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场滑稽无比的变换（conversion）正在世界舞台上上演！当然，我讨论的是正在进行的金融危机。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这一西方社会的传教式思想，一直为我们对抗共产主义并与当前中国体制在哲学体系上保持距离提供了正当理由；然而，这种思想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正在复兴的思想是为了富人——例如银行家——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为了穷人的“严格意义的新自由主义”（a strict neoliberalism）。换言之，由国家来运营私人产业的中国模式，现在也开始找到通向英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中心的道路了吗？我们如何才能解释全球金融风险的这种变革性力量呢？
我想在这次演讲中探讨风险的反讽性。风险就是不确定性。处于风险之中就是置身于和受制于现代性世界之中的方式；处于全球风险之中就是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人类状况。然而，与当下广泛传播的末日感完全不同，我将要追问：内生于世界风险社会并且形成于世界风险社会现实化过程中的“历史诡计”（the ruse of history）是什么？或者更为精确的阐述是：是否存在一种世界风险社会的“启蒙功能”（enlightenment function），即一种世界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a ‘cosmopolitan moment’）？那么，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有哪些？这些机遇具有什么样的形式？
在欧洲社会学思想的基石中包含一种怀旧之情（a nostalgia），这种怀旧之情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也许，吊诡的是，世界风险社会理论能够克服这种怀旧之情。我试图提出一种不具有怀旧情结的新批判理论以观察现代性的过去和未来。在我的论点中，我想要使现代性内部的相互矛盾的两种见解——自我毁灭性（self-destructiveness）和开始新生的能力——彼此之间保持平衡。在此，我将要以如下三个步骤来论证这一点（此处采纳了慕尼黑研究中心（Munich Research Centre）关于‘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经验研究结论）。
一、 旧危险—新风险：世界风险社会新在何处？
在现代社会日益充斥着由它本身所产生的关于各种风险的争论、预防和管理的意义上，现代社会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风险社会。许多人可能反对这一点，但是这种反对毋宁显示出一种由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歇斯底里和恐惧的政治态度。相反，如果从外部观察西方社会，那么人们难道无须承认刺激我们神经的各种风险都是作为奢侈品的风险，而不是其他东西吗？毕竟，西方世界看起来要比非洲、阿富汗或者中东等冲突地区安全许多。现代社会不正是因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地控制了偶然性事故和不确定事件——例如意外事故、暴力行为和疾病——的事实而颇具特色吗？
所有这类观察结论都可能是正确的，但人们却没有注意到有关风险的最为显而易见的一点：风险（risk）和灾难（catastrophe）之间的重要区分。风险并不意味着灾难。风险意味着对灾难的预感。风险存在于一种持久的可能性状态，并且仅仅在这些风险被人们预感到的意义上才成为人们的“话题”（topical）。风险并不是“现实的”（real），它们“正在变成现实”（Joost van Loon）。在风险变成现实的那一刻——例如市场经济崩溃的时候——它们就不再是风险，转而变成了灾难。那时，风险已经迁移到别的地方：对恐怖主义袭击或气候变化等等的预感。风险始终是那些正在威胁人们的事件。如果没有思维图像化技术，没有符号形式，没有表演过程，没有Bruno Latour所称的“调停”（mediation）和“转译”（translation），那么风险也根本无关紧要。换言之，我们是否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变得无关紧要，这个世界在事实上或在某种意义上比所有其他世界“在客观上”更为安全；如果人们预感到毁灭和灾祸，那么这种预感将生成一种行动的强怕性冲动。于是，全球风险能够真正地改变整个世界。
自冷战结束以来，安全威胁的旧有范式还没有过时；仍然存在一些国家，它们争夺领土和各种资源，并以武力相互威胁。自东西冲突结束以来，人们更为清晰地觉察到这些危险是一种与此前完全不同的秩序。这些危险往往缺乏一个清晰可辨的行动者，一个敌对的意图，或者一个潜在的军事力量。这种危险不是直接的、故意的和确定的。简言之，这种危险不是一个风险（或者风险控制）问题，而是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ies）问题。由于这个原因，“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与安全性风险不同的特征在于：当传统安全算式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参数（quantity）——行动者、意图或潜在性——变得无法确知的时候，灾难发生之预期的确定性就丧失了。结果是，传统的安全的三个参数（triangle）让位于新的多种风险因素，潜在风险的数量增多了。国际和国内政治的显著特征不再是旧风险——行动者彼此之间实施重大损害的意图和能力，而是日益增多的“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
