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又有一位“名人”被擒斩于舆论界而变成人人喊打的“厉鬼”，使刀下专斩有名之将的某报从此多了份自豪与荣耀，托媒体发达之福，这会儿可不比晚清时候，榜单上每挂出一具名人“尸体”，围观行刑的大众肯定比当年要多出几十倍乃至数千数万倍，加上报上早已悬挂出被杀者的画像，就差如“文革”时在脸上打个红叉，可让大家在怀旧的情绪中尽情品赏辨认这“死囚犯”的无耻尊容。
网民更是可能击掌庆幸，大呼过瘾，暗想又扳倒了一座心中的“伪神”，看客们则可以放心大胆地围观，直至如酒足饭饱般一路唾骂着放心地散去了，因为这被斩的“名人之头”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既不会化成“厉鬼”夜间报复，也不会有能力再发一声，真真是为民除害，快哉快哉！此番开刀问斩的另一奇效，是学界个个噤若寒蝉，冰彻刺骨，真真收到杀鸡儆猴之效，由不得我们不动情欢呼，我们的舆论监督水平又上一层楼啦。
列位看官！你道是观看这次判罪行刑的意义缘何重大？容我一一列举出来：
其一，所谓“学术不规范”终于罪加一等，攀上了“剽窃抄袭”的高端罪名。如开学术法庭定案，“学术不规范”乃指写作时对所引著作文字的改写和引申尽管成为作者进一步发展思路的起点，却没有充分予以标示，如以此行为作为“不规范”立说判案当然可以成立，但“剽窃抄袭”乃指成段引述他人成果而不加注明。此次“法官”判罚故意使两者混为一谈，表明我们的舆论监督日益向着简化便利的方向发展，不但有利于发动全民识别那些知识分子“剽窃抄袭”的丑恶嘴脸，而且有利于多快好省地揪出这些不法之徒。别忘了，《炎黄春秋》上曾披露过一条史料，说当年为了跟上“大跃进”的生产节奏，镇压“反革命”都是按县布置枪毙人数才完成指标的，如此下去，既然凡是“不规范”的人都可算作“抄袭剽窃”，那超额完成纠正学风的“大跃进”指标真可以说是指日可待了。
其二，媒体监督社会舆论的水平这次得到充分展现。近些年，网络不断网住贪腐的大鱼，把他们纷纷送上舆论批判的平台，“明星”搞绯闻玩诈捐，也逃不过舆论警惕的眼睛，学者成了“名人”就如“贪官”，如“明星”，要一体对待，昭示平等，自然也不能搞特殊化，你没看见吗？女明星一旦显出单身寂寞，就立刻失去票房，她们是没有孤独的自由的，必须靠绯闻活着；男明星则正好相反，经常到处澄清自己的独身身份，以免女粉丝伤心跳楼。这给人很大的启示是，以后学者出名要趁早，出名的捷径，就是用最快速度把自己包装成一名“抄袭剽窃”专家，这样成名最快只需短短一日。学者要想保住名声，还得不断地提高“剽窃”生产力，犹如女星不断制造绯闻。举报“剽窃”者更是成为媒体的义务监督员，他们从此可以不写论文，不发真正的学术文章，面对报纸上那行刑待判的憔悴面容，人们会纷纷发出感叹：搞学问有多累呀！好不容易写出来的东西，不但动辄被指责“不规范”，一不留神就升格成“剽窃”，何不直接指责他人“剽窃”来得容易，而且当“城管”肯定比当“小偷”风光得多，于是在舆论的有效监督下，我们终于解决了一大批学者再就业的问题，媒体有功于学界从此可见一斑。
其三，千万不要相信“学者上网络就成了垃圾”这句落后于现实的混账话。我们要坚定树立这样的信念，学者讨论学问从“私域”走向“公域”绝对是一大进步。明清时，因为印刷业还不发达，私人通信完全靠毛笔书写，邮驿传送，既不经济，也不迅速。尤其是学界普遍中了钱钟书所说一句名言的毒太深，他说过，学问只不过是荒江野屋之中二三野老切磋之事，这不明摆着是把学术当个人私物欣赏的小众心态发作吗？现在媒体这般发达，学问成了天下之“公器”，你还标榜古人那套私人交往切磋的伎俩，还争辩说，只有在相互尊重个人人格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所谓“诤友”，实在是迂腐之见。
其实我自己在这方面也觉悟不高，缺乏悟性，这里拿出一件事做个检讨，有一次，我发表了一篇讨论清代“文质之辩”的文章，有一位湖南的老编辑给我亲笔写来一封长信，他不用电脑，只能用钢笔写信，就其中他认为文中的错漏之处一一指点讨论，我则在即将出版的著作序言中赞其此举颇具古风，心中一直荡漾着感佩之情。自从这几天一不留意成了围观问斩“剽窃抄袭”的一员，看了行刑示众的整个过程之后，自己深受教育，觉得那老头哪有什么“古风”，完全不会与时俱进，早知如此，我也应该把自己五花大绑，头上插根木牌，上书“抄袭罪人”绑到刑场问斩，至少应该把自己的大头像寄到报社，挂在榜上，自己最好给画像上提前打上红叉，以示自己罪大恶极，唯一的担心是自己够不上“名人”的级别，这般鲁莽地把自己送上门去，也许会石沉大海，因为在这个出“恶名”也能获利的年代，想把自己搞臭也是需要很高的公关技巧的。
以上是我把自己权当看客而获得的一点观感。目前，张榜示众攻伐“剽窃抄袭”的震撼效果已经不仅能促使人争当看客，而且使那些曾有信念撑着想当“知识分子”的清高人动了凡心，老想绑架几个“名人”试试自己宰杀异己之刀的锋刃到底锋利几许。学术从此走下神坛，让人触手可及地就能扬名立万，这也算是“学术规范化”后意想不到的一个新景观吧。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