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继东亚危机和日本长期的经济萧条之后，很多观察家认为东亚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已是多余的和无关紧要的。尽管日本试图改革这种既有的发展模式但其经济仍留有该模式的印记，中国也在积极采纳新重商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一些做法。此外，中国的成功和“北京共识”的影响正鼓励着其他国家步其后尘。文章在分析了东亚发展模式的轨迹后，指出宣布这种模式终结还为时过早。
关键词： 东亚经济发展 东亚政治 中国 日本
一、引言
数十年来，东亚经济吸引了学者们和决策者们的注意。尽管如此，一些观察家对“亚洲奇迹”即便不厌烦，也可能感到腻歪了。日本和近年中国的崛起是世人瞩目、史无前例、令人乐观的，具有长期的、深远的地缘政治意义。然而，中日两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都广受关注。东亚经济的成功，以及在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争论中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政府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本所开创的、东亚其他国家不同程度所效仿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已经成为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同义词和独特经济管理方式的象征。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国家，发展型政府在加速经济增长或“深化”工业化的作用仍不明确，富有争议。这表明我们对这样一些过程的理解仍然不够。然而，即使一些观察家承认强大的国家机构可能在管理和指导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普遍认为在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时代，国家的这样一种角色最好时是一种时代错乱，最坏时不利于进一步的发展。日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较为乏力的经济表现似乎证实了这样一些观点：不仅日本经济表现不佳，而且日本的决策者似乎找不到摆脱困境的方法。更糟糕的是，日本的政治体制和官僚体系似乎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因而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观察家认为日本的发展型国家不可能持续下去，更遑论其他国家效仿了。然而，现实恰恰如此：日本“干预主义”国家的遗产不仅仍然存在，继续影响它的公共政策，而且其他国家也试图复制“日本模式”的各个方面。在这些潜在的效仿者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为了加速实现自己的崛起，中国已经尝试复制日本模式的一些因素。因此，要研究当代发展型国家的持久性和长期魅力，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个案。
二、发展型国家的概念
（一）政府能力
由于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对日本战后经济重建的开创性分析，发展型国家变成了一个被广泛了解和运用的概念。按照约翰逊的分析，发展型国家具有许多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干的政府机构和精心制定的工业政策。这些特征使国家在日本的经济重建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的国家之所以变成发展型的，关键在于它对发展过程的规划，而不是依靠市场力量来决定资源的最佳配置。不像只关心制定经济游戏规则的“市场理性”国家，“计划理性”的国家试图制定和实现“大量的社会和经济目标”。由于国内的能力和国外的有利条件，日本常能够实现这样一些目标。日本的战后发展计划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使发展型国家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并在快速发展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争论和分析中获得了特殊的地位。
偶然条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公共政策的质量和影响。不同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ies）是对发展型国家的理想化描述的核心。由于日本似乎正在失去“国家能力”，中国也从未充分地发展出它的“国家能力”，因此应当阐明所谓的“国家能力”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国家能力容易界定：不过是国家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能力。这带来了一系列更深层的问题：究竟是哪些特性使一些类似的国家能够或多或少有效地制定和实施政策，而另一些国家则更难以做到呢？再者，这种定义上的国家能力似乎过于简单直接，是不同国家的“国家性”或“力量”程度的功能。例如，正是明显缺乏这样一些品质，非洲的发展才出现了令人失望的结果。相比之下，正是政府的实力，或者说是政府对其所处的社会进行“渗透”和“动员”的能力，是东亚崛起的关键所在。
挑战总是在于实现“嵌入的自主性”的确切程度。换句话说，官僚机构不仅要能干协调，而且要充分接近社会和经济的行动者，这样才能实施政策和“指导”发展。危险是这样一些机构过于亲近特殊利益集团，成为后者的“俘虏”和奴仆。这种可能性正是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被视为东亚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
（二）发展型国家
