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科学主义的上述内涵，观照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发现，中国存在科学主义。主要有下列几方面的原因：
从历史的渊源看，近代自然科学不是在中国诞生，而是在西方诞生的。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吸收、利用、发展有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它必然与中国先于它存在的、与它的理念相违背的各种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产生碰撞，以完成它在中国的建制化和专业化，确立它的地位。碰撞的第一波是鸦片战争，引来了中国人对西方科技的觉悟。西方的船坚炮利使许多有识之士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利用西方的科技才能挽救危难的国家，魏源的“师以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等体现了这一点。这一时期对科学的引进主要集中在科技的物质价值层面上。碰撞的第二波是“五四”启蒙运动。它明确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把原来仅停留在器物层面的科学提升到了形而上的层面。发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的“科玄论战”，核心内容就是讨论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论战的结果是科学最终战胜了“玄学鬼”。至此，科学主义在中国扎下了根。这点正如胡适在科玄论战时所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之后，随着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发展，科学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逐渐主宰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头脑，科学成了神圣权威的代言人，成了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标准。
改革开放以后，对科学的态度没有本质的改变。人们普遍将科学与绝对真理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对科学缺乏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社会学的反思批判，而把它当作富国强民的工具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必然导致科学精神的失落。向科学进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知识经济的号角响彻云宵。科技获得了巨大进步，它的社会应用取得了巨大的正效应，它的物质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一切使中国人实实在在地认识到了科技应用的巨大威力，但也增强了人们盲目崇拜科技的情绪。加上中国应用科技的时间较短，科技产生的正效应比较大、负效应还比较小，负效应没有受到普遍的、应有的重视，这又导致人们对科技缺乏批判反思。科技乐观论和万能论大行其道，科学主义作为一种集体意识深深积淀到我们的思想观念中。（注：这里的“科学万能论”不是指“科学是万能的”。科学确实不是万能的。稍有一点知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对于科学，存在条件的不可能性、资源的不可能性、数学的不可能性、物理的不可能性。任何主张“科学是万能的”的人，都是错误的。但是，对于那些科学素养不高的人，甚至有时是那些科学素养比较高的人，他们会因种种原因，对科学的真理性产生盲信，对科学的社会应用产生惊奇……最终会对科学产生某种崇拜，会产生诸如下类的朴素想法：对于科学，过去认为很多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已经实现了；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现在没有的，将来会有。以致他们发出这样的惊呼：科技进步能够将一切不可能转化为可能；没有科技所不能为的；科技进步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如环境问题、粮食问题等。我们所称的“科学万能论”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的。对于这一问题，当另文阐述。）
再从现实的原因来看，当代科学技术教育的偏失也是科学主义得以存在的根源。完全意义上的科学包括解释层面、精神层面、器物层面和社会层面。“解释层面”就是科学知识部分，“精神层面”包括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它是科学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内在要素。“器物层面”指科学可以转化为技术，用来变革自然，为人类服务的部分。“社会层面”指科学对社会可能产生的正、负作用。完整的科学教育应该包括这四个层面。国民科学素质的构成也应该包括这四个层面。但是，我们的自然科学教科书的编排是“以知识体系为中心”的，选取的是经过长期实践筛选、积累下来的科学知识。它舍弃了科学发展的具体过程，展示的是一个个成熟的、静止的、正确无疑的科学理论，缺乏科学发展的历史性、渐进性、探索性和可错性，缺乏对科学知识及其社会应用的批判性分析，从而也就失去了科学的精神层面、器物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展现过程。另外，从教学看，由于应试教育片面追求运用科学知识解决理论难题，教学仅仅是知识点的传授与学习过程，所以，科学教育成了单纯的科学知识教育。由此形成重科学理论，轻科学实验；重科学知识，轻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态度；重理论难题的解决，轻实际问题的处理。这又必然造成科学的精神层面、技术层面、社会层面的失落，导致学生高分低能，不能从历史的角度理解科学。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本无从了解科学知识的来龙去脉，学习的过程成了被动接受的记忆过程，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努力。结果，尽管学生掌握了一些科学知识，但是没有在了解科学发展及其应用的过程中体会科学的理性批判精神、科学方法的多样性以及科技的社会应用所体现出来的正负价值。这样一来，学生所获得的是科学的绝对真理观、科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以及科技乐观论的观念。科学教育成了科学主义教育。这也是当前我国科学主义观念得以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科学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很多。具体而言，它的产生与我国的社会背景、科技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应用有关；与人们缺乏对科技的物质价值、精神价值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有关。有人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科技水平比较落后，不会产生科学主义观念。不能这么说。也许正是由于科技水平的落后，生活的贫困，人们才对科技抱有过高的希望，由崇尚科学变成崇拜科学，试图依赖它强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况且，从认识论上说，科学主义观念的产生正是在对科技有了一定认识，而又没有深入全面认识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点与中国社会的现状非常符合。
这里，有人会问：“既然在中国有这样的科学主义，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伪科学的东西存在呢？”造成这种看似矛盾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一是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看，与科学不一致的东西很多，积淀很深，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这就给伪科学以可乘之机。二是科学不是在中国产生的，而是引进的，因此也更多地缺少在与其它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因素作斗争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发展的经历，这也导致它对这样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因素削弱得不够。这点与西方国家不同。这为伪科学在中国的盛行创造了条件。三是科学主义观念的存在甚至盛行并不必然导致伪科学的消失。可以说，正是科学主义观念的盛行、科学知识的缺乏和对科学的盲目崇拜被伪科学利用了，从而使它的产生甚至盛行得以进行。就这一意义而言，它们是伪科学产生的重要前提。四是对科学主义的激进反对，对科学真理乃至科学应用的绝对否定也会导致反科学的出现。这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伪科学的产生和盛行。
结论是：中国存在科学主义。既然如此，它的影响怎样呢？如果有不利影响，应该如何恰当地反科学主义呢？这些问题需要具体深入地分析。
参考文献：
[4]胡适.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282.