反过来，这遮蔽了一种反讽——科学家、公司和政府做出了安全承诺，但这种安全承诺却令人惊讶地促成风险的增多。如果发现公众指责他们支持风险，部长们就跳进河流中或让他们的孩子吃汉堡，以“证实”一切都“绝对”安全并处于控制之中——像昼随日行一样肯定地由此推出，每一种怀疑猜测，即每一次意外事故，都侵蚀了不可动摇的安全权的基础（他们似乎也要承诺保障这种安全权）。
在我1986年的第一本出版物中，我将风险社会（1992）描述为“先进工业化社会的不可避免的结构性条件”——并批判了专家判断的“数字化的道德”（mathematicized morality’）和“风险造型”（risk profiling）的公共话语。尽管政策导向的风险评估假定了风险的易管理性，我仍提出“即使是对风险含义的最严谨和最温和的客观主义说明，也隐藏着某种政治、伦理和道德”。风险“不可以还原成危险发生的概率与潜在损害的强度和范围的乘积”。相反，风险是一种社会建构现象，在其间，一些人界定风险的能力强于另一些人。并非所有的行动者都能真正从风险的自反性中获益——只有那些真正拥有界定其自身风险之眼力的人能够获益。由于风险往往自反性地由行动者来界定，因此风险暴露的不平等正在取代阶级的不平等，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不平等形式：“在风险社会中，界定关系（relations of definition）可以被理解为类似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界定关系的不平等促使强势行动者使“其他人”的风险最大化，并且使“他们自己”的风险最小化。风险界定在本性上是一种力量博弈。这一点对世界风险社会来说尤其正确：在世界风险社会中，西方政府或者说强势经济行动者为其他政府或行动者制造和界定着各种风险。
当上帝留下风险时，风险就出现在世界舞台上。风险预设着人之决定。风险是人之决定和干涉的各种后果，这些后果具有两面性：一部分是积极后果，一部分是消极后果。在风险方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social account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问题，而且当目前流行的规则只考虑了极端例外情形下的社会责任时也是如此。风险的各种社会性根源（这些社会根源获得了普遍的接受、受决策的支配）使责任问题的外部化变得完全不可能。然而，那些信奉某种人格化上帝（a personal God）的人们在各种威胁和灾难面前拥有自主操纵的空间和自由行动的目标。人们可以通过祈祷和努力工作来赢得上帝的支持和原谅，通过这种方式积极地促进他们自身的救赎，乃至他们家庭和社区的救赎。因此，世俗化和风险之间存在一个紧密关联。当尼采声称“上帝死了”时，却产生了一个反讽性后果——人们从现在开始必须为威胁他们的各种灾难寻找（或者发明）他们自己的解释和正当理由。
这就是世界风险社会理论所主张的观点：各种各样的新风险和“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型构了现代社会，对各种全球灾难的全球预感动摇了现代社会的基础。这种对全球风险的感知可以概括为三种特征：
1、去在地化（De-localization）：全球风险的原因和后果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地理位置或空间，它们大体上无所不在。
2、不可计算性（Incalculableness）：全球风险的后果大体上不可计算；它在根本上是一个“假设”的风险问题，更不用说这种风险建立在科学、诱导性无知（induced not-knowing）和规范性分歧（normative dissent）的基础上。
3、不可赔偿性（Non-compensatability）：第一现代性的安全之梦曾建基于对决定带来的各种不安全后果和危险的掌控之上；只要（也恰恰因为）意外事故被认为可以赔偿，它们就可以发生。一旦全球金融体系崩溃，一旦气候不可逆转地变化；一旦恐怖主义群体拥有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那么一切就太晚了。鉴于这种“威胁整个人类”的新特质（Francois Ewald语），赔偿逻辑不再有效，并被预防灾难发生的风险预防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ecaution by prevention）所取代。预防不仅要优先于赔偿，我们还要尝试预知和预防那些其存在尚未得到证实的各种风险。
请允许我更详细地说明这三个特征——去在地化、不可计算性和不可赔偿性。不可计算的各种风险（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去在地化发生在三个层面：
1、空间层面：新的风险（例如气候变化）并不遵守民族国家界限或者任何其他界限；
2、时间层面：当下对未来各种灾难的预感不再能够依赖于过去的各种体验；因此，作为对不可预期事态之预期的风险，以概率为基础而对未来进行的移植失去作用；各种新风险具有很长的潜伏期（例如核废料），以致人们现在不能决定和限制它们的长期影响。
3、社会层面：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效果链（chains of effect）的长时段，因果关系安排不再可能具有任何程度的可靠性（例如金融危机）。
与风险不可计算性的发现具有紧密关联的是，无知（not-knowing）之于风险计算之重要性的发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另一种反讽——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对无知之重要性的发现出现于经济学这一学科中（经济学现在却不想与无知扯上关系）。奈特和凯恩斯（Knight and Keynes）早就坚持区分偶然事件的可预测形式和不可预测形式（或者说可计算形式和不可计算形式）。凯恩斯在《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37年2月号）的一篇力作中写道：
“请允许我来解释‘不确定知识’（uncertain knowledge），我不仅想要区分已知的知识和仅为可能的知识。我正在使用的这个术语的意思是，就二十年后铜价和利率而言，一项新发明在那时是否过时是不确定的。对于这些问题，现在不存在据以形成任何可计算概率的科学基础。我们就是不知道。”
