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习与习俗、风俗是同义词，是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乃历代相习积久而成，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和凝固性，不容易改变，但不易改变并非停止不变。事实上，风习现象同样有它发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风习的兴衰、生灭就表现得更为大量和激烈。在社会风习的演变过程中，往往出现相当多的人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喜好、随从和追求，这就是时尚的流行。时尚与风习不同，易因时顺势，变动不居，起落无常，是社会风习发生变化的前兆；它有可能经年被人淡忘，也有可能演变成新的社会风习。因此，本文在论述1949-1956年(建国初期)社会风习演变时，同时论及这时期的社会时尚。
一、民间信仰
考察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至少要论及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意识观念层面。民间信仰的内容是一个糅合体：既有古老原始崇拜的遗留，也有佛教、道教等正宗的宗教信仰，更有俗化的宗教信仰，即乡村社会普遍的多神信仰；既有对习俗礼仪的信仰，也有对神灵世界的信仰；既有信仰各个时代英雄人物的，也有信仰传说中的飞禽猛兽的。第二，制度层面。在制度层面，存在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组织，如香会、庙会、灯会；有近于制度化的信仰活动，如宗族祭祀、迎神赛会，这些活动相沿传习成俗，是社会风习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物质层面。在物质层面，既有进行信仰活动的场所，如寺庙、道院、祠堂，也有信仰组织赖以生存、信仰活动赖以进行的产业，如庙田、祠堂公田等。1949-1956年中国的社会变革，对上述三个方面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受冲击最直接、最厉害的，自然是民间信仰物质层面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因此，经过土地改革运动，祠堂公田不复存在，庙宇寺院田产锐减。苏州灵岩寺当家和尚必邻对来访者说：\"寺里有两千多亩出租土地已被征收了，但保留了一百多亩自耕地。全寺约二百人，为了维持生活，除耕种这一百多亩地外，又加开荒地约五十亩，还要继续开荒\"。旧时的僧尼道士，大多出身贫寒，为僧入道，多为谋生，并非出于信仰。寺庙道院既然已不再是谋生之所，他们便纷纷走出庙门，或回家务农，或参加其他生产劳动，没有出路的，惟有\"失业\"。仅1952年秋冬的统计，全国城市\"失业\"的僧尼道士就有5700多名。僧尼道士数量锐减，又导致了寺庙道院的衰败，尤其是农村的子孙庙及小道院，减少几近半数。
1949-1956年民间信仰组织受到冲击，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被政府取缔，这类民间信仰组织，旧时往往成为地方精英控制基层社区的工具，或者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在建国初期国家权力向基层社区扩张和破除封建迷信的过程中，自然在被取缔之列。二是经历一段时间的衰败而逐渐消亡，更多的民间信仰组织经历的是这条衰亡之路。如对太湖渔民中的20个香会组织的调查发现，20个香会中，只有5个是被政府取缔的，而其他在建国初期虽还存在，但无不开始衰败，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部停止活动或解散了。与前者主要依靠政治变革的推动有所不同，这一种情形是政治变革、经济变革、思想观念变革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与民间信仰组织衰败相互影响的是民间信仰活动的衰落。这也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第一，集体的、公开的、制度化的信仰活动日趋减少，而被代之以个体的、秘密的、非制度化的信仰活动。如1949年以前，宗族祭祀是全宗族的集体活动，千百年来已成制度，1949年以后，集体祭祀活动已经停止，但一家一户为单位祭祀祖先的活动仍然存在。第二，原有信仰活动的形式被保存，但内容被彻底地改造了，如庙会。传统庙会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信仰(祈求神灵驱疾赐福)、娱乐和贸易三位一体的形式。建国初期对庙会的改造，着眼于剔除庙会的迷信成分，利用和改造其娱乐和贸易形式，如舞龙、舞狮经改造已成为一种表演艺术，商业部门还利用庙会组织城乡物资交流会、商品展销会。所有这些，与昔日庙会都有了本质的区别。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整体，缺少了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文化表征，意识观念层面的文化就会走向衰微、淡薄。建国初期，长期被人们供奉祭祀的神灵，逐渐走出了人们的心灵世界。宋庆龄在东北旅行时对此深有感触，她说：\"随着这个时代的前进，生活及思想方面古旧与阻碍进步的习惯就会受到尖锐的打击，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旧的迷信已经失去它对人民的控制了。在永贵村，我们看到祭拜各种神佛的习俗已经完全废除了。尤其是再也没有人花钱去买香烛及其他迷信品了，新年的时候也没有人浪费时间去拜偶像了\"。除去民间信仰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衰败这一直接原因外，引发民众观念改变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剧烈的社会变革。农民本来是信命的，认为穷是\"五行八字命生成\"，\"命里只有八合米，走尽天下不满升!\"土地改革中地主被打倒的现实，促使他们改变了看法：\"土地改革一实行，每个地主的好八字都勿来事哉!\"农民本来是信神灵的，同样是社会变革使他们改变了看法：\"敬了几十年神，也没有见减过一颗粮，如今有了毛主席，领导大家翻了身，减了租，反了恶霸，我只跟毛主席走，敬神干什么!\"