比较分析的优势之一在于它揭示了其中一些因素实现或达到的方式。不过从一开始就应该重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第一，本文所运用的发展型国家观念指的是国家的一般政策倾向，而不是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行动或官僚政治实践。关键的一点是这样一种行动主义倾向从根本上不同于那种与英美经济相关的、理想化的、小政府、市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因此，这仍然是我们思考东亚与其他地区之间重大差别时的一个有用起点。采用一种新的政策范式不可避免地造成赢家和输家，这有助于解释东亚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持续抵制。第二，这样一种倾向揭示自身的特殊方式会由于各国的国情而有所不同，乃至持续到当对这样一种路径的最初“需要”明显消失之时。
日本和中国的情况都反映出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它们还表明，尽管拥有极为不同的民族历史、国家能力和融入全球经济的方式，它们的经济治理总体模式还是具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从而可以为它们贴上发展型国家的标签。然而，它们之间也有一些重要的长期差异。荒谬的是，差异和相似基本上都可以由国内的政治以及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力量和地缘政治力量塑造它们和它们随之作出回应的方式来解释。
尤其是在19世纪，中日两国精英极为不同的反应清楚地表明，国家政策对长期的发展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不再是东亚政治秩序的中心，中国发现自己难以应对欧洲的经济和政治扩张。相比之下，日本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入侵——的反应却更为不同。像中国的精英一样，日本的精英最初对调整适应外部的压力感到耻辱和痛苦，但是，19世纪中期日本在美国“强迫”下的开放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样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强大的干预主义国家思想在它们两国中比在英美遭到更少的质疑。
面对美国所施加的改革压力，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下去，是因为这样一些压力随着冷战的开始和稳定所有资本主义盟友的需要而消失。更明确地说，冷战斗争的要求和巩固日本作为抵制苏联扩张的成功堡垒和地区经济复兴典范的需要，意味着美国不得不接受一个基本上没有重组的日本发展型国家。冷战的地缘政治环境不仅为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动力，而且为实施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提供了异常宽容的意识形态环境。至少这是美国盟友的状况。
对像中国这样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发展的前景是相当的黯淡。当然，容易忘记的是，中国是一个相对孤立、遭到恐吓的“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在异常不利的条件下从极低的基础上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非常悖谬的是，冷战时期与中国发展和国家生存的迫切性至少部分地使中国当前对全球经济的国家主导的一体化成为可能。但是，中国所面临的条件完全不同于日本，并且没有后者所拥有的优势。
三、日本：仍是发展型国家么？
目前普遍认为，无论日本的发展型国家曾经拥有什么样的优势，它目前充其量是处于停滞状况，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处于长期的衰落之中。然而，由于路径依赖、制度惯性和一些行动者的继续支持，发展型国家的一些因素仍然继续存在。
（一）日本的成功发展史
最重要的或许在于日本复兴的条件与中国极为不同。日本拥有两个特别有利的外部条件。第一，美国目前的霸权对日本来说是积极的支持而不是“遏制”。美国对日本新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容忍，是日本能够繁荣发展的宽松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日本的第二个有利因素而言，这一点特别重要。二战后，美国推动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自由”世界秩序，最终带来更大程度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无论如何，在这一过程的前期，日本享受到了双重的好处：一方面，日本能够利用快速扩张的国际经济，较为自由地进入欧洲和北美的重要市场，但却不必开放本国的市场；另一方面，它能够控制国内的金融体系。
日本的官员在实施他们的工业重生计划时拥有一些特殊的优势。第一，在日本，强大的政府干预主义思想拥有在英美经济体中所没有的、一定程度的合法性。此外，日本的官员不仅拥有相当高的声望，而且还拥有实际的权力：日本政治制度的性质意味着通常允许由官僚来管理经济。当发展型国家的权力达到高峰时，国家的官僚能够利用各种“嵌入的自主性”。由于与日本强大的企业集团之间的密切联系，公务员的“校友关系网”能够协调产业政策。
这样一些关系是旧秩序的根本要素。现在看待它们的不同方式表明了日本的实际变化和折射出它们的思想棱镜。不过，在思考这些变化之前，简要地指出“日本模式”的其他一些重要因素非常重要。例如，“企业集团”网络拥有相当大的竞争优势，部分原因是它们嵌入在一系列更为广泛的制度化的社会关系中，而这些关系则有助于日本“追赶”其他工业化的世界；“企业集团”网络还使日本独特的社会调节模式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日本劳资关系体系的特征是“终身雇佣”和集体追求公司的目标。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也使它们比其他经济体更具有竞争优势。
