济上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幻化为对政治民主的理想，其实质是通过参与社区公共权力，达到改变政治利益分配的目的。而实践层面上，这种诉求难以排除功利性质，往往伴随着衍生的非理性倾向。另外，这种“民主意识”的历史是如此短暂，几乎可以说没有历史，同时正象熊彼得指出的那样，普通教育并不能提高政治能力，( 熊彼得,1962) 因此，此类民主意识包含的狭隘、自私、偏袒将广泛存在，对杜西村进行的问卷调查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编者按：问卷从略) 。
在问卷所显示的与乡镇关系的调查结果中，百姓认为绝大部分候选人与乡镇关系密切或相当密切，乡镇某种程度的政治认可是候选人合法性的基础。在村民眼中，这些村级政治活动的主角将依附乡镇政府而工作，于这些人自己这是一种政治资源，于百姓这是一种政治保证。所以戴幕珍(Jean oi, 1989) 认为农民与地方干部的恩主庇护关系(Cliemtelist struturt) 仍然经常隐性地存在于村民意识中。然而村民对候选人的政治意图显示了极大的怀疑。尽管对其上台后持乐观态度的人还占弱1/4 ，但是对候选人自利行为的评估占了绝对优势，这个认识带有明显的悲观情绪。对这些人的总体素质的评价就更糟，对于45 岁以上的人，认为他们“素质较好”的更低，只占9 ?7 ％。部分年青人却对前班子成员显示出偏执地冷漠，他们更看重村级班子候选人与权势阶层，特别是上级要员的关系，而传统政治价值观里的公道与人品却远远被移至后头。对将要上台的新班子最关注的是如何分配利益问题，对利益的关注已经使他们忽视了侯选人要素的重要性。村级民主自治与选民本身需求并不能划上等号，恰恰相反，村民的需求与选举制度背道而驰。村民们带着上级意志来参加选举，而其亲戚朋友的参予竞争是他们出现的根本理由之一。在选举中村民更倾向于看此人与政治象征背景的联系和与自己的亲疏远近，而对于不满意的人选( 可以说绝大多数不满意) 村民除了投弃权票，别无选择。在如此低的信任中，村级班子仍然产生，可见民主的效度。所以熊彼得说选民的选择并非出于他们的主动，而是被塑造出来的( 熊彼得，1976) ，上述的调查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针对这次选举结果的调查结果见表4 。
表4 的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村民对选举的真实态度，对所有的效能、素质、能力、廉洁四项中认为一般与差的都占到50 ％以上。一些民主理论家已经注意到了多数的暴政问题，如达尔( 达尔,1956) ；李普塞特也估计到对“民主的冷漠”的问题( 李普塞特,1997) 。然而中国的农村基层民主却出现了另一种无奈，一方面村民对村级正式政治组织( 村委会) 的评价很低，从实质上其已经丧失了合法性基础，然而一方面这样的组织却仍然被冠以民主的雅号普遍产生；村民对其表示普遍的忧虑，但无法摆脱其对村级民主政治生活的代表性。萨托利曾指出真正的民主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 萨托利，1993) ，那么生活在这般“生活”中的村也仍然没有摆脱吉登斯式的国家的监督。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前四个部分已经对杜西村的民主政治生活作了深入描述，从总体看，村民自治在农村的推进处于探索与规范的状态。韦伯认为直接民主的四个条件：区域性、同质性、组织简单和人员培训( 韦伯，1997) ，仍然是地方自治的基本规制。进而杜西村的自治还表现出权力的传承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现象；传统权威体系逐步消解，新的权威系统尚未形成，此时乡镇政权仍然是权力合法性的象征，而两代民主精英都在设法援引这一政治资源，从而国家权力的表面撤出与实际渗入是同步的。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中的部门与一些个人直接利用行政资源与农村进行第二重的渗透和博奕，他们在村庄内培植了利益，而村庄的精英则通过其政策的松动截流国家利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几乎所有的村民都保持一种与地方官员合作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在各种选举密谋、谈判中熟练了官方知识体系的新兴精英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他们中的少数人通过国家认定的政治程序而走上了社区政治的前台。然而这些人的整体素质与社区民主建设要求存在极大反差，村民对此也表示普遍忧虑。他们的上台与国家制度安排的缺陷不无关系。
农民对民主生活的总体评估并不满意，这并非是他们怀疑选举程序和对民主法则的不满，而是无法真正确定社区中符合道德理想的权威人物来主宰民主进程。但此时村民已经被动员起来了，他们必须在多元化的社区内推选出政治领导人，那么民主参与的过程将是纷争不断与变幻不定。不过在这变幻的进程中，参与和操作将使民主政治作为知识体系在农村发展起来，而以往的部分精英“对政治技巧的垄断”是民主生活发生迟滞的重要原因。然而这种民主知识仍只是承接了国家民主的理论体系，所以想不通过国家民主制度的改革而享用基层民主的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村民无法在体制外创造民主模式。扩大基层民主至乡镇政权符合国家可能退让的限度，然而户籍制和身份准入制的破除会涉及政治稳定，该如何筹划这一问题是国家应该思索的方向，不然基层民主与国家民主就不会有连接性。当然乡镇级党组织的直选也应同步考虑。
较高的基层选举投票率是媒体津津乐道的焦点之一，对此的结论被用以证实基层民主的成功之处。然而，早有学者指出，投票率的高低与民主无关，而政治动员中的不良习性将破坏政治制度。( 李普塞特，1997) ，所以极高的参选率一方面掩盖了深刻的分歧与众多的矛盾，一方面又促使村民无法行使退出权而保持判断的冷静与公正。
金钱和朋友——一种利益合作群体——作为重要政治资源在村民理念中的上升反映了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普及，但是所有的村民对民主价值评定时却又是反功利的，所以富人和拥有较强社会关系网络的人的政治权威的丧失影响社区公正和政治稳定，然而这一痛苦的过程却将持续。贿选与指派是两种非法的行为，虽被村民尖锐指认，但又不可避免。因此国家对此的监管和规范仍需加大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