然而，对于凯恩斯告诫人们的，在经济决策领域要向未来系统灾难（隐藏在冒险这种规范化惯例背后）的不熟悉的无知领域进军，却被后来主流经济学（包括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所完全忽视了。
但是，要点不仅在于无知之重要性的发现，而且在于国家和社会的知识、控制和安全宣称都曾（实际上也不得不）同时被更新、拓深和拓展。反讽存在于制度化了的安全宣称——这种安全性宣称将不得不控制那种他们甚至不知道其是否存在的风险！但是，一种科学或一门学科为什么要卷入到它自己甚至不知道的领域呢？对于这个问题，肯定存在一种结论性的社会学答案：这是因为在“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的产生面前，社会比以前更加依赖和强调安全和控制。
因此，世界风险社会面临着一个尴尬棘手的问题（这里最好不叫做反讽）——不得不在或多或少不被承认的无知的基础上做出涉及无法想象的数十亿美元、英镑和欧元的决策，甚或涉及战争与和平（核恐怖主义）的决策。
理性和歇斯底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鉴于政治家们被授予了转移危险的权利（the right invested in them to avert dangers），他们可能易于被迫做出一种他们不能兑现的安全宣称——因为懈怠的政治成本远远高于过度反应的成本。因此，在未来，在国家做出安全承诺和大众传媒渴望报道各种灾难的背景下，在无知的歇斯底里情绪中积极限制和防止一场恶魔般的力量博弈，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世界主义时刻”意指为何？
世界风险社会是一个潜在的变革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常规状态和紧急状态交织在一起。人们可以从这一为常规社会理论和风险社会学所忽视的方面揭示出全球风险的历史性力量：在处理灾难性风险时，人们正在就未来紧急状态的当下立场进行谈判。对紧急事件的预期状态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世界主义的。相信经由政治行动（为受到威胁的人类利益而采取的政治行动）能够转移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这一信仰，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达成共识和合法化（legitimation）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各种基本原则，包括自由市场原则和民族国家秩序原则，都开始受制于变化、各种替代可能性的存在和偶然性。
你甚至可能说，全球风险的历史性力量超越了历史上所有的“救世主”：至少就恰逢其时的这种全球性时刻和对民主的穿越而言，它不是无产阶级、不是被排斥者、不是启蒙运动、不是全球公众、不是全球社会移居者——如果这种历史性力量是某个人或某个东西，那么它就是人类需要直面但既不能否认也不能外部化的那种被感知的风险，而这种风险能够唤起为创制某种全球命运共同体（亦即那种将跨越民族国家边界和民族国家自我中心主义的事物）所必需的活力、共识和合法化”。全球风险的历史性力量至少及时赶上了全球性的时刻，而且超越了民主的范围。
我们在此必须区分世界风险社会理论两个核心变量。一方面，对“意图之外的副生性灾难（side effects catastrophes）”（诸如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的预感。另一方面，对“意图之中的灾难”的预感，这种“意图之中的灾难”缺乏一个清晰可辨的行动者——跨国自杀性恐怖主义是一个主要的例证。这实际上是一个根据对“意图之外的灾难”的预感和对“意图之中的灾难”的预感之间的重要区分来发展世界风险社会的政治理论的问题。
“意图之外的灾难”（气候灾难等）在某种模糊的意义上是条件性的（conditional）：这些灾难是好东西和坏东西（goods and bads）的混合物。这些灾难导致了效用和（或多或少可能的）毁灭的特定组合——有益于某些人，但有害于另一些人。这种在社会意义上不平等分配希望和恐惧的相互纠缠性和相互对抗性，并非对“意图之中的灾难”之预感的特征，这乃是因为或许小概率的恐怖主义袭击并没有由任何补偿性利益所弥补。恐怖主义世界袭击企图故意毁灭地球。
人们起初也许认为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曾预知了由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引起的紧急状态的政治潜能。然而，施密特在其主权理论中将紧急状态与民族国家以及与从民族国家外部进行的（潜在）袭击排他性地勾连起来。与此颇为不同的是，跨国、甚或世界主义的紧急状态超越了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区分，并且创制出一种“世界主义时刻”；这种跨国、甚或世界主义的紧急状态对施密特来说绝对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作为“意图之外的后果”，全球风险的确衍生于内部，甚至源自于极端自由市场经济（金融危机）和工业化（气候变化）的中心。
那么，什么是“世界主义时刻”中的“世界主义”呢？“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所意指的乃是：关于距离和异他者之不可逆转的非排他性的人类条件（conditio humana of the irreversible non-excludability of the distant and alient other）。全球风险破除国家边界，将本国人和外国人混同在一起。远处的他者正在变成包容性的他者——不是通过移动，而是经由风险。日常生活正在世界主义化：人们必须在与他者的交流中（而不再是在遭遇同类中）发现生命的意义。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一个共享的全球威胁空间——没有安全出口。这可能激发高度冲突性的反应，重新国家化和陌生人恐怖症等也都属于这类反应。这类反应之一是采纳这种思想：承认他者为“平等且不同”（equal and different）的思想，即规范性的世界主义。