（二）日本政府导向型经济的瓦解
从1990年代开始，日本的增长记录引起了对其发展经验和发展型政府作用的重要反思。尽管这种反思可以理解，但是或许我们还要思考日本模式形成的地缘政治环境。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冷战的缓和与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目前恰恰正面临着相同的压力，因为它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来源。像美日一样，中美不可能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根本问题。然而，它们确实让人想起具体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重要性和可能产生的意外后果。
日本目前的许多问题要么是1980年代末形成的“泡沫经济”所造成的，要么表现为“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分析，因此这里只要指出少数总体看法就够了。第一，大多数分析通常忽视的是，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依附和不可协商的安全关系意味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可能容易影响到日本。1980年代，本国的经济地位日益成为美国的重中之重，因而使它越来越不愿意承担那些与仁慈霸权相关的成本，并且降低了它对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盟友的需要。当美国人要求日本配合它对汇率重估的管理时，日本的决策者只能被迫服从。
1985年所谓的“广场协议”在短期内可能降低了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但是却带来了一系列未曾预见和常常令人厌恶的后果。“广场协议”对日本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第一，为了补偿日元升值而放松了国内货币政策，使房地产和股市形成了投机泡沫。日元的升值和商业成本的增加还带来了第二个影响：日本大多数具有竞争力、出口导向的企业转移到海外，并且越来越依赖（和需要保护）国内“效率低下的”的部门。在更长的时期内，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日本基本的政治动力和经济体系无力提供持续的高速增长。这造成了来自日本内部、尤其是外部的改革压力。
金融自由化放松了日本金融部门和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且削弱了财务省等机构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尽管如此，但是改革进程并不是像“大爆炸”一样的过程。日本财务省不但努力抵制变革，而且还通过控制那些应该限制其影响的改革来扩大权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金融监管的基础是“政府监管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非正式纽带”以及依靠任意的而不是基于规则的程序。因此，要改造政策网络和发展型国家中的政治理性，日本需要的不只是简单地重构监管框架。
日本金融部门活动的融合和进化已经超过了全球化的其他方面，因而可能对国内监管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就此而言，日本有限的金融部门改革特别具有启示意义。日本许多人在旧体制中拥有强大的利益，因而几乎没有谋求变革的动机。结果，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是：尽管政治力量和社会适应的结构可能基本上仍然合适，但是政策工具进而发展型政府的效力遭到了严重的弱化。
日本的发展型国家在战后的复兴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同样明显的是，日本发展型国家变得越来越功能失灵。即使在它的巅峰时期，发展型国家也没有成功地逃脱特殊利益集团的控制。日本政治体制的弱点和特点表明，日本几乎没有促进重大改革的兴趣和政治能力。因此，日本发现自己好像陷入了发展型地狱。不过，尽管“日本模式”目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它继续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提供启发和富有裨益的比较基准。
四、中国：不完全是发展型国家？
过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它是否是像日本一样的发展型国家呢？虽然与日本存在一些重大的差异，但是中国最终能够乃至可以变得更像日本。至少，与日本经验的比较突出了东亚成功故事的主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对东亚及其之外的地区来说可能具有持久的意义。
首先，应当指出两个一般性的问题。第一，像日本一样，中国的发展计划深受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当然，这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劣势之一：在美国主导的日益一体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中，中国发现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在这样的条件下，难怪中国的领导人最初“倒向”它的意识形态盟友——苏联。第二，尽管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完全不同于日本，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发展型国家，不过初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型国家。事实上，它几乎不可能是其他的形式：国家只可能像在中央计划体制下那样是干预主义的和指令性的。