应该看到，建国初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主要触及其物质和制度层面，而观念层面的改造是肤浅的。当时表现出的民间信仰衰微的种种现象，或许仅仅是一种表象，而人们申明放弃神灵的种种理由，表征的恰好是传统农民务实求验的心理本源。于是，在神灵退出人们的心灵世界时，对革命领袖的崇拜成了时尚。有些农民，领到土地证后，把土地证往墙上一钉，就跪下来给毛主席像磕头；香火行的生意差了，但\"坊间印行的毛主席像，销路好极了!\"民间信仰的心理及其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的作用并未改变，这也正是日后对革命领袖盲目崇拜的心理基石。
二、消费风习
消费风习与社会生活条件的联系最为密切，因此，在以稳定为常性的社会风习中，消费风习是较易变化的部分。而消费风习的变化，又必然促使消费时尚的流行。下面是对建国初期消费风习变化的一个简括的说明。
(一)食。从结构上说，风习都体现着由一定模塑构成的模式，一般地说，可以选择的风习模式相对较少，但可以选择的风习模塑就要多得多。饮食风习亦当作如是观。
在考察近代以来中国饮食风习的演变时，人们常论及西式(或俄式)饮食的影响。应当看到，西式(或俄式)饮食东渐，其影响所及主要是城市社会的中、上阶层。但广大群众是社会风习的现实承担者，没有他们的介入，西式(或俄式)饮食在中国最多只能成为时尚，而难成为社会风习。因此可以说，建国初期乃至今日，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人口中，饮食风习基本上仍保持着传统的中式模式，即以五谷为主食，以各种蔬菜、肉类为菜肴。而且，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这一饮食模式在建国初期还影响到一些游牧渔民族，如蒙古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他们已从过去以肉类(包括水产类)为主食，开始向以谷物为主食或以谷物与肉类(包括水产类)并重为主食的模式转变。
然而，在饮食风习模塑方面，建国初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主食中粗粮减少，细粮增多。第二，肉类消费量增加，蔬菜品种发生变化。第三，烟酒消费风习的变化：烟酒品种增多，较高质量的烟酒需求量增加。第四，在饮食消费风习城乡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除猪肉外，粮食、食用植物油、食糖、烟等主副食品的城乡比1957年都要小于1952年。上述变化，反映了建国初期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生活的平等化趋向。
建国初期，一些饮食陋习得以禁绝。吸毒是近代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恶俗，禁而不绝、危害日甚。但建国后仅用了几年时间，祸害中华民族百余年的烟毒问题就被彻底禁绝，到1953年中国成为\"无毒国\"。这是世界禁毒史上的奇迹，对社会风习的改良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衣。建国初期的服饰，总体上看是新旧并存，中西皆有：一方面传统服装如长衫、旗袍依然可见，另一方面干部服异军突起；一方面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服饰被吸收引进，穿西服的并不乏人，另一方面列宁装、布拉吉从苏联传入，盛行一时。服饰是社会综合信息的负载体，建国初期服饰的上述特点，是这一时期社会的过渡性特点在服饰风习上的反映。
但从服饰时尚角度看，各式服饰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西服、长衫已成明日黄花，而干部服、列宁装则成了服装时尚的主角。如干部服，不仅城市各行各业男女老少竞相穿着，蔚然成风，而且这种风气逐渐进入农村，农民以在节日能穿上干部服为荣耀，办喜事时，则要做或借一套干部服穿。干部服、列宁装分别源于革命根据地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们以此为美，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和崇尚革命的社会心理。可以说，建国之初流行服饰的变易，是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标记。
服饰流行包含变异和趋同两个过程。干部服、列宁装取代民国时期的流行服饰，属于变异；人们竞相穿着，则是趋同。趋同是短暂的，而变异是恒常的，这是服饰流行的规律。但在经历了建国之初服饰变异后，我国的服饰变化却出现了停滞的迹象，蓝、灰、黑三色取代了五彩缤纷，列宁装、干部服成了\"惟吾独尊\"。这种现象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1955年3月，《新观察》杂志社邀请北京文艺界人士及团中央、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座谈服装问题，并刊登座谈记录。1956年第4期又刊发了记者与全国政协委员华君武、叶浅予、丁聪关于服装问题的谈话录，并刊发了大量读者来信。各界人士疾呼要尽快结束服饰款式色调单一的状况。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指出，改变这一状况，需要\"我们大家来提倡，首先从机关的女同志做起，然后影响整个社会\"。经过宣传鼓动，人们着装有所变化，但并没有新的流行服饰取干部服而代之。在建国后社会生活日益政治化的趋向下，映衬政治理念的干部服的主导地位是不易撼动的。建国之初的服饰时尚已经演变成新的服饰风习，而这一新的服饰风习成了一个时代的重要文化表征。
(三)住。建国初期居住风习的变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住居单位的变化。建国初期，与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一致，小家庭作为独立的居住单位在城市已非常普遍，即便在农村也出现了以小家庭为居住单位的发展趋势。这一变化，主要是受到两方面的冲击：一是土改中地主多余房屋被征收分配给农民，使得原本以大家庭为居住单位的农家可以析家而居；二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打破了农村的小农经济关系，冲击了以大家庭为居住单位这一适应小农经济关系的居住模式，生产协作已超出了家庭范围，因而子女成家后与父母分居独过也就有了可能。不过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当时农村分家居住多数只是在原住居内划分若干小的单位。
第二，在城镇，住房来源发生了变化。以前城镇居民住房主要靠租房、买房和自己建房。建国后，国家提供公房作为城镇居民住房新的来源，比重在逐年提升。到1956年，工业、文教卫生以及国家机关、中央所属单位等部门的公房供给均超过了50％。而且，住公房条件好于私房。如1956年住公房人均面积3?95平方米，住私房则为3?4平方米；公房租金低于私房，1956年私房租金一般要高出公房租金30％以上；而且由于住公房与职业相联系，因而它又成为人们社会身份的一种象征。这些因素影响到人们的住居心理，使住公房成为时尚。