世界风险社会强迫我们承认国家主义视角可能忽视的世界的多元性。全球风险开启了一个道德和政治空间，从而能够引起一种超越各种边界和冲突的有关责任的市民文化。“每个人都是脆弱的”这种创伤体验和由此导致的“对他者的责任”（也是为了他自己生存的利益）是世界风险中的信念的两个方面。请允许我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
强制实施的启蒙：危险在大众传媒中的表达能够让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和少数族群发出他们的声音
如果你们问我“你最担心什么？”，那么我会回答：“令我感觉痛苦和无助的是，穷人中的最贫困者，也就是最易受伤害者，处于最糟糕的境地”。我们在国内和全球层面都正在体验一种为了富人利益的国家社会主义，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却将各种重担——无论是在国家的意义上，还是在全球的意义上——强加在穷人的肩上。一种残暴的不正义现象正在四处蔓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将在政治意义上继续拓展。
如果你们继续问我“存在一些新开端的迹象——即伴随着金融体系崩跌，会引起某种上升吗？”，我会回答：“是的”。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种强制实施的启蒙：危险在大众传媒中的表达能够让弱势群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众所周知，希腊城邦（polis）仅仅掌握了面对面的沟通，并且这种沟通既是精英主义的，又是排他性的——这乃是因为它排除了妇女、奴隶和弱势群体。被全球化了的危险通过大众传媒能够让穷人、边缘群体和少数族群在全球公共领域中发出他们的声音。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是一种令人恐惧的自然灾害。作为一个全球媒体事件，它也发挥了一种下意识的和未意图的启蒙功能。任何一种社会运动、一个政党和一种社会学分析（不管其是多么出色，建构得如何良好）都不曾达致的局面，却在几天时间内出现了：美国和整个世界在当时都充斥着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内被压制的美国他者（the repressed other America）的声音和图片（即贫困的种族主义面孔）。美国电视台平常并不关心穷人的图片，但是这些图片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却无所不在。整个世界在当时都能看见和听到，新奥尔良的黑人地区因其在社会意义上的易受伤害性而被飓风毁灭殆尽。
你们真的认为，社会学家能够拥有方法和能力去发现银行家制造这场全球危机的各种无耻的操纵惯例，并且将之披露给全球公众吗？不，当然不会，但是金融体系崩溃及其对全球传媒的影响确实拥有这种方法和能力。一个月以前，任何人真的曾相信，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以及媒体中的霸权话语可能在一夜之间崩溃吗？不。但是，这种情况却发生了。那么是什么导致其发生的呢？对全球金融灾难的全球预感。那些持有如下观点的人是对的：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自由市场的敌手，这就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破坏了它自己的先决条件。
这场令人沮丧的灾难是整个人类的一位无情的老师。市场并不是——经济学家们制造出来并使我们相信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即救世主，而是对我们生存的一种威胁。我们不得不很快学会，现代性亟需反思性的市场规制（reflexive market regulations），不仅如此，还亟需一种就关于解决各种全球风险和问题之答案的各种冲突进行谈判的国际宪法（constitution）——建立在政党之间、国家之间、宗教之间、朋友和敌人之间达成之共识的基础上。当然，这可能不会发生。但是，这就是生存的前提——这一点突然成为常识。所有这一切都是经由风险（也就是经由对灾难的预感）而产生的反思性（the reflexivity）作用的一部分。我还不能想象任何力量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开启这样一种全球学习过程（learning process）。请注意：并非灾难做到了这一点。这场灾难存在于（彻底）毁灭的时刻。是对灾难的预感做到了这一点。“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全球风险，是高度不确定的——吊诡的是，它也是一个希望（难以置信之机遇）的时刻：一种“世界主义时刻”（comopolitan moment）。
这里适用哪些公共性原则（principles of publicity）呢？哪些理论方案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原则呢？在群体和话题方面的几近无限的包容（boundless inclusion）原则，令人回想起诸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最近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2006）所提供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分析。然而，全球风险公共领域的结构完全不同于尤尔根·哈贝马斯所探讨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所预设的是：所有相关者都拥有平等参与的机会；他们共同遵守理性商谈的诸原则。受威胁的公共领域很少遵守理性原则。各种灾难的景象不会产生冷静的头脑。各种错误的警告、误解和谴责才是整个局面的一部分。受威胁的公众并不纯洁，他们歪曲、选择并煽动情绪、怒火和憎恨。与哈贝马斯描述的公共领域相比，受威胁的公众可能做得更多，也可能做得更少。他们类似于罗杰·西尔弗斯通所详尽和敏锐地描绘的“媒体城邦”（Mediapolis）图景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46）中所描述的图景。