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自力更生的局限性和脱离全球经济力量的劣势变得越来越明显。这并不是说中国在改革前没有取得重大的发展。事实上，中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但是与东亚地区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台湾——的快速发展相比却相形见绌。即使在中国政府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之时，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能否成功仍不明朗。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转型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不清楚。尽管日本有一些抵制全盘经济自由化的强大势力，但是政策变化在中国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意义，可能不只是简单的特权利益问题。执政精英协调各种潜在冲突的政治和经济规律的能力削弱了本已有限的国家能力。
（一）中国发展型政府的悖论
就中国最近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政府的行动必定是正确的。然而，许多中国专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功能紊乱的，或者警告说，使中国成为一个发展型国家可能只反映出中央的官方抱负，而不是党政机构内部的经验现实。我们如何调和这个明显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经济最终一定会在正确的时候处在正确的位置上，但是这仍然带来如下问题：中国政府对指导或管理这一过程应当担负多大的责任？至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决策是一项政治行动，堪比日本百年前的开放。就日本而言，有一项重要的共识，即无论日本经济目前出现什么问题，国家干预和指导的历史模式在高速增长期间发挥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中国缺乏类似的国家能力，因而对国家指导发展的能力的怀疑，使对发展过程的解释变得更模糊可疑。事实上，恰恰是国家能力的缺乏和国家由此缺乏命令或推动服从其政策行动的能力，才使得市场导向的发展变得更具吸引力。
许多因素似乎使中国的国家无法像日本一样扮演广泛而又有效的角色。当然，其中最明显的因素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社会主义国家，贫困落后，无法对外进行殖民化。这些显然都是长期的障碍。但是，中国政治关系和经济结构的性质意味着偶然的力量塑造了发展的路线。即使在毛泽东之后的时代，这些偶然的力量仍然限制着中国的政策选项。中国国家能力水平较为低下，其核心是所谓的“分散的权威主义”或功能分散的责任体系，从而中国的决策行为充满了争论，连贯性也不如日本。在日本，政治、意识形态乃至军事力量的竞争中心对官僚的制约比中国更少。
权力下放过程似乎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发挥权力和指导发展的能力。然而，像中国其他的发展时期一样，对权力下放的影响和现实产生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中国近期的惊人增长与权力下放无关，声称国家仍然是高度集权的和权威主义的，因而支撑最近发展的关键改革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存在了——完全发生在权力下放之前。另一方面，所谓的“中国式联邦主义”对中央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施加了相当多的限制。一种更为细微的中间立场强调各种机构在中央与各省之间的持续互动中进行重组的方式。因此，地方的行动者为了它们的利益而主动地操控正式的机构。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继续展开，没有产生明确的结果。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的体制中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和特点不同于日本。尽管几十年来日本腐败和“金钱政治”盛行，至少在它的发展型国家高峰时期是如此，但是官僚体制基本上未遭到削弱，而且腐败也没有对发展计划构成多大的威胁。相比之下，在中国，腐败成风，已经成为大众抗议的根源，潜在地侵蚀了国家的合法性。然而，令人矛盾的是，腐败是接受和成功融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因素。经济的增长和转变及其相关的激励结构不仅使资本主义变得更有吸引力，而且还从根本上重构了官僚的地位。“非正式的私有化”过程不仅模糊了阶级的界限，而且还对国家及其角色产生了影响。
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第一，中国的国家偏离了在日本所扮演的“自主”领导者角色，一部分原因是一些党员对私有部门的持久怀疑，一部分原因是一些官僚所扮演的企业主的逐利角色。换句话说，在一些官僚接触新私有部门的地方，他们常常腐败和追逐私利；倘若不是如此，他们实际上就缺乏有效地执行政策的沟通和权力途径。这些潜在的问题由于如下一点而加剧：资本家自身的矛盾地位。就中国日益壮大的资本家阶级来说，关键在于它并不是当前的统治精英的威胁。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和私人资本的利益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因此，正在壮大的资产阶级没有这样的积极前景：扮演它在欧洲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但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包容性与日本具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和相似。