第三，居民住宅模式发生了变化。以北京市为例，刚解放时，1350万平方米住宅中，楼房面积只有83?3万平方米，仅占6％，绝大部分为四合院和杂院平房；大多数居民居住的城根、关厢都是用碎砖土坯盖起的破房，其中有300万平方米的房屋属于危房。建国初期，这种状况大为改观，住宅建设速度加快，楼房增多，风格多样：有按西方\"邻里单位\"样式设计的，也有按苏联样式设计的单元楼，还有按\"小区建设\"理论修建的住宅小区。这一时期兴建的住宅，大部分超出砖木结构所需造价，与建国前碎砖土坯房相比，有着质的区别。
(四)行。行的风习变化，主要表现在较为新式的现代交通工具愈来愈受到人们欢迎。首先，现代交通工具日益发展，而一些传统的交通工具如轿子、人力车被逐渐淘汰。铁路、公路的通车里程，分别由1949年的21989公里、80768公里，增加到1956年的29237公里、226318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长度则由1950年的11387公里增加到1956年的19082公里。在城市，电车、公共汽车迅速发展。如北京，1956年有有轨电车240辆，是1949年的8倍，营业里程49?98公里，是1949年的7倍。自行车作为重要的代步工具，也在不断增多。如北京市，到1957年，1/3的家庭有自行车。其次，人们的\"出行\"观念发生变化，利用现代交通工具的人数迅速增加。1957年，每万人乘坐火车、汽车、轮船、飞机次数为10012人次，是1949年2528人次的3?9倍。市内交通使用现代交通工具的人数增加更快，如北京市，1956年有轨电车的客运量是1949年的5倍多。显然，在\"行\"的问题上，人们对现代交通工具是乐于接受的，这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份现代气息。
三、1949-1956年中国社会风习演变的特点
1949-1956年中国社会风习的演变是在社会形态、社会生活变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它本身又是这一时期巨大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反映社会形态和生活。从社会风习演变和社会变革的关系入手，对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它具有如下特点。
(一)一般来说，社会风习的兴起和传承，大都是自然的，但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更主要的是依靠政治力量的推动，表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同时也折射出这一时期狂飚急进的时代特征。
(二)社会风习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排斥统一、拒绝同化是其本质所在，但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却明显表现出特殊化向普遍化、区域化向全国化、群体化向全民化的单向流动进程。
伴随生活文化的普遍化、全国化、全民化，建国初期社会风习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同一性，无疑有利于增强建国之初人民对新政权的认同。然而，由于社会风习的差异性、复杂性逐渐消失，社会生活变得单一且日益缺乏活力。
(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习演变的大方向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但建国初年与以前相比，至少有两点不同。
第一，建国之前，上层社会虽有计划地推行社会风习的改良，但就社会风习的主要承担者广大民众来说，他们在社会风习改良的过程中，对于上层社会的规范表现出高度的依附性。就总体而言，这就使得人们日常生活基本仍保持着传统的习惯。而建国初期，由于人身解放的获得，以及被赋予国家主人翁的地位，翻身做了主人的广大民众在社会风习演变过程中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因而以现代性为基本取向的社会风习的演化变革范围更大、进程更快。
第二，建国之前的社会风习改良，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其方向是步西方风习的后尘，或是将中西风习进行融合。建国初期对社会风习变革现代性取向的理解，与之显然不同，表现为对西方社会风习的排斥和对传统社会风习的不妥协态度。那么，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现代性取向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这大致由三种因素确定。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实践知识，这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较为完整的概括。其中包括：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禁绝社会恶习，如吸食鸦片、迷信、玩牌、赌博、铺张浪费、游民生活等。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如由于长期生活在生产力落后的农村而形成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如平等、互助等。建国初期提倡的社会风习的许多方面，以苏联为榜样，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是分不开的。建国 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正是按照以上三个方面所规定的内容展开的。
上面从演变的取向、方式和动力三个方面分析了建国初期社会风习演变的特点。综合这三个方面，可以对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作如下概括：首先是确定一种社会风习的理想模式，然后主要通过政治力量推动，向全国推广这一模式，使其普遍化、全国化和全民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是一个\"计划\"的社会变迁过程，而非一种\"自然\"的转型。*/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