杜威在研究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种公共空间是跨国的，且锚定在个体行动之中）时，他采取了一个二元化的进路：他首先区分了对全体有约束力的决定和这些决定的各种后果。他将这种区分纳入这样一种论点，即公共领域的出现并不源自于对集体有约束力的决定中的任何一般性利益，相反，它的出现是受到这类决定的各种后果所激发的结果。人们对决定本身始终保持冷漠。直到个体感知了决定所带来的各种难以解决的后果并且就此相互沟通时，人们才被鼓动起来，才感到焦虑；相互沟通动摇了人们的自我满足心态，使人们感到担忧；相互沟通促使人们脱离了他们的冷漠和自我中心性的存在，在公共性和共同体基础上创造出一种行动的公共领域。以下是埃皮克提图（Epictetus，又译爱比克泰德）所提出的怀疑主义洞见的一个变体：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谈论这些事件的公共言语，使人们感到担忧。
杜威认为，人们为了形形色色的原因聚集到一起。但是，人之社会行动的单一因素及其总和本身都不能生产对其社会行动之公共本性的反思。“只有当人们感知了联合行动的各种后果并且这些后果成为人们期望和努力的对象时”，这种反思性才会出现。“人之联合体可能在源头上是有机的，在运作中是牢固的”；然而，只有当社会行动的各种后果——在人们都了解这些后果的意义上——成为人们赞赏或力争的主题 “或者成为人们害怕和拒绝的问题”时，人之社会行动才能发展出一种反思性的“公共”特质。
针对政治行动如何在跨国性的即世界主义的背景中成为可能的问题，杜威答复如下：生产并约束人们一起行动的注意力、道德和自发性的政治权力的约束力、政治的感官系统和神经系统，仅仅在公众反思各种后果的过程中才会出现。政治的影响范围与国家边界并不一致；相反，被人们感知为令人不快后果——来自于现代风险社会的各种决定——的所有东西就形成了公共世界。一言以蔽之，是风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风险的感知，创造出一种跨越所有界限的公共领域。大众传媒对风险关注得越普遍，风险感知打破界限的政治力量就越大。这意味着：以“博爱”（humanity）为名的日常体验空间其实并不以每个人都热爱其他人的形式而产生。相反，“博爱”出现于对风险社会内部行动的全球后果问题的感知。
尽管一些人坚持说看到了对风险的过度反应，然而全球风险冲突的确具有启蒙功能。这些冲突导致了现有秩序的不稳定，但也可以被视为走向建构各种新制度的关键一步。全球风险拥有毁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机制的力量，甚至拥有披露这类机制以开启政治行动的力量。
自我中心、自主性、自创生（autopoiesis）、自我隔离和转译的不可能性——这些都是在社会学、公众论辩和政治论辩中描述现代社会的几个主要术语。全球风险的沟通逻辑必须依靠与上述术语相反的原则才能得以理解。世界风险是人们不需要的、意图之外的强制性沟通媒介，这种沟通媒介存在于每个人都只顾自身利益、不可调和的分歧的世界中。因此，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强迫人们相互沟通，在风险感知之前人们彼此之间不想扯上任何关系。这种风险感知将各种义务和成本强加给那些抵抗风险感知的人——通常，甚至还辅之以法律手段”。换言之，大规模风险破坏了文化、语言、宗教和系统的自足状态，并且同样破坏了国内和国际的政治议程；它们颠覆了政治议程的优先事项，开启了彼此不了解、并相互抵制和反对的阵营之间、党派之间以及相互争论的国家之间的共同行动场景。
这就是“强制实施的世界主义化”的意涵：全球风险激活并勾连起了跨越边界的行动者，此前他们都不愿意彼此扯上任何关系。我在这个意义上主张一种清晰的区分：一方面是世界主义的哲学理念和规范性理念，另一方面是“不纯粹”的实际上的世界主义化（“impure” actual cosmopolitanization）。这种区分的要害在于：世界主义的现实化，比如说，不仅仅是从我们对哲学诸崇高原则的转译中推演出来的，而且（并且首先）是通过不可见的、意图之外的、强制实施的全球风险才成为可能。在整个历史中，世界主义带有精英主义、空想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污点；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现实本身开始了世界主义进程。世界主义并不意味着——就像伊曼努尔·康德（Immannuel Kant）所做的那样——一项规制世界的义务，即任务。世界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将我们的目光拓展到各种不可控制的责任，即我们所遭遇的问题，但同时也刺激我们开启超越边界的新开端。我们正在世界风险社会的动态中被迫应对世界主义化——这一洞见剥夺了“不纯粹的”世界主义的一些伦理上的吸引力。如果“世界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既是被扭曲的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似乎不是社会学和政治学反思的合适对象。然而，这种观点恰恰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当然，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不是历史或现代性中唯一的“世界主义时刻”。的确，从事“世界主义时刻”比较研究不仅有用，而且必要。比如，我们必须区分古代的世界主义[斯多亚（Stoa）]，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康德），为纽伦堡审判所发明的、在纳粹大屠杀案（the Holocaust）中适用的新概念“反人类罪行”（它在德国国内法上是一个法律概念），以及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原子能威胁和核风险之“世界主义时刻”。