日本在它的发展巅峰时期也是一个法团主义国家，而且“全球性的”改革压力至今仍然难以明显影响到其政治行动者和经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然而，最突出的是，与日本不同，中国的统治精英已经能够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来真正地强化他们的政治权威和控制。应该强调的是，尽管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经济更加开放和更加依赖外国直接投资，但是它的政治精英还是设法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可能的政治影响。问题是：这样一些实践对发展过程的性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们在未来是否仍然有效？
（二）发展成果
就中国经济的结构及其所产生的政治约束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如何有效地控制发展主义的矛盾性动力。毕竟，中国的执政精英陷入了两难境地：需要扶持不赢利和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但却面对一个日益由私人部门和外国跨国公司控制的、出口导向的经济。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具有竞争力的出口部门的形成严重依赖外国投资，因此，随之而来的经济活动并不容易控制，也不必然有利于长期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工业化。
于是，就中国的发展计划来说，最常见的批评之一是工业化过程的质量和深度，将其比作东南亚的“伪资本主义”并无不恰当之处。随着关于权力下放争论的展开，中国发展的证据是混乱繁杂的，并且常常是矛盾的，尽管中国经济总体上出现了明确的快速增长。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像日本一样形成了一个“二元经济”。这种“双轨制”是从计划转变到市场的部分意图，最明显的表现是毫无竞争力的国有企业继承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尽管国有企业的数量及其在经济活动总体中的份额急剧下降，但是前总理朱镕基及其“抓大放小”战略表明了国家对国有企业和私有化的一般态度。这种态度的意图是维护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同时允许小企业在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下繁荣发展。
但是，无论日本对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态度具有何种优点，中国的政治精英面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不仅更广泛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在最近数十年里成为常态，而且国际监管机构也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和干预。其中最明显的现象莫过于是中国加入WTO了。结果，中国无法有效地利用“后发”发展和追赶战略的一些潜在优势。同样重要的是，国际生产的结构和根本逻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了中国经济目标和政治要求之间的紧张。
近年来，国际经济活动组织化比较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制造过程的模块化和新跨国生产网络的形成。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必须努力融入这样一些网络。中国决策者面临的困境是：模块化的生产网络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使之能够融入快速扩张、超级竞争的公司结构；但是这样一些过程可能难以控制，并且发生在不利的条件下。对中国来说，结果基本上是工业化过程仍然相当缓慢，技术转移受到限制，二元化的趋势依然存在，因为高度国际化和竞争的部门对其他经济部门的现代化并无多大推动作用。
产业升级和技术转移之所以没有成功，不是因为国家能力的缺乏，就是因为权力下放的影响以及国内公司之间或者外国企业与本地企业之间由此所缺少的生产网络和有机联系。然而，当中国的决策者要真正地控制或指导所希望的工业发展时，中国国家的倾向和志向仍然是发展型的。日本“商业现实主义”或者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特征之一是清楚地意识到技术优势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中的重要性。对于采取一种“全面的”技术升级、安全和发展道路，中国即使没有类似的能力，也有类似的决心。
事实上，即便是在金融领域这个最“全球化”的经济部门中，中国国内的金融结构和实践仍然保持惊人的独特性，不受影响。中国银行体系的健康——尤其是不良贷款率——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警告，但是中国的银行继续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其中的原因不难看出，明确地提醒我们注意到国内政治的重要性和制度的粘性。
（三）中日差异会持续存在吗？
在没有出现重大危机或冲击的情况下，制度的惯性或粘性可能带来对政策框架和其中的基本权力构架的路径依赖。即便如此，但是随着一些特殊观念的影响增加，政策趋同的过程可能变得更普遍。毕竟，许多的公共政策研究文献指出政策学习和转移的可能性，也有较多的批评性研究强调跨国阶级力量在鼓励——即使不是强迫——新自由主义改革时的巨大作用。我们有许多理由相信，对英美资本主义形式的抵制实际上可能会加剧。