战争与和平的逻辑在整个历史中都是有效的，但是在“世界主义时刻”中却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战胜不再是胜利，战败不再是失败，作战各方必须创制出新制度，以使在核自我灭绝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继续生存、思考和论辩成为可能。冷战时期的“核僵持局面”导致了敌对军事集团之间的新的合作形式；实际上，这种“核威胁”最终使符合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 “人道主义救济”原则的“东方策略”（the Ostpolitik）成为可能。
一个有趣的要点在于：通过“世界主义时刻”如何能够创制全球规范？法律人的典型思维是，只有规范本身已经存在，才能确立对规范的违背。然而，法律社会学家，特别是法律人类学家，也承认存在着相反的情形：当期待没有得到满足，且灾难或对灾难的预感表明这种情况绝不可接受时，规范也可能出现。纳粹大屠杀就是这种情形：先有纳粹大屠杀，然后才有这种惩罚“反人类罪行”的人权制度；对核安全的严重侵犯或者在气候变化方面对生态审慎行为的最低标准的严重侵犯，也属于这种情形。因此，观测到世界主义化过程——世界范围的规范源自于这些“世界主义时刻”——肯定是可能的。或许伦理并不是表达它的合适词语，这乃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良心或道德关注的问题——它更多是一个国际法的问题，人们将为国际法找到制裁的可能性。（Luhmann 1999）
替代性政府的可能性：具有国家地位的世界主义形式（a cosmopolitan form of statehood）
与所有这些论点一样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却是：世界风险社会的威胁和冲击在多大程度上拓宽了政治行动的历史可能性范围？这正是我曾在拙著《全球化时代的权力》（Power in the Global Age）中试图回答的问题。我在2005年论证道（我在此仅仅援引当时的基本观点）：
两个前提：（1）世界风险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历史性的关键逻辑：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处理它的所有问题；（2）一种现实主义的替代性政治在全球时代是可能的，这种替代性政治中和了国家政治之命令权力（the commanding power）所带来的全球化的资本损失。其条件是：全球化不能被译解为经济宿命，而必须被译解为一场世界权力的策略性博弈。
一种新的、在眼下已经发挥作用并超越了国内—国际这一区分的全球国内政治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元权力博弈，而这场博弈的结果完全是开放性的。在这场博弈中，各种界限、基本规则和基本区分都需要重新谈判——这些界限、规则和区分不仅存在于国内和国际领域，而且存在于全球商业、国家和超国家组织和正在崛起的中国、印度、南美、美国和欧盟等权力机构。单一的竞争者或敌对者都不能依靠它自己就赢得这场博弈；所有的博弈者都依赖联盟力量。于是，全球的国内政治模糊的（hazy）力量博弈就以这种方式引发了它自己固有的可替代性和对立面。
全球风险引发的这类行动策略颠覆了在新自由主义资本国家联盟状态下形成的权力秩序：全球风险赋予国家和市民社会运动以力量，这乃是因为全球风险为这些行动群体揭示了行动合法化和行动可能性的新来源；然而，全球风险同时使全球化资本失去力量，而这是因为经济决定的各种后果促进了全球风险和不稳定市场（甚至是全球市场体系）的生成。相反，也存在引发我所谓的、具有国家地位的世界主义形式的可能性。由新自由主义国家组成的各种联盟使得国家（和国家理论）工具化，以使全球资本利益最优化和合法化。相反，关于世界主义国家形式的理念，旨在想象和实现一种健康的多元状态和一种后国家秩序。新自由主义议程自身充满了自我规制和自我合法化的气氛。与此不同，世界主义议程自身则充满了重新改造跨国政治和规制、全球正义和为激进民主主义全球化的宏大叙事而努力的气氛。
这并非一种理想主义的思维；相反，它是一种对世界主义现实政治（a cosmopolitan realpolitik）的表达。在全球风险时代，“金手铐”（golden handcuffs）政治——即跨国相依赖关系的密集网络建构——恰恰为重获国家主权所必需（在高度变化的世界经济方面，情况更是如此）。国家利益必需通过国家手段来实现这一以国家为基础的现实政治格言必须为世界主义现实政治格言所取代——。我们的政治结构和活动愈是世界主义化，它们将愈是成功地增进国家利益，我们个体在全球时代的力量也将愈大。[i当国家狂妄自大情绪消失或者增强以后，又会发生什么呢？我的答复既是反讽性的，又是现实主义的：危险伴随着无效率的政治行动而不断增长，结果是所有人都体悟到对新的政治行动的需求（与之相伴而生的一种吊诡的后果是：不道德行为在其所促成的各种问题中净化了自身）。对错误的原谅可能伴随着那种促进人类需求之错误的增多而增多。
同时，那种意欲毁坏一切的被感知到的危险创造了一种反向行动的加速机制（a dynamic of acceleration for counter action），进而使得寻求共识的压力能够超越娇言饰行（rhetoric）与政治决策之间的间隔。结果是：那些在国内政治领域完全不可想象的事物在所有地方即全球化的国内政治中都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尽管存在着全体一致的原则并且其利益严重发生冲突的每个国家都卷入其中，仍然可能在由突发紧急状态导致的责难中做出在财政上有约束力的全球决定。
然而，形成全球风险感知的历史性力量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原因即在于这种历史性力量只能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由于所有一切都依赖于大众传媒对全球风险的感知，因此全球政治活动凭借全球风险的合法化程度仅以大众传媒的意识程度为限。