许多人预测，中国的崛起将会对权力和影响在国际体系中的分配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外，各种观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并不相同。但是，简单地来看，它们分为两大阵营：（1）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霸权竞争和冲突；（2）由于日益积极深入地参与各类国际机构，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正在被社会化，将会展示出合作行为。无论如何，中国的崛起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拥有影响它所加入的体系的潜力。因此，作为新近崛起的大国，中日之间存在明显和值得重视的差异。
日本最初开拓地区霸权的企图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以失败和美国的占领而告终。随后，日本外交政策的最突出特征是“反应性”、消极性和无效性：对美国的战略从属地位意味着日本无法发挥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政治作用。相比之下，尽管中国不存在这样的禁制，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可能放弃目前较为保守的路径，采取一种试图颠覆而不是适应或试图改革当前国际秩序的宏大战略。不过，虽然中国的决策者可能对目前广阔的地缘政治活动范围较为满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试图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对其加以改造。
在物质因素和思想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有两项发展尤为值得注意，并且可能促使东亚的差异持续存在。第一，中国日益成熟的外交正在加强其日益增长的物质存在，并且正在推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突出的发展记录可能使“北京共识”具有内在的吸引力，而它的“实用主义”公共政策路径和对权威主义的容忍使之对那些发展停滞或失败的国家更具有吸引力。第二，中国之所以具有惊人的思想影响力，是因为一系列影响其主要竞争对手的问题：美国的经济地位和实力出现了急剧的下降，不仅正在削弱美国霸权的物质基础，而且正在改变对美国的认知方式。
数十年来，强大的经济一直是美国军事领先的支柱。当然，东亚的传统智慧和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约束之一是如下假设：东亚的发展取决于能否持久地进入北美市场。然而，由于美国经济最近出现的混乱，它的思想地位立即发生了改变，甚至它的物质地位也出现更为明显的转变。美国最大的银行不得不向中国新的主权财富基金乞求紧急筹资。这一事实突出了国际经济实力均衡所发生的快速变化。对美国的一些评论家来说，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和里根所掀起的自由市场时代即将结束。取代消除管制和私有化的是，政府努力重新控制它们的经济并借此提高它们的全球影响。
新自由主义模式由于危机而遭到毁灭，由于怪诞而突出。不论是否赞同这一点，不可持续的不平等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重要的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英美资本主义日益下降的声誉和表现，它在从不同发展模式获益的东亚地区不可能赢得新的崇拜者。恰恰相反，即使新自由主义的优等生如今也担心思想影响力的平衡可能正在改变。在这样的条件下，独特的东亚政治经济拥有国家干预主义和怀疑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实际上会持续存在下去，这一点不单单是一种可能。完全有可能的是，与破败的和声誉扫地的西方竞争对手相比，东亚的国家实际上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五、结论
东亚国家是否仍然是发展导向的？或者国家是否继续影响经济活动？在最宽泛的层面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是多余：所有的国家都参与提供任何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监管和社会环境。尽管同腐败和最近的效率低下不无关联，但是发展型国家的各个方面在制度上仍然嵌入在东亚地区。因此，如果我们把东亚的发展主义理解为公共政策和国家角色的总体定位，那么尽管面对沉重的结构和机构改革压力，东亚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显然会持续下去。
尽管中国面临着深刻的发展挑战和拥有各种社会主义遗产，但是干预主义的公共政策在它最近的惊人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总体政策定位和发展意图上，高速增长阶段的日本与中国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过，“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超越日本所没有的意识形态束缚。虽然国家干预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速度和方向，但是工业政策成功的恰当标准并不是应当只选择赢家，而是应该放手输家。就国有企业强大的政治关系及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持久重要性而言，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
对中国来说，危险在于它可能被那些压垮日本的问题所压垮。像日本一样，中国最终可能陷入两种最坏的境地之中：旧的模式不再有效、合法和适用，而新的模式又发展得不够充分深入，难以维持未来的发展。中国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恰恰在英美模式自身变得不稳定和不可持续之时，中国的不平等和失业水平不断增加，清楚地表明了西方市场模式的一些负面效应。尽管如此，但是在竞争性资本主义的长期传奇中，东亚的发展主义或许仍然具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