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欧盟（和其他国家）迄今为止所采取的行动，即政府帮助银行摆脱困境（the government’s bail-out of the banks），相当于对某些重要商业银行（the major high-street banks）实施部分国有化的老办法。这看起来更像是民族国家单独做出它们自认为是最好的决定——这些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进行了讨论，但实际上没有与它们真正合作，也没有与它们真正配合。
所有这些都的确对欧洲的主流文化批评产生了一定影响：给全球风险社会居民带来人类学冲击的东西不再是贝克特（Beckett）形而上的无家可归者、缺席的戈多（Godot），也不再是福柯的梦魇幻影。使人们感到担忧的乃是我们物质依赖和道德义务结构可能碎裂的不祥征兆，而这可能导致世界风险社会的精致功能系统崩溃。因此，所有的一切都上下颠倒了：由行政世界进行完整监控——对于韦伯、阿多诺和福柯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景象——是对金融风险的潜在受害者（即每个人）做出的一个承诺：如果监控理性真正有效，那么这也将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如果我们仅仅受到消费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威胁，或者如果通过在礼拜式吟唱“求你了，给我们更多的市场吧！”的圣歌就能恢复完美无缺的金融运作体系，那么这也将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三、结果：社会科学中的范式转换
显见不争的是，想当然的民族国家参照框架——我所谓的“方法论性的国家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阻止了社会科学对世界风险社会之动态和矛盾心态（即各种机遇和反讽）的理解和分析。一个“方法论性的国家主义者”以及一个试图孤立地处理全球风险的国内政治家就像是一个正试图在黑夜笼罩中某个昏暗的街灯下寻找其丢失的钱包的醉汉一样。对于“你确实是在这里丢失了你的钱包吗？”这一问题，这个醉汉回答道：“不是，但是我至少能够在街灯灯光下寻找一下我的钱包”。
换言之，全球风险正在生产“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甚至在西方。第一个例子当然是冰岛。但是匈牙利、乌克兰以及颇具威慑力的、具有变化无常的核力量的巴基斯坦也亟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援助。一个月以前，这场金融危机似乎只影响引发这场危机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西欧一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但是危机之火在极短一段时间内就向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各国蔓延，因此这场危机现在正在威胁那些不曾引发这场危机的国家，即使其中某些国家也曾实行高度风险型资本主义——例如冰岛和俄罗斯等一些富裕的国家。于是，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快速地生产着各种新的、极端的全球不平等。在世界风险社会条件下演进的国家结构可以用无效率和后民主权威的术语来表征。因此，我们必须清晰地区分国家统治形式的重新创造和无效率。极其可能的是，我们的归宿可能是悲观的景象——我们拥有毫无效率和威权主义的国家体制（甚至在西方民主政体的背景下，也是如此）。
鉴于世界风险社会使人发狂的各种状况，与一直聚焦于福利国家中的阶级机制（(Bourdieu, Goldthorpe）的社会学大部分领域一道，较早的福柯批判理论现在同时处于趋向被肯定和被否定的危险之中。福柯的批判理论低估或者遗漏了由全球风险变量引起的历史变化。
然而，不仅仅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面临着压力，经济学也面临着挑战。经济学存在着一个有待研究的空白领域：需要某个理论家在跨国范围内继承凯恩斯先生的思想遗产。这种需求目前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某种明智的反思性规制（哲学意义上），这包含诸如跨国公司、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反全球化组织“阿塔克”（Attac）和绿色和平组织等新的行动者。在欧盟，也存在着一种类似的需求，即需要更为强硬的政治制度——欧盟经济事务部长（a European Minister for Economic Affairs）——来弥补欧盟中央银行的不足。但是，所有需求中最重要的一个乃是一种关于混合经济的新理论，这种新理论的设计应当适合于今天的全球市场，正如现在已经失效的凯恩斯主义体系的设计适合于当时战后的民族经济体一样。
我们正处于其基础在过去百年中得以构想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的轮替过程中。社会学的第一个百年已经结束了。在现在开始的通往第二个百年的途中，社会学想象和研究的空间必须被进一步拓展和重新界定，也就是拓展为世界主义格局（cosmopolitan constellation）。学习他者不仅是世界主义者思想开明的表现，而且是学习和理解我们自己的现实、甚或将我们自己视同他者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世界主义社会学所意指的乃是这样一种社会学，即对“民族国家社会学”的各种本体论化了的前提和二元论——比如说国内和国际、我们和他们、内部和外部——之于政治和社会语法规则（就像确定社会学研究领域之意义一样）的重要意义进行反思，并通过这种方式在各种各样的研究主题上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学参照框架。世界主义社会学明显不同于普世主义社会学，这是因为前者不从抽象事物（这些抽象事物往往从欧洲的历史经验和背景中推演出来，比如说“社会”、“世界社会”、“世界体系”或者“自主的个体”等）出发。与此相反，在世界主义社会学中，偶然性、不确定性、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关联性这些重要概念以及由这些重要概念所引出的各种方法论问题占据了核心的位置。因此，世界主义社会学为表面上看起来孤立的、熟悉的、在地化的和国内的情境开启了各种各样不可或缺的新视角。通过这种新的“世界主义意象”（cosmopolitan vision），世界主义社会学引出了各种经验主义和方法论的路径，诸如当代人类学、地理学和人种学等其他学科已经积极地采用了这些进路。
最后，我们回到我在这个关于风险社会世界主义时刻的演讲开头所提出来的问题：风险这种坏东西又有什么好处呢？国家自我中心主义为了其自身必须向世界主义的方向开放。我们从这场危机必须学到的其他教训是：与新自由主义关系密切的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没有任何位置。当然，另一种替代性的现代性是可能的！
参考文献：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Beck, Ulrich (2005): Power in the Global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ck, Ulrich (2006): The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ck, Ulrich (2009): World at Ris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Dewey, John (1946):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Chic CCChicago: Gateway Books.
Ewald, François (2002): The return of Descartes’ malicious demon: an outline of a philosophy of precaution. In Tom Baker and Jonathan Simon (eds), Embracing Risk: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Insurance and Responsibi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73-301.
Keynes, John Maynard (1937):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9-33.
Loon van, Joost (2002): Risk and Technological Culture. Towards a Sociology of Virulence, London: Routledge.
Luhmann, Niklas (1999): Ethik i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Soziale Welt 50/3: 247-54.
Schmitt, Carl (2005):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lverstone, Roger (2006): Media and Morality: On the Rise of Mediapol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世界社会理论大师，德国当代仅次于尤根ž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社会理论家。现为慕尼黑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和社会学。他不仅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共同提出“第二现代性”的观念，而且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者。主要论著有：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1992）、Cosmopolitan Vision、Power in the Global Age、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等等。
译者：王小钢，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沈映涵，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校者：孙国东，法学博士，复旦大学讲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
[i]当然，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一世界主义想象并不需要的和意图之外的副作用（Beck 2006）: 对正义和人权的需求常常被用于对其他国家的入侵进行合法化。当我们带来了危机和战争并因而导致对这一观念本身的血淋淋的驳斥，我们又如何能够支持世界主义的合法性呢？谁会在为战争提供便利的同时又来控制谈及和平的世界主义道德原则的副作用呢？当它将战争的可能性进行一般化的时候，“和平”又意味着什么呢？尽管我们有必要明确区分真假世界主义，然而这种区分却很难达到，因为正是世界主义的相对合法性出于民族帝国的目的而使对假世界主义的促进变得如此具有诱惑力。假世界主义出于民族霸权的目的促进了世界主义的言辞——和平的言辞、人权的言辞以及全球正义的言辞。在历史中存在大量这方面的例证；对伊战争只是最为晚近的例证。世界主义观念中从一开始就固有的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之所以反对世界主义滥用的原因，这一点体现为我在《全球化时代的权力》最后一章——“在世界主义时代萌芽时期的简短悼词”——中进行的一种（反讽的）自我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